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的中外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国民经济论文,中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统计在中国、在外国都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数理统计在经济中的应用，再一是指有关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国民经济现象数量方面的统计方法论。其实，在英文中，二者比较容易区分，前一个通常不区分宏观和微观，与商务联系在一起，叫做Statistics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实际上是适用于商务和经济领域的统计学，按照中文简洁的表述方式来组织，即商务经济统计；后一个则是Economic Statistics，就是对经济的统计，如果为了便于区分，也可以叫国民经济统计学。本文想比较的即是后一种经济统计。
一、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不是以数理统计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统计学
有的学者以为，世界上只有一门统计学，即理科的数理统计，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可以不少事例来说明国民经济统计的现实存在。
2000年1月，美国《现代商业概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发表了专栏纪念文章，主题为GDP:One of the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Century即《GDP: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赵彦云、伍业锋编译了这组文章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美国就GDP和NIPAS所做评析对中国的启示。
这组文章所披露的观点涉及了十六、七位美国经济界的重量级人物，其中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商务部长威廉·W·戴利(William M·Daley)、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逊(Paul·A·Samuelson)、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N·贝利(Martin·N·Baily)、财政部前部长罗伯特·E·鲁宾(Robea·E·Rubin)等。
纪念文章虽然以GDP来点题，文中还谈到了NIPAS，即美国独特的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但实际的评价却包含了整个现代国民经济统计。这是因为，现代国民经济统计的主体和基础是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而其核心则是GDP。所以，这里GDP成了国民经济统计的代名词或者形象说法。
联邦德国统计局1996年曾出版彼得·冯德利普教授的《经济统计学》，该书的中文版1997年出版，联邦德国统计局局长约翰·哈伦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该书“把经济统计的科学介绍、数据的涵义和说明相互结合起来”。“书中对经济统计专题的探讨从根本上反映了德国常见的实际情况，德国官方的原则符合国际标准”。“该书20年来在德国不断再版，成功地用于大学教育，同时也被各部委、经济团体和科研机构所采用”。
日本有斐阁书屋1984年曾出版高木秀玄的《经济统计学讲义》。中国台湾学者洪澄洋曾于1982年出版过《经济统计实务》。
就是特别强调数理统计发展的中国学者戴世光先生，也曾于1984年，即全国第二次统计科学讨论会召开后的第二年，主编了《世界经济统计概论》，戴先生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则系阐述和研究：(1)调查、编制、计算、加工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统计数字的方法；(2)使用若干国家的经济统计数字，着手统计比较分析经济动态的方法”。“应当指出，正是由于统计指标设计具有客观现象的性质、范围、范畴和空间、时间等计量方法问题，才需要编写《世界经济统计》来阐明主要国家各类主要经济统计指标的概念、定义及其计算方法”。
在世界上，有专门研究经济统计方法的学术团体，如国际统计学会下面的官方统计学会，还有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该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统计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有专门的经济统计学术刊物《收入与财富评论》(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且不说，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欧洲共同体等国际组织统计部门多少年来出版了大量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统计其它方面的文件和研究成果。这些都是统计学界有学之士有目共睹的。
二、国民经济统计学并不仅仅是、或只能是数理统计的应用
国民经济统计学要大力应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这是根本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学科A应用学科B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它就必然成为学科B的应用学科。从逻辑上看，这是两个有着本质不同的命题，不可混为一谈。
这里想强调三点：
国民经济统计学的方法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对国民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它当然要应用或者应主要应用数理统计的方法，但除此之外，数理统计的学者应该允许从事经济统计研究的同志应用其它方法。天津财经学院肖红叶教授曾指出，“数理统计方法是经济问题研究的主要工具，但不是工具的全部。研究中应根据需要可以应用其他的数量分析方法，如规划方法、博弈方法、控制论方法、非线性动力系统分析方法、复杂性分析方法等，只有应用合适的方法才可能把研究推向深入”。
国民经济统计学确实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但从其最本质意义上来看，它是宏观经济学在数据分析方面的应用。国民经济统计学对国民经济指标的设计、调查和分析，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必须有其科学凭据的，这依据就是经济学对经济运行过程分析的基本原理。早在1984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就出版过一本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写的《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应用》，翻开这本书，就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统计学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国民经济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方法论学科，它应该在经济理论与政府经济经统计工作之间构建一座桥梁，使得政府经济统计工作有更坚实的理论支持，有独特的专门的方法论支持，从而得到科学的统计结果。应该看到，仅仅有现成的经济理论，还不足以就得到良好的经济统计工作产出。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国际组织，花了那么多年时间，组织了那么多经济统计专家，去研究国民经济核算等一系列国民经济统计的方法文本。
三、两种经济统计都是与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的
就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中国的经济统计大多是舶来品，自己的发明创造很少，无论是数理统计的应用，还是国民经济统计方法，都是如此。数理统计的应用这里无须多说，国民经济统计方法也决不是中国人自己的杜撰。前面我们提到不少国民经济统计学的例子，大都来自国外，而且为了更有力他说明问题，我们的例子大都选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在1994年由国际统计学会发起并组织召开的“国际统计未来的长期展望”论坛上，国际统计学会常设办公室主任佐尔坦·肯尼西(Zoltan Kenessey)发表了题为《国际统计组织》的论文。其中他谈到：“根据我对官方统计的看法，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与官方统计活动有关的某些知识领域也应作为广泛的统计学科群中适当的组成部分，因而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
肯尼西列出了某些分支统计学科的名单，这个单子包括六个大类：(1)统计理论；(2)经济统计（综合经济统计、国民核算、各种经济分支统计学等）；(3)社会统计（人口和社会现象统计以及其统计分析）；(4)物理统计、生物统计及其它科学统计环境及许多其它领域的统计；(5)统计活动科学（其中许多领域可以作进一步划分或有发展潜力，具体范例包括统计体制理论、数据收集方法论、数据处理方法、信息与传播系统、统计效率理论等）；(6)统计史。
肯尼西认为这个名单和“重要意义在于把有关‘官方’统计活动的几个领域作为完整的统计科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有些分支学科已能够提出重要的科学论断，毕竟，一些诺贝尔奖已颁发给一些在统计重要领域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专家”，这里肯尼西提到的领域都是国民经济统计方面的。肯尼尔认为：“官方统计同样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学术领域。它的复杂程度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并不亚于理论统计”。政府统计“可以比统计其它分支学科提出更多的学术需要”。
当然有三点情况是要注意到的：一是数理统计的应用面较广，既可以在宏观层次，也可以在微观层次，因而市场较大；而国民经济统计方法的应用面则相对小多了，主要是在宏观层次。
再一是国际统计界较为活跃的是数理统计，官方统计只是其诸多分会中的一个分会；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更多地是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存在着，它在各国际组织的活动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其三，数理统计只是用统计学Statistics这个名称，而国民经济统计学还用国民经济核算(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社会核算(Social Accounting)、国民核算(National Accounting)等名称。
四、经济学类的统计学在中国早已不是前苏联的文科式统计学了
尽管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不是中国的创造，但中国统计界的学习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统计界就开始探索新形势下官方统计的改革方向，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SNA就被系统地介绍到大陆来，在讨论中国官方统计的目标模式时，有相当一批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要以新SNA为主体来建设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高校，新SNA的内容逐步代替了原来苏联MPS的内容。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这种替代的工作就已经完成。应该看到，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学者在推动这方面改革时是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心血的，尽管我们至今也还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果，尽管我们还仍然有许多艰苦的研究工作需要开展，但那么轻易地就将中国国民经济统计学者二十年的工作一笔勾消，似乎失之偏颇。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将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从有改无，而是将它从原来的MPS体系改成新SNA体系。从方法和技术这个层面看，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国民经济统计有了很大的变化，各种现代分析方法，包括许多数理统计方法被应用到国民经济统计工作中来。尽管国民经济统计仍然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但它决不是纯文科式的统计学了。
我们感到，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再那么刻意地强调理科与文科的界线，坚持非理即文的思维，似乎有些落伍。另外，坚持搞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也并不就必然是坚持前苏联的文科式统计学，在学科争论中，多一些实事求是的说理，少扣些帽子，似乎更能赢得别人的理解。
五、再说几句“大统计学”
说到两门经济统计，就必然涉及到“大统计学”这个话题了，这曾经是中国大陆统计界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它牵动了那么多学者的心头和笔头，甚至有的知名学者还为发明“大统计学”的“知识产权”闹了点小意见。
我们更偏重于学科的实质性发展，更偏重于市场需求对学科发展的导向作用，至于名份的事其实勿需多说。但从促进国民经济统计与数理统计的结合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支持“大统计学”的讨论。我们只是在对讨论的关注中感受到了某些偏差，才就探讨需要注意的问题谈了一些看法，期望能引起更为冷静的思考。
从“大统计学”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在相同的用语里，不同学者的真实见解并不那么一致。我们以为，中国科学院陈希孺院士的观点对学科的发展是最为正面和积极的。陈院士说：“依我之见，‘大统计’的主张并非要抹平社会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之间的差异或将二者融合为一，而是在于：(1)两门统计学相互吸取对方的长处，以扩大自己的视野、研究内容和工具。(2)两门统计学的工作者相互学习，增进了解，将数理统计学的方法和工具应用到社会经济统计问题的研究中来，以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从陈院士的论述推断，学科的结合和学科的合一并不相同。
陈院士认为“统计学是一门还是两门”的问题“目前当存而不论”，但对有的学者来说，这个争论已经不成为问题：统计学只有一门，即理科类统计学。可是持这样观点的学者竟提出要搞“大统计学”，真是叫人莫名其妙，既然只有一门统计学，何大之需？何大之依？何大之有？逻辑上毕竟不通！不过细细品味也叫人顿感其妙：所谓“大统计学”对有的学者而言，只是一个名目、一个手段，以搞“大统计学”为名，行搞小统计学之实，形大实小，是之谓也。仅仅是学术讨论，倒也无妨，问题是专家的权威观点要变成整个学科在“十五”期间的研究指南，带上了官方色彩，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指南里规定我们只许搞理科类统计学，单是形式逻辑上的毛病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也有相当一批真心的和热心的学者是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在那里搞“大统计学”，他们设计了林林总总的学科体系，试图涵盖两门统计学，但在他们的设计中，我们总感到最要紧的东西没有论证清楚。陈院士提出，“按学科性质而言，数理统计学确是数学的一个分支，这主要是因为，数理统计学中研究的‘数据’，只看其分布如何，而不管数据的具体意义，这其实是一切数学方法的共同特征”。我们再回想一下前面引用戴世光先生的论述，即为什么要编写世界经济统计的原因，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其实是数理统计学与国民经济统计学最大的区别所在。这个区别的存在，不会影响二者的结合，但却是二者能否合一的关键。
六、国外国民经济统计论研究的特点
《统计研究》2000年第2期发表了陈希孺院士的一篇文章《数理统计学：世纪末的回顾和展望》，其中转述了另一学者对19世纪末以前的统计学的发展图景的三点小结：“(1)统计方法是基于实用的需要，在不同的领域中分头发展的。(2)没有专职的（以统计学为主业的）统计学家。对统计方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其主要身份是某个其他领域的学者。(3)统计学没有一个严整的学科框架”。我们以为，把这三点小结放在国外上个世纪对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论的研究上，倒是有其贴切之处。
陈院土还提到一个学科发展中“新问题的来源，有‘外生’和‘内生’两种。前者是因为外部的需要，一般是实际应用中的需要所得出的问题，而后者则是由学科的‘自我扩张’的问题，不必有其实际背景”。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论的研究，那么，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外生’的。20世纪宏观经济管理对经济运行数据的系统要求，导致了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这种研究往往是分别在不同领域里进行的，如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投入产出分析、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统计、资产负债核算、国际比较项目、国际竞争力测度、综合国力比较等等，不同经济社会领域自身的发展，要求经济统计数据的分析作为基础和先导。
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分别遇到了各自的方法论课题，便着力先去解决这些基础问题，他们往往并不是刻意要开创一个新学科，要发明一个新的分析工具，他们的初衷只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压力，由于这些经济学家的素养，更由于解决这些方法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国民经济核算诸领域的发明和创造，但他们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看看对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论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像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约翰·理查德·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瓦西里·W·里昂惕夫(Wassily·W·Leontief)、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等，莫非如此。看看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往往更令人瞩目。
诚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十分精巧的，但我们很少看到国外学者专门从学科体系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只要是社会需要，就会有相应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只要这种研究能满足社会需要就行了，至于新研究的东西是什么或属于哪个学科，通常不大有人特别追究。甚至对所研究领域的名称也并不特别在意，同样的内容叫什么的都有，经济统计、国民经济统计、国民经济核算、国民核算、社会核算上、国民账户等等。
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学家威廉·D·诺德豪斯提出了“国民经济统计的新方向”，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突出地感受到国外学者研究国民经济统计学方法的外生特点。
当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非市场因素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经济学家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强调提出了下面两个因素：人们一生中用在市场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像环境和技术等非市场资产或容易引起错误估价的市场资产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从此出发，诺德豪斯对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反思。
从是否重视非市场因素的角度看，衡量国民收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
一种以生产为基础，是现代国民收入统计的观察重心，其衡量社会收入所使用的是“希克斯收入”(Hicksian Income)概念，即消费加资本积累。这种方式适合衡量20世纪所发展的现代生产，但它明显没有考虑到福利行为的重要性，其重要缺陷在于它忽略了非市场行为，把诸如人力资本及技术投资方面的无形投资划归为消费，也没有包含人口的健康因素。
另一种以效用为基础，在考虑到可持续收入以及健康改善的贡献时更为适用。诺德豪斯将这种方式称为“费希尔收入”(Fisherian lncome)或以效用为基础的收入，即一个国家在保证现有成员及后代一生具有至少与现在相同水平的消费或效用时的最大收入量，简言之，就是可持续消费水平的最大值。
诺德豪斯阐述了“产出——可持续一致性原则”：在理想的状态下，“费希尔收入”和“希克斯收入”是一致的。更加准确他说：当国民收入的统计包含所有市场与非市场资本以及其他影响生产的动态因素时，以及当资本被以正确的价格来估价时，国内生产净值就是衡量可持续收入的精确方式。这种使国民收入的统计包括消费与净投资的综合衡量方式可能会使产出与收入成为可持续收入的更加精确的指标。
七、中国国民经济统计学研究的特点
中国大陆学者研究国民经济统计主要有两大特点：
第一，总体上处于引进和消化的阶段。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从总体上看是富国俱乐部的事情，通常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统计学家在那里建立制度制定规则，而由发展中国家引进、消化并执行，这是一个大格局，中国也不能超越这一阶段。
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是“舶来品”，1949年以后是试图实行苏联的MPS，但中国从来没有完整地实行过那个体系。改革开放后，要求国民经济统计相应地变化，大陆开始讨论新SNA的引进问题。从MPS到SNA，这是个相当大的跨越，其阻力是可想而知的，生产劳动问题的全国范围大讨论下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1985年以后，新SNA逐步被接受、理解。
第二，中国大陆对国民经济统计学的研究主要是‘内生’型的。
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改革也是在社会实践变革的大格局下进行的，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的主要内容大都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但中国学者对国民经济统计的研究却主要是着眼于学科的‘自我扩张’，是‘内生’型的。
我们讲究名份，对一个学者来说，我去搞这个东西，它应该叫什么？这往往是首先被考虑到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名份，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下一步，可见中国治学传统的厉害。至于学科内容的实质性发展，倒是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不能说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统计学是无名而有实，但起码是轻名而重实；也不能说我们的国民经济统计学是有名而无实，但至少是重名而轻实。
我们讲究理论的指导作用，但有的时候却走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我们曾经有过这种情况：一个方法行不行，先拿现成的理论去套一下，甚至热衷于钻理论和概念的牛角尖，热衷于打“语录仗”，与此同时却面对着宏观经济管理对国民经济统计那么多迫切的要求而不顾。我们讲究学科体系，并热衷于构建学科内容体系。尽管我们所掌握的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大都是舶来的，但我们还是要先搞一个理论框架，先有一个体系，才好把内容摆进去。所以，尽管我们对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论没有多少贡献，我们还是在学科体系的设计上下了不少功夫，像社会再生产环节、五大核算系统、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可持续发展等等，算起来至少有四种之多吧。
我们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学科的‘内生’发展，这种发展也有其内在价值。但从学科发展的规律来看，‘内生’的发展往往是当‘外生’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时，才会自然地发生，才会对学科发展起到革命性的作用。所以我以为，现在中国国民经济统计学的主要任务是应用，即怎样尽可能地去满足宏观经济管理对经济运行数据分析的要求。只有大量地应用，才能改进方法，切实地促进学科发展。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方法论的学科，其发展并不能主要靠纯方法论的研究，而是要跟其它学科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外生’的服务来求得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只有大量应用（像美国的那些专家那样），才能让社会真正认识到国民经济统计的应有作用。又是那句老话，要人家重视，先要把“重视”两个字换个位置再去读音，即先要自己“示重”。
当然，中国的学者也有其苦衷，即在中国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搜集和再加工是一个大问题。尽管情况和条件有很大改善，但中国数据的适用性还是一个困扰。但只有去用，才能真正知道我们国民统计工作的弱点、缺点和问题所在，才能促使国民经济统计工作的改进，才能逐步走上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否则只是在我们自己构建的体系中做纯方法论的研究，坐而论道，于国民经济统计学的发展并无大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