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
——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林志鹏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州 510610]

摘 要：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关键词： 《了凡四训》； 《训儿俗说》； 袁了凡； 家风家训

袁了凡(1533-1606)，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坤仪，初号学海，因“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遂改号了凡。在《明史》中，“袁黄”之名大多作为《艺文志》所载著述的作者，此外并无专传。黄宗羲(1610-1695)著《明儒学案》，了凡亦未能名列其中。柳存仁曾就此指出：“林兆恩和袁黄这两个人都是《明儒学案》所不收，而他们和《明儒学案》中的若干位又实在不无交涉的人。”(1) 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36页。 虽然不为代表“大传统”的正史及《明儒学案》所载，但了凡其人及其《了凡四训》却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道德伦理的变迁，成为别具一格的思想史现象。

现代较早关注了凡思想的是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1870-1940)、清水泰次(1890-1961)、吉冈义丰(1916-1981)、奥崎裕司和酒井忠夫等人。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1917-2009)在1967年发表《袁黄及其〈了凡四训〉》一文。美国学者包筠雅198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论文《袁黄与功过格》，后又出版专著《功过格：晚期中华帝国的社会変迁与道德秩序》(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也有不少关于了凡的论述。酒井忠夫在其《中国善书研究》一书中，从文化史和社会史角度研究了凡，指出其思想体现在“举业之学以及诸如《立命篇》之类的善书思想”两个方面。(2) [日]酒井忠夫著：《中国善书研究》(增补版)，刘岳兵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9页。 笔者认为，倘若以思想史角度观照，举业之学与“立命之学”实乃把握了凡思想的两大着眼点。了凡的举业之学，以《四书删正》一书为代表，呈现其站在阳明心学立场对朱子学说的批判，是援引阳明心学进入科举的尝试；(3) 林志鹏：《袁黄〈四书删正〉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3期，第11-20页。 其“立命之学”，则以《立命篇》《了凡四训》等书为代表，是吸收借鉴佛道二教仪轨及中国传统信仰要素，推动儒家伦理道德世俗化、民间化的典范。已有学者指出，《了凡四训》为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注入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道德劝善运动思潮。(4) 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第1-2页。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了凡的研究呈现升温态势，但主要偏重于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视角，对了凡其人学术思想的关注不够。学者呼吁，更应在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引入哲学史、观念史等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以增加新的理解层面。(5) 彭国祥指出：“如果我们将袁黄视为一个不乏深度的思想人物，希望进一步发掘其思想深处一些细微的观念，并将其放在晚明心学的思想世界中去考察，那么，哲学史、观念史显然应当是需要引入的视角和方法。当然，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除了文化史、社会史、哲学史、观念史之外，只要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把握袁黄其人其学，其他的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无疑都会成为有益的助缘。”详见《明史研究丛刊》第十六辑，2017年12月，第261页。 本文即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在对一手文献资料分析梳理的基础上，对了凡其人其学及其家风家训研究的一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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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纵观明代思想学术，阳明心学的勃兴实乃一“大事因缘”。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间，江门陈白沙(1428-1500)提倡“自得”之学，主张学宗自然、静养心体，一改程朱官学之旧习，启发了学术“渐入精微”的新风气。姚江王阳明(1472-1529)继之而起，揭“致良知”之教，直称“圣人之学，心学也”，(6)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自此“心学”大明，风靡大江南北。一方面，这场发端于陈白沙、大成于王阳明的“道学革新运动”(嵇文甫语)极大地撼动了明代官方意识形态，加深了儒学与佛道二教之间的渗透与融摄，进一步推动了“三教汇通”的思潮，深刻地改变了明代中后期的思想格局。另一方面，心学内部尤其是王阳明门下也与很多门派传承一样，“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虽然共同标榜圣学，但宗旨迭出、异说纷呈，塑造出斑驳陆离、五彩缤纷的晚明思想史面貌。“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7)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在这“光彩纷披的明霞”中，有一道特别引人瞩目，那就是既属于阳明后学而又汇通三教的袁了凡。

了凡出身于诗礼相传的“文献世家”，其曾祖袁颢、祖父袁祥、父亲袁仁三代都有诠释解析儒家“五经”的论著，他本人更延续家学传统，撰有《袁氏易传》《毛诗袁笺》《尚书大旨》《春秋义例全书》《四书疏意》《四书删正》等著作。他“好奇尚博，四方游学，学书于文衡山，学文于唐荆川、薛方山，学道于王龙溪、罗近溪”，于“河洛、象纬、律吕、水利、河渠、韬铃、赋役、屯田、马政及太乙、岐黄、奇门、六壬、勾股、堪舆、星命之学，靡不洞悉原委”，足见其博采精择、学无常师。他一生“六应秋试(乡试)”又“六上春官(会试)”,(8)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1337页。 走的是一条由“儒生”而“儒士”、由“儒士”而“儒吏”、由“儒吏”而“乡绅”的典型儒家士大夫道路。

了凡师承王阳明高第王龙溪(1498-1583)。王氏所作《袁参坡小传》云：

由此可知，了凡是与丁宾(礼原，1543-1633)一同拜入王龙溪之门的。王龙溪殁后，了凡与同门整理编校了老师遗集。现存《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五《语录》署名“门人袁黄坤仪辑、丁宾礼原校”；卷十五《杂著》署名“门人袁黄坤仪编、丁宾礼原校”。

弟幼受云谷老师之教，即知静坐摄心，或经夕不寐，或经旬不出，而人事多魔，不能打成一片。后因出游有暇，得整座十个月，朝暮未尝交睫。于禅门工夫，先息粗细二尘，次过欲慧二定，然后备证十六触而入初禅。大觉大悟，如梦之方醒。然有觉有悟，犹为幻为病，离此觉悟，方入第二禅。始知向来为聪明所迷，觉照所误，如鸟之出笼，廓然见天地之远大，而悦不自胜。然悦在犹为患为病，离悦而后入第三禅。凡人为学，惟内无所悦，故外面可喜可慕之事得以动之，到得内有真悦，则充然自足矣。若三禅则不徒悦，而且乐焉。盖喜从心生曰悦，喜从外畅曰乐，故二禅之悦以心受，三禅之乐以身受，不但手足舞蹈，熏染顺适，觉得一呼而与六合上下同其通，一吸而与六合上下同其复，真与天地万物同其和畅者。(39) (明)袁黄著：《〈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黄强、徐珊珊校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0-451页。

初，东浙王文成公倡道东南，其门人龙溪先生独得文成之正传，天泉桥证悟可考也。侍御公(笔者注：丁宾)同余先登龙溪之门，闻言契悟，深识世儒之支离之谬。(10)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1458页。

结合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中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境遇、中国人的心理特性，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以儒道佛相结合的方式应对德福的同一性难题。这一方式的基本特点为:以人、人力而不以神、神力为中心;重视人自身实现道德和幸福的能力;以人的道德行动而不是幸福的享受为着力点;以今生今世的德福同一而不以在来世或彼岸世界的同一为重心;十分关照其他存在者的幸福。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经典的德福同一性形态必须以先验性的全体为基础。这一形态启发现代人如何去探究最普遍的道德、最普遍的幸福以及二者之间最普遍的因果联结，其根本目的是使人成为最坚定的道德践行者，最终过上既善且好的生活。

公(笔者注：袁仁)没后二十年，武塘袁生表从予游，最称颖悟，余爱之而不知其为公之子也。后询其家世，始知为故人之子。因作《小传》以授之，以志通家之雅。(9) (明)王畿著：《王畿集》，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816页。

作为王龙溪的及门弟子，了凡常常以阳明后学自居，自称“在学问中，初受龙溪先生之教，始知端倪”，(11)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9页。 又言“从先师(笔者注：王龙溪)闻阳明先生之教”。(12) (明)袁黄：《四书删正》，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论语》卷第12页。 他绍述王龙溪“现成良知”之说，无论在本体论抑或工夫论方面，都与王氏如影随形。同时，他也深受当时著名心学学者罗近溪(汝芳，1515-1588)“明明德”之学影响。必须指出的是，了凡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三教汇通”，他延续了王阳明、王龙溪在儒释道三教观问题上的精神向度，并大胆突破，主张儒佛互证，支持援佛入儒，超越了三教畛域分明的旧立场。

提起了凡，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凡四训》。该书作为中国传统善书经典，影响巨大。不可否认，《了凡四训》一书弥漫着浓重的佛教因子(当然亦蕴含儒、道二家思想元素)，其因果报应的思想尤其显著。此书的盛行，使了凡的思想史形象在数百年间经历了由“儒者”到“佛教居士”的变迁过程。在时人殷迈(1512-1577)眼中，了凡是一位“博洽淹贯之儒”；(13)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877页。 晚明大儒刘宗周(1578-1645)亦云，“了凡，学儒者也”；(14) (明)刘宗周：《刘子全书》，卷之一，《人谱自序》。 明末清初的朱鹤龄(1606-1683)指出，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通儒”；(15) (明)朱鹤龄：《愚庵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而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的《居士传》中，在具有居士身份的彭绍升(1740-1796)的笔下，了凡俨然成为一位“真诚恳挚”“以祸福因果导人”的虔诚佛教居士。(16) 被彭绍升列入《居士传》中的儒家人物大有人在，如以晚明时期为例，主要有赵大洲、管志道、杨起元、陶望龄、王肯堂、焦竑、李贽等。参见彭绍升：《居士传》，赵嗣沧点校，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 诚然，了凡身上有浓厚的儒释道三教汇通色彩，其晚年修持，亦有“了凡居士”之名；但是，倘若全面考察他的人生历程，了解其科举生涯和学术师承，知晓他以“兵部职方司主事”身份“调护诸军”出征朝鲜，“以亲兵千余破倭将清正于咸境，三战斩馘二百二十五级，俘其先锋将叶实”的历史，就能感知民间习以为常的了凡形象有失偏颇。“居士”尚不足以概括其思想史面貌，他是深得“内圣外王”真传的儒家士大夫，更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

二

明末清初以来，《了凡四训》作为民间善书盛行于世，众口铄金，后人遂将该书视为了凡家训，乃至冠以“袁了凡训子书”“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训”之名。其实，了凡所作真正家训是《训儿俗说》，并非《了凡四训》。

据笔者考证，现存《了凡四训》四篇文字(“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初稿的确出自了凡之手，但最初仅是散落于作者《祈嗣真诠》《游艺塾文规》等著作中的文章片段，并未攒集成书，更无所谓“了凡四训”之名。首篇“立命之学”作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了凡69岁时，收录于了凡所著《游艺塾文规》中。该书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刊行，在举业士子中畅销一时。了凡晚年声名卓著，“立命之学”并不仅仅通过《游艺塾文规》流行，这一三千余字的文本甫一问世便广受关注，并以“立命文”“立命篇”“省身录”“阴骘录”等名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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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登(1547-1629)于《东越证学录》卷七“立命文序”中云：

万历辛丑之岁，腊尽雪深，客有持文一首过余者，乃檇李了凡袁公所自述其生平行善，因之超越数量，得增寿胤，揭之家庭以训厥子者。客曰：是宜梓行否耶？余曰：兹文于人大有利益，宜亟以行……公于接引人，固有缘也，兹文之行，利益必广。(17) (明)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七。

“万历辛丑之岁”，即“立命之学”所作当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周序透露了两层信息：其一，在“立命之学”写成的当年年末，就有人试图刊刻流通这一文本；其二，作为著名儒者又是阳明后学的周汝登，对此表示支持态度。

此外尚有佐证。钱希言，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其所作《狯园》成书时间有待考证，但其自序作于刻书时，署为“癸丑冬”(万历四十一年，1613)。该书第三卷“仙幻”载有“孔道人神算会禅师立命”一则，即了凡所述“立命之学”的故事。(18) (明)钱希言著：《狯园》，栾保群点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可见，在了凡去世七年后的1613年，“立命之学”以“省身录”之名已经流传。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立命文”抑或“省身录”，以及“立命篇”“阴骘录”等诸版本，内容大致相同，都是“立命之学”这一文本，亦即后来《了凡四训》四篇之首。

对检查结果应用统计学软件(SPSS21.0)进行数据分析,以α=0.05作为检验标准,计数资料的统计方法采用χ2检验,研究结果使用(%)表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既然如此，那《了凡四训》最早成书于何时？该书另外三篇(“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的情况又是怎样？据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考证，“了凡四训”之名始见于清初的《丹桂籍》。(19) 酒井忠夫考证，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立命篇》《积善》《谦虚利中》三文合成一本出版。明末《阴骘录》收录了《立命之学》《谦虚利中》《积善》《改过》四篇，在清初《丹桂籍》中，改四篇被称为“袁了凡先生四训”。参见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增补版)，刘岳兵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9页。 也就是说，直至了凡殁后，才有人将其编辑并以“了凡四训”之名刊行。四篇文字的题目，除首篇“立命之学”外皆出自后人之手。首篇“立命之学”在四篇文字中的写作时间最迟(万历二十九年，1601)；第二篇“积善之方”、第三篇“改过之法”写作的具体时间已难考证，但与万历十八年(1590，了凡58岁)夏付梓的了凡所著《祈嗣真诠》中的“改过第一”“积善第二”两篇内容基本相同(笔者注：无论“积善之方”抑或“积善第二”皆未载“古德十人”之例证)；第四篇“谦德之效”相同内容见于万历三十年(1602)刊行的《游艺塾文规》，当时名为“谦虚利中”，所谓“利中”，即“有利于科举中试”，可见该篇本是为举业士子所作，这从篇末“今之习举业者……吾于举业亦云”(20)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897页。 的表述亦可看出端倪。

综上所述，《了凡四训》是一部后人辑录了凡文字并刊刻流通的善书作品，在广泛流传后被以讹传讹地当成了凡家训。事实上，了凡确有一部为其子袁天启(袁俨)所作家训，也是唯一一部家训——《训儿俗说》。曾为袁天启主持冠礼的沈大奎记载：

公(笔者注：了凡)志不大酬，而还以其学教于家，训诸其子天启……十月之吉，为其子行古冠礼，速余为宾……既冠，峨然一丈夫子也……厥明公(笔者注：了凡)出《训儿俗说》相示，谛阅之……自古家庭之训，见于记籍者，未有若是之详且晰也。

在沈氏看来，《训儿俗说》这一“家庭之训”博雅大方，巨细不遗，不愧为自古家训中的精品。现存《训儿俗说》共八篇，分别为：“立志第一”“敦伦第二”“事师第三”“处众第四”“修业第五”“崇礼第六”“报本第七”“治家第八”。沈氏称：

首曰立志，植其根也；曰敦伦，曰崇礼，善其则也；曰报本，厚其所始也；曰尊师，曰处众，慎其所兴也；曰修业，曰治家，习其所有事业也。外而起居食息言语动静之常，内而性情志念好恶喜怒之则；上自祭祀宴享之仪，下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而贤士大夫之交际，小而仆从管库之使；令至于行立坐卧之繁，涕唾便溺之细，事无不言，言无不彻。

希腊神话本不是历史教学的内容，学生能否正确选出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看是否能够将希腊神话诞生的历史背景和人文主义思想联系起来。本题考查人文思想诞生的背景，解题的时候一是要关注时间，二是找准材料的关键词。我们会发现希腊神话在人文思想诞生前已经存在，再结合神话中对诸神性情的描述，与人文思想进行对比会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关注人。于是可以大胆得出结论：人文思想根植于传统文化。这道题就是一道非常典型的源于教材而又超越教材的题，对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的考查十分到位。

晚明高僧紫柏真可《寄袁了凡居士水斋》云：“华岳山人辟谷方，先生独得已休粮。”(42) (明)紫柏真可：《紫柏大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06页。 这也是了凡修炼辟谷的例证。了凡《与吴海舟侍御书》云：“缘在县久断五谷，今行军甚便，终日驰驱，不烦行厨。”(43)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1375页。 可见，他在征途中，仍将辟谷作为养生护体的方式。

三

《训儿俗说》作为了凡训子家书，贯穿了袁氏一脉相承的家风、家教和家族传统。据载，了凡父母道德风范素为时人推重，“参坡(了凡之父袁仁)博学淳行，世罕其俦；李氏贤淑有识，磊磊有丈夫气”。(21) (明)袁衷、袁襄、袁裳、袁表、袁衮等记，钱晓订：《庭帏杂录》，《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86册，卷下。以下简称《庭帏杂录》。 《庭帏杂录》是了凡兄弟对其父母日常言行的记述。结合当时思想背景，深入分析这一文献，其家风家教和家族传统便会清晰呈现。

(一)以儒为宗与兼收并蓄

在思想倾向上，袁家是以儒家教义为基础的。美国学者包筠雅(Cynthia Brokaw)研究指出，袁氏家学更倾向于“五经或六经而不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22) [美]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林正贞、张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明代社会，以儒家学说作为家学的士绅家庭并不鲜见，但受自宋以降的科举文化影响，对于儒家经典的关注焦点早已由“五经”转移到“四书”上来。袁家“重‘五经’而不重‘四书’”的传统，当与数代饱读诗书，却恪守“不事举业”的祖训有关。一方面，“重‘五经’”的倾向由其“隐居不仕”的家族传统导致；另一方面，这使袁家不为“四书”所代表的官学所局限，推动了袁氏家学向更广博、更兼容的向度发展。据《嘉善县志》载：

袁仁，字良贵，父祥、祖颢皆有经济学。仁于天文、地理、历律、书数、兵法、水利之属，靡不谙习……颢尝作《春秋传》三十卷，祥作《春秋或问》八卷以发其旨，仁作《针胡编》以阐之。(23) (清)江峰青等修：《嘉善县志》，光绪十八年刊本。

(2) 当接近真实地应力释放率后再进行支护，对比支护前后的变形及力学特征可知，支撑前后的位移，应力和应变分布基本相同，但剪切应力和剪切应变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表明在地面应力释放速率达到一定水平后，特别是当它接近真实的应力释放速率时，支撑效果更好。

袁颢作《春秋传》，其子袁祥作“《春秋或问》八卷以发其旨”，其孙袁仁又“作《针胡编》以阐之”，反映出袁氏家族注重儒家“五经”的学风一脉相承。另外，“经济学”无疑是指儒家经典之外的实际学问，说明袁氏家学不囿于经典文本，而带有实用色彩。这一特色体现在袁仁身上，便是“天文、地理、历律、书数、兵刑、水利之属，靡不涉其津涯，而姑寓情于医”。(24) (明)王畿著：《王畿集》，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815页。 袁仁以儒为宗，对佛、道二教乃至九流各派都能广泛融摄，说明其学问根基在民间，学术倾向呈现兼收并蓄的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袁家所在的嘉善，地处江苏、浙江交界，本是阳明心学勃兴之地，当时心学传播更是如火如荼。袁仁与阳明门人多有交往，也曾在王心斋的引荐下，向王阳明问学。(25) (明)王畿著：《王畿集》，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815页。 当时虽未执弟子之礼，但在王阳明去世后，袁仁“不远千里，迎丧于途，哭甚哀”，(26) (明)王畿著：《王畿集》，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815页。 由此推断，他在思想上倾向阳明心学，或谓其私淑王阳明也不为过。

(二)道德主义与积德行善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学学说可以用“内圣外王”四字进行简单概括。《大学》中所列“八条目”即是“内圣外王”之学由内而外的层层展开。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于内圣之学，而“内圣”之学集中体现于“修身”，侧重于个人修养与道德。袁仁思想的道德主义色彩尤为强烈。作为医者，他主张养德重于养身。据载：

昆山魏校疾，招仁。使者三至，弗往。谢曰：“君以心疾招，当咀嚼仁义、炮制礼乐，以畅君之精神。不然，十至无益也。”(27) (明)袁仁：《辞魏子材相召书》，《袁氏丛书》卷十《重梓参坡先生一螺集》。

可见，袁仁并非一介普通医者，更具以“仁义”教人的儒者之风。儒家强调“义在利先”，在道德与功名、富贵的关系问题上，尤能看出袁仁的道德取向。他说：

士之品有三：志于道德者为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贵者为下。近世人家生子禀赋稍异，父母师友即以富贵期之，其子幸而有成，富贵之外不复知功名为何物，况道德乎？……伊周勋业，孔孟文章，皆男子当事，位之得不得在天，德之修不修在我。毋弃其在我者，毋强其在天者。(28) (明)袁衷等录：《庭帷杂录》卷下。

此为袁仁训子之言。一方面，他强调“志于道德者为上”，主张“修德”为第一要事，对其子“非徒以富贵望”，秉承孔门“富贵在天”的教诲。

与当时大众思想一致，袁仁有积德获福的观念。他说：

人有言：畸人硕士，身不容于时，名不显于世，郁其积而不得施，终于沦落而万分一不获自见者，岂天遗之乎？……吾家积德不试者数世矣，子孙其有兴焉者乎？(29) (明)袁衷等录：《庭帷杂录》卷下。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谢清森提到，“我们不是一般的企业，除了追求经济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这样一句朴实的话语，让我们看出这名“特种兵”的追求与众不同。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源于《易经》，后经佛道二教对报应的宣扬而进一步强化。“吾家积德不试者数世矣，子孙其有兴焉者乎”，即是对其子的期许，同时又是“积善余庆”思想的自然流露。在此观念影响下，袁仁夫妇多行善事，形成了乐善好德的家风。据载：

远亲旧戚每来相访，吾母(笔者注：李氏)必殷勤接纳，去则周之。贫者必程其所送之礼加数倍相酬，远者给以舟行路费，委曲周济，惟恐不逮。有胡氏、徐氏二姑，乃陶庄远亲，久已无服，其来尤数，待之尤厚，久留不厌也。刘光浦先生尝语四兄及余曰：众人皆趋势，汝家独怜贫。吾与汝父相交四十余年，每遇佳节则穷亲满座，此至美之风俗也。(30) (明)袁衷等录：《庭帷杂录》卷下。

(三)民间信仰与出世情怀

明代尊奉程朱理学为“官学”，但也重视正统宗教“阴翊王度”的作用，并对佛道二教加以保护和提倡。明代中期以后，佛道二教进一步世俗化、民间化，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仁主张儒释道三教共存，反对站在儒家本位立场，批判、排斥佛道二教。他说：

昆山魏祭酒崇儒辟释，其居官毁六祖衣钵，居乡又拆寺兴书院，毕竟绝嗣。继之者亦绝。聂双江为苏州太守，以兴儒教、辟异端为己任，劝僧蓄发归农，一时诸名公如陆粲、顾存仁辈皆佃寺基。闻聂公无嗣，即有嗣当亦不振也。吾友沈一之孝弟忠信、古貌古心，醇然儒者也，然亦辟佛，近又拆庵为家庙。闻陆秀卿在岳州亦专毁淫祠而间及寺宇。论沈陆之醇肠硕行，虽百世子孙保之可也。论其毁法轻教，宁能无报乎？(31) (明)袁衷等录：《庭帷杂录》卷下。

2. 说“能应付的” 要想了解一本书的意义，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在“说些什么”，非常花费时间，我们不妨让学生从自己能应付的部分着手讨论，通过与别人分享彼此的经验，进行思想的交流和思维的碰撞，可以建立对课外书比较全面的认识，从而领略到课外书的独特魅力。

魏校(1483-1543)和聂豹(1487-1563)等人都是当时儒者，且为名公巨卿。袁仁以这些人为例，阐述“毁法轻教”必有报应的道理，表明他深信因果报应之说，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他又说：

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作《颜氏家训》，谆谆欲子孙崇正教，尊学问。宋吕蒙正晨起辄拜天祝曰：愿敬信三宝者生于吾家。不特其子公著为贤宰相，历代诸孙如居仁、祖谦辈皆闻人贤士。此所当法也。(32) (明)袁衷等录：《庭帷杂录》卷下。

本文基于CNKI检索出的559篇期刊论文的年度数量趋势、作者地缘分布、基金支持、文献被引、关键词使用、研究主题等相关数据,运用文献计量学中的描述统计方法,对15年来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取得的理论、实践与批评等方面的成就与局限做了文献描述与分析评价,客观呈现了国内此方面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其未来发展前景给出了前瞻性思考,希望能对今后的相关研究给予启迪和参考。

此处，袁仁从因果报应的角度，举案说明“敬信三宝”功德至大。这一看法在当时的民间社会应当是习以为常的，代表民间信仰的一种基本形态。

了凡之母李氏也笃信佛教，作为一位居家主妇，她更勤于念佛修持。据载：

母(笔者注：李氏)平日念佛，行住坐卧皆不辍。问其故，曰：“吾以收心也。尝闻汝父有言，人心如火，火必丽木，心必丽事。故日必有事焉。一提佛号，万妄俱息，终日持之，终日心常敛也。”(33) (明)袁衷等录：《庭帷杂录》卷下。

佛教是明代民间社会的重要信仰，家庭妇女坚持念佛，本非奇事。袁母却把念佛作为“收心”的法门，似乎有取于民间所谓“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之意。相较于中国社会世俗佛教信仰中强烈的功利趋向，以“收心”为目的念佛，无疑更加纯粹，很有可能受到“心学”思潮的影响。

此外，受佛道二教影响，袁仁家庭之中时常显露一种出世情怀。《庭帏杂录》记载袁仁夫妇一则对话云：

癸卯除夕家宴，母问父曰：“今夜者今岁尽日也。人生世间，万事皆有尽日。每思及此，辄有凄然遗世之想。”父曰：“诚然。禅家以身没之日为腊月三十日，亦喻其有尽也。须未至腊月三十日而预为整顿，庶免临期忙乱耳。”母问：“如何整顿？”父曰：“始乎收心，终乎见性。”予(笔者注：了凡)初讲《孟子》，起对曰：“是学问之道也。”父颔之。(34) (明)袁衷等录：《庭帷杂录》卷下。

了凡之母在年终岁末感慨人生有限、万事有尽，其父袁仁认同这一观念，并以“禅家以身没之日为腊月三十日”加以解释，其“始乎收心，终乎见性”之语带有禅宗和形而上学色彩。年幼的了凡以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加以附和，亦颇见其家学特色。

袁仁临终之诗颇有出世意味。其云：

Analysis of Combined Optimal Operation of Pumped Storage Power Plants and Thermal Power Plants NIE Jinfeng(61)

附赘乾坤七十年，飘然今喜谢尘缘。

须知灵运终成佛，焉识王乔不是仙？

身外幸无轩冕累，世间漫有性真传。

2.在选择配送路线时没有考虑到不同站点车辆的配载。车辆运输的满载率直接影响配送的成本不同站点货物配送时的合理配载对于降低物流成本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嘉兴A配送中心是划分片区的形式进行派工，这使得常常出现部分车辆仅仅半车的情况下出去配送，另外一部分车辆由于货物过多要分两次往返配送，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云山千古成长往，那管儿孙俗与贤。(35) (明)袁衷等录：《庭帷杂录》卷下。

读此诗句，不难体会作者洒落的人生胸怀与超然境界，以及对佛道二教出世理想的追求。

四

了凡一生跨越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嘉靖、隆庆之后，随着阳明心学兴起，三教汇通俨然成为时代潮流，“心学盛行之时，无不讲三教归一者也。”(36)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二，子部四十二，杂家类存目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78页。 佛教经历了明代中期的低迷，至晚明高僧辈出，禅宗著述相当丰硕，步入“中国佛教复兴的时代”。(37) 圣严法师：《明末佛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页。 道教方面，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崇奉，许多道教中人直接参政，甚至对政治生态产生影响，道教的多神崇拜、内丹修养、行善积功等观念也广泛渗透至思想文化领域，并在民间蔓延滋长。

日常修持方面，了凡吸纳融摄佛道二教法门。包括：

1.静坐(禅观)。所谓禅观，是以静坐为形式，而行修习禅定之实际。了凡幼年即修习禅观，(38) 参见(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1页。了凡门人杨士范所作《刻了凡杂著序》云：“了凡先生，幼习禅观，已得定慧通明之学。” 自言平生得益于静坐者良多，其《静坐要诀》一书正是援引禅门理论并结合个人实践经验写成的。其述及禅观经历云：

前面的水质分析得出，水质发黑主要是由过量的H 2 S造成的，要想保证出水水质达标，需要将水中过量硫化物除去。目前，常用的除硫技术有物理法、化学法、生化法[16-22]，综合考虑成本及现场条件，本研究采用化学法除硫技术。

“袁参坡”即了凡之父袁仁，“武塘袁生表”即了凡。袁仁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去世，据此推测，了凡师从龙溪应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前后，其时龙溪69岁，了凡34岁。了凡《光禄寺署丞清湖丁公行状》云：

了凡之静坐以修禅为目的，与朱子、阳明等学者将静坐当成“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大异其趣，由此可见涉入佛禅之深。

2.持咒。“准提咒”全称“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法门”，在明代流行于佛教信徒之间。其咒文为：“南无飒哆喃，三藐三菩驮，俱胝喃，但胝他。唵，折隶，主隶，准提，所哈。”云谷法会(1500-1575)传授了凡持咒方法云：

《地藏菩萨本愿经》云：“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能于是十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像前读是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十斋日”的说法由此而来。晚唐以降，民间开始盛行此法。而“四不食之戒”，亦为佛教中人倡导。

3.辟谷。辟谷源自道家“不食五谷”的修炼法门，又称却谷、去谷、绝谷、绝粒、却粒、休粮。关于辟谷的最早记载是《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道教创立后，承袭此术者代不乏人。了凡有修持辟谷之经验，他说：

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气也。秋食瀹汉者，日没后赤黄气也。冬食流瀣者，北方夜半气也。夏食三阳者，南方日中气也。勤而行之，可以辟谷，余试之良验。(41)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91页。

《训儿俗说》八篇文字前后衔接，首尾贯通，一气呵成，既“详”且“晰”，其逻辑性和系统性都很强。了凡以一位严父的从容笔调，训示其子，循循善诱，严肃而又亲切，庄重而又和蔼，读之宛然如在目前。

4.斋戒。了凡《答马瑞河问静坐要诀书》云：

仆已不谷食者数年矣，一切荤牲，人前尚未敢断，不独虑人疑谤，亦欲示人易从也。每月十斋日，则不可犯，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日也。(44)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1399页。

《了凡四训》“积善之方”云：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周礼“孟春之月，牺牲毋用牝”，孟子谓“君子远庖厨”，所以全吾恻隐之心也。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谓：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学者未能断肉，且当从此戒之。(45)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891页。

但能持“准提咒”，无记无数，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到得念头不动，则灵验矣。(40)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879页。

5.布施(包括斋僧)。冯梦祯(1548-1606)《寿了凡先生七十序》云：

先生(笔者注：了凡)不富而喜施，日甚，行其仁心，而非以博福田利益。一岁之间，所捐不下数十百石，饭僧居其七，而族属亲友居其三。先生曰：“饭僧以续佛慧命，吾故急焉。”(46) (明)冯梦祯：《快雪堂集》，卷六。

江南总计有42处景观在10座清代皇家园林中被写仿，数量占康、乾二帝所至江南景观总数的10．69%。其中，清漪园写仿了20处景观名列第一，圆明园以17处位居第二，避暑山庄以14处位列第三;此外，西苑有6处，玉泉山静明园、紫禁城和盘山各有2处，潭柘寺、香山静宜园也都有1处。

了凡《与陈颖亭论命书》述其布施之事甚详：

弟田租不多，每岁量除三分之一为行义之资，先将族人之读书者与贫而不能婚葬者，量助若干，凡二十余条。次将亲友之贫者，存而衣食不能自给，如沈望湖辈；殁而子孙不能自立，如李见亭辈，皆薄有所助。又次将乡里贫民丐户，每岁二度放粮，以济其乏。(47) (明)袁黄著：《〈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黄强、徐珊珊校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6页。

《了凡四训》记述了凡在宝坻完成一万件善事，“即捐俸银，令其就五台山斋僧一万而回向之”。晚年居家的了凡，也经常“在嘉兴如楞严、三塔，在苏州如灭渡、接待等处，岁斋僧数千”。(48) (明)袁黄著：《〈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黄强、徐珊珊校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6页。

6.放生。放生与戒杀相对，本属佛门修持仪轨。了凡早年发愿积德行善，与妻子一道“或施食贫人，或买放鱼虾”。(49)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881页。 晚年居家，也将放生作为日常之善事，自述“买放鱼虾螺鸟，日逐放生，放得多欣然畅怀，如有所得”。(50)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881页。 其《寄丁衡岳书》亦云：

仆偃息水乡，离城稍远，清晨盥梳毕，即静坐片时，起则检阅经史，订千古之是非，开一时之眼目，研朱点墨，足以自嬉，出而曳杖柴门，见鱼鸟则买放生，遇僧道则随缘布施。(51)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1368页。

7.功过格。功过格源于道教。现存最早的功过格是成书于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的《太微仙君功过格》。宋代以降，功过格开始盛行，了凡在其“立命之学”中有云：“云谷出功过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札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这是了凡奉持功过格的开始，时年37岁。为政宝坻期间，他依然保持奉行功过格的习惯。他说：

予置空格一册，名曰治心编。晨起坐堂，家人携付门役，置案桌上，所行善恶，纤毫必记。

著述方面，尤其彰显了凡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如《静坐要诀》一书，汲取天台止观思想，基本理念及方法皆取自佛教，前人所谓“非深通内典、精研性理者不能道也”。(52) 参见(明)袁黄撰：《静坐要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页。 内容包括：“辨志篇”，论述静坐的动机，一本于天台宗思想；“豫行篇”，强调静坐之前应当持戒，具体方法来自佛教；“修证篇”，论静坐中种种奇特光景，皆须识破，经粗心息、细心住、欲界定、未到地定直至四禅修法及注意事项，最后破无明，如灭受想，获阿罗汉果；“调息篇”，依次介绍六妙门、十六特胜、通明观等禅家调息法门；“谴欲篇”，介绍断绝欲望的方法，以佛教不净观、九想、十想以及白骨观为主；“广爱篇”，论述佛教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修法。了凡在书中指出，“静坐之法，原出禅门，吾儒无有也”，与其师王龙溪的看法颇为一致。(53) 参见《王畿集》卷四，《东游会语》，王畿云：“孔门教人之法，见于礼经。其言曰，辨志乐群，亲师取友，谓之小成。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未尝有静坐之说。静坐之说，起于二氏，学者殆相沿而不自觉耳。” 综观全篇，呈现以禅宗为主、儒佛思想杂糅的特色，尤其是在言说方式上，具有以儒解佛、儒佛互证的趋向。

又如，万历十八年(1590)刻行的《祈嗣真诠》。该书的写作目的是“虑天下之乏嗣者众，而不获闻是诀也”，“因衍为十篇，以风告之，俾嗣续有赖，生齿日繁，而家家获螽斯之庆”。内容共分十篇，分别为：《改过第一》《积善第二》《聚精第三》《养气第四》《存神第五》《和室第六》《知时第七》《成胎第八》《治病第九》《祈祷第十》。总体来看，该书以道家及中医养生延嗣之术为主，又带有儒家伦理与佛教思想的印记。

总体来看，佛道二教之于晚明社会的影响，不仅存在于精英思想家的著作中，更体现在世俗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家庭熏陶和社会浸染下，了凡自幼与佛道二教结下不解之缘，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带有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了凡既是研究晚明儒、释、道三教思想融合的代表人物，以及考察三教融合史的绝佳样板，又是推动三教思想走向深度融合并不断出现新形态的实践人物。这一方面，还有待于思想史家深入研究发掘。

From Four Lessons of Liaofan to Common Lessons for Teaching Children :A Study of Yuan Liaofan and his Family Style and Disciplin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LIN Zhi-peng

(Gu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10, China)

Abstract : Yuan Liaofan (Yuan Huang) is famous for his Four Lessons of Liaofan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family letters for teaching children. In fact, the family precept that Liaofan wrote is Common Lessons for Teaching Children rather than Four Lessons of Liaofan . As a disciple directly taught by Wang Longxi (Wang Ji) and an excellent follower of Wang Yangming, Yuan Liaofan was a member of the Post-Yangming School ideologically. He behaved regularly as a typical Confucian scholar-official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wrote works featur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Yuan Liaofan had a good family tradition with profound knowledge and followed a simple family style. His family regarded Confucianism as the tradition and inheritance and was open to all schools of thoughts with an emphasis on moralism which targeted at moral integrity and good deeds as well as supramundane complex, which exerted profound impacts on his personality.

Keywords :Four Lessons of Liaofan ;Common Lessons for Teaching Children ; Yuan Liaofan; family style and disciplines

中图分类号： B248. 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 2019) 06-0044-09

收稿日期： 2019-07-25

作者简介： 林志鹏，中国哲学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陆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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