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论著影响力报告——基于2005－2006年CSSCI的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著论文,统计分析论文,中国教育论文,研究领域论文,影响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9）02－0035－011
一、引言
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而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全面、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又离不开教育科学的繁荣发展。当然，无论是繁荣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是推进教育的实践与对策研究，都需要对当下研究状况有所了解，需要对教育学科的研究特点、学术资源、学术成果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评价。运用科学计量学的原理和方法，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可以对我国教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和机构的学术研究水平及其影响力，对论文、著作等学术成果和期刊的学术影响等等进行统计分析，探索教育科学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从而为促进和繁荣我国教育学科提供有效、可信的信息和有的放矢的建议。
CSSCI为考察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方便条件。本文是在CSSCI2005－2006年的统计数据基础上，分析中国教育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学者及其构成，分析对教育学研究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论文、中国著作和外国著作。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还同2000－2004年的情况做了相关比较对照[1]。
学者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对于教育科学学者而言，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论文和著作形式表现出来。论文和著作发表得多，说明该学者的科研产出率高，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一定的认可。另一方面，作者的学术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其成果被他人引用和借鉴的情况，因此作者被引（指作者成果被引）得越多说明该学者在学术界的影响越大。本文主要从发文量和被引量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论文和著作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成果是否被他人阅读，是否在他人的研究中得到参考、借鉴或引用。本文分析论文和著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CSSCI中收录文章所引用的数据得到。
二、学者学术影响分析
学者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的数量，更取决于成果的质量。衡量其研究成果质量的主要指标应当是成果被学术界重视、认可和引用的情况，应用研究成果往往还要看被社会采纳及转化为实际政策或现实生产力的效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学者的成果发表得越多、被他人引用得越多，就越能证明他的学术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可以通过CSSCI对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和他的成果被引两方面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分别从“量”与“质”（或者说“产出量”与“影响度”）两方面衡量每个学者在其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
（一）教育学论文及其引文作者的相关数据
由于2000－2004年教育学论文作者数量统计曾经有误[2]，因此表1列出了2000－2006的7年间CSSCI收录的教育学论文作者的相关数据。
从表1我们看到：
1、发文作者数与被引作者数增幅甚大
发文作者总数（不合并同名作者）在逐年增长。2000年为9080人，2006年已经达到14949人，7年增长了64.64％。而作者个数（合并同名作者后的数据）2000年为7004人，2006年为11062人，增幅为57.94％。被引作者数的增长更加明显，从9701人增加到27637人，7年中增幅高达184.89％。特别是2005和2006两年，被引作者几乎每年增加4千人。
2、教育学论文引用其他学科文献量增加
2006年被引作者数大约是发文作者姓名数的2.5倍，不仅与近年来教育学论文引文量的明显增加相关，而且说明教育学论文对其他学科、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的引用正在增加。
（二）学者发文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间发表教育学论文7篇以上的62位学者。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表中统计的仅仅是教育学论文发表数量，同一学者所发表的其他专业领域的论文未计入内；第二，由于合著人数的多少和作者署名位置不同因而权重和分数不同的缘故，有些作者的发文篇数出现了小数①；第三，列入表2的学者主要是教育学领域的学者，而略去了教育领导管理部门的官员；第四，有些学者（或刊物主编）以笔名发表的“卷首微言”、“卷首语”或“短论”、“短评”（如《中国高等教育》之“浩歌”、《中国远程教育》之“苏辛”、《开放教育研究》之“中原”等），也未作为教育学学术论文统计。
1、学者的年均发文量较2000－2004年有所增加
2006年的分析报告，我们列出2000－2004年间教育学发文在14篇以上（即年均发文2.8篇）的63位学者[2]，而现在发文排名在前的62位学者，年均发文量都在3.5篇以上。
2、有5位学者再次入围发文量前十名
2000－2004年发文最多的63位学者中，有15位在2005－2006年再次入围，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钟启泉教授以23.8篇继续高居榜首，顾明远先生则以18篇的“高产出”由原来的第四前移至第二。在2000－2006的7年两次统计中始终位居发文前十名的学者，还有何克抗、陈桂生和刘宝存。此外原来排名第36位的钟志贤（江西师范大学）此次跃居第7名，南京师范大学的冯建军也从原来的第14位前移至第8。
3、九成“高产作者”来自高等院校，但教育科研院所也有不俗表现
2005－2006年教育学发文最多的62位作者中，来自高等院校的有56位，占90.3％；来自中央教科所、上海市教科院及天津教科院的有6位学者，几近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与2000－2004年的统计中发文最多的63位作者中仅有1名来自天津教科院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此次上海教科院有4人入围，且在前23名中占有3席，对改变教育学研究“高产作者”的结构贡献良多。
4、北师大与华师大的群体优势依然突出
对这62名学者所在机构进行统计排序：北京师范大学（10人）、华东师范大学（10人）并列第一；南京师范大学（4人）和上海教科院（4人）并列第三；南京大学与西北师范大学都有3人入选，并列第五。有2人入围的高校有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
（三）学者被引统计分析
表1已经显示，CSSCI教育学论文每年引用的论著作者已经超过万人。表3则给出了这2万余人中被引用最多的前53位学者。学者被引统计是指学者的成果被CSSCI来源期刊上所载论文引用的统计，这里的被引用不仅仅是学者论文的被引，也包括著作和其他类型成果的被引统计。我们还做了一个处理，列出了排除自引之后的统计数据，以真实反映学者论著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但因为就整体而言，两个统计数据差异不大，自引超过10篇次的仅有7人（其中自引最多的有48篇次），所以排序仍然按照被引用总次数。
1、同发文量统计相比，被引统计的稳定性更高
我们分别比较了2000－2004年和2005－2006年的学者教育学发文统计表和被引统计表[2]。我们看到，教育学论文发表最多的前60名作者变动甚大，仅有15名两榜皆中，占总数的25％。而被引统计居前的55名学者中，两榜皆中的却有38人，占七成左右。对这一现象的解读是：其一，学术研究有其特殊的规律，具有“非均衡性”、“非线性”的特点，“它不像流水线上的产品生产，可以按时、按日计量。它具有阶段性，常常出现‘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情况”[3]。重大的研究往往需要一定时间来调查访谈、收集资料、甄别论证，或者实验比照，最后才能连缀成文，所以想年年高产是有很大难度的。其二，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被引用数量更能够反映其对本学科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会持续很久，甚至历久弥新，而不像电石火光，稍纵即逝。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原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院长施良方教授尽管去世多年，其学术影响依然存在。2000－2004年即在教育学论文引用论著最多的55位学者中位居第6，此次依然以被引108篇次排名第15。
2、钟启泉、何克抗、叶澜、顾明远、潘懋元蝉联前五，显示强劲影响力
非常难得的是，2005－2006年教育学领域被引量最高的5位学者及其排序，与2000－2004年的“引用原创论著最多”的统计排序完全一样。他们是：钟启泉（被引382篇次，其中自引12篇次）、何克抗（被引352篇次，其中自引8篇次）、叶澜（被引322篇次，其中自引4篇次）、顾明远（被引229篇次，其中自引3篇次）和潘懋元（被引221篇次，其中自引4篇次）。他们在教育学界的学术影响及学术地位，通过这些统计资料得到最具说服力的佐证。
这五位资深学者中，北师大、华师大各占2名，潘懋元先生则来自厦门大学。而他们又分别是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学、教育原理、比较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领域的学科领军人物。这从另一方面验证了被引统计分析的效度和信度。
3、被引最多的学者主要来自高校，师范大学依然占优
这53位学者有49位来自高等院校，占92.5％。其余4位分别来自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3人）和社科院哲学所（1人）。49位高校学者中，有39位来自师范大学，占总数的73.58％。特别是排名前20名的学者，除了潘懋元先生，其余都来自师范大学。充分显示了师范院校在我国教育学研究中的强劲实力和主体地位。
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分别有16位、13位学者入围，分别占入选总数的30.19％和24.53％。在被引超过100篇次的前18名学者中，华东师范大学占8席，北京师范大学占6席。这些数据再一次显示这一南一北两所著名的师范大学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实力相当，难分伯仲。南京师范大学尽管只有4名学者入围，但在前十名中，却有鲁洁和吴康宁两位教授，让人们见识该校不俗的实力。
三、论著影响力分析
除了根据CSSCI提供的教育学领域的作者、机构以及地区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等数据，分析、评价某一作者、某一机构或某一地区的教育学研究实力和学术影响之外，人们还可以借助CSSCI的数据资料分析单篇论文或著作的学术影响。在现代社会，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论文著述发表，但它们多数转瞬即逝，很快便湮没在泛滥的信息流中。能够“独领风骚”数十年，或者开一代风气、另辟蹊径者，委实不易。一般说来，在本学科领域被多次引用、长期评析的著述，往往学术影响较大，生命力较强。这些学术论文或著作，不仅研究的学术水准高，而且其研究的课题也在本学科的前言领域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或现实意义，其研究的方法往往能够反映或者影响某一时期教育学的主流范式。
当然，被引用的论文不一定都是正面引用，有可能存在许多批评、质疑或商榷的论文，但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多年的数据分析和考察，这些负面引用的论文不会大量引用，更不会被长时间引用。多个学科近十年的观察与分析证明，那些被负面引用的论文由于被引数量较少，一般均不能进入被引统计表。
（一）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论文
我们将2005－2006年被CSSCI收录的教育学论文所引用的期刊论文汇总、归并，获得了每篇论文的总被引篇次，并根据被引次数排序，生成了表4，即2005－2006年教育学论文引用8次以上的61篇期刊论文。2000－2004年被引10次以上的论文有66篇，此次提高“门槛”，将年均被引2次提高到年均被引4次，仍然有61篇论文入选。
从表4我们得知：
1、有11篇论文再次入选，显示持续的学术影响力
这61篇被引次数位居前列的论文中，有11篇论文是曾经入选“2000－2004年教育学论文引用10次以上的论文”。这11篇论文的作者是何克抗（2篇）、叶澜（2篇）、鲁洁、钟启泉、桑新民、李克东、张建伟、马宁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编写组。其中在2000－2004年高居榜首的何克抗的《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和叶澜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论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深化》，此次又分别以被引28次和24次居第2和第3。从2000年至2006年共计被引71次和62次，充分说明这两篇论文的持续影响力。桑新民的《现代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一文2003年10月方在《中国电化教育》发表，2004年即被引12次，2005、2006年又各被引10次，在论文发布后的3年中年均被引超过10次，也呈现出较强的学术影响力。
2、王策三和钟启泉的争鸣文章双双入围，令人可喜
值得重视的是，有两篇不同学术观点争鸣的重要文章此次双双入围。王策三的论文《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以被引34次位居第一；另一篇论文是钟启泉的《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与〈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作者商榷》以被引12次列第14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离不开理性的批判和争论。一南一北，两位资深学者针锋相对的论辩，观点的碰撞和争议的聚焦不仅会启迪后生小辈的批判性思考，也可能促进不同学派的形成。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也说明这一期刊致力于促进学术争鸣、学派发展的良苦用心已经开始收到实效。
3、教育信息化方面的入围论文三分天下有其一
在2000－2004年间，引起教育学界关注的几个主要论域中，教育的信息化（现代教育技术）方面有15篇论文入围，占66篇最有学术影响论文总数的22.7％。2005－2006年的统计，这一论域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不仅入围论文增加到19篇，占入围论文总数（61篇）的31.14％；而且在被引最多的前六名中居有3席（何克抗，第2，第5；桑新民，第6）。对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课程的设计与整合，现代远程教育的新规律、新特点等问题的研究比较集中，也较为深入。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陈丽教授关于现代远程教学中的“交互规律”、“交互模型”和“交互方式”的系列研究成果，共有4篇论文全都入选，陈丽也与叶澜教授一起，在入围论文数量最多的学者中并列第二。何克抗仍然以5篇入围居首；有两篇论文入围的学者则有鲁洁、钟启泉、吴康宁和刘献君等4人。
4、9篇外国学者论文入选传递了“令人振奋的信号”
2000－2004年的66篇被引居前的论文中，仅有3篇外国学者的论文入围。2005－2006年则有9篇国外学者论文入围，增加200％并占总数的14.75％。除了马丁·特罗和伯顿·克拉克各有1篇被译成中文的论文外，其他7篇均是直接引自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Educational Researcher、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等外文期刊。后文的表6，也有2部外文原著入围被引最多的53本外国著作。说明随着一批年轻的博士与“海归”学者的加盟，我国教育学领域的学者群直接借鉴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能力大大增强。这是教育学研究呈现的一大亮点，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它意味着我国教育学领域进一步融入国际学术界，势将有助于我国学者专家面向世界，把握发展趋势与研究前沿，进而提升学科发展的水平，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研究精品。
（二）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
借助CSSCI的统计数据对著作的被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各学科重要学术著作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对指导年轻学者和本科生、研究生阅读和研究时参考有导向作用。2005－2006年间，被CSSCI收录的教育学论文19314篇，这些论文的各类引文总计103019篇次。其中引用图书39714篇次，汇编文献6205篇次，二者合计45919篇次，约占引文总量的44.57％，较2000－2004年少了约8个百分点。但图书文献仍然是我国教育学论文引用量仅次于期刊论文的文献类型。我们以被教育学论文引用20次以上（年均被引10次以上，而2000－2004年仅统计被引6次以上的著作）为基线，分别得出了2005－2006年教育学论文引用最多的中国学者著作47种（见表5）和外国学者著作53种（见表6）。
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第一，因为本文分析的重点在教育学著作的学术影响力，所以在编制教育学论文引用最多的著作统计表时，未将论文引用甚多的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和毛泽东、鲁迅等人的著作，各种统计年鉴以及词典统计进去；第二，教育部编写出版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和《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分别被引26次和25次，但因为不属于学术著作，所以也未统计在内。
1、“经典之作”名副其实，再次入选者高达五成半
2005－2006年被引最多的47种著作中，有26种是曾经入围2000－2004年被引最多的著作的，比例高达55.32％；其中有7种此次名列前十。它们是：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被引67次，排名第2），叶澜的《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被引58次排名第3），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的《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被引57次，排名第4），石中英的《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和张华的《课程与教学论》（被引49次，并列第5），吴康宁的《教育社会学》和施良方的《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被引44次，并列第8）。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名列2000－2004年前16位的17种著作中，竟有16种在2005－2006年的统计中继续入围。这些统计数据充分说明：“经典之作”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学术影响力。
2、若干跨学科、跨机构、跨地区合作攻关的研究成果影响深远
在个人学术专著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若干跨学科、跨机构、跨地区合作，数十位专家学者或官员群体攻关的研究成果开始显示其重要影响力。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撰写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包括主报告和17个专题报告，提出了发展教育与开发人力资源以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若干重大制度创新和政策建议，2003年刚刚问世，即在教育实践和研究界产生重大反响。以被引59次列2000－2004年的第11位。此次又以被引67次获得2005－2006年“榜眼”之荣。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写的《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国教育政策年度分析报告》曾经位列2000－2004年第18名。该中心编写的《2002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国教育政策年度分析报告》此次也入围。显示此类教育政策分析的年度报告不仅本身是研究的结果，而且将逐步成为学者后续的深度研究的基础。
3、有重要学术影响著作的主题分类
就入选著作的主题作归类统计，我们发现，课程与教学论依然是“最大的赢家”。共有12本著作榜上有名，占总数的25.53％，而且在前八名中占有一半。这是因为新世纪初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汲取了世界各国课程改革的先进理念和成功实践经验，成为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纲领。这一改革涉及培养目标的变化、课程结构的改革、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教材改革、评价体系的建立、课程管理机制的建立等，不但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课程改革，而且牵引了我国整个基础教育的变革。“新课程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让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发展，培养出丰富多彩的人格。”[4]由于新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关于新课改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因此，有关课程研究的专著被引量不断走高。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由钟启泉、崔允漷、张华主编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2001年出版后即以被引48次列2000－2004年第21名，2005－2006年又以被引83次独占鳌头。课程与教学论方面的入选著作还有张华的《课程与教学论》（被引49次，第5），朱慕菊的《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被引46次，第7），施良方的《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被引44次，第8），王策三的《教学论稿》（被引33次，第14），钟启泉的《现代课程论》（被引32次，第16），李秉德的《教学论》（被引46次，第24名）等。第二个重要论域是高等教育研究。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引人注目，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改革既要适应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又要根据国情并突破既有的“智障”和“瓶颈”，因此，高等教育研究也就异军突起，成为教育学领域的一门“新学”、“显学”。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不断扩展，研究人员的结构和素养明显提高，“低水平重复”和“经验性演绎”等状况基本改观，学术精品逐年增多。此次有7本专著入围，所占比例仅次于“课程与教学论”。“多样化”是这一论域入选著作的特点，不仅研究的主题覆盖面甚广，从大学理念到组织文化、运行机制，而且作者既有耄耋之年的潘懋元先生（《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也有年过花甲的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年富力强的闵维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和张维迎（《大学的逻辑》），还有年轻学者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更有两位境外的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和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在2005－2006年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中再次“独领风骚”的教育技术学，在被引最多的著作中并无特别优势，仅有4种著作入围。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发展”和“教师专业化”论域有3本专著入围，其中叶澜的《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和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的《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以被引58次和57次联袂位居第3和第4。这一方面是新课改的实施将“教师发展”、“教师专业化”问题凸显出来，带动了相应的研究；另一方面，“教师专业发展”是90年代以来国际教育研究的热点所在，它对中国的影响和“辐射”不可小觑。表4中即有8篇关于教师发展和教师专业化的论文，其中就有刊载于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和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的3篇英文文献。
4、华师大、北师大、北大和南师大具有群体优势
就这些专著作者所属机构进行统计，华东师范大学略高一筹，共有12本著作入选，且排名都较居前；北京师范大学有10本专著入围；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各有3本著作榜上有名。这些高校显示了他们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强劲的团队竞争力。
（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外国著作
表6列出了2005－2006年教育学论文引用最多的53本外国著作。之所以未像2000－2004年的统计分析那样称为“译著”，是因为此次有2本外文原著直接入围。尽管尚少，且都是关于外语教学之作，却颇有象征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学的研究工作者已经有少数人可以不必依赖翻译而直接接触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了。这也展现了国外学术名著、教育思潮对我国教育研究影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入围的外国著作涉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11个国家
最受教育学领域学者重视的国外著作涉及11个国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4部文献，涉及多个国家的报告集有1本；美国有24本，占总数的45.28％；其次是英国（6本，11.32％）、加拿大和德国（均为5本，9.43％）、法国（3本，5.66％），前苏联、西班牙、日本、巴西和伊朗等各1本。特别是教育学科领域的43本著作中，美国有21本，几乎一半。说明我国教育学研究借鉴外国研究成果的多样性依然不够。
2、19本著作再次入选
2000－2004年被引居前的30本译著有19本继续入选2005－2006年被引居前的外国著作。有意思的是2000－2004年的前七名此次依然居前七名，只是排位有所变动。其中被引超过百次（年均超过50次）的著作有5本，依次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富尔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第1，141次），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第2，132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雅克·德洛尔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第3，117次），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第4，113次）和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第5，103次）。而2000－2004年年均被引超过50次的仅有1本（《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3、其他学科的著作有10本入选，令人鼓舞
2000－2004年被引居前的30本译著中，仅有3本是教育学之外的著作。2005－2006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共有10本其他学科的著作成为教育学论文引用最多的著作，比例由此前的10％增加到18.87％。除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和华勒斯坦等合著的《学科·知识·权力》全都再次入围外，还有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迈克尔·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胡塞尔的《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柯武刚、史曼飞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很显然，2005－2006年的统计资料传递的信号是多方面的。其一，表明教育学领域的学者参考、引用的其他学科的国外著作有较大的数量增长。其二，这些著作大多是符号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科学哲学、制度经济学、反思社会学和“复杂思想”等多种新思潮和新学科的力作。表明相当一部分教育学研究者开始拓宽自己的视野，从多个学科汲取思想精华和借鉴研究方法。其三，这10本其他学科的外国名著的作者来自4个不同国家，其中德国4位、美国3位、法国2位、英国1位，其多样性要强于所引用的教育学领域国外著作。这三个信号是积极而富有意义的。
4、王承绪先生主译的国外教育学名著有12本入选，令人钦佩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王承绪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原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翻译了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和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等4本外国学术名著，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进行奠基工作。1999年，耄耋之年的王承绪先生和他的高足徐辉、徐小洲任总主编，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选译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一套12本“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以及快速增长的高等教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无疑是“雪中送炭”。很快成为许多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成为诸多学者从事研究时的重要参考文献。2000－2004年被引最多的30本译著中，王承绪领衔主译的5本著作入围，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当时作者曾经预言：“下一个五年如果再作CSSCI数据统计分析，一定会有更多的王老及其学生的译著进入被引最多的译著行列。”[2]时隔两年，在2005－2006年教育学论文引用最多的53本外国著作中，王老及其弟子翻译的外国高等教育名著果然有11本入围，如果加上王先生所译杜威的经典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就有12本，占入围总数的26.42％。在被引最多的前八名中竟有一半，在被引最多的前五名中居然有3种！王承绪先生及其团队在我国教育学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学领域引进、借鉴外国研究成果进程中所起的“桥梁”和“窗口”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5、诸多出版社翻译出版外国学术名著颇具远见
人们不能不对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出版理念表示由衷的敬意。它所支持出版的“汉译高等教育名著丛书”一共12本，此次有10本入围，无论是一套丛书入围比例之高，还是占总数比例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经济利润、市场行情几乎主导出版界的情况下，能够出版这样一套译丛，不但需要创意，更加需要眼光和决心。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有些出版社，特别是大学出版社，愿意投入资金和人力，加强对于教育学领域外国学术名著的翻译与出版工作。例如，教育科学出版社组织的“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与“教育与国家发展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和“21世纪人类学习的革命译丛”等等，都有一些力作为研究工作者所青睐，并已进入被引最多的53本著作之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翻译、引进工作尤其令人振奋。据笔者所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就先后推出“大学之思”、“大学之道”等5套丛书，其中翻译国外学术名著占九成之多。其中如詹姆斯·杜达斯达特的《21世纪的大学》及理查德·鲁克的《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崛起》等，已经产生不俗的反响。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自2005年以来先后翻译出版了一套“国际比较高等教育丛书”，其中《为美国高等教育辩护》等6本著作均由美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专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领衔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组织出版了《哈佛走向未来：美国大学的崛起》、《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等5本“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译丛”。人们可以预期，这些国际学术名著将有相当一部分入围下一轮的“最具影响力的外国著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们同样可以预期，这些外国学术名著的引进，不仅会影响中国学者的教育理念、研究范式，而且将有助于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交流与深刻对话，从而加快面向世界并走向世界的步伐。
实习编辑：刘培
收稿日期：2009－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