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专科教育发展史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略论文,中国论文,高等专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专科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律学、书学、算学，近代的洋务学堂、高等实业学堂，还是现当代的专门学校、专科学校，都在当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据一席之地，对高级技艺型人才的培养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史学界对中国专科教育史的研究比较忽视，不仅缺乏系统研究，而且至今亦无专门的论著，这对专科教育研究的深入开展是不利的。本文试图对中国专科教育近三千年的历史进行简要论述，分析不同时期专科教育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总结不同时期专科学校办学的经验与教训，以期为当前专科教育的改革和专科教育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材料。
一 从畴官之学到俄罗斯文馆：中国古代专科教育之扫描
专科教育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概念的内涵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培养中高级技艺型人才始终是它的首要目标和基本特征。在中国古代，以儒学和其它高深学问为主要教育内容，以培养高级治术人才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可称为大学教育；以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高等知识技能为主要教育内容，以培养中高级技艺型人才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可称为专科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专科教育可能起始于西周的畴官之学。畴官即世袭官职之人，他们掌管天子王宫中的天文、历法、水利、建筑、制造等技术，并通过仕宦之途将有关职事的技术一代代传递下去，从而形成畴官之学。从畴官之学的教育内容（科技知识）和培养目标（高级技术官员）来看，它具有一定专科教育性质，可视为我国古代专科教育的萌芽。
封建时代早期的专科教育基本上是西周畴学制度的继续和发展。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南北朝一千多年间，经史之学以外的法律、科技、艺术人才的培养的重要形式就是父子相传和师徒相授。建于东汉光和元年（178年）的鸿都门学被不少学者称为是中国第一所专科学校，理由是该学校的教育内容是尺牍、小说、字画、辞赋等文学艺术知识。但笔者认为鸿都门学的培养目标基本无异于太学，即培养治术之才而非技艺之才，很难把它划归专科教育之列。据记载，鸿都门学的学生因文艺见长颇受汉灵帝宠信，"或出为刺史、太守、人为尚书、侍中，乃有封候赐爵者"（注：《后汉书·蔡邕传》。），所以鸿都门学是一所具有专门教育性质的大学。而建于南朝宋代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的医学校则是我国封建时代较早的专科学校（注：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2卷，第51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隋唐宋元四代专科教育达到鼎盛。隋代开创中央业务部门附设专科教育之先河，即在国子寺下设书学和算学外，还在大理寺下设律博士8人，招收明法（律学生）20人，这种办学体制为其后诸代沿用，在世界教育史上也独具特色。唐代的中央专科学校门类齐全，有律学、书学、算学、历数学、天文学、漏刻学、习艺馆、小给使学、内教坊、医学、药学、卜筮学、兽医学等多种，其中太医署可谓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医学院（注：刘海峰著《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80年初版，第24、25页。）。宋代专科教育的规模有所扩大，例如，建于崇宁年间的算学，当时官定"生员以210人为额"，比隋唐算学30人的规模是大大扩展了，宋代还新建了武学和画学。元代的地方专科教育有了较大发展，其中以阴阳学和医学最为发达，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元朝政府设医学提举司，负责管理中央和地方的医学专科学校，使古代专科教育的管理体制更趋完善。
明代以后，由于学校教育日益沦为科举的附庸，成了"储才以应科目"之地，培养技艺型人才的专科教育备受冷落，日渐式微。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培养俄文翻译人才的俄罗斯文馆，该馆建于1757年，设额24名，招收八旗子弟。由于俄罗斯文馆的办学模式为近代的京师同文馆所仿，使之成为古代专科教育和近代专科教育之间的一座桥梁。
二 从洋务学堂到高等实业学堂：中国近代专科教育之发轫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炮舰轰开中国紧闭的门户，古老中华面临亘古未有的严峻挑战。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正是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被迫启动的一场自救运动，他们希望通过办洋务来抵御"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中国近代专科教育也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而发轫。
1861年1月，清政府批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京师同文馆，旨在培养翻译人才以改变在洋务活动中因"语言不通，文字难辨"而受人欺蒙的状况。同文馆创办之初在"酌传学生、分设教习、设立提调、分期考试、限年严试、酌定俸饷"等方面皆查俄罗斯文馆之旧例，有的仿办，有的则在原来作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注：奕等《遵议设立同文馆折（附章程）》，（1862年），《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因此，早期的同文馆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建于近代的传统学堂，正如有的学者评说"同文馆并不是一个创举，它的前身是乾隆朝创立的俄罗斯文馆"（注：毕乃德《同文馆考》，《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2期（1935年）。）。1866年12月，奕奏请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提高入学条件，招收30岁以下"满汉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并前项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官员"入学，并"延聘西人在馆教习"。1867年6月，天文、算学馆正式招生考试。至此，京师同文馆才开始成为一所近代意义的新式高等学堂，才开始成为"中国教育制度中渗入现代观念的急先锋"（注：毕乃德《同文馆考》，《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2期（1935年）。）。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在福建马尾设立船政学堂，旨在造就驾驶与制造人才。1867年1月，船政学堂正式开学。由于它的奏请设立和开学的时间皆早于京师同文馆的天文、算学馆，所以福建船政学堂才是我国第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式高等学堂。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先习法文，再专习制造；后学堂先习英文，再专习驾驶。因为当时法国的造船技术、英国的驾驶技术较为先进，所以学堂的专业教师多来自法英两国。船政学堂通过实行不受出身限制的公开招生考试，选拔"资性聪颖、粗通文字"的子弟入学，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实践环节，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教育质量较高，仅驾驶班就先后培养出邓世昌、严复、萨镇冰、詹天佑等诸多近代海军名将和文化科技名流。
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两所新式高等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据不完全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40多所。其中有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堂，培养兵工、驾驶、管轮、鱼雷、陆军人才的军事学堂和培养机械、电报、矿务、铁路人才的科技学堂。因这方面的资料较多，本文不一一列出。
关于洋务学堂的性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识。笔者赞同一部分学者的意见，认为洋务学堂属于专科教育。从各学堂的培养目标来看，它们培养的都是技艺型的中高级专门人才；从洋务学堂的教育内容来看，它们都开设了相当数量和程度的专业课程，包括外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等。这些知识在当时西方只属于中等甚至初等的知识，但在当时中国则属于未知的高深学问。京师同文馆前5年的课程近似于中学程度，但后3年则要学习"机械、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地理金石、富国策"等专业知识（注：《同文馆题名录》，光绪5年（1879年）刊行。）。福建船政学堂各下属学堂也都开设了相当专深和实用的科技课程。以三年制的管轮学堂为例，该学堂开设的科目包括"英语、算术、几何、制图、发动机绘制、海上操纵轮机规则以及指示器、盐重计及其它仪表之用途"（注：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页。）。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定洋务学堂属于高等教育，而且属于专科教育。洋务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专科教育的发轫。
中国近代引进西方高等教育模式是从专科教育入手，而没有首先引进在当时西方已经较发达的大学教育，如为欧美各国所模仿的柏林大学模式，这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首先，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是从器物层开始的（洋务运动），然后是制度层（维新运动），最后才进入思想观念层（新文化运动）。教育变革受社会变革的制约，洋务运动首先要引进西方科技知识（如西文、西艺）以补我国器物之不足。而作为以传授西方语言文字、科技知识，培养科技人才为主的专科教育正好符合这一需要，其次，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起步主要是由地方级官员推动的，这就决定改革的层次较低，并带有强烈的地方性。地方官员设置机器局、船政局、招商局、矿务局等机构，一方面是为了国家自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植地方势力。无论何种目的，都有强烈的急功近利的倾向。专科教育培养人才有应急性特点，而且有面向地方和行业的特点，所以比较符合这一需要。第三，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结构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板结性，对社会变革的容纳能力十分有限。尤其在社会变革的初级阶段（器物层），根本无法容忍传播西政、培养新式治术人才的近代大学的建立。所以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起步阶段的主力军（甚至叫唯一主体），只能是传授西文、西艺的专科教育，这符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演进的逻辑。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从器物层深入到制度层，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也进入深化阶段。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和本世纪初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初步形成。如果说洋务学堂还是专科教育的雏形，其专科教育的性质尚有争议的话，那么，清末"新政"以后的农工商高等实业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则是与大学教育相比较而存在，其专科的特点更为突出。它们都明确提出以培养技艺型人才为宗旨。如高等工业学堂以"授高等工业之学理技术，使将来可经理公私工业事务，及各局厂工师，并可充各工业学堂之管理员教员为宗旨"（注：《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光绪29年（1903年）。）。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的教员管理员为宗旨"（注：《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光绪29年（1903年）。）。
尽管清末壬寅-癸卯学制颁布后，大学堂、高等学堂与属于专科教育的高等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并存，但专科教育仍是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走向近代化的主力军。原因之一是这一时期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堂数量极少，影响有限。1903年全国仅有京师、北洋、山西3所大学堂，到民国元年也只有2所公立大学和2所私立大学。居首的京师大学堂在这时也只是一所书院式的学堂，距离近代大学的要求相差甚远。原因之二是这一时期各省办的高等学堂仅属大学预科性质，比高等实业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的程度还稍低一些。而且它们存在的时间很短，27所高等学堂在民国元年到5年间全部停办，平均开办时间不足8年，最短仅1年，其中有9所学堂从未开设高等正科。可见，高等学堂对后世的影响很小。与大学堂和高等学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专科教育的繁荣发展。除高等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之外，在稍后几年还开办了法政学堂、巡警学堂、方言学堂、财政税务学堂、陆军学堂、医学堂等各类专科学校，使专科教育在新政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国高教系统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进入民国以后，不少专科学校并未象高等学堂那样消失。高等实业学堂除个别停办外，大多数改为专门学校，法政学堂也改为法政专门学校，优级师范学堂则改为高等师范学校。它们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名牌的单科大学，对民国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三 从专门学校到专科学校：中国现代专科教育之拓展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这为中国近现代专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1912年10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专门学校分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等10类。并准许私人开办专门学校。
民国元年（1912年），全国共有专门学校111所，专科生39,633人，占全部大学生的98.8%，其后几年由于法政学校的大量减少，专科教育的规模逐年下降，到民国5年（1916年），全国专门学校下降为76所，专科生15,795人，但专科生数仍占全部大学生数83.9%。
1917年9月民国政府颁布《修正大学令》，允许单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1922年的壬戌学制重申这一规定，于是新的大学纷纷建立，其中不少大学是由专门学校升格而成，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升格风"。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仅北京一处就有不少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如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北京医科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升格为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升格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升格为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北京师范大学。从这次"升格风"来看，改为大学的专门学校多数质量较高，其中有的后来成为名牌大学。"壬戌学制"颁布以后，由于"升格风"等因素的影响，专门学校的数量有所减少，1921年全国有专门学校76所，到1925年减为58所，在校专科生11,034人，在全国大学生中所占比例降为30.4%。
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专科学校组织法》，改专门学校为专科学校，规定修业年限为2-3年。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为宗旨"。"国立专科学校由教育部审察全国各地情形设立之；专科学校由省政府或市政府设立者，为省立或市立专科学校；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专科学校，其设立变更及停办，须经教育部批准。"该法还对专科学校教员聘任、校长聘任与权限、学生入学资格、考试成绩等做了明确规定。《专科学校组织法》是我国近现代专科教育第一次正式立法，它标志着我国现代专科教育制度开始形成，尤其修业年限由原来专门学校修业3年以上缩短为2-3年，与大学修业年限拉开距离，这符合现代专科教育的特征。据《第一次教育年鉴》，1931年全国有专科学校30所，在校专科生7,034人，其中国立2所，省立13所，私立10所，各机关设立类似专科性质者5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专科学校遭到日寇的轰炸和破坏，损失十分严重。面对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不少专科学校师生不甘屈辱，被迫内迁。如南京戏专、无锡国专、武汉体育师专迁往长沙（注：郑登云编著《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立信会专、国立药专迁往重庆（注：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1954年），第150,386,326-327,336-337页。）。还有一些专科学校因经费困难无法迁校，但仍克服重重困难在沦陷区坚持办学。苏州美专抗战八年一直在沪坚持办学，到1945年学校仅剩两名教师和六七名学生，但学校并未停办（注：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1954年），第150,386,326-327,336-337页。）。由于专科学校投资少，人才培养上有实用性、应急性等特点，符合战时特殊时期的社会需要，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大力发展了专科教育。一方面采取措施恢复了一批在抗战初期被迫停办的学校，如苏南工专、苏南蚕丝专等；另一方面又新建一批专科学校，如中华工商专、中央技艺专、东方语文专、国立音乐院等。到1945年专科学校达到52所，比1936年增加了22所，在校专科生13,449人，比1936年增加8,857人。
抗战胜利后，内迁的专科学校陆续迁回原地，一批新的专科学校也陆续兴办，专科教育又有一定发展，到1947年全国专科学校达到77所，在校专科生23,897人；占全部本专科生总数的15.5%。1948年，民国政府颁布了《专科学校法》，对1929年的《专科学校组织法》进行了一定的完善。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时间和转型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广泛发生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期间变迁、动荡层出不穷。但专科教育的发展除在民国初期有过较大波动外，大部分时期发展比较平稳。民国时期的专科教育不仅在当时的高教系统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先后涌现出一批办学颇具特色，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专科学校，如上海美专、立信会专、无锡国专、东亚体专、中华工商专、文华图书馆专、吴淞商船专、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等。它们在办学方面的不少作法值得今天我们的专科学校借鉴。笔者初步归纳以下几点：
(1)艰苦创业、勤俭办学。民国时期不少专科学校，尤其是私立专科学校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在办学上一贯精打细算。新华艺专开办之初几乎一无所有，该校教务长汪亚尘夫妇将私蓄14,000元捐给学校，购置地皮以谋立案（注：邵洛羊等《人才倍出的上海新华艺专》，《上海文史资料》第59辑，第408-409页。）；立信会专的补校在学生数增至几千人时，总校的专职教务员也只有二、三人，校工只有一、二人，补校校长、教务主任、分校主任等全是义务职，不支付兼薪；总校，分校所用水电、文具、邮电、修理等费，都是精打细算，不使有少许浪费（注：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创立和发展》，《上海文史资料》第59辑，第378页。）。
(2)严格把关，保证质量。质量是专科教育的生存之本。民国时期不少专科学校都把保证质量作为学校工作的重点，在教学各环节严格把关。无锡国专在招生中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入学考试笔试口试相结合，口试由校长唐文治亲自提问，这是决定录取与否的重要一关（注：陈其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史》，《无锡文史资料》（五），第38页。）；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为保证学生质量，实行严格的升留级制和淘汰制，毕业考试不及格者只发给修业证书，不得领取药业执照（注：伍裕万《回忆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上海文史资料》第59辑，第178页。）。
(3)重视实践，学用结合。实践是技艺型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民国时期不少专科学校在这方面有一些好作法。中华工商专在教学上一贯坚持"学用结合"，把参观、见习作为一门重要课程，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参观实习，写心得体会，或提问题意见，学校常把学生有价值的建议转送到工厂，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参考（注：屠良章《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上海文史资料》第59辑，第448-449页。）。立信会专采取"学校、图书社、会计事务所三位一体"的办学形式，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经常举办簿记、珠算竞赛，并把立信会计事务所作为学生经常实习的场所（注：李均《读史一得：专科也要创名牌》，《福建高教研究》1995年第3期。）。
(4)聘用名师，创办学校。著名学者大师创办专科学校和一大批学界名流执教专科学校在民国高教史上可传为佳话。艺术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曾聘蔡元培任校董事会主席，先后聘请康有为、梁启超、郭沫若、郁达夫、马思聪等名家来校讲学、执教，学校成为中国近代艺术人才的摇篮；教育家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专先后聘请章太炎、陈石遗、钱基博、周予同、周谷城等国学大师来校讲学、任教，学校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会计学家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专先后聘请黄炎培、马寅初、李公朴、马叙伦等名家来校讲学、执教，使学校质量提高，知名度大增，历届毕业生都很受社会欢迎（注：李均《读史一得：专科也要创名牌》，《福建高教研究》1995年第3期。）。上述专科学校由于高水平的师资和富有特色的办学，使它们在社会上享有盛誉，成为一代名校，在中国高教史上刻下了它们的名字。
除上述办学经验外，民国时期在专科教育立法，招生考试，本科院校办专科以及发展私立专科教育和五年制专科学校等方面的经验亦值得很好地总结和借鉴。当然，由于政治腐败、经济文化的畸形发展，民国专科教育出现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例如，专科教育的科类结构没有能够很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长期处于失调状态。文科和商科一直是民国专科教育的"宠儿"，这可能与开办这类学科费用较低有关，但开设费用较高，需要一定设备的理工农医类专科教育一直未得到较好发展，造成国家经济建设大量需要的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又如，民国时期不少专科学校经费奇缺，办学条件差，生存相当艰难。据统计，1931年全国30所专科学校，有24所每年经费在10万元以下，最少的仅有17,488元；有22所设备价值在1万元以下，最少的仅1,000元；有17所学校藏书量在1万册以下，最少的只有1,027册（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13页。）。民国后期由于战乱和通货膨胀，专科学校的日子更加艰难，建于1945年的上海工专，学校专任教师很少，设备短缺，号称全校设备最好的机电科金工厂，也仅有十几部车床和二十几把老虎钳，造船科和纺织科就根本没有什么设备，建于1948年的上海商专，全校仅有二三百本破旧书刊和两份报纸，教室极为狭小，学生异常拥挤，学校从校长、教务长、科主任到教师，职员无一专职（注：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1954年），第150,386,326-327,336-337页。）。所以，民国时期专科教育的问题与教训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四 从三起三落到蓬勃发展：中国当代专科教育之嬗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历史从此揭开新的篇章。建国之初，人民政府对专科教育的发展是比较重视的，先后颁布《专科学校暂行规程》（1950年）、《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1950年）、《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1951年）等重要法规对旧中国留下来的公私立专科学校进行了整顿和改造，使之初具一定的办学条件和教学力量。1951年，全国有专科学校71所，专科生40,941人。
1952年开始的院系大调整使新中国的专科教育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大多数专科学校被拆并到本科院校或降为中专，民国时期众多专科学校无一幸存，专科学校的数量由1951年的71所降至1953年的29所。但是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严重短缺，决策层在大砍专科学校向苏联模式靠拢的同时，又不忍放弃有利于人才速成的专科教育，于是采取一种"变通"之法，即利用大学和专门学院大力举办专修科来满足国家对专科人才的急需，所以院系调整之后，专科学校尽管骤减，但专科生却大大增加，出现了当代中国专科教育的第一次大起。1953年全国专科生达到60,648人，占本专科生总数的28.6%。可惜这一局面持续时间不长，因为在50年代中央只把办专科教育作为应急措施、过渡措施，并不打算长期发展。在"一五"计划后期中专教育大发展的同时，专科教育随之受到冷落，专科生人数及比例逐年下降，1957年全国专科生只有47,852人，仅占本专科生总数的10.8%，1958年初，全国仅剩10所专科学校（注：《人民手册》（1959年），大公报社1959年出版，第502-503页。）。
1958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赶英超美"和"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等口号下，专科教育获得飞速发展，呈现第二次大起之势。各地都以惊人的速度办起大批专科学校，1958年专科生突破14万大关，比1957年增长近3倍，1960年更达到高峰，专科学校达360多所，专科生187,108人，占本专科生总数的38%。这次大起的动因，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原有的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让更多的工农群众接受高等教育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因为工农接受过去只有上层人才能接收的高等教育是政治翻身和文化翻身的重要标志。大批专科学校的建立，使已濒临灭绝的专科教育重新焕发生机，并为改革开放以后专科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据笔者统计，1958-1960年建立的专科学校，几经调整，改革开放后仍是专科学校或升为专门学院的有130多所。
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大跃进"中专科教育的失误大于成就。最突出的是，各地分散增设新学校，缺乏统筹规划和科学论证，往往一哄而上，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大多难以保障。如1959年上海市14所专科学校的教师队伍中，讲师以上职称的仅有2人（注：上海高教局编《上海高等教育统计资料》，（1979年），第291-292页。），山西晋中师专连简单仪器、普通实验柜都没有（注：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因此，1961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对专科教育的裁减是完全必要的。失误在于动的幅度过大，近300所专科学校的下马，使我国专科教育的元气受到很大的伤害。调整后，专科生数量锐减，到1964年全国仅剩专科生23,429人，占全国本专科生总数的3.4%，这一比例是建国后前17年的最低点。加之随后而来的"文革浩劫"，使我国专科教育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内都一直处于低谷。这是当代中国专科教育的第二次大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专科教育也从此获得新生。仅1978年一年全国就恢复和新建专科学校98所，当年在校专科生就达379,586人，比1977年增长30多倍，占本专科生总数的44.3%，创历史最高水平。遗憾的是，第三次大起持续的时间更短，由于对专科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及"升格风"的影响，从1979年开始，专科生人数和比例逐年下落，1980年在校专科生比1978年减少近10万人，1981年又比1980年减少6万多人，该年度专科生仅218,827人，只占本专科生总数的17.7%。（这一年本科生数量首次突破百万大关）。同时，专科教育的科类结构也极不合理，1982年，专科生中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仅占33.9%，国家经济建设许多急需的专科人才严重缺乏。
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30年间，中国专科教育历经三起三落，这种典型的不可持续性的嬗变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专科教育的发展进程，拉大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专科教育缺乏一个正确认识，对发展专科教育缺乏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真正明确专科教育在中高级技艺型人才培养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地位与作用，也没有把它当成高教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至于稍有变革，首先就去调整专科，由于专科教育始终在变来变去，使之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无法持续性地提高质量，追求特色，获得健康发展。
为了遏制专科教育的滑坡趋势，改善高等教育结构，国务院于1983年批转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指出"要在发展中逐步调整好高等教育内部的比例关系，多办一些专科"。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改变专科、本科比例不合理的状况，着重加快高等专科教育的发展"。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我国的专科教育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专科生的数量及比例逐年上升，1985年全国在校专科生达582,472人，比1983年增加30万人，1986年、1988年、1992年、1994年，在校专科生的数量先后突破60万、70万、110万和120万大关，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瞩目。从1992年开始，专科生招生数连续4年都超过本科，1996年在校专科生为1,226,449人，占本专科生总数的40.6%，普通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已得到有效改观。与此同时，近10年我国各种形式的成人专科教育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壮大起来，1996年全国成人专科教育的在校生达1,204,765人，占全部成人高教在校生的84.3%，这还不包括每年数10万通过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专科学历的人数。
我们在为近10余年专科教育的蓬勃发展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专科教育在高速前进中仍有不少多年形成的老问题未能得到较好地解决，主要表现在：(1)科类结构仍不合理。近年来新增专业多为人文学科，如师范、财经、政法、管理等，而工程技术类的专业和人数增加缓慢，这与国家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的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实际仍不相适应。(2)专科特色仍不突出。一方面新建的专科学校多由中专升格而成，一些学校尚不能很好地转换角色，在办学上仍沿用中专的一些作法，充其量只是"扩大了的中专"；另一方面，不少专科学校把"升本"作为奋斗目标，片面追求"高大全"，走压缩式本科的模式。从80年代中期开始，新一轮院校"升格风"愈刮愈烈，每年都有一批专科学校升为本科院校，使得专科学校"人心思动"，无法安于本位，追求自身特色。(3)专科学校办学条件差的状况仍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师资力量薄弱、经费紧张、设备不足、校舍拥挤、图书资料缺乏等问题困扰着专科学校的发展，严重影响专科教育的质量。
值得欣慰的是，以上问题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90年国家教委在广州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专科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国专科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上针对我国当前专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会后，国家教委印发广州会议的主要文件《关于加强普通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即教高[1991]3号文），该文件明确了专科教育的性质、任务和地位，指出今后专科教育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改善办学条件、深化改革、提高质量上"。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又强调指出"要大力加强和发展地区性的专科教育，特别注重发展面向广大农村、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专科教育"。《纲要》和教高[1991]3号文件等对今后我国专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人类社会正走向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也将在21世纪走向大众化时代，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专科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中将担负起重要的使命，这是历史给予中国专科教育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对中国专科教育提出的一次更严峻的挑战。在机遇和挑战面前，专科教育工作者应该时刻牢记历史教训，保持清醒头脑，运用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来努力寻找出适合中国专科教育发展的正确指导思想，积极进行专科教育的办学体制改革、专科教育的管理体制改革及其它配套体制的改革，建立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专科教育的运行机制。把一个结构合理、具有较高质量和效益的中国专科教育带入21世纪，并使之获得长久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