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演进轨迹及特征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放型论文,中国论文,轨迹论文,特征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开放型经济”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要发展开放型经济。此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十一五”规划等重要文献中都重复使用了“开放型经济”这一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1]作出明确判断：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可见，中国对外开放30年，是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历史过程。总结30年对外开放的经验，有助于认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并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一、外贸体制改革历程与开放型经济的建立
中国对外开放30年，是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1986年）：放开搞活、下放经营权
当时中国对外贸易面对的是高度集中和垄断的体制：对外经营方面，实行国家外贸公司统一经营，进出口经营权仅授予各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其所属的分公司，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权经营进出口业务。据统计，到1978年底，包括内地省市外贸分、支公司在内，中国外贸专业公司只有130多家，而且其经营活动受到行政管理机构的包揽和干预，形成政企不分。在对内经营方面，实行出口收购制和进口拨交制。外贸公司向供货部门或生产单位以买断方式购进出口商品，生产单位对出口商品的适销性、价格、盈亏不承担责任。外贸公司的进口商品按照计划调拨转交给用货部门，用货部门不承担进口质量和效益的责任。国家对外贸收购、调拨、出口、进口、外汇收支及各项经营活动实现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在财务管理上由国家财政统负盈亏，连外贸公司的流动资金也由财政部统一核拨。外贸定价制度割断国内外市场价格的联系，对内经营实行计划价格，对外经营按国际市场价格作价。可见，这种贸易体制是从当时封闭型产品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产生出来的。
改革的初战是从下放外贸经营权拉开序幕的。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2]根据当时的改革方针，国家批准由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地方省市成立外贸公司，迅速扩大贸易渠道。据统计，1979年下半年至1987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2200多家，比1979年增加了11倍多。
在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上，明确提出了要调整发展战略，打破闭关自守的格局，实行对外开放，提高出口产业的地位，扩大出口，把出口创汇视为国民经济新的发展战略的一个核心环节，同时在进口贸易中高度重视技术与设备的引进。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开始认识到引进外资和鼓励外商来华投资有可能使中外双方均获得利益，并对中国技术和管理的进步起到促进作用。197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起到超前探索的作用。
这一阶段的外贸体制改革的配套内容包括：第一，调整国家管理贸易的机构，加强海关、商检、外汇管理等行政管理机构外贸行政管理行为；政企责任分开，下放经营权，实行中央和省市两级管理体制；恢复进出口许可证制度，重新设立外经贸部驻口岸的特派员办事机构。第二，适当下放部分商品经营权，发展如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多种外贸经营方式；兴办经济特区，引进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探索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途径，开始推行外贸代理制。第三，大幅缩小对进出口商品的指令性计划管理范围，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取消外贸出口收购和调拨计划。第四，运用汇率、外汇留成、出口奖励等经济杠杆调动出口积极性。总体来看，此阶段的外贸体制改革初步改变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外贸管理体制，外贸行政部门逐步从直接管理外贸业务转为间接管理；打破外贸专业公司垄断经营局面，扩大了外贸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方面发展外贸的积极性，促进了进出口贸易发展。
（二）第二阶段（1987～1993年）：培育外贸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1.财政包干下外贸企业第一轮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1987～1990年）
1987年开始试行以3项指标为内容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即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主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外贸、工贸专业公司向国家实行各项经营承包（具体承包为出口收汇、出口换汇成本、利润3项指标），并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从1988年起在全国推行以省、市、自治区为主的外贸承包责任制。这次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和推行代理制的外贸体制。改革的核心主要是通过建立和完善以汇率、税收等为主要杠杆的经济调节体系，推动外贸企业实现自负盈亏。主要内容有：第一，根据财政实行地方包干的体制，省地市县大部分外贸公司的财务关系下放，与地方财政挂钩。第二，国家在对出口的财政补贴加以限制。在全面实行出口退税制度的前提下，对外贸企业全面实行出口财政补贴、出口收汇和上缴外汇包干的承包责任制，承包指标3年不变。同时，对轻工、工艺、服装行业的外贸企业取消出口补贴，实行自负盈亏的试点改革。第三，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取消原有的使用外汇控制指标，扩大外汇留成比例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为了更好地扩大对外贸易，必须按照有利于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3]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国务院于1988年2月发出《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向国家承包经营，少数商品由外贸和工贸进出口总公司承包并统一经营。承包指标为出口收汇任务、上缴国家外汇任务以及企业盈亏总额等，超过出口收汇任务的外汇收入大部分留给承包单位。同时改革计划体制，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减少国家统一经营的出口商品。各地方外贸、工贸进出口分支公司、地市县公司下放后，可以与各外贸、工贸进出口总公司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保持和建立必要的业务联系，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各级行政部门不予干预。
2.取消出口财政补贴下外贸企业第二轮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1991～1993年）
第一轮外贸企业承包经营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尚未能自负盈亏。为了顺利实现从中央财政统负盈亏的体制向企业自负盈亏的体制过渡，改革采取了分步实施的办法，即在第一轮承包经营中保留对企业的定额补贴。这种补贴方式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行政分配方式，很难避免主观随意性。二是地区间的不平等竞争。为了照顾不同地区都能保持一定的出口规模，第一轮承包对不同地区的外贸企业规定了不同的出口补贴标准和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从而造成地区间不平等竞争，诱发各种对外削价销售现象，影响了出口贸易的整体利益。
针对上述问题，1990年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实行新一轮的承包经营，主要从实行外贸企业自主盈亏入手，在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上，促进外贸企业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发展轨道。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新型外贸体制。”[4]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国务院决定从1993年1月1日起出台新的外贸体制改革措施。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外贸企业出口自负盈亏的改革，取消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对出口总额、出口收汇、上缴外汇仍维持承包制，但改为一年一核的承包指标；第二，改变外汇留成办法，将以往按地区实行不同比例留成改为按商品大类实行统一比例留成，以此消除地区间不平等竞争；第三，继续对出口商品实行分类和计划列名管理，但调整出口商品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缩减了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商品的范围。从1992年开始，基本上取消了进出口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的总量计划，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品放开经营，少数商品实行公开、透明的配额许可证管理；1993年为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中央决定进一步放开出口商品管理，将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品种减少52%，剩下品种共138种，其中实行计划配额管理的38种，实行主动配额管理的54种，实行一般许可管理的22种，实行被动配额管理的24种，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出口商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到30.5%。同时进一步下放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分配权，并取消把出口商品分为一、二、三类做法，使外贸企业可以进一步放开经营。[5]
在改革的基础上，开始实行贸易自由化措施，改革关税结构及进口管理制度。1992年1月1日起，主动降低225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1992年12月31日起调减3371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使关税总水平下调7.3个百分点；1993年12月31日调减2998个税目的进口关税率，平均降税率为8.8%；1993年将实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减至53种。未来3年还将比1992年减少2/3，余下实行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逐步向公开配额制或关税配额制过渡。
（三）第三阶段（1994～2006年）：贸易自由化、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体制环境
1.中国融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型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1994～2000年）
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对外贸企业有利的宏观环境，形成了有效的出口激励。为适应外汇体制改革的要求，外贸管理体制也实行了如下改革：第一，取消外贸企业承担的上缴外汇和额度管理制度，外贸出口一律取消外汇留成，实行统一的银行结售汇制度。外贸企业全部外汇收入按照当日汇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凡有出口创汇的企业，进口所需的外汇，按照创汇的50%自由购买外汇；其余50%和没有出口创汇的企业用汇，仍旧需要外汇审批。第二，完善外贸宏观管理体制，1994年7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赋予具备条件的国有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商业物质企业外贸经营权，同时最大限度地放开进出口商品经营；废除对外贸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对少数实行数量限制的进出口商品按照效益、公正、公开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行配额招标、拍卖和规则化分配。第三，改革和完善进口管理。从1995年12月31日起，取消176个税目的商品进口控制措施，包括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管理的商品。自1996年4月1日起，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由35.9%降低至23%；同时，对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等一律按法定税率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指增值税和消费税）。第四，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外贸企业，积极推行股份制试点，具备条件的外贸企业要逐步改变为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框架初步建立。
为适应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从1997年开始，主要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改革：第一，放开外贸经营权步伐加快。1997年中国对5个经济特区内的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已实行登记制，1998年又对国家确定的1000家重点企业实行进出口经营权登记备案制，有效调动了企业参与对外贸易的积极性，为进一步实施“大经贸”战略进行了有益的尝试。1998年，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布《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从1999年1月1日起实施。外贸领域经营权放开步伐加快，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入外贸领域，标志着外贸企业真正市场化主体地位的确定，是外贸体制改革重要步骤。第二，加强外经贸宏观管理。1998年对纺织品被动配额招标体制进行改革，增加了纺织品被动配额的招标类别；1999年实行出口商品配额有偿招标的商品共13种（纺织品被动配额除外），纺织品被动配额由1998年的7各类别增加到1999年的21各类别；配合税务部门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行为；配合海关打击走私行为，配合外汇管理部门打击逃套汇犯罪行为，规范国内外贸经营环境。第三，完善加工贸易企业分类管理政策。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对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完善（2001～2006年）
经历了1994～2000年融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阶段，中国确立和推进了贸易自由化进程，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相容性问题，基本上符合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要求。但由于开放型经济体制尚处于初步建立过程中，一些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为此，这一时期对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框架进行了大量完善：一是清理和修订了一批外贸法律、法规，保持外贸政策的透明度。截至2002年，国务院近30个部门对有关对外经济联系的法律、法规进行了清理和修订，共清理法规1400件，其中废止559件，修订197件。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平衡、本地采购、出口业绩以及企业生产计划备案等要求。在进出口贸易管理方面，相继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等对外贸易的配套法规。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制订实施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基本上达到世贸组织《与知识产权有关贸易协议》规定相一致的要求。二是转变政府行政职能，进一步理顺外贸管理体制。将进出口经营资格统一划分为外贸流通和自营进出口两类，前者由商务部实行核准制。后者则下放到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实行登记制。2001年外经贸部印发《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放宽各类企业申请进出口经营权的资格条件：流通类企业申请外贸经营权的资格条件为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万元（中西部地区不低于300万元）；生产企业的资格条件为注册资本金不低于300万元（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不低于200万元，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机电产品生产企业不低于100万元）。三是扩大贸易自由化进程，完善进出口管理办法。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进行了较大范围实质性降税和减少规范非关税措施的行动。从2002年1月1日起下调53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算术平均税率降至12%，其中工业品平均税率由14.7%降至11.6%；农产品由18.9%降至15.6%。加权平均税率由9.5%（按照2000年一般贸易计算）降至5.56%，降幅达到41.5%，涉及税目数占总税目数的73%。在非关税壁垒方面，取消部分商品进口数量限制，2002年1月1日起，取消对原油、钢材、农药、石棉、胶合板、烟草、二醋酸纤维丝束、氰化钠、聚酯切片、涤纶及部分机电产品的进口数量限制，改为实行自动进口许可管理；2004年取消成品油、汽车轮胎、天然橡胶的进口数量限制；2005年取消所有机电产品进口数量限制。对粮食（小麦、大米、玉米）、棉花、植物油、食糖、羊毛以及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化肥，由原来配额管理改为关税配额管理，并于2006年过渡期结束后实施完全关税化。[6]
（四）第四阶段：（2007年～）开放型经济体制面临进一步完善与创新
一是开放型经济体制自身的进一步完善，这包括许多方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如有关企业制度与组织、价格、有关财税制度、金融服务、外汇管理等。二是运用WTO平台与规则稳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金融自由化等一系列相关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参与WTO谈判以及UN和WCO主办的标准制定活动，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涉及贸易部门管理的培训，如培训现代化贸易管理方式和海关技术、贸易系统的自动化、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以及采取措施改善港口管理和货物处理等。三是随着服务贸易领域的扩大开放，进一步将开放型经济体制扩展到新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并协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最大限度地实现贸易自由化。四是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海外投资的增多，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体制与管理，将是一个双向开放的新体制和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管理，是建立在海内外生产经营一体化、资源要素全球配置基础上的创新型体制和管理，显然这个过程还刚刚开始，前进的道路更困难、任务更艰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战略方针，对中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作出明确判断，规划了全面提高开放性经济水平的新目标、新要求和新任务，是指引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南。
二、改革的主要经验与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特征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30年，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同时，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是：
1.成功解决了如何在体制转型中实现贸易自由化。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次序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建议的方式。关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顺序，一般认为首先应将配额、外汇管制的非关税手段关税化，然后再将关税水平降低，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然而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同，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基础是改革开放的初始经济体制约束环境——计划经济，因此贸易自由化进程必须在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完成，从而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是一个单纯贸易自由化问题，而是必须顺应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次序和步骤。在中国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就贸易措施而言，先逐步放松对外贸易计划，代之以许可证、配额及其他行政控制手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扭曲的程度逐步减少，对外贸易数量控制也随之减少，直至最后取消数量控制措施。就改革目标而言，是要通过体制改革，释放比较优势，扩大出口贸易以缓解经济发展中的外汇需求压力；通过贸易保护，发展新兴产业与特定产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措施组合是，一方面继续维持对国内产业的有选择保护；另一方面采取出口补贴、外汇留成、出口退税等出口鼓励措施，抵消保护政策造成的扭曲，优化资源配置，使一部分产业和产品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扩大出口规模。运用扭曲理论进行分析，中国消除贸易扭曲不是从根源上消除，即不是通过解除贸易保护来消除对出口的歧视，而是运用其他的出口激励抵消保护扭曲，进而实行贸易自由化，达到解除贸易保护的最终效果。
2.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创造了区域突破的经验。改革开放初期，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在这些地区实行了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通过大量吸引外资，提升外资经济的比重，创造了与内地不同的体制与政策环境，改变了原有的商品流通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在这些地区，市场机制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逐渐占主导地位，计划体制退居次要地位，形成了区域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局部性贸易自由化创造了体制环境。
3.正确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开放型经济建立的改革之初选择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作为促进改革的突破口，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第一，通过吸收外资并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是实现上述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目标最现实的路径。由于当时能够生产出口产品的工业企业，仍然在计划体制的束缚下，不仅难以释放比较优势，而且也缺乏国际市场的联系渠道。而利用外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灵活的用工制度释放中国的比较优势，利用境外投资者的市场联系解决产品销售，利用境外资金市场解决外汇平衡问题；同时在中国关税的保护下，外商投资企业的一部分产品还可以内销，得到国内市场利润的激励，从而使出口导向制造业发展起来，增加中国本土的生产和经济总量，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第二，选择出口导向型的开放战略作为突破口，也是当时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贫穷，解决温饱是民生的头等大事。贫穷的根源是缺乏工作就业岗位，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以剩余劳动力形式出现的隐性失业问题暴露出来，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需要投资和生产，但国内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购买力，也就是没有市场。因此产业发展必须以出口为导向，而能够实现出口导向目标的，当时只能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就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年就制定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的根本原因。
第三，出口导向型生产，既是中国开放战略的选择，也是国际资本的投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开始弱化后，国际资本就已经在寻找更具有竞争优势的投资区位，并酝酿国际化生产布局和跨国公司价值链的重新调整。中国的改革开放立刻吸引了国际投资者的目光。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中国有着既定现存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而且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更具有竞争优势，中国贸易体制的改革，不是急于去搞贸易自由化，而是先解决体制高度集中、垄断的弊病，先解决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实现外贸企业自主经营问题。暂时被搁置的贸易保护，既给予了国内产业发展的过渡期，也为外商投资生产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也就是说，中国贸易体制改革进程的安排，尽管是中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但却与国际资本的投资策略不谋而合，从而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资本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特征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1.双边与多边经贸关系全面发展。到2007年底，中国已与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地区和经济体建立了双边经贸关系，双边贸易超过1000亿美元的贸易伙伴有7个：欧盟、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东盟、韩国、中国台湾。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一员，顺利度过了5年过渡期，兑现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贸易组织中负责任、守信用的成员。同时，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加深，自由贸易区正在成为新的对外经济合作新方式。到2007年底，中国正在建立和谈判的自贸区12个，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协议的5个，即港、澳、东盟、智利、巴基斯坦；特别是中国—东盟自贸区，拥有18.5亿人口、3万亿美元生产总值、近3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额，市场潜力很大。正在谈判的有7个（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海湾合作委员会、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冰岛、秘鲁），正在进行国家间合作的可行性研究有4个（印度、挪威、韩国、哥斯达黎加）。①
2.体制环境、政策环境与国际规则基本接轨。1994年5月1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对外贸易法》），2004年4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对外贸易法》中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相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对中国享受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权利的实施机制和程序作出了新的规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对外贸易法》为核心，制定了一系列对外经济贸易的配套法律和规章制度，并根据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和加入后，则努力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接轨，形成了完整的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律体系。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衡量，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贸易自由化的要求。第一，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3%降低到2006年的9.9%，其中农产品平均关税从23.2%降到15.2%，工业品平均关税从14.8%降到9.0%。第二，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在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建筑、分销、法律、旅游、交通等众多服务部门，修改和新制定了一系列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法规和规章，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得到切实的落实。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占62.5%，接近发达成员的平均水平（最不发达成员开放了24个，发展中成员开放了54个，发达成员开放了108个）。
3.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2007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已达到1.218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34.7%；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明显。从1978～1989年12年间，有7个年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是正贡献，5个年份是负贡献，1985年负贡献高达66%；1990～1999年10年间，只有2个年份是负贡献，最高的1993年负贡献为38%；2000～2007年8年间，只有2001年是负贡献，但幅度也只有0.1%。与外贸有关的从业人员达一亿人，其中直接在加工贸易领域就业的员工达到3000万人以上。外资经济也占有重要地位。到2007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近63.5万户，实际累计使用外资超过7700亿美元。2006年外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8.2%；外资企业缴纳各类税款795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近60%。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已有480多家在华投资，中国已成为一些重要工业品的全球制造业中心。②
4.已经成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内容。第一，由于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生产在全国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都离不开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离不开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并充分发挥外商投资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外资投向和要素流入结构的改善关系到宏观经济质量的提升。第二，由于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转变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方式，实际上涉及大范围的工业生产和产品流通效率的提高，因此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际上也成为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质量的客观要求，是牵动宏观经济全局性的问题。第三，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要实现三个转变，也离不开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高，它要求外资和其他要素流入的投向和结构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第四，从2005年开始，中国经常项目出现高额顺差，国际收支高额双顺差，国家外汇储备激增，增加了银行资金的流动性，从而使如何采取综合措施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需要调控的对象和内容，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愈来愈高。
5.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206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0.78%，排名世界第32位；2007年外贸总额增长到2.17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8%。30年增长了104倍，特别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5年间，进出口贸易总额从5000亿美元跃上2万亿美元的台阶。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第三大国、第二大出口国。2007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为8.8%，仅次于德国的9.5%，高于美国的8.4%；货物进口总额比重为6.7%，仅次于美国的14.2%和德国的7.5%。特别是中国进口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和德国。在服务贸易方面，从1982到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43.5亿美元增长到1870亿，增长43倍；占世界服务贸易比重从0.6%上升到3.51%；在世界排名从34位上升到第7位；服务贸易出口额从24.8亿增长到870亿，增长35倍，占世界服务出口比重从0.7%上升到3.21%；在世界排名从第28位上升到第8位；服务贸易进口额从18.7亿增加到1000亿，增长53倍，占世界服务进口比重从0.5%上升到3.82%，在世界排名从第40位上升到第7位。③这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商品和服务的重要生产者和提供者，而且也是世界商品和服务的重要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也日益成为世界重要的资本输出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是以吸引外资为主，虽然也有少量海外投资，但到2001年底累计只有200多亿美元。从“十五”中期开始，中国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海外投资，2002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只有27亿美元，2007年达到187亿美元，投资额排名世界第13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近5年年均增长47%。截至2007年底，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920亿美元（非金融类）。除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从2006年开始批准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进入海外证券市场投资，首次批准使用的外汇额度达到130亿美元，④开通了国内居民与机构参与海外证券市场投资的渠道。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贸易投资大国，不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而且也更加依赖全球资源与市场，更加需要国际经济协调。在解决贸易摩擦、资源供给、价格风险、市场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经贸纠纷问题上，中国既需要有更多的话语权，但也需要以互利共赢的精神通过谈判增强互信。
三、开放型经济新阶段的新目标、新要求、新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仅对中国开放型经济作出“进入新阶段”的判断，而且论述了新阶段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基本要点，是研究未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依据。
（一）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的依据
1.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趋势与变化。第一，全球贸易投资持续增长。根据中国银行的计算，1985～2005年全球GDP的增长平均速度是3.58%，全球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58%，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的平均速度是13.67%，资本流动增长速度是全球贸易流增长速度的两倍，是生产流增长速度的四倍。这一趋势在2005年得到延续和加强，2005年全球GDP的增长3.4%，全球贸易增长8.4%，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增长16.67%。2001～2006年，全球出口额从6.2万亿美元增加到12.1万亿，年均增长14.3%，服务贸易从1.5万亿美元增加到2.7万亿，年均增长12.7%。国际直接投资从2003年跌入谷底后，2004开始回升，2006年达到1.38万亿美元，2007年达到1.5万亿美元，超过2000年1.3万亿峰值。⑤
第二，产业转移出现新动向。由于IT技术和运输技术不断进步，产业转移出现新趋势，跨国公司进一步调整其经营战略，生产环节和服务环节向外转移的势头加强，如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研发和服务外包，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此外，区域经济合作迅猛发展，也推进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说明，国际经济环境仍处在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第三，国际环境也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一是多边国际贸易体系谈判受阻、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增加。二是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上升，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石油、金属矿产品和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中国经济对外部资源依赖也持续上升，资源安全和高价格压力增大。三是全球金融风险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扩大增加了影响可能。例如，信用违约掉期。这种金融衍生产品在2000年时仅有9000亿美元的市值，2007年底已增长到45.5万亿美元，7年增长了50倍。几十万亿美元的金融资本在全球市场套利，形成不稳定因素。
2.国家发展战略对开放经济的新要求。30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07年GDP超过24.6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超过2300美元。但由此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付出了较高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三个转变的目标，对外开放必须服务于新的发展战略，要形成支撑新发展战略的开放型经济。过去的开放型经济，中心是支持经济总量增长和出口创汇。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核心是提升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水平。
3.开放经济自身面临的挑战。第一，与贸易伙伴的利益矛盾增加。由于贸易不平衡，经常项目大额顺差，贸易摩擦日趋严重，1995～2006年全球对华反倾销案件达536起，连续12年世界第一。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对外经济诸多矛盾与此有关。中国必须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的地位。
第二，要求中国作为全球成员的责任增加。面对中国和平崛起，各国人民面临心理调整。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上升，要求中国多承担国际责任的呼声多了，不仅经济领域，也包括人道主义和国际安全，包括核问题、环境问题、多边贸易谈判等，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还来自发展中国家。
第三，海外资源供给安全问题凸显。愈开放，外部冲击的风险愈大，而驾驭能力、管理经验和管理机制都有待提高、总结和完善。
（二）开放型经济新阶段的目标
可以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开放型经济的新目标归纳为两条：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第一个目标是要完善开放型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的首要条件是内外联动。联动的最重要含义是，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要同步。例如，对外贸易要科学发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就必须改革，出口退税制度也要改革，而国内价格体系以及反映资源消耗与环境补偿的财税体制也随之要改革。要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外汇管理体制就必须深化改革；要扩大吸收外资，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就必须跟上，服务业改革也要跟上；中西部要加快开放，也有一个继续改革的问题；企业要走出去，也有企业组织创新与体制环境改革与创新的问题；提高技术引进水平，也要求国内科技体制改革和技术市场培育；开放型经济愈发展，愈要求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互利共赢就是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强区域合作，兼顾多边、双边关系。特别是要与周边、资源富集地和主要市场、主要贸易伙伴建立良好关系，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注重对方的利益诉求，理性应对贸易摩擦，承担与国力相符合的责任。
安全高效是两个要求，经济安全应从三个层面上思考：从实体经济层面看，中国的应对能力较强，随着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公司，全球配置资源和风险已经弱化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别经济安全问题，但存在利益矛盾。从虚拟经济即金融层面看，全球流动性增强，几十万亿美元国际资本伺机而动，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面临考验。从资源产品与初级产品的供给与运输层面看，它是中国未来的新挑战。安全防范对不同层面的问题，应对策略也不同。在实体经济层面，主要是规范国内市场，保护公平竞争，建立健全反垄断机制；加强经济安全监测、预警和危机应对能力建设。在金融层面应把扩大金融开放与加强金融监管同步考虑，资本市场开放要以资本账户开放为前提，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应循序渐进。在资源供给层面，要大力加强海外采购能力、市场定价能力和运输能力。
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不仅要求吸收外来生产要素并加以合理配置，而且要求在有效利用海外资源与海外市场的基础上，扩大海外生产经营。因此要完善开放经济的统计体系，增加GNP核算。要增强开放经济对本土经济的带动性，特别是企业“走出去”要建立与国内产业的经济循环流程。
第二个目标是形成新优势。过去开放经济的优势是：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一般优势；少数区域特殊政策创造的体制优势、要素汇集优势；优惠政策提供的低商务成本优势；经济特区的区位优势。尽管上述优势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都已经弱化了。新阶段要创造的新优势应包括，原来的产品优势从价格低廉更多转向产品质量、技术和品牌；企业优势从生产资本更多转向生产资本与服务资本的结合，即生产与物流、营销的结合；加强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用压缩时空的技术进步来替代少数地区的区位优势；加强人力资本培育，创造人才新优势，弥补劳动力价格上升的趋势。创造新优势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更大发展；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内地与沿海运输成本差距的下降；教育发展与教育结构的改善；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法律与政策环境、政府管理行为、国际商务操作能力的建立与完善。
（三）开放型经济新阶段的两个新要求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较长时期一直在进行的两件事情，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关于沿海、内地和沿边对外开放都是很早就提出来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仅重申，而且有了新提法。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也早已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也赋予了其新的内容。
第一个新要求的表述是：“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其中，“深化”重在开放质量；“加快”强调开放的步伐和速度；“提升”针对开放的形式与内容，从单一向多样、低级向高级转变。对内对外相互促进，更广泛地形成省区市之间要素自由流动与经济合作，增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与深度。
深化沿海开放的目的是促进对外开放转型升级。即从国际加工装配基地向先进制造业基地转变；从制造业中心向制造研发中心、贸易服务中心、物流中心转变。大力提高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内地开放的政策含义是，继续解决观念、体制、政府管理等问题；继续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仍然注重开放经济的数量增长，通过开放经济促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当然，内地开放不可能完全重复过去沿海开放的过程，因此应着重吸引面向国内市场的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的上游产业，承接运输成本占比较低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提升沿边开放的要求是从单一边境贸易向多种贸易形式发展；从单一边境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方式向边境经济合作区、物流园区等方式发展，鼓励扩大贸易和双向投资，鼓励采用人民币结算和支付。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目标是达到要素在更大区域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深化已经着手的改革，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长三角经济合作和京津唐经济合作，或环渤海经济合作等。
第二个新要求的表述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冠以“战略”的措施，只有企业“走出去战略”和“自由贸易区战略”两个措施。自由贸易区比多边贸易体制更开放，根据世界贸易通报，全球生效的自由贸易区197个，其中80%是近10年缔结，全球贸易50%是在各区域集团内部，其中欧盟区内贸易高达67.6%，北美自由贸易区为55.7%。如今自由贸易区已成为国家战略，是大国开展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美国在2006年贸易政策中把它列为重点，日本在2004年也制定了自由贸易区战略。美国全力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2007年前结束与韩国的谈判，2008年建立美国—东盟自贸区，2013年与中东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加快步伐争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自由贸易区已超越经济范畴，兼有外交、政治含义，加速改变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
中国高度重视自由贸易区发展。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保障中国资源供应的战略意义很大，对转移部分国内生产能力、规避贸易壁垒也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改善国际经贸环境也有特殊效果，如启动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后，澳大利亚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四）开放型经济新阶段的六项新任务
开放型经济的六项新任务，有的是近几年已经提出来过，党的十七大报告加以进一步强调，有的是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实现这些任务，既是新阶段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工作部署，也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外经济工作的政策目标。
第一，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走出去”标志着中国开放战略的转折，它意味着把国际经济竞争引向更广泛的国际经济舞台，标志着国际经济竞争从内线作战转向内外两条战线。从而将使开放经济从领域、结构到整个宏观经济管理都发生深刻变化；国家经济安全边界和外交都发生深刻变化。
2006年10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对企业“走出去”有了一个总体指导方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过去是规避贸易壁垒，扩大市场空间和争取海外资源供给与技术。近一两年，“走出去”有了进一步的需要，即平衡国际收支。中国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过经常项目平衡国际收支，只有发挥资本项目调控的作用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因此，“走出去”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开放型经济的成败。
第二，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涉及很多方面，既有出口，也有进口。出口增长方式转变既有生产环节，还有流通环节。在出口贸易的生产环节中，要通过提高生产技术、加强质量控制、提升品牌效应，达到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目的；在流通环节，要解决基础设施，如港口、码头、仓储和货运，提高流通效率，减少再生产成本；还要规范出口秩序和避免价格的无序竞争，减少过度竞争成本。进口贸易的效率表现在技术消化和流通环节上。在数量上，进口技术设备要增强吸收消化能力，减少重复进口；在流通环节，也有效率提高问题，减少流通费用，特别是要规避国际市场价格风险，利用进口数量和期货贸易机制，争取较大的定价权，减少价格上涨风险。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也涉及一些认识与实践问题。中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是富有成效的。它首先表现为来料加工比重的下降和进料加工比重的上升；其次表现为加工贸易，特别是进料加工对国内产业配套能力的带动和促进；最后表现为加工贸易产业面的延伸、扩展以及产品结构的优化。加工贸易从初级形态向不同层次的高级形态发展还需要较长的过程，未来一个时期，加工贸易的政策着力点主要应围绕两方面：一是促进OEM形态的继续拓展与完善，二是培育加工贸易高级形态的成长条件。作为加工贸易初级形态的OEM，在沿海地区已进入完善和提高阶段，但在内地和中西部还处在起步阶段，还需要发展其更原始的形态。在沿海发达地区，要进一步鼓励加工贸易的国内产业配套，并创造加工贸易高级形态生成的配套条件。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发展服务贸易能够实现用较小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来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交流的目的。2007年商务部出台了《服务贸易“十一五”规划纲要》，服务贸易规模从“十五”末的1571亿美元发展到2010年的4000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20%，并提高了在整个贸易中比重和世界服务贸易中比重。在总量增长的同时改善了结构。2010年，运输、旅游出口继续扩大，但比重降到60%以下，提高通信、保险、金融、计算机信息服务、专利特许费、咨询、广告等出口比重。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措施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这是新阶段中国抓住国际资本新一轮产业转移重要机遇。
第三，实现两个创新，即“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这两个创新的提法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是六项任务中首次提出的一项任务。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目前世界上利用外资的方式中有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又分为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间接投资（通过贷款、证券市场吸收外资）两大类。到2007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740亿美元，但主要是“绿地投资”，而且主要以制造业吸收外资为主。吸收境外贷款余额3736亿美元，此外通过合格的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吸收的外资数额近百亿美元。新阶段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要大胆吸收并购投资，目前世界上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的最大比重是并购投资，中国在这方面要解决观念、体制、政策、法律等各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创新。还要吸引外资进入服务业，要创造外资进入服务业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也需要改革和创新。新阶段通过间接投资方式吸引外资的任务是，创造条件，鼓励更多企业到海外证券市场融资；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直接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融资；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可以逐步增加，逐渐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条件。
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的内容有：鼓励中国企业在境外经济合作区投资经营；通过股权和资产收购，扩大海外商业存在；建立促进企业对外投资的服务体系；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充分利用好中国现有的外汇资产，不仅由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经营，应允许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经营外汇资产，创新融资方式；完善QDII制度，吸引更多国内投资者和居民通过该渠道到海外投资。
第四，培育中国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这也是近两年提出来的构想。中国需要有一大批自己的跨国公司才能做到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整合全球经济资源实现现代化。虽然已有一些企业走出去投资设点，但还不是成熟的跨国公司，以海外资产和销售额比重来衡量其国际化经营程度，都还有较大差距；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国际化程度也还较低，这是新阶段的艰巨任务。培育国际知名品牌这更需要长期努力，不仅要求企业在技术上自主创新，还要建立国际化经营网络，才能使企业的产品具有竞争优势，赢得品牌效应。此外，国际品牌还涉及文化认同问题，不完全是经济和技术实力，还需要文化软实力作为后盾。
第五，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未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将更加依赖外部能源和资源的供给，开展能源资源的国际合作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涉及宏观经济全局的战略性问题。除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能源资源的合作开采或合作经营以外，还可以利用国内市场来吸引资源和能源流入，即采取以市场换能源资源的方式吸引国际投资与合作。为此，要进一步改革国内能源资源的价格体系，改革能源资源的市场结构，形成有管理的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市场。
第六，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这是200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早提出的任务，也是新阶段需要继续完成的任务。2007年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削弱了减少进出口贸易顺差的成效。然而，减顺差难还在于两个深层制约因素。第一个基本约束是：在国内储蓄持续大于投资的条件下，贸易顺差是必然的。贸易顺差反映了以实物形态的资源流出，是国内经济不平衡的对外表现形态。但中国贸易顺差反映的资源流出主要是商品资本的流出，其中劳动要素占很大比重，因此这种资源流出是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因此有利一面是主要的。第二个基本约束是：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条件下，贸易顺差是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然结果。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高不高。根据国际经验，贸易顺差额占贸易总额（包括服务贸易）10%以内应视为可容忍。2007年中国比重约10.5%左右，略高但不是太高。从历史上看，中国贸易顺差年份并不多。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现有外汇储备高不高。由于国际收支双顺差，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变化，保有财富和获取收益成为外汇储备的两大主要功能，传统的支付功能已经被保有财富的功能所涵盖。其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其规模大小，而是要将外汇储备的收益同其他类型的投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外汇储备的收益是可观的，则其规模就愈大愈好。从开放型经济新阶段的新思维出发，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视野应聚焦于资本项目，而且要在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上找出路：一是扩大开放，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资本输出，扩大海外生产经营规模，在更广阔的全球经济舞台上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二是深化改革，改革现有经营外汇资产的格局，不仅藏汇于民，而且用汇由民，让地方政府和更多机构、企业、个人参与外汇资产的经营与使用，使中国外汇资产的宝贵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新西兰已于2008年4月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区协议。
②数据引自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商务部《中国外贸统计》。
③数据引自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4月19日《贸易快讯》。
④数据引自商务部网站和《国际商报》等媒体。
⑤数据引自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4月19日《贸易快讯》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7》（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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