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博[1]2018年在《外源表油菜素内酯（2,4-EBL）对镉（Cd）胁迫下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幼苗的缓解效应》文中认为镉(Cd)是土壤重金属主要污染物,同时也是蔬菜的主要重金属污染物之一。Cd极易富集于蔬菜和其他食物当中,然后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或其他生物体当中,对动植物体产生危害,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是茄科番茄属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作物之一。番茄受重金属毒害后有不同的表现,主要为老叶坏死,新叶失绿,叶柄和叶背面出现紫红色。2,4-外源表油菜素内酯(2,4-EBL)作为第六大植物激素,对植物生长发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关于2,4-EBL对植物生长发育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多进展,然而2,4-EBL对重金属Cd胁迫下番茄幼苗的作用相关报道却很少。因此,本实验以常规栽培种番茄为实验材料,试验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用2,4-EBL喷施Cd胁迫后番茄幼苗;第二部分是先用2,4-EBL浸种处理,然后进行Cd胁迫处理。通过研究外源2,4-EBL对Cd胁迫下番茄幼苗的形态特征、生长状态、生理响应以及2,4-EBL信号转导基因、金属转运基因、酶活性相关基因的表达量分析,旨在揭示2,4-EBL参与调控番茄响应Cd胁迫应答的生理机制。本试验结果表明:(1)生长状态:Cd胁迫后喷施2,4-EBL的处理组番茄主根长度显着增加,株高显着高于单一Cd对照组。浸种处理的番茄幼苗,浇灌Cd处理后与单一Cd处理组相比,浸种处理后浇灌Cd溶液(Td),株高、根长、鲜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与喷施处理方式相比,在相同生长时间内,浸种处理后的株高、根长、鲜重、干重高于喷施处理2,4-EBL的处理组。(2)生理响应:本试验测定2,4-EBL处理Cd胁迫下番茄幼苗叶片和根部的4种抗氧化酶活性(SOD、POD、APX和GR)表明,与单一Cd处理组相比,2,4-EBL+Cd处理组的抗氧化酶活性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4-EBL处理Cd胁迫后的番茄相对于单一Cd对照组的脯氨酸和MDA含量均下降,且叶片和根部都是从3d起差异显着。番茄幼苗叶片和根部浸种处理后浇灌Cd(Td)溶液的抗氧化酶活性,与单一水对照组(Ta组)相比酶活性略微升高,但是与单一Cd处理组相比显着降低。说明浸种后受Cd胁迫活性氧增长量不大,植株没有用过多的过氧化物酶来清除活性氧。从植株氧化损伤程度来看,抗氧化酶活性的变化量,脯氨酸、MDA含量波动趋势都可以显示出植株受重金属Cd胁迫的损伤程度降低。浸种2,4-EBL处理Cd胁迫后番茄幼苗的能力优于喷施处理。(3)基因表达:单一Cd处理组与2,4-EBL+Cd组相比,番茄根中BAK1基因、BRI1基因、BES1基因分别在3h、6h、12h增强表达;从6h起,叶片中APX1基因表达量升高,根部(3h~12h)的APX1基因表达量也高于单一Cd处理组。无论是喷施2,4-EBL处理Cd胁迫的番茄幼苗还是浸种处理后受Cd胁迫,番茄叶片中IRT1基因表达量均呈现上升趋势,而根中只有浸种的处理表达上调。(4)番茄BAK1基因编码区全长序列的克隆及生物信息学分析:本实验以番茄为材料,利用同源克隆方法,得到1个油菜素内酯信号转导基因的cDNA全长序列。测序结果与GenBank的参照序列同源性达99%,该基因序列长度为1671bp,编码218个氨基酸。结果表明该蛋白质二级结构主要由42.20%的α螺旋、11.01%的β折叠以及28.44%无规则卷曲共同构成,此外还有少量的延伸链(18.35%)。番茄与绒毛状烟草、烟草、马铃薯、潘利娜番茄互为并系,支持率仅为50%。(5)番茄BES1基因编码区全长序列的克隆及生物信息学分析:利用同源克隆方法对番茄基因进行克隆,克隆得到1个EBL信号转导基因BES1的cDNA全长序列,其序列长度为1218 bp,编码325个氨基酸。对番茄BES1蛋白进行二级结构预测,结果表明该蛋白质二级结构主要由18.15%的α螺旋、8.92%的β折叠以及60.62%的无规则卷曲共同构成,此外还有少量的延伸链(12.31%)。番茄和潘利娜番茄与马铃薯具有较高的同源关系。
李诚[2]2017年在《约翰·密尔政治观保守转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旧译为约翰·穆勒。本文则统一译为密尔)曾明确自己一生思想演进的叁个阶段:第一个"心智进步"阶段是边沁主义的教育和"老"哲学激进派(the OldPhilosophic Radicals)的形成与扩张期,在时间上可以从他有记忆以来(1809)起,到1826-1827年的精神危机的爆发为止。第二阶段是"根本转变"(revolution)时期,密尔在思想上一度离开功利主义、走近保守主义。最后一个阶段从1840年到1870年,以他对《自传》的最后一次修改为节点,是密尔沿着既定思想方向日益成熟化的过程。本文试图考察第二阶段中密尔政治观的演进情况,方法是将密尔置于叁十年代里哲学激进派的政治实践的语境中讨论。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浪漫主义和法国思想在这一时期对密尔的影响,未能给予英国的政治思想资源,比如辉格主义等以足够的重视。笔者通过考察密尔与哲学激进派成员的互动,发现政治实践特别是议会中的政党政治是密尔思想在这一时期的重心。在1832年改革后,一批哲学激进派借助改革的东风得以当选议员。他们推动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和1835年《地方市政机关法》的通过,成功在议会内形成一个压力集团。在顶峰时,他们获得超过200名议员的支持,并几度在大选中成为影响辉格党是否上台的关键少数。密尔虽然不是议员,但他通过私人联系和《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平台始终参与到哲学激进派的实践中。他的作用主要是宣传和阐释哲学激进主义的政治观;在1838年以后,他一度成为哲学激进派脱离辉格党,组建独立党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1832-1839年中,他逐渐认定哲学激进派的政治目标会通过激进党的成立而实现;但1839年及之后一系列事件的打击,令他幻想破碎、逐渐清醒。政治实践的失败直接刺激他一度转向保守主义,把失败原因归咎于领导权的缺失,继而关注文化精英问题。因为这种保守转向,辉格党政治思想和柯勒律治哲学得以影响密尔。本文力图阐释这种保守转向的原因、过程及其对密尔后续思想演进的积极意义。本论文第一章探讨了密尔在1832-1841年间的激进政治观。反法战争结束后,政治改革思潮重新活跃并逐渐占据议会政治的核心辩论圈。相较于同时代的其它激进思潮(假定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学说和宣扬"英格兰人的自由"的大众宪政学说),边沁式功利主义凭借其强大的科学主义方法论,迅速跻身为能量最大的激进政论话语之一。武装这一思想后,哲学激进派以反贵族的立场,提出一个强调制度改革和政党政治的观念体系:在政府观层面,主张以民主代表观取代贵族式的实质性的代表观;在人民观层面,构建"反阶级的中间等级"概念以实证人民利益,继而为民主改革和组建激进党提供科学基础;在政党观层面,主张由中间等级中的文化精英,即哲学激进派,发起并领导政治运动,加快人民党的建立进程。在论文的第二章,笔者从政治史的角度,讨论哲学激进主义应用于实践后的"失效"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导致密尔思想保守转向的直接原因。1832年及之后一段时期内高涨的改革思潮,令辉格党政府展现出乐于同中间等级合作的姿态。约翰·密尔过于乐观地解读这种姿态,判断中间等级大联合的时刻即将来临,认为哲学激进派有实力脱离辉格党、独立争取到平民院多数的支持。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与辉格党的合作经历导致哲学激进派内部在政治路线选择上的分歧第一次公开化。这种分歧影响他们之后与辉格党政府的合作。1835年的《地方市政机关法》事件刺激他们相信邪恶利益的实在性,以及贵族两党的融合近在眼前;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应该加快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民党。这种认识导致他们采取冒进式策略,在1836年组建"改革派协会",试图说服辉格党左翼加入激进党阵营。在1837年,策略进一步升级,他们逼迫辉格党政府在激进改革方案上表态,期待以此加速中间等级脱离辉格党的进程。不幸的是,这些策略不仅未能达到预期,反而推动辉格党大佬和温和激进派的联合。1838年底,密尔发动哲学激进派的最后一次建党运动,试图说服时任加拿大总督杜伦勋爵担任激进党领袖。此外,在院外政治层面,宪章运动的兴起,以及工人阶级政治家对哲学激进主义的诘问,也标志哲学激进派在大众政治宣传上的失败。这些失败令密尔最终承认自身政治观的空想性,并在怀疑情绪的高峰期转向保守主义。第叁章讨论的是政治实践的结果。1832-1841年的政治实践令约翰·密尔反思和修正哲学激进主义的政府观、人民观和政党观。在政府观层面,他认识到民主体制在权力分配和集中上的两难,开始以一种正面口吻评价辉格式有限改革观;在人民观层面,他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有序竞争观替代人民利益-邪恶利益的殊死斗争观;在政党观层面,他提出文化精英的领导权思想,并转变成一个热情的辉格党政府支持者。第二节讨论这一保守转向对密尔思想演进的积极意义。密尔在保守转向的过程中养成了折中主义的思维,较大地改变了他对制度和观念的关系的认识。他不再认为,直接进行制度改革是实现理想的最好路径;而是主张,通过哲学写作先引发观念领域的变革,再带动现实政治领域的改革。保守转向带给密尔的积极意义起码有两点,一是转向哲学,认定观念改革先于制度改革;二是认定思想自由,从政治派系主义的教训中得出警惕思想宗派主义的经验,提倡折中主义,汲取百家之长。本文认为,叁十年代的政治实践深刻影响了密尔在1841年后的思想演进。《逻辑学体系》里的社会科学观、《论自由》里关于思想自由的论述,以及《功利主义》里的社会道德观,都体现着密尔对哲学激进主义的反思。这段经历向密尔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总是失败,倒是贵族政府能在民主大潮中屹立不倒?领导权问题此后一直占据密尔政治思考的核心位置。
王婕[3]2016年在《超细粉碎颗粒性质对超净煤分选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基于中国的能源现状和消费结构以及煤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如何提高煤炭的高效清洁开发利用并同时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已成为国家煤炭能源相关政策的主导内容。而超净煤作为一种杂质少、附加值高的产品,其灰分低于2%,甚至小于1%,可以作为低污染洁净煤燃料—精细水煤浆以及多种碳素材料的原料,能有效的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增加煤炭的利用价值。目前超净煤的制备方法有化学法和物理法,化学法在制备过程中采用强酸强碱,成本高,对环境污染严重,使其应用受到限制。物理法制备的前提是将煤炭超细粉碎,使煤中的有机质和矿物充分解离,然后通过微细粒分选技术将超净煤分选出来。但是,由于超细粉碎后的颗粒粒度多在10μm以下,低于浮选的有效分选下限,因此,选取絮团浮选法来分选超净煤,使超细粉碎后的煤颗粒先形成一定尺度的絮团,然后再用常规浮选分选出超净煤。除此之外,煤炭在超细粉碎过程中,不仅仅是粒度减小和矿物质的解离过程,还会产生因超细粉碎作用导致的煤颗粒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引起的机械化学效应。该效应会影响到絮团分选过程中超净煤颗粒对药剂的吸附、絮团的形成等环节,最终影响到超净煤的分选效果。本文中选取神木不粘煤、淮南气煤、太西无烟煤叁种不同变质程度的煤样,探讨在湿法搅拌磨和干法气流磨超细粉碎过程中,能耗的变化以及煤颗粒表面性质(粒度、解离度、孔隙结构、官能团、电位、润湿性等)的变化,并且结合絮团分选机理,研究这些理化性质变化对絮团分选的影响。论文首先研究了超细粉碎过程中的能耗变化。结合分形理论,利用分形维数来表征各煤种经不同粉碎方式后的颗粒粒度分布,并且结合粒度分形研究,探讨超细粉碎过程中的粉碎机理以及能耗变化。相比于一段分形,叁段分形更适于来描述超细粉碎后颗粒的粒度分布变化,每段粒度的分形维数分别在2.30~2.95、1.04~1.98、0.006~0.750之间。在此基础上,结合超细煤粉表面分形结果,提出了一种超细粉碎过程中的能耗计算思路,并且得出,粉碎后的物料粒度越细,所消耗的能量就越大。变质程度越高的煤颗粒粉碎所需能耗越大,淮南煤由于在搅拌磨粉碎过程中发生团聚,导致能耗较高。采用马尔文激光粒度仪研究了超细粉碎后煤颗粒的粒度的变化,并探讨了粒度变化对超净煤分选的影响。超细煤颗粒的粒度越小,在浮选槽中颗粒之间的碰撞效率越低,颗粒间的范德华吸引力越弱,生成较多的大尺度絮团所需搅拌强度就越大。粒度大于10μm的神木煤在搅拌转速2500r/min时就可生成较多絮团,当粒度小于10μm时,搅拌转速要达到4500r/min才会有较多大尺度絮团形成。大于10μm的太西煤在转速800r/min时就可生成较多的大尺度絮团,而粒度7.29μm时在转速1500r/min生成的絮团含量最高。当煤浆中大尺度絮团含量较多时,分选得到的超净煤产率较高。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研究了超细粉碎后煤颗粒形状、表面粗糙度的变化。扫描电子显微镜结果显示:神木煤和淮南煤在粉碎过程中塑性断裂多于脆性断裂,太西无烟煤则表现为较典型的脆性断裂特征。淮南气煤在粒度8.47μm时有团聚现象产生。与气流磨粉碎后的颗粒相比,搅拌磨超细粉碎后的颗粒表面比较光滑,粘附小颗粒较少。结合分形理论得出,超细粉碎后的煤颗粒的形状和表面粗糙度具有分形特征。气流磨粉碎后的颗粒形状分形维数和表面粗糙度分形维数值明显高于搅拌磨。取神木煤和太西煤经气流磨和搅拌磨粉碎后的粒度相近的样品,来研究颗粒的表面形貌对絮团分选的影响。由结果可知,颗粒的分形维数越大,形成的大尺度絮团含量也较多,浮选过程中的泡沫致密且瓷实,分选出的超净煤产率高。采用物理吸附仪、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研究了超细粉碎后煤颗粒孔隙度、药剂吸附量的变化。基于低温液氮吸附结果分析可知:搅拌磨粉碎过程中,神木煤颗粒中较大的开放型透气孔逐渐减少,主要以一端封闭的不透气孔形式存在;淮南煤也主要以一端封闭的不透气孔形式存在;太西煤颗粒中存在一端封闭的不透气孔和开放型透气孔,随着超细粉碎时间的延长,煤中的孔形态都变为两端开放的开放型透气孔;气流粉碎过程中对孔形态的破坏较小。bet结果显示,随着粒度的减小,颗粒的比表面积增大。通过对药剂吸附量的测定可知:随着粒度的减小,超细粉碎后的煤颗粒对药剂的平衡吸附量增大,絮团分选时所需药剂量增大。气流磨粉碎后的煤颗粒对药剂的平衡吸附量要低于搅拌磨粉碎后的煤颗粒。通过图像分析及酸碱脱灰速率的测定对超细粉碎过程中的解离度进行研究,并对不同解离度的煤颗粒完成了相应的絮团浮选试验。结果表明:颗粒粒度越小,解离度越大,分选出的超净煤产率越高,灰分也会降低。气流磨超细粉碎后煤颗粒中无机矿物的解离度程度较大。神木煤在10.77μm左右、太西煤在粒度15μm左右时无机矿物已获得较充分的解离,而淮南煤在粉碎至5μm时粘土矿物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解离。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仪分析了超细粉碎过程中煤颗粒的官能团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超细磨矿改变了煤中亲水基团和疏水基团的吸收峰面积比。随着粒度的减小,搅拌磨粉碎后颗粒的表面发生了一定的氧化现象;气流磨粉碎后颗粒表面含氧官能团含量减少。采用zeta电位分析仪研究了超细粉碎过程中煤颗粒的zeta电位变化情况。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变质程度的增加,煤样的等电点增大。搅拌磨超细粉碎后,随着粒度的减小,神木煤和太西煤的zeta电负性先减弱后增强,淮南煤由于在超细粉碎过程中解离出的黏土矿物覆盖在颗粒表面,导致电负性逐渐增强。气流磨粉碎后的样品zeta电位高于搅拌磨。电位绝对值越大的颗粒,在相同搅拌转速条件下,形成的大尺度絮团含量就越少,分选出的超净煤产率就越低。电负性的增强使得絮团与气泡间的静电作用势能增加,导致絮团与气泡间的粘附现象较难于发生,从而影响气泡的矿化过程。采用接触角测定仪分析了超细粉碎过程中煤颗粒润湿性变化情况。通过接触角测量可得出:经过气流磨粉碎后,煤颗粒表面疏水性增强。搅拌磨粉碎后,神木煤在粒度10.77μm时接触角最大,淮南煤和太西煤的接触角则随着粒度的减小呈现降低的趋势。疏水性的增强,有助于颗粒间大尺度絮团的形成。接触角的增大,使絮团与气泡间的疏水作用势能增强,絮团与气泡在接近过程中易于接触,促进气泡矿化过程的进行。从动力学角度讲,疏水性的增强可以显着提高絮团在矿浆中的上浮概率。由接触角值可计算得到煤颗粒表面张力、煤-水体系粘附功。煤粉表面张力越小,煤粉-水界面的表面张力越大,在与气泡接近过程中,更易于排开表面的水分子,与气泡接触;同时,煤水界面的粘附功越小,水化膜破裂的临界厚度越大,水化膜在颗粒间相距较远时即可破裂。采用微量热仪测定了超细粉碎后不同粒度、不同煤种的煤颗粒与柴油的润湿热。结果显示,经搅拌磨超细粉碎后神木煤的单位比表面积润湿热随着粒度的减小,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淮南煤经搅拌磨粉碎后,单位比表面积润湿热单调递减;太西煤在超细粉碎后的单位比表面积润湿热在粒度11.15μm处出现小的峰值;经气流磨超细粉碎后,叁种煤样与柴油的润湿热都明显高于搅拌磨粉碎后的样品。超细粉碎后神木煤浮选时形成的絮团大小在20~70μm左右,淮南气煤形成的絮团大小为20~100μm,太西煤形成的絮团粒度可达100μm。通过Matlab的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超净煤产率、灰分的颗粒理化性质的七个指标进行了显着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分选出的超净煤产率影响显着的指标为含氧官能团和接触角,对分选出的超净煤灰分影响显着的指标有原煤的变质程度、解离度、表面电位。
范梦超[4]2016年在《非圆球头整体铣刀刃形设计制造及其刀具路径生成算法》文中认为随着航空航天用零件和汽车模具型面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对数控加工中的加工效率和工件表面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刀具的精准设计对提高加工效率、改善工件表面质量和降低加工成本有着极为重要意义。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刀具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降低了刀具精准设计、刀具精准制备和复杂型面加工等问题的难度。刀具的设计、制造和应用的精准性的提高对高精度加工制造极为重要。目前对刀具的结构设计、几何设计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刀具的结构和刀具几何形状对刀具的切削性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提高加工效率、改善工件表面质量,为适用于航空航天、汽车模具制造业等领域中的小曲率敞口类曲面的加工,本文设计了椭球头铣刀、旋转抛物面型铣刀和“8”字型铣刀3种不同形状和性能的非圆球头整体铣刀,分别建立了3种新型刀具的叁种切削刃曲线模型,为新型刀具的精准制造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MATLAB开发了新型铣刀参数化设计平台,实现了新型铣刀的参数化设计和刀具可视化设计,可以为刀具的设计提供仿真验证平台。考虑到二轴联动数控磨削的经济性和便利性,建立了新型刀具的二轴联动数控磨削模型,提出了砂轮轮廓曲线模型,计算了砂轮轴向进给速度和径向进给速度。考虑到五轴联动数控磨削的应用性和精准性,建立了新型刀具的五轴联动数控磨削模型,计算了砂轮中心点位置和砂轮轴线方向,为新型刀具的精准制造提供了理论基础。针对汽车模具型面以叁轴数控端铣加工为主的应用需求,建立了回转刀具的叁轴数控端铣加工刀具路径生成算法,建立了回转刀具的刀位点轨迹模型。考虑到本文所设计的椭球头铣刀、旋转抛物面型铣刀和“8”字型铣刀的刀具几何模型的特殊性,分别建立了椭球头铣刀、旋转抛物面型铣刀和“8”字型铣刀的叁轴数控端铣加工刀具路径生成算法。为了验证椭球头铣刀、旋转抛物面型铣刀和“8”字型铣刀的刀具性能,本文对所设计的椭球头铣刀、旋转抛物面型铣刀和“8”字型铣刀的刀具性能进行实验研究,与球头铣刀对比,进行了斜面铣削对比实验、凹凸曲面铣削对比实验和参数曲面铣削对比实验。通过对比实验,验证了本文所设计刀具的切削性能。
彭艳, 刘宏民, 王东城[5]2007年在《Simulation of type selection for 6-high cold tandem mill based on shape control ability》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硅对盐胁迫条件下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 cv）植株生长和生理影响的研究
张阳[6]2016年在《基于辊系刚柔耦合特性的板带轧机系统动力学建模研究》文中指出金属板带在国民经济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轧制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非线性动态过程,其动力学特性是由轧机辊系和运动板带的不同物理属性的运动通过相互耦合作用而决定的。本文以四辊热连轧机组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轧制过程中辊系、板带的运动特征及其耦合关系,揭示基于辊系刚柔耦合特性的板带轧机系统动力学机理,建立相应动力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仿真分析。综合考虑辊系的垂直运动、水平运动、轧辊的转动以及板带刚性运动和弹性变形,通过动力学分析,实现柔性多体机械系统中刚体和可变形体位移场的描述,进而确定由于系统构件刚性运动与弹性变形同时作用引起的强非线性惯性耦合与刚度耦合作用规律,建立板带轧机辊系刚性振动耦合动力学机理模型,分析耦合作用下辊系的动态响应和轧机工作稳定性,为实现轧件厚度动态控制提供理论依据。充分考虑轧制过程中轧机系统刚性振动对轧辊弯曲变形动特性的影响。通过运动学分析,实现柔性多体机械系统中刚体和可变形体的位移场描述,建立板带轧机辊系刚柔耦合动力学模型。对轧机辊系进行耦合运动模态分析,进一步探讨轧辊变形运动振动频率和模态振型函数的解析解,并比较不同时刻下,由传统结构动力学求得的轧辊固有模态振型函数与考虑轧机系统刚性振动时的轧辊模态振型函数的区别。考虑轧制过程中轧辊运动与轧制变形区动特性的耦合作用规律,通过运动学分析,实现辊系-轧件动力学系统的位移场描述,建立板带轧机辊系-轧件多参数耦合动力学模型。对轧机辊系进行耦合运动模态分析,进一步探讨轧辊变形模态振型函数的解析解,并分析变形区内金属横向流动位移的运动特征。建立基于辊系刚柔耦合特性的板带轧机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包括以下几方面:轧机辊系刚性振动耦合动力学模型、轧机辊系刚柔耦合动力学模型、轧制变形区耦合动力学模型。同时考虑工作辊沿垂直和水平方向的运动特征,对变形区轧制力学模型进行了修正。由于轧辊横向模态函数随辊系刚性运动而时刻变化,基于模型本身特点,选取了中心差分法对系统进行仿真计算。从而得到基于辊系刚柔耦合特性的板带轧机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了仿真分析。该模型可对轧制过程进行模拟,能反映板形板厚综合动态信息,为虚拟轧制提供理论基础,并为先进控制理论应用提供平台。本文从物理、力学特性的角度出发,结合轧件-辊系耦合非均匀变形,真实的反映出轧机辊系和金属板带动态特性,揭示了轧制过程中轧制稳定性、带钢表面振纹、咬钢抛钢等动态过程的产生机理。耦合动力学机理模型对推动轧机系统动态建模的发展,提高轧制过程控制精度具有重要理论和实用价值。
Fadhl, Alghurbani[7]2006年在《番茄产量相关性状杂种优势及遗传效应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选用果实大小、花果数、结果期、果形和株产等差异显着的5个番茄为亲本，采用半轮配法杂交设计，分析了花数、果数、结果率、单果重、株产、果实纵、横径和果型指数、叶片叶绿素含量等10个番茄主要产量相关性状的杂种优势和配合力效应，并探讨了产量性状之间的遗传相关，取得了如下主要结果：1．选用5个不同类型的亲本按半轮配发杂交设计配置10个杂交组合，对10个产量相关性状进行了杂种优势分析和配合力分析。结果表明：1．1番茄产量性状的杂种优势普遍存在。其中叶绿素含量、结果期、单果重和果实纵径等4个性状表现很强的正向杂种优势，而结果率、单株产量则表现较强的负向优势。其余性状正向优势组合数和负向优势组合数相当。显性度分析也得相似结果。杂种优势程度因不同的性状而异，其中单株产量杂种优势较显着。各性状在不同组合的杂种优势变异幅度不同。1．2各亲本10个产量相关性状(除花数外)，其中9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方差均达到了极显着水平，除花数和果型指数特殊配合力方差未达到显着水平外，其余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方差均达到了显着或极显着水平，这表明这些产量相关性状的变异受基因加性效应或非加性效应的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不同亲本不同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是不同的，B亲本在果数、结果率、果型指数和叶绿素含量等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最高，D亲本在单果重、单株产量和果实横、纵径等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最大。不同亲本各性状和特殊配合力方差也存在较大的差异，A亲本在结果期、果重、果实纵、横径和叶绿素含量等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方差均高，而E亲本在果数、结果率和株产等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方差均大。可用配合力及其方差大小对亲本作综合的评析。2．选用15个番茄材料为试验材料，分析了10个产量相关的遗传相关，结果表明：果数和结果率、叶绿素含量、结果期呈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677、0.5164和0.7002。结果率与结果期、单株产量呈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868，0.5279。结果期与单株产量呈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836。果重与单株产量、果实纵、横径也呈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7842，0.9832，0.8898。单株产量与果实纵、横径呈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208和0.7299。番茄高产育种中应注重果重、果数、结果率和单株产量等性状的选择。
苏桐, 魏小红, 丁学智, 李源[8]2008年在《外源NO与蔗糖对盐胁迫下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幼苗氧化损伤的保护效应》文中研究说明选取长至6~8片真叶的健康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幼苗,分别进行蔗糖、硝普钠(sodium nitropresside,SNP,作为外源NO供体)及其体积比例组合(1∶1)处理;36h后施以NaCl胁迫,并分别于0h(胁迫前)、24h、48h和72h取样,进行相关生理生化指标测定。具体5个实验处理如下:A.蒸馏水(CK);B.100 mmol/L NaCl;C.0.1 mmol/L SNP+100 mmol/L NaCl;D.0.1 mmol/L SNP+1.0mmol/L蔗糖+100 mmol/L NaCl;E.1.0 mmol/L蔗糖+100 mmol/L NaCl。结果表明:与SNP和蔗糖单独处理相比,二者组合处理对缓解盐胁迫下番茄幼苗的氧化损伤存在正协同效应,主要表现在进一步增强了番茄幼苗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和谷胱甘肽还原酶(GR)的活性;提高了脯氨酸(Pro)的含量,同时膜脂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含量显着降低(P<0.05)。采用聚丙烯酰胺浓度梯度凝胶电泳对盐胁迫24 h和48 h材料的POD同功酶检测表明,当NaCl单独处理时,番茄幼苗叶片POD同功酶第V条带缺失,其它谱带酶量减少,抑制了POD同功酶的表达;SNP和蔗糖单独处理能够保护盐胁迫(24、48h)所导致的POD同功酶条带的完整;而组合处理既保证了POD同功酶条带的完整,又加强了酶量的表达。随着盐胁迫时间的延长,其氧化损伤程度愈烈,SNP和蔗糖组合处理能够更有效地缓解盐胁迫对番茄幼苗植株造成的氧化损伤。
彭莹[9]2011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功利自由主义》文中指出密尔是十九世纪英语世界最着名的自由主义者，他融合西方传统，博采众家所长，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功利自由主义，引发了后世学者的长期争论。本文试图探讨密尔自由主义的独特之处。密尔认为功利主义的目标只能通过个性自由来实现。他在《论自由》中提出了一个原则：为推动个性自由，文明进步，必须在他涉领域与自涉领域之间设立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该原则基于一个假设，即理性人的自由选择是文明进步的动力。在密尔看来，功利自由主义原则是超越社会制度的。密尔在后期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19世纪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自由的社会实验，有理由得到密尔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他认为社会主义同样追求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目标，而经济关系作为一种他涉关系，并不必然游离于社会规范之外。同时，密尔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他意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与民主社会一样，面临如何避免同质化，保护个性自由的共同问题。反对同质化，追求个性自由，密尔的自由主义体现了多元主义的特点。然而必须意识到密尔的多元化态度是相当可疑的。密尔在主观的快乐原则之外，同时默认了理性和文明两个标准。尤其是在19世纪英国工业文明和殖民扩张的进程中，内在的模糊的理性标准很快让位于外在的明确的文明标准。在密尔的描述中，殖民地缺乏文明，因此没有理性，不适用于功利自由主义理论，而理应被文明世界所统治。功利自由主义的适用范围被限定在“文明”世界。
潘守举[10]2007年在《普通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RAPD和STS遗传标记图谱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以普通荞麦、F. esculentum var. homotropicum及其杂交所建立的238株F2代分离群体为材料,进行了RAPD与STS标记分析和重要形态性状遗传分析,由此构建遗传标记连锁图谱。所得主要结果如下:1.初步构建了包含RAPD、STS、形态性状标记在内的普通荞麦和F. esculentum var. homotropicum遗传标记连锁图谱。F. esculentum var. homotropicum的连锁图谱有8个连锁群,共含有54个DNA分子标记位点,3个形态性状标记位点,覆盖基因组总长度526.6cM;普通荞麦的遗传连锁图谱也有8个连锁群,共包括50个标记位点,其中,DNA分子标记位点48个,形态标记位点2个,覆盖基因组总长度为443.1cM。2.发现花柱同长、落粒性和瘦果棱形状这3个性状属于单基因遗传,并且是完全显性的。通过与分子标记结合分析,这3个性状标记可成功地整合在F2分离群体父本F. esculentum var. homotropicum的遗传连锁图谱上。其中,控制花柱同长的Ho基因和控制落粒性的Sht基因均定位在其连锁群Group 1上,控制瘦果棱形状的Ac基因定位在其连锁群Group 4上。3. F. esculentum var. homotropicum遗传连锁图上有一些与形态标记位点连锁关系较紧密的RAPD标记。如与Ho基因座紧密连锁的S64-601和与Ac基因座紧密连锁的S52-1106两个标记可以通过克隆测序转化成STS标记或是SCAR标记进一步对这两基因的定位与克隆进行研究分析,而在Ho、Sht两基因座位点周围的S64-601、S64-819、S73-1198、S20-1213等标记位点也可用于自交亲和(Ho)基因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4.通过研究RAPD和STS标记引物对两亲本中稳定扩增的316条谱带,分析在两者间相同和特异的谱带情况,首次建立了包括变种F. esculentum var. homotropicum在内的普通荞麦RAPD和STS标记指纹图谱。这些指纹图谱可以应用于这两个荞麦群体的鉴定。
参考文献：
[1]. 外源表油菜素内酯（2,4-EBL）对镉（Cd）胁迫下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幼苗的缓解效应[D]. 袁博.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
[2]. 约翰·密尔政治观保守转向问题研究[D]. 李诚. 南京大学. 2017
[3]. 超细粉碎颗粒性质对超净煤分选的影响[D]. 王婕.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6
[4]. 非圆球头整体铣刀刃形设计制造及其刀具路径生成算法[D]. 范梦超.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6
[5]. Simulation of type selection for 6-high cold tandem mill based on shape control ability[J]. 彭艳, 刘宏民, 王东城.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7
[6]. 基于辊系刚柔耦合特性的板带轧机系统动力学建模研究[D]. 张阳. 燕山大学. 2016
[7]. 番茄产量相关性状杂种优势及遗传效应的研究[D]. Fadhl, Alghurbani. 扬州大学. 2006
[8]. 外源NO与蔗糖对盐胁迫下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幼苗氧化损伤的保护效应[J]. 苏桐, 魏小红, 丁学智, 李源. 生态学报. 2008
[9]. 维多利亚时代的功利自由主义[D]. 彭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10]. 普通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RAPD和STS遗传标记图谱研究[D]. 潘守举. 贵州师范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