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员能力：地方党委应对危机的首要能力——基于汶川特大地震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汶川论文,能力论文,首要论文,动员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0]06-0044-04
“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去两周年了，这场巨灾带来的伤痛正伴随着灾后重建的有力推进而逐渐弥合。然而，经由抗震救灾而汲取的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却历久弥坚、常思常新。特别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巨灾应对中表现出的卓越能力，令世人瞩目，这其中，地方党委在危机应对中所展现的政治动员能力甚为突出。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对于身兼改革发展重任的地方党委来说，面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危机事件，首先考验和检验的是其政治动员能力。对此展开讨论和思考，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动员能力是地方党委应对危机的首要能力
（一）政治动员及危机的一般分析
政治动员，从一般意义上讲，属于政治管理和政治控制范畴，主要用于描述政治权威对公众行为的某种引导或操纵。其要素构成包括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环境、动员方式与手段等，其核心在于自上而下地发动人们参与某种政治活动，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开始出现对政治动员的研究热潮。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政治动员的概念界定、功能辨析、分类和方式以及如何提高政治动员的有效性等方面。尽管这种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从研究视角看，由于偏重于常态条件下的政治动员而忽视危机状态下的政治动员，偏重于对政府作为政治权威主体的政治动员研究而忽视政党作为政治体系轴心的政治动员研究，因而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到关键阶段，不断发生的各种危机事件构成了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由此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愈益引起我们的关注，对危机状态下的政治动员研究随之成为研究的热点。那么，如何认识危机呢？在危机管理范畴中，危机通常指在社会生活中突然发生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对社会健康运行和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正常生活造成重大损害的突发事件或紧急事态，如重大自然灾害危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突发性群体事件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科技和文明的发展使人类可以有限度地预防、预警危机，但人类毕竟不可能完全避免危机，因为置于历史发展长河中看，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常见现象，从社会冲突理论的角度看，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是在不断地应对危机、协调冲突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只是由于危机事件在现代社会中的频发性、超强扩散性和严重破坏性，使得现代公共管理不能不把危机应对和危机管理列为首要任务和重要内容。但是，随着人类政治发展进入到现代政党政治时代，政党越来越居于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的轴心，当一种危机突然到来时，与其说是对现代政府管理的考验，毋宁说是对政党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其中，政治动员能力成为检验一个政党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
（二）危机事件频发和突发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提出新挑战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大规模计划经济条件下，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动员经验，形成了传统政治动员优势。这些经验和优势主要表现为常态条件下运用舆论宣传工具对动员客体进行宣传、教育、说服和引导，这些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然而必须注意到，一方面，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由封闭条件下搞计划经济的党转变为开放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的党，这两大“历史性变化”使得过去得心应手的动员方式和手段在今天遇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利益格局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经济领域改革呈现出由“帕累托最优”状态向“零和博弈”转化的态势，仿佛在一夜之间，各种突发性事件一下子增多了：除以“5·12”汶川特大地震为主要标志的重大自然灾害危机外，近几年里，我们还经历了以非典和三聚氰胺事件为主要标志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以汉源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为主要标志的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以“3·14藏独事件”和“7·5疆独事件为主要标志的民族分裂事件等危机事件。今年以来，我国又遭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西南大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危机。毫无疑问，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开展应对危机的政治动员、动员客体对主体会否产生心理认同、如何有效提升政治动员的合理性和科学化程度、如何有效避免信息化条件下反动员的消极影响、如何塑造动员客体的“公民意识”等，这实际上就给执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三）政治动员能力是地方党委应对各类危机的首要能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中，地方党委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担负着领导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承担着应对危机、化解危机、“由危转机”的关键职责。在危机状态下，地方党委的政治动员能力强不强，不仅关系到危急时刻能否迅速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稳定民心、运筹帷幄，也关系到党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的实际发挥。更进一步说，此时此刻的政治动员能力已转化为危机状态下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的外化表现，是地方党委必须具备和表现出来的首要能力。
具体来说，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第一，政治导向力。一般来讲，危机状态下的政治动员具有紧急性、联动性、时效性等特点，这就需要地方党委具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号召力和掌控力，能够迅速对危机的性质、影响范围、影响力度、发展态势等作出判断和决策，运用政治力量和公共媒体，引领政治导向和舆论导向，以在第一时间占据政治导向制高点，把握舆论导向主导权，引导公众注意力，为应对和化解危机打下坚实基础。第二，民心凝聚力。常态条件下的政治动员主要集中于宣传党的大政方针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危机状态下的政治动员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要达到的首要目标是凝聚人心，恢复秩序，稳定社会，这就需要地方党委的政治动员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之上，正所谓“功夫在诗外”。第三，统合联动力。危机状态下的社会及公众往往处于信息隔离的原子化状态，这一方面使各类组织处于暂时性分散甚至瘫痪状态，另一方面也容易给不良信息的传播和接收提供土壤，由此要求地方党委必须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枢作用，在特定时间里把同级各类组织统合起来，充分发挥群策群力的联动效应，迅速形成社会合力，共同阻遏危机蔓延。第四，社会整合力。常态条件下，地方党委往往习惯于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这种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方式，但在危机到来时，基于信息、交通、物流等条件的限制，地方党委必须审时度势，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并充分调动一切可用的社会资源，发挥社会整体优势以共度危机，这就对地方党委应对危机的社会整合方式、重大决策机制、应急反馈模式都提出新要求。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危机状态下的政治动员迥异于常态条件下的政治动员，对危机状态下地方党委的政治动员能力要求明显高于常态条件。如果这个时候的政治动员能力发挥得好，就能够迅速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整合资源，为全面战胜危机提供强有力的认识基础和政治保障。
二、危机状态下政治动员要素变化及其给地方党委提出的新要求
一个完整的政治动员过程，主要由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环境和动员机制等四个要素构成。危机状态下，地方党委的政治动员能力之所以不同于常态，主要是因为这四大要素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并由此给地方党委的政治动员增加了新内容，提出了新要求。
（一）主体要素变化及其提出的新要求
危机发生时，地方党委作为政治动员的核心主体，担负着应对危机的重要责任，这首先取决于地方党委的组织属性和角色定位。《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组织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组成；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设立党的地方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是本地区的领导核心，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工作实行全面领导。这就明确了，地方党委既是党的组织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也是党对地方各级政权的领导者。因此，地方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是领导核心，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地方党委要敢于独当一面，坚定地负起责任，正确地作出决策。但是，应对危机不只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效率问题，更是一个在有限时间内最大限度整合资源的效度问题。这就意味着，其政治动员的程度、深度和广度，还取决于其他相关主体比如政府、人大、政协、工青妇以及民间组织的积极响应和配合。由此决定了，危机状态下的各种组织必须以地方党委为核心主体，形成共同应对危机的主体团队，这是进行政治动员和战胜危机的前提和基石。
（二）客体要素变化及其提出的新要求
一般而言，政治动员客体主要指的是社会公众。常态条件下，基于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意识形态的整合和渗透，以及社会公众日益成熟的公共理性和宽容心态，政治动员主体和客体相对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从而保证双方共同完成政治动员过程。特别是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更为动员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但置于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同样作为动员客体的社会公众，其身份定位、社会地位、群体属性乃至于心理认同较之于过去都发生了新变化，由此就给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增加了变数，也给地方党委的政治动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当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爆发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副山崩地裂、江河变色、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到严重威胁的悲壮场面，更有一系列隐藏在地震背后的灾民身心变化轨迹，亟需地方党委去研究、发掘和抚慰，这是做好抗震救灾的政治动员工作的基本前提和关键环节。首先，当社会公众从常态条件下的居民转换为地震状态下的灾民，维护最为宝贵的生命权，必然成为灾民的第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党委必须坚决贯彻中央“救人是第一要务”的指示精神，并在政治动员中调动各种力量，整合多方资源，以实现“抢救生命”这样一个特定目标。其次，由于基础设施和信息通道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公众从相对的信息平衡状态进入完全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迅速传达中央救灾精神和全国人民关爱信息，稳定灾区民心，就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内容。再次，社会公众从理性的个体状态（以家庭为生活单位）转变为感性多于理性的群体状态，特别是在大规模的灾民转移和安置过程中，基于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存在，地方党委的科学预见能力、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统筹安排能力，就成为政治动员能力的主要体现。最后，当社会公众从相对稳定的未来预期状态（比如具有稳定的家庭、就业、生活圈、交际圈）进入不确定的未来预期状态时（比如身体残缺、家庭缺失、未来不确定等），就要求地方党委的政治动员要因时而动，因地制宜，既要充分考虑灾民的物质需要，又要高度关注灾民的心理关怀，既要妥善安排近期的抗震救灾，又要科学规划长远的灾后重建，以携手共建灾后美好新家园。总之，由于危机状态下的动员客体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和情境中，地方党委就必须倾力关注此时的动员客体的各种变化及其衍生的正负效应，从而为科学决策并成功化解危机提供保障。
（三）环境要素变化及其提出的新要求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和社会信息化条件下，影响地方党委应对危机的政治动员能力的环境要素变化，主要表现为由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比如，官方主流网站和民间网站的非对称性、国（境）外敌对势力的反动员倾向、网络媒体的应急反应机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成熟度、信息传播的公开性透明性等。研究认为，信息化给政治动员带来的明显变化有三：一是动员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传统条件下的政治动员主体往往是单一的政党和政府，但在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条件下，动员主体不再被权威性的政党和政府所垄断，其他各种力量也开始跻身于动员主体的行列，甚至少数消极和反动分子也试图成为政治动员主体，由此不仅会带来混淆视听、传播谣言的种种风险，同时对执政党的核心动员主体地位构成新挑战。二是动员节奏呈现快速化趋势。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带来了信息传递的实时性、互动性、扩散性，这在有利于社会公众迅速掌握信息的同时，也为动员预期增加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三是动员效果呈现强渗透性趋势。在社会公众参与积极性日益提高、信息化手段越来越先进的条件下，一些信息极易被无限放大，从而迅速引起社会关注，成为众人瞩目的公共事件，近年来发生的瓮安事件、“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即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由这种强渗透性而带来的信息污染、信息侵权、信息失真、信息渗透等问题，可能使事件本身发生质变，以至于酿成真正的公共危机。对于地方党委来说，如何运用信息化优势，摒弃其负面效应，把危机降低到最低限度，无疑是有效提升政治动员有效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机制要素变化及其提出的新要求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近年来在处置危机事件过程中，的确存在少数地方党委负责人采取“遮遮掩掩”、“拖拖拉拉”、“打打压压”、“搪搪塞塞”的方式方法，结果导致本来可控的危机却愈演愈烈，以至于给党和政府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给党和群众的关系带来严重损害。这就提出了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及其构建问题。对于地方党委而言，这种机制主要包括危机状态下的科学决策和执行机制、舆情发布和送达机制、信息反馈和处理机制、动员评估和改进机制等等。如果在危机萌芽时，没有科学的预见机制；在危机初始时，没有正确果断的决策机制；在危机爆发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在危机平息时，没有严谨的评估和反思机制，那么，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政治动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异，要么是形而上学的空洞宣传，要么是不切实际的苍白说教，那样的话，党的政治优势就会遭到严重削弱。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应该值得我们警醒和研究。
三、地方党委提升应对危机的政治动员能力的几点思考
当我们认识到危机是改革发展关键阶段难以避免且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时，地方党委就没有理由不把应对危机摆在议事日程的关键位置，而不断提升应对危机的政治动员能力就成为地方党委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必修课和重大课题。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初步思考：
（一）强化应对危机的政治意识和思维，践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为政治动员提供理念支撑
一是要正确认识危机的基本性质。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公共危机是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必然反映。由此要求我们，既不能视危机为洪水猛兽而有意回避，也不能随意借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而以偏概全甚至动辄动用警力，而应该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耐心细致地研究处置和化解危机。二是要明确化解危机的基本思维。“以人为本”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站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认识危机、应对危机、化解危机，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不断升华和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三是要探索化危为机的基本规律。地方党委要善于在解决矛盾和协调冲突过程中，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特殊性认识上升到一般性规律上，从而为不断探索和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进一步完善党的组织整合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政治动员聚合组织资源
突发性危机事件不仅考验着地方党委的执政能力，也检验着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共产党员先进性。在抗震救灾最艰苦阶段，为什么会数度看到在灾区迎风飘扬的一面面党旗，频频听到“我是共产党员我先上”的豪言壮语，不时感受到基层党员干部与灾民心连心的鱼水深情？实践证明，党的基层组织不愧为党的全部战斗力的基础，广大基层党员无愧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称号。那么，这种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从哪里来？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常态条件下的培养、整合与强化。由此启示我们，地方党委平时要善于运用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为抓手，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为纽带，持之以恒地抓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从而为应对危机积累资源和资本。
（三）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强化危机状态下的新闻执政能力，为政治动员注入时代特色
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现代传媒的发展和运用，一方面为普通公众的政治和社会参与提供了广阔平台，另一方面也给党和政府的信息传播和控制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互联网传播的及时性、同步性、共享性等特点，再加上“博客”、“跟帖”、“网聊”、“拍砖”等现代技术的运用，使得网络舆论一方面可以生成民主和真相，另一方面也可能滋生“暴力”和“假象”，这就要求地方党委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科学提升信息控制能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加强新形势下的信息网络建设，不是要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打压”媒体，而是要把新闻执政力作为政治动员能力的关键一环和重要突破口，不断强化地方党委的新闻执政能力建设。具体来说，一方面，地方党委要学会有效进行正面宣传的政治技巧，学会把宣传有机融于老百姓关心的鲜活新闻中的政治艺术，从而达到“不是宣传，胜似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一旦发生了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损害社会安定团结的破坏性事件时，地方党委要善于抢在“第一时间”，运用“新闻发言人”等制度，通过传媒尽快展现真相、揭露不法、安定人心，将损失降到最少，重塑党和政府形象。同时，还要学会对传媒信息进行批判性解读，从中发现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从而切实提高新闻执政能力。
（四）加强社会整合能力，调动各种民间组织参与动员的积极性，为政治动员拓展社会基础
过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党、国家和社会构成“三位一体”的格局，党主要通过“单位制”的组织形式对社会进行强制性整合，使得社会力量处于一种蛰伏状态。在实行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后，以民间组织为主要载体的社会力量，渐渐成为一支可以在诸多领域有所作为的重要力量。在抗震救灾中，民间组织、广大志愿者的踊跃捐款和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文明浸润下的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为此，地方党委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时代思维，正确认识、积极培育和科学引导民间组织，把这支队伍锻造为无论在平时还是在危机条件下都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生力军，这也是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重要一环。
（五）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塑造动员客体对主体的心理认同，为政治动员营造良好氛围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在危机状态下，动员客体对主体的心理认同状况，既是决定地方党委政治动员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也是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变量。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度，臣民意识作为封建文化遗留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等、靠、要”思维和“等贵贱、均贫富”思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臣民意识的重要特征。在市场取向改革和传统文化积淀的双重作用下，一些利益受损群体的臣民意识很容易变异为“仇富”“仇官”心理。一旦遇到群体性事件，在集体非理性和“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下，就很容易催生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从而激发社会矛盾和社会群体心理分裂，给构建和谐社会制造障碍。有鉴于此，地方党委有责任、有义务在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进程中，大力培育和引导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传统型文化向民主型文化的转变。我们认为，常态条件下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塑造公民意识，是危机到来时动员主体和客体实现良性合作与沟通的长效机制。
（六）在继承传统动员优势的基础上，构建法治模式与危机反应模式相结合的动员体制，为政治动员建构体制基础
宣传、教育、引导、说服等方式方法，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治动员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以继承和运用。事实上，近几年来我们党在处置重大突发性事件时，经常和主要运用的仍然是这些传统方式方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传统动员方式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在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党运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可企及的动员优势，举全国之力援助灾区，并创造了独特而有效的对口支援模式，帮助灾区迅速恢复重建。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目前正处于构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进程中，如果一味地依赖传统型的政治动员模式，势必会带来诸如侵犯公民权益、重陷“革命党”的思维逻辑、正当性缺失以及淡化法治精神等弊端。因此，在目前已经颁布《突发事件应对法》、《防震减灾法》、《人民武装警察法》等重要法律的条件下，应该结合实践探索构建应急法治模式与危机反应模式相结合的动员体制，尽早把危机状态下的政治动员纳入到法治化、制度化、常规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