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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类正在走向信息时代，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进入了信息时代，形成了所谓的“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信息化的必然性不仅可以和资本主义相交汇，而且也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相交汇，由此形成“信息社会主义”。如果从字面上作一个简单的规定，那么信息社会主义就是进入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或与信息的技术与经济形态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信息阶段，即信息化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现。信息社会主义较之工业社会主义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也不同于在当前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的信息资本主义。认识信息社会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信息社会主义的标志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表征着不同的社会形态，而社会形态如果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共同建构的话，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社会的技术形态、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的整合。信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一个阶段或“子形态”，也在社会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形态上具有独特的标志。
技术形态上，信息社会主义的标志是，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信息技术取代工业技术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技术，信息技术成为影响生产效率和生产过程的关键因素。在生产(工具)领域中，其标志是从机械化过渡到了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工厂、柔性生产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从产业上，则是从工业和制造业为主导产业过渡到了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传统产业也得到信息化改造而成为诸如信息农业、信息制造业等；信息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加大；整个社会从技术上实现了高度信息化，以微电子、计算机、通讯、光电、纳米、生物和网络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全部社会生活以及相应的制度都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社会各个领域全面实现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也就是说，信息技术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全面的渗透，使得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信息科技的创新成为推动生产力增长的根源，建立起利用知识和信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涵发展模式；计算机网络成为组织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骨干；个人增长知识、创造财富与享用财富的机会无限扩大；信息型劳动成为主要的从业方式；通过这种技术时代的变迁，使得信息社会主义从生产力的层次上同农业和工业社会主义显著区别开来。
从经济形态(这里不是指生产关系的形态)中的资本形态来看，信息资本成为主要的资本形态，这是与信息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即信息化从技术的信息化进一步扩展到资本的信息化，资本和信息融为一体，社会的经济活动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信息的资本化可形成信息资本，如知识(一种信息)在今天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资本；也就是卡斯特所说的，“通过处理知识而将符号转变为商品”[1] 215。与此相关的品牌(作为人的品牌如明星，作为物的品牌如名牌商品)甚至个人的信誉、信用等也能成为资本，后者也可以称为概念资本或符号资本，也被称为体验经济。信息的资本化意味着知识、智能、技能、信誉、信心等信息形式都可以用于增值、赚钱和积累财富，从而具有了资本的属性。
其次，资本的信息化也能形成信息资本，这就是金融资本中的虚拟资本(所以也将这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称为“虚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它将货币资本再度符号化为各种票据或数字，是一种以债券和股票等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资本，是资产的非实物化，如证券化、存量化等。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符号化、虚拟化、证券化、金融化等就是经济的虚物化，具有无形且无限的特点，与实物经济的有形且有限形成对比，它们是实际资本的第二重和第三重存在，甚至是一种有价格而无价值的商品，因此具有虚拟的性质，由此实物资本成为虚拟资本。这种资本远离实物，其基础是资产化产品，其形成的经济活动是虚拟经济。在虚拟经济活动中，透过对虚拟资产的炒作可以实现货币资本“账面价值”的增值，因此，货币资本真正实现了从货币资本出发而不需要与物质生产相关联就又回到货币资本的过程。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是资本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使经济发生转型：知识、信息、虚拟、网络、数字、符号、金融、证券(及股票)、观念、精神、注意力等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因素，导致所谓虚物主导化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由原始积累开始，通过商业资本发展为产业资本，最后发展到以金融信用的虚拟资本为主导的形态，当然在今天，虚拟资本的虚拟程度(远离实物资本的程度)更高、规模更大、作用更强，于是，它自然而然充当了价值转移的微观传递桥梁和宏观调节手段。
从信息资本的两种生成方式可见信息资本的对应物有两个：作为知识资本它对应于体力资本；作为虚拟资本(或虚物资本)它对应于实物资本。还可以扩展开来看，它作为社会性资本对应于技术性资本，作为软资本对应于硬资本。而就信息资本本身也可以对应于两种不同的来源区分为“知识信息资本”与“决策信息资本”，前者可简称为知识资本，后者可简称为“风险资本”或“投资资本”，是在虚拟的资本世界中通过风险性的投资来追求增值，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对虚拟资本市场的了解，对市场行情及其走势的判断，以及在合适的时候做出决策(甚至产生出专门的“分析师”)的信心、勇气等，是多层次、多领域信息状态整合的结果，是知识、能力甚至意志性格的信息化和资本化。与实物资本相比，信息资本具有不稳定性，其价值甚至大起大落(如知识的老化、信息的失去市场，作为信宿的群体的口味的改变、信心的丧失等)。但在其起作用的范围内，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目前在一些信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变得越来越信息化、虚拟化、抽象化、符号化，成为比实物资本更真实、更强有力的存在，它带动实物资本的流动和扩展。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和符号居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种后工业社会中，“符号已经是生产力本身”[1] 9，虚拟资本已是实物资本的若干倍。
信息社会主义也必须是进入知识经济和虚拟资本对经济活动起主导作用的阶段，在正确解决实物经济和虚物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虚实转型：实物经济主导型转变为虚物经济主导型，信息资本成为时代性变化的象征物。信息资本在信息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使得“社会的信息化”不再只是指社会普遍采用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成为日益重要的产业，不仅是技术的信息化，也包括资本的信息化，不仅是生产的信息化，而且是交换、流通、管理和消费等社会活动的全面信息化，即信息资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空前突显。信息资本成为最具威力的价值增值的加速器；开拓新的信息资本成为增长财富的第一源泉；这样，社会主义进入信息时代，也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进入了以信息资本为主要形态的时代，从而信息资本的社会化成为社会信息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两种意义上的信息化是有关联的。信息资本很早就出现了，但直到现代信息技术出现后，才加剧了它的社会化和普遍化，并在现代信息资本与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建立了内在的联系。例如，信息技术使资本流动的速度、可达范围和联系增加，“信息技术从性质上转变了金融交易的方式”，可以即时运作也可以未来运作，造成了证券交易市场的革命[1] 177，如产生了“线上交易”、“电子交易”等等方式。可见，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信息资本有了赖以存在和扩展的物质技术基础。
从技术和经济形态及其整合上看，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这种水平，但这些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形成的是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的整合：“信息资本主义”，这也是美国信息社会学家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网络根植于信息和信息技术，而信息和信息技术衍生信息主义。信息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范式，它使资本主义社会重构，形成信息资本主义。信息网络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的代表，资本家主要以信息技术资源作为支撑其直接投资和垄断竞争的基本手段，信息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造成了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深刻变化。信息资本和信息技术的现代融合，还造就了资本全球化效果：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将世界各地有价值的商品、劳务与信息进行实时的联结，可以让金融资本在全球各地不断追求较高的投资报酬率，可以将所有可以创造价值的人才、资金、商品与信息整合成为无疆界、无障碍甚至无时差的经济联合体。总之，“若无新信息技术，全球资本主义就会大为受限。”[1] 23美国学者丹·希勒则用“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来同样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和新形式[2]。
信息网发达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本一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就形成为信息社会主义，成为不同于现有的信息资本主义的信息社会形态。信息社会主义无非是信息资本和信息技术的社会主义运用，或社会主义的信息化(包括信息技术化和信息资本化)。资本的信息化、信息的资本化以及信息技术的社会化发挥着全球化的效应，当代社会形态无一不受其影响，在不同的制度平台上，最终形成与不同的上层建筑相结合的“技术-经济-政治”社会形态。“三化”发生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就成为信息社会主义。信息社会主义的出现既可以是信息资本主义的横向影响，也可以是工业社会主义的纵向提升；既可以通过对信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改造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对工业社会主义的技术形态及资本形态改造来实现，社会主义也需要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快纵向地从(半)工业社会主义提升为信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社会的信息化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信息化的日益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必然会使社会主义发生变化。这就如同卡斯特所说：“一方面，目前存在的信息化社会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信息化社会在文化与制度上的多样性”，并认为中国不会因为其快速发展“而融会在信息化资本主义的熔炉之中。”[1] 24所以信息化所能结合的社会形态应该是多样的，既有信息资本主义，也应该有信息社会主义。同时，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也必然从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上不断提升，如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和虚拟经济等，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走向信息化时代，从而走向信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一旦进入信息社会主义，其在政治形态上无疑也会有新的发展，这就是随着政治的信息化而走向政府的制度性变革，人民群众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扩大公众对治理过程的参与，从而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地成为国家的主人，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也可以因此而更容易实现“政务公开”和决策民主化，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将因为信息的畅通而更加透明、公正、合理、科学，人的发展也可以更加自由和全面，从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可以得到有效的保证，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目前，信息社会主义虽然还没有在当前完全实现，但在我国的发展趋势上已显露出端倪，当我们全面实现社会信息化时，就是信息社会主义实现之时。
二、信息社会主义与信息资本主义的区别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同样也存在于信息资本主义和信息社会主义之间，不过此时将主要集中于信息资本的私人占有与共享之间，信息资本主义因信息资本的私人占有而导致信息鸿沟的扩大、贫富差别的加剧，而信息社会主义则因信息的公有和共享而走向信息财富的社会化，走向公众的共同富裕。
在信息社会，信息资本所造成的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社会效应，就是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如果将主要靠使用信息资本进行价值增值和财富积累并且获得相当成功的人称为“信息资本家”的话，那么在信息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富有的阶层，他们致富的“资本”与手段跟传统的资本家不同，是无形的知识、技能、创意、胆识。于是，信息技术就使世界人口发生如同杰米里·里夫金所说的“两极分化”：一种是符号分析人员，以四海为家的新精英分子，他们控制着技术和生产力；另一种是日益扩大的永久性被技术所取代的个人，他们在全球技术经济中很少有希望获得有意义的工作，前景越来越渺茫[3]。后者无疑沦为信息时代的穷人。
在信息社会，由于贫富和其他社会差别主要来自拥有信息资本的多寡或信息不对称，故人的发展目标是不断为自己增加信息资本，但资本主义是部分人信息化成为信息资本家，而更多的人沦为“信息贫困者”、“信息无产者”；由于“信息资本”的独特特征，它可以使资本家有效地实施信息垄断，以获取在任何传统产业领域都难以实现的高额垄断利润，因此它不仅没有克服原有的贫富两极分化，反而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导致了信息资本主义特有的“数字鸿沟”：最富有阶层拥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越来越高，两者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由此进一步加剧信息和其他资源分配的两极化以及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隔离，使这个世界的大多数贫困者仍然被排除在信息革命之外。如果只是一小部分人充分享受了信息革命的成果，得到了理想的信息化发展，显然没有达到人的全面发展所包含的全面的意义。
数字鸿沟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信息化社会的具体化，即具体表现为信息的社会化与信息资源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技术、生产力、资源的信息化，使得“生产的社会化”演变为“信息的社会化”，它对社会化的要求更高，于是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就更加突出。信息化要求的资源共享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具有内在的不可调和性，因此，信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信息资源私有与社会要求共享之间的矛盾，而克服这一矛盾、消除信息垄断正是信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使命。信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信息化，它为人人享有信息化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权利，为消除和缩小信息鸿沟提供制度保证，其终极目的是走向共同富裕，达到个人充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力求使人人都能成为“知识工人”和“信息有产者”，成为不同领域中信息资本的创造者和增值者，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鸿沟，通过信息的真正公有、平等占有，使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本成为大众的财富，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共同的信息化发展；于是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本成为人们共同富裕的手段，或走向富裕的共同手段；这可以说是在社会发展宗旨和目标上所体现出来的信息社会主义与信息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它要克服的应该是信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之间的矛盾。所以从本质上，社会主义更适合社会信息化的要求，也更能解放信息生产力。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曾经兴起过的“自由软件运动”(又称“免费软件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是“思想共享，源码共享”，提倡软件开发的自由协作精神，反对将计算机软件这一重要的信息资源私有化。当然这种理想由于是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本对立的，所以在美国也遭到了微软等垄断公司的强烈反对，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在信息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而只能寄希望于在信息社会主义中实现。在信息社会主义，生产者的主体是知识工人，信息生产能力普遍共享，信息产品充分共享，通过这种共享使人的信息生产能力和拥有的信息财富得到共同的提升，通过实质性信息共享走向共同富裕。当然，这决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式的共同提升，也不是强制性的信息共享，而是有差别的、自觉自愿的提升与共享，并且也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可见，信息社会主义是社会的信息化与信息的社会化的有机统一：不仅实现社会的信息化，而且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成为共同富裕的手段，而不是障碍。
在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鸿沟也会导致贫困阶层的政治地位的下降，因为他们不拥有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从而不能通过信息化手段参与政治生活，这也会加剧人和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在信息社会主义中，随着信息手段的大众化和高度共享，原则上其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和权利是平等的，所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获得了更可靠的技术和经济基础。在信息社会主义中，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和人的信息化发展趋于一致；而在资本主义，两者是相悖的，要么是社会的信息化发展与人的物质性依赖的畸形结合，要么是人的信息化发展被不合理的物质利益关系所损害，这一点也正是与马克思所揭示的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发展形态处于一种“物的依赖”性，而到了更高的阶段，人才能处于自由全面的阶段。[4]
在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鸿沟现象不仅存在于社会阶层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产业与产业之间，渗透到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成为在信息时代突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在信息化发展的现阶段，通过信息技术和创新能力创造的新经济，仍然是一种富国现象。发达国家在知识集中的过程中，通过创造优势夺取全球市场份额，进行大规模产业重组，来获取先发优势的利益；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在信息贫困中。信息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不仅在于克服阶层和阶层之间的信息鸿沟，而且也致力于克服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使体现人类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先进科技，在全球范围内用于促进和平与发展，造福各国人民”[5]。
由于信息社会主义可以从制度上克服信息资本主义的缺陷，信息的社会化与信息生产力的充分解放，也更需要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与信息化相一致的，所以，从原则上前者要比后者优越。这样，关于什么是信息社会主义以及是否存在信息社会主义，可能会引起极大的争议，但它作为一种潜在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承认信息社会作为一种技术社会形态的存在，同时承认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存在，而且承认社会主义能够容纳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本，甚至信息生产力只有在以真正能够实现信息共享的社会主义中才能获得充分的释放，那么信息社会主义的存在就具有必然性。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认为，信息社会主义是复合了信息技术特征的社会主义，是直接表征了先进生产力(信息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与新技术的整合性表达方式，也是社会主义在信息时代的具体表现，或者是其“子形态”。
三、不断深化对信息社会主义的认识
信息社会主义(以及信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新现象，其中包含许多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问题。
其一，信息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问题。信息资本主义在部分发达国家已基本成熟，信息社会主义何时才能出现？在中国，目前正在通过“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来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工业技术形态和信息技术形态的整合，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同时摆在我们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日程之中。那么，除了社会主义通过技术和经济形态的信息化来实现信息社会主义外，信息资本主义能否通过制度性改造而成为信息社会主义？
其二，信息社会主义与信息资本主义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本都是中性的现象，既可为资本主义使用，也可为社会主义使用，从而既可形成为信息资本主义，也可形成为信息社会主义，那么信息资本主义与信息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趋同点的下行(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和不同点的上行(上层建筑化)？是否意味着国家之间社会形态的划分在当代的重心从经济结构转向上层建筑，主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性质和对未来虚拟社会的不同理念(如意识形态和社会终极价值观不同)、而在经济-技术形态上开展趋向共同目标的竞争？
其三，信息社会主义与信息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是什么？从本质上社会主义无疑比资本主义更适合于社会的信息化，这一点也为国外一些学者所论证，如保尔·博卡拉等法国经济学家认为，信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信息革命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从而为未来社会准备了要素，例如，信息革命所创造的新经济使产品的物质要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信息和知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们与劳动者特别是智力劳动者难以分离，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权力被相对削弱；信息革命还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方式，信息产品具有可复制性、无限消费、共享性等特殊性质，对信息产品的这种消费方式促进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向社会所有制的过渡；此外，信息革命需要掌握先进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教育、文化素质的劳动者，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进而信息革命发展到头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界限[6]。英国左翼学者理查德·巴布鲁克提出信息时代将实现“赛博共产主义”，它以礼品经济(摆脱和超越了商品经济的一些基本规范)为基础，以奉献、合作、效率和共享为特征[7]。俄罗斯学者伊诺泽姆采夫认为，向信息时代的转变冲击着全世界，社会主义在适应新的后工业时代方面没有原则性困难，正在形成的后工业社会的许多特点，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预言完全吻合[8]。问题是，如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信息社会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可以共存，那么两者能否共同长入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或者是信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信息资本主义？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是否会自然增多从而达到两者的彼此融合、最后相互之间的界线消失？而且，信息资本主义也有部分生产资料属于公共所有，似乎也为制度性变革提供了基础。于是，信息资本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的阶段？它对社会的重组和再结构化是否使资本主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的必然后果或惟一出路是否就是信息社会主义？
其四，信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信息资本主义被许多学者视为继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又称为“后资本主义”阶段。与此相对应，如果信息社会主义实现的话，那么它肯定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此时，即使不是高级阶段，也至少是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那么信息化目前要求我们进行什么样的制度变迁？不进行制度变迁是否可以实现信息化从而进入信息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将和什么样的技术形态相整合？当然还需要看到，信息社会主义还不可能实现信息制品的按需分配，还不是“信息共产主义”；但又不是信息资本主义，故对后者的矛盾要有一定程度的克服，在更加人性和社会化的制度中，寻求一种能保护信息生产者、创新者的利益，调动人的信息生产的积极性，又能实现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于是它具有了一定的居间性：既要克服信息资本主义中“数字鸿沟”带来的对信息生产力发展的抑制，又不能过早地实现绝对的信息共享和平均主义，而仍然是处于一种过渡的形态之中。
其五，信息社会主义是不是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观？目前，尽管信息资本主义的概念已逐渐广为接受，但“信息社会主义”还鲜有提及，部分原因可能是它还没有成为现实。那么这一概念是否能正确描述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是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产生干扰？可以从多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例如，从社会主义只有信息化才有出路，进入信息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以及生产力决定社会的发展即社会形态的变迁——不仅是质变而且也包括阶段性质变和量变——的意义上，这一提法应该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因此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同时，既然已经有“信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主义”等等的提法，因此从逻辑上也可以有“信息社会主义”的提法。
其六，中国走向信息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问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也面临着走向信息化而建成信息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鉴于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现状，更不用说信息化水平距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我们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产业结构调整、信息人才结构改善、信息化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仍存在许多问题)，我们选择了“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特殊道路，这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惟一可行的选择。
首先，我们不能跨越工业化搞信息化。人类历史表明，生产力和技术形态的发展，从手工时代(农业社会)到机器时代(工业社会)到自动和智能机器时代(信息社会)，是不能超越式发展的，所以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信息化是不能完全越过工业化而直接从一个农业或半工业的技术与生产力形态的基础上实现的，尤其当工业化在我国还远远没有完成时，撇开工业化搞信息化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我们又不能先完全搞成工业化后再去搞信息化，那样就会将信息化推到遥远的将来，就有可能再度失去一次借科技革命的浪潮实施追赶战略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能重复去走西方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必须把信息化这个发展方向作为现代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标准，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避免以往工业化中所存在的高消耗、高污染等严重后果。而且，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如果视信息化为工业化之后的事情，就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因此，在两次现代化的任务都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提出了信息化建设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迎头赶上全球信息产业发展的步伐，并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直至将其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支柱和主导产业；另一方面要利用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结构和素质，重组传统工业技术，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提高传统产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在新的起点上，用更短的时间和更低的成本实现现代工业化，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以信息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工农业及第三产业等各行各业更加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可见，在我国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绝不能采取工业化和信息化分开两步走的战略，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要用工业化培育信息化，用信息化促成工业化，形成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型模式，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互补共进来推动现代化、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也是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路子。
还有，在信息化浪潮遍及全球的背景下，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日益为全人类所重视时，在中国面临着进行两次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尤其需要正确把握机遇，深入研究如何把工业化、信息化和生态文明结合起来建设的现实问题，正确分析在当前我们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基础上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有利和不利因素，集合多方面的动力因素，如借助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和国际环境催化的多重动力，同时注意应对先发展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和垄断地位、依靠其在专利、品牌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优势，以及所拥有的制定国际经济活动“游戏规则”的权利，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盘剥与掠夺。通过克服后发劣势和发挥后发优势，加速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步伐，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走向信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目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于资本主义国家，还远未进入信息化社会，如果不奋起直追迈向信息化，建成信息社会主义，就会在竞争中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甚至就没有出路和前途。但无论如何，上述问题表明，“信息社会主义”可视为正在走向我们的客观历史现象，由于其超前性，我们对其认识还十分不足，必须加以深入研究，才可能从理论上为我们实际地进入这一社会主义新阶段做好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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