现世空间的批判与重组——刘醒龙的两部长篇及相关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部论文,长篇论文,话题论文,空间论文,刘醒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世空间：“公共性”的崩溃
选择“现世空间”这样一个术语来谈论刘醒龙的写作在我是颇费踌躇的，因为从“公共性”、“公共空间”、“公共生活”以及“公民意识”的角度来阐释刘醒龙的写作并肯定其重要意义已经成为不少批评家的基本共识，这样的阐释也获得了作家本人的响应和认可，但我思之再三，还是回避了这些流行的、对我来说也可能是较为讨巧的谈论方式，也许这是一次凶吉难料的批评冒险，但在我看来，刘醒龙的写作活动是我们讨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不容回避的重要话题，他的重要性也使批评者乐于从事这种冒险。
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否认通过对“公共性”的寻求建构和拓展“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相反，在当下中国价值失范意义崩解的转型时刻，这样的努力不仅是人文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所面临的紧迫任务，而且一切严肃的寻找本身都因其艰苦卓著而显得尤为悲壮，在此意义上，我对刘醒龙的《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与《寂寞歌唱》所做的真诚努力充满敬意。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所应建构或为之辨护的应该是怎样一种“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的建构基础又当为何？或者说，我们应该在怎样一种“公共性”的基础上建构和拓展“公共生活”？虽然“公共生活”是人类社会克服自然状态、摆脱专制集权进而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惟一通道，但是并非每一种“公共生活”都是充分正当的，有时“公共生活”内部的暴力、冲突和不义便会作为自我解构的力量造成其“合理性危机”和它的最后解体。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黑格尔所肯定的“公共生活”只是有着“理性的节制”并且一切利己的目的均受“普遍性”制约的“公民社会”〔1〕，在约翰·基恩那里， 他虽然确信“晚期资本主义的彻底改革，关键在于通过建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来削弱公司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力”〔2〕， 但在行文时却处处小心地在“公共生活”之前加上“独立自主”这样一个限制性定语。同样，哈贝马斯和丹尼尔·贝尔都曾不断提醒要警惕“公共生活”领域的“重新封建化”〔3〕。
从这样一个检验“公共生活”是否正当的基本前提出发，我们发现，当前批评界对于刘醒龙以及以刘醒龙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写作的“公共性”及“公共生活”的阐释与辩护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这种“误读”以及建立其上的倡导导致了部分作家对自身写作的阐释错位，也导致了对于“公共生活”内部差异的掩盖与轻视，与此相关的后果便是对于现实生活触目惊心的不义现象的谅解与辩护，在一定程度上，它还与社会不公构成了“与狼共舞”式的共谋关系。实际上，刘醒龙的两部长篇写作《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和《寂寞歌唱》（以下分别简称为《生命》与《歌唱》）已经在客观上修正了这种“误读”和“错位”，《生命》与《歌唱》所着力展现的已经不是“公共性”的创生，而是“公共性”的崩溃，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基于不义的“公共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生活”在其内部差异力量的剧烈冲突下走向解体的全部过程，刘醒龙对此过程的逼真揭示也使《生命》与《歌唱》具备了一定的批判性。
《生命》与《歌唱》里的阀门厂和农机厂这两个“公共生活”便是以这样一种不义的“公共性”为基础的，它的实质在于丧失基本的人道原则和社会公正这一“普遍性”的“容忍”。我们发现，来自乡村的农民工人为了进入这一“公共生活”不仅在工时、工种、定额和工酬上与城市工人有着巨大的反差，而且还在爱情生活上饱受屈辱，他们甚至还会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被逐出这一“公共生活”，农民工人所承受的，是公然的掠夺与歧视；农民女工玉儿和小英为了取得城市户口真正占据“公共生活”的一席之地，不惜以“公费情人”这种卖淫的方式来“分享艰难”，她们不过是特权者的“玩物”。“在农民和城里人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道德和良心可讲，城里人总在叫农民学他们的文明，可他们却将农民的野蛮拿去加以合法化，回过头来对付农民……农民的头永远只有城里人胯下的鸡巴那么高”，这就是陈西风的阀门厂这个城乡并置的“公共生活”的真正面目。从另一方面看，《生命》与《歌唱》中的“公共生活”是干部和群众共同构成的，这里的真相在于：“你（高天白）当了一生的劳动模范又怎么的，我昨天还听见你老婆哭穷说家里已有二十多天没吃肉了”，“老高那样的做还吃不上肉，可当官的却成天坐好车，喝好酒，抽好烟，玩好女人”，“工人挣的利润还不够头头们请客送礼花销”，尽管如此，作为赤贫者的高天白抱持的却是一种“犬儒”式的态度：“吃吃喝喝并不可怕，怕的是大家都不愿上班做事”，这真是愚钝得可笑的“仁慈”……一边是林茂们物欲和淫欲的极度膨胀，一边是石雨们兢兢业业的埋头苦干，极为尖锐的干／群对立便以普通劳动者无可奈何的良知的沉默、屈辱的忍让达成了和解，《生命》与《歌唱》之中“公共性”的本质分明已是丧失了起码人道原则和社会正义的“公共性”。
有的论者可能会以不义的局部性来为这种“公共生活”的整体性不义开脱，因此，我特别注意到了《歌唱》之中“法”的尴尬处境。《歌唱》所展现的“公共生活”有着大量的行贿受贿、卖淫嫖娼、贪污腐化等违法行为，而在这里，“法”并未取得其作为“普遍性”的代表的最高地位。对于形形色色的犯罪，“法”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卑贱”的，它惟一有所作为的时候便是作为县委书记和罗县长权力斗争甚至是意气之争的工具。徐子能的被捕与释放以及林茂的一场虚惊所体现的已经不是“法”的力量，而是权力的万能，在此，被黑格尔视为社会“公共生活”最高普遍性代表的“法”已经因为权力的僭越丧失了全部庄严，这样的“公共生活”根本不是我们所应该辩护的“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从而，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社会。
我同样注意到了《生命》与《歌唱》之中两位值得尊敬的老人（陈二佰和林奇）。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劳动与仁慈对堕落世代的执著教化来挽救日趋崩溃的“公共生活”（陈西风的阀门厂和林茂的农机厂），然而他们坚持不懈的长老型教化及其终归无效与我刚才指出的“法”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现世空间“乡土礼俗性的社会本质”〔4〕
至此，我们发现，刘醒龙的《生命》与《歌唱》所展现的根本不是值得辩护的现代公民社会，而是由封建性的乡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无序之地，这是一个充满根本性差异与冲突的“公共生活”，不义和屈辱乃是它的真正基础，它的崩溃已属必然，也许真正合法的、摆脱专制暴力并且惟有“法”的尊严的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会在新生的段飞机的特种阀门厂和林青、大马们的股份制企业那里出现，但这仍然只是一种期望和可能，决定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的关键仍然在于，新空间的重建是否能以合法的“公共性”作为基础，或者，此一空间的“独立自主”性到底如何？
劳动与仁慈：新支点的寻求
刘醒龙是站在劳动与仁慈的基点上对现世空间的不义真相进行批判的，其拯救与重建的基础也正是这样一个新的支点，诚如《生命》之中陈二佰对陈东风的谆谆教导所指出的：“天下之人在自己一方是要劳动，在对别人的一方是要仁慈”，这句箴言充分体现了刘醒龙朴素热忱的劳动理想主义和仁慈情怀。
在《生命》里，刘醒龙借助陈二佰、陈东风以及高天白之口对于其劳动理想主义的真义作了多次直接阐发：“生命中最美丽的东西是劳动创造的”，“人活着就要劳动，能劳动才能说是活着”，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会有收获，但无论如何劳动是一个人生命的证明。打门球、练气功、跳老年迪斯科那只是表演谁还活着，活着不是生命。失掉劳动就失掉了生命”。可以看出，在刘醒龙这里，劳动与生命的同一乃是完全自明的，它是决定生命个体是否存在的终极性标准，所以刘醒龙便有了对于工艺和农事这些人类基本劳作的不无琐碎的大面积的激情赞美。《生命》所展现的充满劳动的空间都是诗情洋溢的欢乐的空间：“工厂车间里真正的欢乐是劳动的欢乐，真正的美丽是劳动的美丽”，无论是工艺生产“湛蓝铁屑”的出现还是农耕时节开犁的欢乐，都是“劳动的美丽”和“劳动的欢乐”。而陈东风返归乡土时的田间劳作给他带来的已经全然不是劳动的艰苦，却是劳动的亲切与沉醉：“在时空阔大无穷的俯瞰里，任何其它舞蹈都是苍白的和滑稽的，惟有劳动才是宇宙看不完演不尽的真正舞蹈”。劳动已经不再是“有用”，而是一种审美，是劳动者的至福。
然而，《生命》中的“劳动”“又不仅仅是生命诗意方式的存在，对于生命个体的堕落以及现世空间的崩溃还有重要的拯救功能。起码在作为劳动理想主义者的陈二佰们看来，确是如此。阀门厂的破败和汤小铁们的堕落被陈二佰们简单地归过于懒惰，陈东风在就任车间主任之后首要的治理措施便是工时与定额的增加（还有一个属于“仁慈”的措施，即实行福利及城乡工人的同工同酬），而汤小铁灵魂的得救也是归于劳动的效用。正如高天白所言，对于劳动的远离会造成生命的空虚，因此劳动还有近乎神奇的心理治疗作用，王元子精神病态的复归正常、赵家喜和王副县长道德和心理上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平衡，全部借助于劳动的这种治疗作用。更加重要的是，在王副县长等“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到群众中去”的动人时刻，现世空间严峻的对立与冲突已经得到了彻底的化解：“在金属的奏鸣中，他们默默地做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没有语言，没有思想，眼睛、心灵和手都在和谐地向着一个方向一种目的，在这种合力之下，坚硬的钢铁顺着意志一步步地变成了人所希望的形状”……由此看来，刘醒龙的劳动理想主义无疑又是过于浪漫的。
刘醒龙批判和重建现世空间的努力还在于对古老的伦理资源“仁慈”力量的求助。《生命》里的陈东风不仅是陈老小、陈二佰和高天白们劳动理想主义的共同传人，更是这种仁慈力量的集中体现。诚如段飞机对陈东风的评价所指出的，他“只相信仁慈的力量”。陈东风在处理自身与王元子及王元子与方豹子、赵家喜的关系时的善良、他在来自乡土的农民工人遭受城市工人欺压时的勇敢和沉着、他对段飞机挤垮阀门厂阴谋的拒不合作而对后者的忠诚以及他坐怀不乱的自持和对方月的“非礼勿视”与“行止乎礼”……如此种种，刘醒龙笔下的陈东风不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而且“仁者有勇”，几乎成了一个包罗众德的理想仁者。陈东风和陈二佰、林奇（《歌唱》）一样，不仅运用“仁慈”来处理自身面对的伦理问题，而且还试图以此来化解现世冲突进而挽救日趋崩溃的两家工厂，林奇对于石雨、卢发金的接济和对儿子林茂的谴责以及对何友谅的举荐，便是这种化解和拯救的一种努力。
就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言，劳动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使人类得以产生，而且也是人类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根本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真正属人和由手段到目的的转换更是意味着人类的真正解放。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二十世纪，人类消费欲望的畸形膨胀而人类精神的严重赤贫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在九十年代当下中国的独特语境中，刘醒龙的劳动理想主义与仁慈情怀对于物欲放荡、道德失控的奢糜世风无疑有着重大的警世意义，它和主流话语不断倡导的坚守平凡岗位埋头苦干一样，都可看作是拯救世道人心的善意努力。
正如刘醒龙在《现实主义和“现时主义”》一文中所自谓的，《生命》与《歌唱》的写作相当明显地体现了作家对于民族“优根性”的寻求〔5〕。相对于此前后现代主义文学消解意义的游戏态度， 寻求新的支点、重建现世空间无疑值得尊敬，以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与仁慈来批判与重建现世空间也表现了刘醒龙可贵的底层精神与平民意识，另外，这也昭示了刘醒龙已经放弃五四以降现代知识分子所操持的西方启蒙话语，转而从本土传统及社会民间寻求精神资源。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刘醒龙放弃对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而以劳动与仁慈这样一种“优根性”来重建现世空间的可能性到底如何？这里，我们一方面要考察《生命》与《歌唱》中“劳动”与“仁慈”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更要检讨这种“优根性”的重建努力是否有效？
即使是《生命》与《歌唱》里最具劳动精神与仁慈情怀的高天白与林奇，他们的劳动与仁慈并未取得充分的正当性。在高天白以及以他为代表的阀门厂工人这里，劳动并未真正地属人，劳无所得同样也使高天白感到深重的失落与痛楚，而《歌唱》中的林奇，更因其对于儿子林茂犯罪的“仁慈”与变相销赃颠覆了“仁慈”的正当性。在作为历史性存在的“现世空间”，这不仅是高天白与林奇两个具体人物的困境，更是劳动与仁慈自身的历史性尴尬。
《生命》与《歌唱》的现世空间中的劳动与仁慈除了自身的悖反之外，它们的真正命运乃是不断的受挫与失败。多年的“劳动”模范陈老小的让位于“赚钱”模范段飞机、陈东风城市梦想的失败与其对乡土摇篮的回归、陈二佰和林奇以劳动与仁慈所从事的执著教化及其终归无效……这些结局无不喻示着《生命》与《歌唱》以劳动与仁慈重建现世空间努力的彻底无效。相对于陈西风的阀门厂和林茂的农机厂而言，段飞机的特种阀门厂和林青大马们的铸造厂这两个新的空间的重建基础已经根本不是劳动与仁慈，而是现代性的野心勃勃的竞争精神（段飞机的特种阀门厂）和利益原则（铸造厂的股份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段飞机们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优根性”的“仁慈”却原来是一场“欺骗”与“利用”，他们的真正动机更在于塑造企业形象的利益原则，在当下中国的现世空间，这是历史之恶，也是历史之善。
“公民叙事”：主体身份的危机
“公民意识”是作家刘醒龙及其部分论者所提出来的一种新的叙事原则，国内文学界极有影响的《上海文学》也很推崇以刘醒龙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的写作所体现出来的“公民意识”并将这种“公民意识”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审美意识着力倡导。刘醒龙曾经指出：“我们有的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公民。‘公民’与‘平民’并不完全一样。公民的言行必须有责任。作家的内心是自己的，作品却是社会的，要对社会负责，责任感很重要……我觉得1995、1996年出现的这一批作品（指的是“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笔者按），最大的特色是公民意识的出现。在这个社会变革时代，我们应承担起责任，通过写作承担责任和表现这种责任。”〔6〕
在饱受“怎样都行”的后现代主义游戏的重创之后，作家责任感的复归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出现自然应是文学的幸事，当代文学由“主流叙事”到“知识分子启蒙叙事”和“后现代叙事”的逐步嬗变，“公民叙事”的倡导有可能创生一种更具合法性的现代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有可能是对已然受挫的现代性的严肃反思和艰苦重建。然而刘醒龙的叙事实践以及部分论者对“公民意识”“平等、参与、容众”的基本特点的阐发却与我们的期望较有距离，这种“容众”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公民意识”的“责任感”的发挥，我想从对《生命》与《歌唱》中叙事主体的考察入手兴许能较为清楚地探知刘醒龙“公民意识”的真正内涵以及“责任感”的贯彻程度。
正如有的论者曾经指出的，刘醒龙的“公民叙事”有着明显的“平等”姿态和“容众”“气度”。这种姿态和“气度”造成了叙事主体和现世空间之中紧相纠缠并且有着严重冲突的各种“合理性”的普遍认同，自然也就导致了“公民叙事”理性批判精神的缺如。应当承认，叙事主体对于不同“合理性”的认同有着程度上的差异，差异的存在使得我们得以明察作家试图建立的叙事立场，无疑地，这一立场正在于作家为民族“优根性”的劳动与仁慈，这也是其批判和重建现世空间的真正基点，所以叙事主体对于陈东风陈二佰陈老小高天白以及林奇的“劳动与仁慈”才会有热情洋溢的诗意赞美，对于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才有较为生动的细致“讲述”。但是叙事主体在“讲述”现世空间的暴力、不义等“合理性”时，采取的却是一种“认同性”的“把我们挡在情感反应和道德评价大门之外”〔7〕的外视角的叙事方式， 这种叙事方式最为典型地表现为《歌唱》对卖淫嫖娼、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社会犯罪行为以及对陈西风／方月、林茂／赵文两对夫妇性事的写作之中，这时的叙事主体有点近似于余华及一些新写实作家的“零度写作”，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丧失了基本的价值立场和道义原则的冷漠主体，于是“公民叙事”便在这里表现为对于暴力和不义的“平等”和“认同”，贪欲和犯罪也已成为应被宽容的“合理性”。
叙事主体在劳动与仁慈、暴力、罪恶、淫荡、贪欲和弄权之间的不断游移，已经昭示了它在实质上的分裂。已然分裂的叙事主体严重限制和削弱了《生命》与《歌唱》的现实批判精神。在审美意义上，还使劳动与仁慈的失败丧失了应该具有的悲剧意味。《生命》里的陈东风失败之后精彩的内心独白也因此失却了可能产生的悲剧性的艺术感染力。由此看来，刘醒龙的“公民叙事”所试图贯彻的现代公民的责任感已经因为叙事主体的游移和分裂而大打折扣，无论如何，叙事主体对于不义的“冷漠”和“认同”都是我们难以接受的，这也不是现代公民意识所需要的严正的责任感。
我们发现，《生命》与《歌唱》的叙事实践和作家的叙事主张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位”，这是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我对刘醒龙的“公民叙事”陷入如此窘境的尝试性解释是：“公民叙事”与此前存在的“主流叙事”、“知识分子启蒙叙事”和“后现代叙事”有着异常复杂的继承关系，它乃是由“主流叙事”的对于体制的辨护与认同、“知识分子启蒙叙事”的现实精神和入世姿态、“后现代叙事”的相对主义和冷漠叙述交杂混生的产儿。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看，“公民叙事”的诞生无疑是令人欣喜的，但是这种新的产儿却又因其主体位置的游移、主体立场的易变和主体身份的暧昧不明足以令人忧虑。我想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可能在于，面对九十年代中国的复杂状况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刘醒龙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身份迷失，他在知识分子／现代公民／体制人员等多重身份之间尚未真正确立自己的主体身份。可以说，刘醒龙的困窘其实正是作为知识者的我们的共同的现世处境。在此意义上，我注意到了《生命》之中仅有的知识分子形象肖爱桥，这个意味深长的人物形象典型地喻示了现世空间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及其严重的主体身份的危机。一方面，肖爱桥近乎痴愚的“开发民智”的启蒙企图使他不断遭到民众的拒绝（陈东风、黄毛等）〔8〕，另一方面， 这种启蒙企图又使他在“体制”那里不断“讨嫌”，强大的“体制”所给予他的甚至还是残酷的“戏耍”，这是现世空间对于精英知识分子的整体性排斥。
当然，刘醒龙笔下的肖爱桥最后放弃了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教育企图而认同了后者。在《生命》的结尾，肖爱桥是以这样的方式“回归”民众的：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陈东风想起还缺一个人，算来算去，才知道是肖爱桥还没有来。雪花正说自己绝对通知到了时，从窗口传过来几声萨克斯管声，接着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这音乐声中朗诵起陈东风昨晚一口气写出的那篇《默默独处》，肖爱桥在音乐和朗诵声中走动的样子极像教堂里布道的牧师。雪花一下子就听懂萨克斯管独奏曲是一种归家的情绪。……肖爱桥突然激昂起来，他连续三遍重复朗诵着一句话：生命是劳动与仁慈。
这里我们发现，知识分子肖爱桥与民众之间的“科学启蒙”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取而代之的却是民众对于知识分子关于“劳动与仁慈”的“启蒙”，这是民众的胜利，是被启蒙者对启蒙者的胜利。知识分子只有放弃自身的精英姿态和“知识分子身份”，才能真正地“归家”，并为民众所接纳，这就是刘醒龙为肖爱桥找到的命运归宿。从刘醒龙对肖爱桥身份建构过程的讲述所体现出的叙事立场来看，他对后者的复归民众显然是无比欣慰赞赏有加的。其实，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的主体身份的变化未必不是如此，正如《上海文学》1996年第10期《编者的话》所指出的，“公民意识”的重要特点便是在于对知识分子精英叙事启蒙立场和“教主”心态的放弃与逃离。这种放弃与逃离昭示出刘醒龙“公民叙事”的根本性误区在于，他在建构自己的主体身份的时候，“公民身份”的过度强调取得了对于作家“人文知识分子身份”明显的优先性，从而导致了新的主体身份之内知识分子身份的严重缺如。从身份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刘醒龙显然未能处理好公民／知识分子身份之间的辩证关系。其实，公民身份的确立并非要以知识分子身份的取消作为代价，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兼容与互补的，知识分子身份的特殊性正是其公民身份的构建基础。对于这一问题，了解一下宣告知识分子之死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的看法兴许不无启发。利奥塔在强调知识分子应该放弃对于普遍价值（人道、民主、自由等在他看来的“宏伟叙事”）的承担而转为一个“享受着普通公民的权利，行使着普通公民的责任”〔9〕的普通公民时， 仍然指出当社会存在着无辜的受害者的特殊时刻，作为知识者的普通公民也应该“转帐”使用普遍价值所赋予的权威并为受害者的无辜提出控诉，更不用说利奥塔的谈论对象是“现代性”充分发达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公民。因此，面对目前仍然充满无辜的受害者（我以为《生命》之中农民工人的无辜性尤为强烈）的现世空间，刘醒龙的“公民叙事”也许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公民／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变单纯的“公民叙事”而为“知识分子公民叙事”，同时承担知识分子／公民的双重责任，才能为“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开拓出更加广阔的未来。
注释：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5年4月版第198 页。
〔2〕〔3〕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页，第181页。
〔4〕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6月版。
〔5〕《上海文学》1997年第1期。
〔6〕《芳草》1997年第2期《关于当前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讨论纪要》中刘醒龙的发言。
〔7〕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09页。
〔8〕《生命》之中的民众有着普遍的“反智”倾向， 这使他们仍然存在于一种黑格尔所说的“自然纯朴状态”，是一种有待“教育”的朴素主体。
〔9〕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19页。利奥塔此言不仅强调了公民的责任， 也同样重视公民应享的“权利”，后者正是“公民叙事”有所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