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贫困地区论文,老年人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0)02-0076-07
社会支持是指人们从社会关系网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张文宏、阮丹青，1999）。一般来说，个人的社会支持来源于两个基本渠道：一是正式的制度性支持；二是非正式的非制度化支持（张友琴，2001）。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私人社会支持网络，它是由家庭成员、朋友和熟人所组成的混合体（Allan，1996；转引自大卫·切尔，2005:44）。个人拥有的这个“私人网络”为其提供重要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和生活依靠。从社会保障的视角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广大的贫困农村地区，国家和政府正式的制度性支持严重不足。在缺乏来自国家和政府正式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老年人的生活更多依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包括来自家庭、亲戚、邻里、朋友、同龄群和老同事等）。个人社会支持网构成老年人个人福利的重要来源和个人晚年生活照顾的主要资源(Litwin et al.，2000)。因此，了解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状况，可以使得针对老年人的社会援助更加有效，对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使社会能够平稳度过老龄化的冲击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相关研究概述
社会网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60、70年代经由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林南(Nan Lin，1981)、波特(Bott，1971)和伯特(Burt，1983)等人的努力，社会网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社会网研究既是理论概念和观点，也是分析工具和方法。作为理论，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网络结构观、市场网络观、弱关系力量假设和“嵌入性”概念，以及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结构洞理论等理论观点。作为分析方法，社会网分析可以区分为整体网和个体中心网分析方法，整体网着重分析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个体网关注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及网络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尽管分析方法不同，但二者均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不是行动者的内在驱力来解释行为（阮丹青，1993；张友琴，2001）。社会网分析方法明显区别于强调范畴或属性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统计方法上也不同于常规统计方法中重视个体属性及其属性之间的联系。社会网分析从两个及两个以上个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视角出发，关注个体的行为选择与资源获得受限于其他个体的预期这一社会现实，即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影响。
社会支持网是社会网的子集，是一种由为人们提供各种支持的人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我国学界对社会支持网的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阮丹青等人对天津居民社会支持网的调查研究（阮丹青等，1990）。1996年11月至1997年3月，张文宏、阮丹青等人又对天津城乡居民进行社会支持网调查。随后，国内学者在老年人社会支持网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珂莱尔·婉格尔和刘精明比较了北京与利物浦两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状况的异同（珂莱尔·婉格尔、刘精明，1998）。张友琴(2001；2002)根据调查数据分析了厦门市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网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从网络的结构和规模两个方面探讨家庭支持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变化。贺寨平(2002；2004)考察了山西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网络变化对老年人身心状况的影响。其他关于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是社会心理学取向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是社会支持与行为应对、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文献不多，已有的少数研究成果也都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几乎空白。而西部地区农村在社会保障方面却比较薄弱，多数老年人依赖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满足养老需求。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影响较大。作为初步研究，本文着重探讨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关系构成及其影响因素。
2 研究设计
2.1 抽样方法
本文数据来自笔者2006年6月在贵州省黄果树农村地区所做的调查。本调查目的在于考察该地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状况。调查范围是黄果树镇辖区内的28个自然村，调查对象是年满60岁及60岁以上、目前居住在当地农村的老年人。样本量为300。在抽样方法上采用选点配额抽样，具体抽样过程如下：
(1)先在28个自然村中选取7个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村，共601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涵盖了全镇老年总人口（1734人）约35%。
(2)从选中的7个自然村中，按50%的比重抽选受访者，共300位。按每个村老年人占7个自然村老年人比重和村内男女性老人比重分配300个样本名额，即配额。
(3)在选中的每个自然村老年人花名册中，利用随机数表随机抽取受访者，直至抽足配额止。
由于农村中许多老年人不识字，资料收集采用入户问卷访谈方式。所有调查人员均自愿参加，接受调查培训。共访问了296人，剔除无效问卷6份，最后获取有效问卷290份。
2.2 问卷设计
对社会支持网的测量主要依据马特.G·M·范德普尔1994年编制的调查问卷，问卷共列举了11种支持项目：
(1)当您碰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您做出决定时，您找谁商量？
(2)当您家里人发生严重矛盾，无法解决时，您会找谁来解决这些问题？
(3)当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来谈呢？
(4)当您家中有些活需要别人帮忙，如搬家具、大袋粮食和重物，或帮助扶扶梯子等，您会请谁来帮助您？
(5)当您得了病需卧床休息时，谁来照顾您？
(6)当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向谁借？
(7)当您年老体弱，不能劳动或工作，赚不到钱时，靠谁养活您？
(8)当您需要借白糖或食盐之类的日常用品或需要借件农具，您会找谁借？
(9)当您在看信或写信时遇到了问题，您会找谁来帮助您？
(10)您和谁一起外出，如赶集（会）、逛商店、看戏、看电影、下饭馆、散步等？
(11)您和谁至少每个月交往一次，如互相串串门、一起聊聊天、喝茶、饮酒、打牌、下棋或打麻将等等？
逐一询问受访者以上11个问题，要求受访者回答每一个问题获得支持的总人数，与受访者的关系，并记录下支持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状况等。
2.3 指标说明
本文所讲的支持网规模包括支持网的人数规模和关系规模。人数规模就是给老年人提供社会支持的人数。关系规模指给老年人提供社会支持的关系数。
综合支持网是指包括上述11种支持类型的总的社会支持网。
子网则是指上述11种支持项目中的任何一种支持项目。
支持网的关系构成是指被访者与支持提供者的关系类型的构成情况。在分析中，本文将关系类型合并为以下10类：(1)兄弟姐妹；(2)配偶；(3)儿子，包括养子；(4)女儿，包括养女；(5)儿媳；(6)女婿；(7)其他亲属；(8)村干部；(9)朋友；(10)邻居。
3 调查数据分析
3.1 综合支持网规模及关系构成
从表1、表2数据来看，在290个被访老年人的综合社会支持网人数规模平均值为8.4人；关系规模为3.6种。
社会支持网规模为零（即没有提到任何人）的老年人比例仅占0.7%。说明绝大多数老年人获得了社会支持。但支持人数在2人及以下的占6.2%，支持关系在2种及以下的占16.5%。由此看出老年人获得社会支持的数量有限。
从综合支持网的关系构成来看，亲缘关系在老年人综合支持网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95.2%的被访者至少提到一名亲属，平均来看，有83.2%的支持网成员是亲属。家庭成员在支持网络中所占比重很高，其中至少提到一个儿子的占91.0%。配偶和女儿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其他亲属和兄弟姐妹的比重较低。
非亲缘关系在老年人综合支持网中也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精神支持上。陪伴外出和串门聊天。邻居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作用比较突出，59.3%的老年人至少提到一位邻居。朋友也在精神支持上具有重要的作用，33.1%的被访者至少提到一位朋友。村干部在解决家事中具有一定的作用，11.7%的老年人至少提到一名村干部。邻居社会支持的重要性说明了地缘关系对老年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与老年人较小的活动范围有关。
3.2 子网的支持关系类型分布
表3反映了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结构状况。总的来说，农村老年人获得养老支持的比重最高(92.3%)，在作重要决定、搬重物和生病照顾方面获得支持的比重也较高，分别为84.8%、87.6%、89.7%。在谈心、借钱和串门聊天三方面的支持上，有将近一半左右的老年人得到支持。而在解决家事、借小物品、帮助看信和陪伴出门支持上，获得帮助的比重较低。尤其在解决家事上，老年人获得支持的比重仅为29.7%。在解决家庭矛盾问题上，老年人一方面认为家庭矛盾是“家丑”，不可外扬；另一方面认为如果动辄找人调解，显得老年人小气，过后怕被孩子数落，造成隔阂。因此，大多数老年人发生家庭矛盾后都通过自我化解的方式，把矛盾消化，不愿意将问题公开。
表3还反映了农村老年人获得各种具体支持项目的几个突出特点：
首先，在各项支持中，儿子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养老支持上，儿子占绝对优势(95.4%)，女儿居其次(7.6%)，其他亲属居第三(3.8%)。在生病照顾、搬重物、借钱、帮助看信和作重要决定的支持方面，儿子也是最重要的支持提供者。中美比较研究发现，在美国，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不受子女性别的影响，而在中国（及多数亚洲国家），家长对儿子的偏爱则远远超过女儿（边馥琴、约翰·罗根，2001）。中国学者指出，无论是同住，还是代际间联系及帮助，儿子都比女儿重要得多（胡汝泉、叶乃滋，1991）。
其次，邻居这种地缘关系和朋友这种后致性关系在老年人的情感支持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发挥了比其他关系更重要的作用。在谈心、陪伴出门和串门聊天等方面，邻居的支持比重分别为42.3%、53.5%和67.1%；朋友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3.7%、46.5%和57.5%。王铭铭说：朋友是外人，但也是知交。之所以说他们是外人，是因为他们是家族和亲族圈子之外的人；之所以说他们是“知交”，是因为他们曾经并且仍然相互理解和帮助（王铭铭，1997）。重要的是，朋友是一个自愿性质的关系，并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人们自主选择的，因此这些朋友能够起到相互之间满足情感性需求的作用（阮丹青，2004）。有人甚至认为，个人网络中大多数亲密的和有活力的关系是朋友或邻居而不是亲属。朋友和邻居占最有活力和最亲密的网络成员的一半，其中将近一半的关系提供了所有种类的社会支持(Coe et al.，1984)。但也有相反的证据表明，朋友提供的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没有父母和成人子女多(Wellman and Wortley，1989)。事实上，朋友和邻居提供情感性支持的多少及其重要程度，可能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农村老年人在情感性支持上更多依赖邻居和朋友，这与农村社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地位和权力不平等有关（张文宏、阮丹青，1999）。
第三，兄弟姐妹和女婿在各种支持类型中发挥的作用都很小。这一结论与天津的调查不一致（张文宏等，1999），天津调查结果显示兄弟姐妹的支持作用比较明显。黄果树地区兄弟姐妹的关系也是很紧密的，问题在于老年人的兄弟姐妹都已经年老，只能各自依靠子女赡养，无力提供支持。用当地的话来说，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房子各住各，衣食各顾各”，意思是兄弟姐妹一旦分家以后，就各自经营自己的小家庭，住房和财务分开。女婿则被当作外人对待，加上地理空间阻隔，女婿在社会支持方面的作用很小。
第四，其他亲属在各种支持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都不是主要作用。说明其他亲属对老年人仍然有一些帮助，但影响不大。
由此可以概观，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成员主要是家庭成员，配偶、儿子和女儿组成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主要部分，其次是亲属，再是邻居和朋友。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如方心清和王毅杰对南京市老年人生活方式的调查中发现，老年人主要的信赖对象和求助对象集中在子女和配偶，其中，71.0%信赖子女，55.3%信赖配偶；76.0%求助于子女；41.2%求助于配偶（方心清、王毅杰，2006）。张友琴对厦门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比较研究发现，家庭支持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基础，也是其社会支持网的主体（张友琴，2001）。对亲属群体和家庭成员的重视不独中国人或者东亚人，西方人也重视家庭成员的作用。英国资料表明，家庭成员大概以11∶1的压倒优势被认为比朋友更重要（大卫·切尔，2005）。不过，不同的文化体系下，家庭成员提供的支持似乎不太一样，英美文化倾向于强调夫妻关系的长期价值胜过与父母、祖父母的血缘关系（大卫·切尔，2005）。而中国则更看重子女尤其是儿子的支持作用。总之，配偶、子女和儿媳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主要提供者，朋友和邻居则在精神支持方面的作用比较明显。
3.3 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规模的影响因素
老年人获得社会支持与其个人的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密切相关。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规模。
表4数据分析发现，年龄对老年人的人数规模和关系规模都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高，失去网络成员数量增多，包括亲属和朋友。年龄增高，体力衰退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但随着体力下降，老年人的活动范围和社会交往范围也相应受到限制，网络规模趋于缩小。
性别对人数规模和关系规模都没有影响。但女性老人综合支持网平均人数规模为8.1人，标准差为4.4；平均关系规模为3.59种，标准差为1.4。男性老人综合支持网平均人数规模为8.7人，标准差为4.8；平均关系规模为3.62种，标准差为1.4。女性老人的平均人数规模小于男性老人，关系规模差异不大。
文化程度对人数规模和关系规模两者均有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网络规模越大。这一结果与费舍尔(Fischer，1982)在北加利福尼亚社区和贺寨平(2001)在山西的调查，以及阮丹青(Danqing Ruan，1993)的天津调查结果相同。
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规模最强烈的因素。经济状况越好，网络规模越大。因为经济条件的富足程度，直接影响了老年人的交往能力。经济较好的老年人可能拥有更多的交换资源，也能够花较少的时间从事田间劳作，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人进行交往，从而建立更多的人际关系。相反，经济较差的老年人则相对资源不足，没有时间更没有资金进行人际关系投资，因而网络规模相应较小。
生活自理能力对老年人的网络规模也有显著影响。身体健康是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进行人际交往的前提条件。身体健康的老人，精力充沛，活动范围较大，活动频率较高，网络规模也相应较大。
从职业地位来看，职业地位越高，意味着能够利用的社会资源越多。从上表数据来看，职业地位仅对人数规模具有显著性影响，对关系规模没有影响。不同职业老年人的关系规模差异不大。其原因可能是这次调查的对象有92.4%的老年人的职业是农业，职业分化不明显，职业地位对网络关系规模没有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设计调查问卷时，考虑到影响这一社区老年人网络规模的因素可能取决于他们参加社区活动的频率和串门聊天的频率。果然，数据分析发现，这二者对网络人数规模和关系规模都有正向影响。
民族成分对个人网络的人数规模和关系规模都没有影响。说明汉族和布依族老年人在个人社会支持网络规模上的差异不大。但两种民族的老年人在支持网人数规模上具有一定差异。汉族老人综合支持网的平均人数规模为7.9人，标准差为4.2；平均关系规模为3.6种，标准差为1.4。布依族老人综合支持网的平均人数规模为8.8人，标准差为5.0；平均关系规模为3.6种，标准差为1.3。布依族老人的网络人数规模大于汉族老人。这是因为布依族一般是同宗同姓聚居，交往更为频繁。汉族则多数是异姓聚居，互动相对要少一些。巧合的是，分性别（男性、女性）老年人和分族别（布依族、汉族）老年人的平均关系规模均约为3.6种，说明维持老年人正常生活水平的需要可能就是这种关系规模水平。
婚姻状况对关系规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人数规模没有影响（有偶＝1；无偶＝2）。从交叉表数据也发现，有偶者与无偶者的网络人数规模相差不大。但有偶者的关系规模大于无偶者。原因在于有偶老人本身就比无偶老人多了“配偶”这样一种关系。而且有偶者除了本人的社会关系外还有其配偶的社会关系。这是就关系规模而言，而对于人数规模则不然，因为无配偶的老年人可能有更多的朋友，以及更加依赖邻居等，因而无偶老人在人数规模上并不逊色于有偶老人。
参与社会活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规模，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娱乐活动，以及串门聊天频率和赶集、走亲戚的频率等几个方面对支持网络规模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影响。说明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除了经济收入、身体健康状况以外，社会活动水平也是影响老年人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因素。
4 总结与讨论
上文的数据分析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老年人综合社会支持网的平均人数规模为8.4人；平均关系规模为3.6种。
(2)在各项支持中，儿子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养老支持上，儿子占绝对优势。在生病照顾、搬重物、借钱、帮助看信和作重要决定的支持方面，儿子也是最重要的支持提供者。
(3)邻居这种地缘关系和朋友这种后致性关系在老年人的情感支持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发挥了比其他关系更重要的作用。
(4)在各种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规模的因素分析中，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规模最强烈的因素。经济状况越好，网络规模越大。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综合支持网的平均人数规模为8.4人，接近贺寨平对山西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平均规模（9.1人）。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综合支持网的人数规模不算小。但是在支持结构上却过多依赖亲缘关系，特别依赖儿子。张友琴(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主要是依靠家庭成员的支持。老年人一般已经退出劳动领域，或者不再作为家庭主要人物参与社会活动，使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权威性下降，从而失去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由于这种原因，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在机关事业单位的老年人由于退出工作岗位，相应的会减少与同事的往来，逐渐失去同事的支持。而在农村务农或经商的老年人，则会失去合作者的支持。因而，家庭成员尤其是儿子，成为老年人最主要的生活依赖对象。儿子在养老支持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影响，将使得贫困地区农村“养儿防老”观念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改变。
在非亲缘关系中，邻居和朋友在老年人情感和精神支持上的作用较为突出。邻居除了在精神支持上比重较高以外，在搬重物和借小物品的支持上比例也较高，地缘关系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作用比较明显。朋友关系在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中的作用次于邻居。朋友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类似的人生经历、共同的业余爱好、相近的年纪等因素，使得朋友之间更容易沟通和交流。然而老年人由于受活动能力的影响，使得他们探望朋友成为困难，老年朋友之间频繁接触会成问题。因此，温格(Wenger，1990)总结到：年龄侵蚀了朋友间的相互支持。而邻居则具有空间接近的优势，表明地缘关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
从影响社会支持网规模的因素来看，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对于网络规模的影响没有教育的影响大（Danqing Ruan，1993；贺寨平，2001）。然而本研究的结果是：在上文纳入分析模型的各个社会经济人口变量中，老年人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①对综合支持网规模的影响最为强烈，而且，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影响作用的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对网络规模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正向影响(Sig＝0.05)，其他变量则都没有影响。经济是社会活动的基础，也是人际交往必不可少的投资资本。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进行社会交往，比如参加酒席等社交性活动。而经济较为贫困的老年人一般避免参加这样的活动，也很少被邀请。经济收入水平决定老年人参加社会交往的频度，影响老年人建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规模的重要因素。因此，增加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有助于老年人更多参与社会活动，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并从网络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收稿日期：2010-01-14
注释：
①这一社区里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我们假定老年人与其他家庭成员平均享有收入支配权，因此，老年人的收入用年人均收入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