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香港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香港论文,困境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4)03-0070-04
香港经济1997年以后的放缓和衰退主要源于两类因素：(1)周期性因素，主要指外部冲击（注：外部因素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衰退、911事件、SARS疫情、禽流感等。）诱发下的周和性衰退和经济波动；(2)结构性因素，如结构性失业、结构性通缩等。本文仅从结构性失业这一角度考察和分析香港经济转型中结构性困境的成因及趋势。
一、香港转型经济中的结构性失业
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香港的失业率迅速上升。引起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变化是否主要来自外部冲击下的周期性衰退因素？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也界定了失业变动受结构性因素影响的持续程度。少数文献（如徐宗玲，2001）曾提及这一问题。我们试图从对自然失业率及失业的行业结构分析来进行探讨。
1.长期失业率、自然失业率的变动反映了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香港经济结构转型是导致就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雷鼎鸣等(2000)采用Lilien指数度量香港经济转型的程度时发现，经济转型是各种与失业有关的因素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香港失业率变化的动因六成以上来自经济转型。
引致香港失业问题的两种主要因素为：其一涉及经济周期状况，表现为失业率随冲击波动；另一个则与结构性因素有关，可用长期失业率、自然失业率等指标来反映。
近年来失业率的短期变动主要反映香港经济周期状况。在1998至1999年间香港出现经济逆转，失业率大幅上升至6%，远高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2000年失业率曾短暂回落至4.4%，2001年后持续上升至2003年5～7月8.7%的最高水平，2004年2月降至7.2%。失业率出现的短期变动与经济的周期状况同步，主要受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
长期失业的增加及自然失业率的持续微升则反映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一方面，香港长期失业率（失业超过半年）由1997年的0.5%上升至1999年约2%，然后在2000年回落至1.25%；长期失业人数占总失业人数的比例由1997年的17%上升到2000年的24%。另一方面，彭文生等(2001)的估算显示，香港自然失业率由1990年代初的2%～3%左右，上升至最近几年的3%～4%（注：这一比率相对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而言属较低水平，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结果(OECD,2000)显示，1999年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及日本的自然失业率分别为7.75%、6.75%、8.5%、5.25%及4%。）。这种持续微升反映了香港失业情况出现变化的根源，有助于研究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影响。
2.结构性失业的行业分析
结构性失业是随着社会需求结构改变和技术进展，一部分人因生产技术、技能、知识陈旧或过时而产生的失业。其实质是劳动力需求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结构之间的不均衡，使得即使供求总量之间均衡，也仍然有失业存在。结构性失业一旦发生，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重新就业，因而会表现为长期失业的增多和自然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图1中所估算的自然失业率在80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现的持续微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结构变化的影响。进一步分析香港经济结构性转型的影响，还需要考察就业或失业在主要行业中的结构差距。
图1 香港的自然失业率估算值与实际失业率
从失业变化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和建造业的整体失业水平远高于服务业，其中建造业的失业率在2003年达到19%；服务业在总就业人数大幅上升的基础上，以传统服务行业（如批发、贸易和饮食酒店业）的失业率最高，而运输及通讯、金融保险和社区服务业的失业尽管因近年来的周期性因素而增加较多，但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准。从就业增长率来看，金融、保险、地产及商业服务行业最高，1981至2000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7.25%，而同期制造业的就业率则每年平均下跌5.25%。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由80年代初的约50%上升至2000年的大约80%。
与大部分其它行业比较，制造业的失业率较高及失业期较长的情况显示可能存在摩擦性失业，因为工人离开制造业后难以找到另一份工作。但从失业的原因来看，这种失业来自于结构转换：新的服务行业未能吸纳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而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与服务业的需求方面要求不匹配，形成了结构性失业。服务业的就业情况也说明了其劳动需求与制造业的劳动供给间存在结构性错配。以Beveridge曲线考察服务业（彭文生等，2001），同一职位的空缺比率在90年代高于80年代；相同水平的职位空缺比率，服务业在过去几年的失业率远低于制造业及建造业。这说明可能存在相对较高程度的技能错配，即金融服务、信息科技行业的急速增长需要较高水平的教育程度及专业技能，现有劳动人口未能完全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3.结构转型对失业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香港经济转型所呈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而非制造业本身的升级，这与新加坡的情况大不相同。这种制造业非本土化、服务业空前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变，使香港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以及航运中心，对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需求与日俱增，劳动力市场结构也逐渐转变。
香港的就业在80年代中期集中在制造业，1985年制造业吸收的就业人口高达36.1%，其次是批发、零售、进出口、饮食及酒店业，两者合计吸收了将近60%的香港就业人口。随着制造业移入内地，制造业吸收的本地就业人口下降到1996年占16%。这一时期服务业高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从而弥补了制造业就业下降的不足。
传统的理论认为在行业转移与失业率之间存在密切关系(Lilien,1982)，但对香港行业转移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二者间并无明确的关系（孙永泉、陈明智，1997）。这些结果并未否认结构性失业的长期性，反而反映出服务业高速发展对就业的支撑。1997年以后失业率的明显上升和短期波动，一方面印证了周期性因素才是香港经济衰退和波动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自然失业率的持续微升说明转型对失业的长期影响仍然存在，向资金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将面临对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外部冲击诱发下这种困境将显得更为突出。
二、香港经济结构性困境产生的内在原因
香港经济近年来呈现出总供求结构性缺陷，其实质是整个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内在缺陷的表现。
一方面，香港经济的结构转变并非缓慢、自然地发生，而是在外部因素诱发下产生的结构急剧转变。香港物价水平和劳工成本的压力受地理条件的制约，到目前为止，可利用的土地面积增长极为缓慢。制造业移入内地和整体经济转向服务业，只能部分缓解对土地的压力，并未扭转土地承载能力不足和继续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原有以房地产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在亚洲金融风暴影响下过快衰落，新经济体系形成的条件尚未成熟，因而使正在向高增值产业转型的香港经济陷入困境。
1.内部成本高昂、本地创新不足是香港重整竞争力的主要障碍
成本高涨、空间狭小、资源短缺、竞争激烈是香港制造业在80年代大规模转移的根本原因。1997年以后，整体商业成本高企仍是香港重整竞争力的主要阻碍。1997年后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办公室租金和住房价格自1997年起至今已经分别下跌了37%及55%，企业信贷成本亦随银行贷款业务息差的大幅收窄而下降，因而经营成本有一定下调，但相对于周边地区仍非常高。工资成本则呈现一定的刚性，未跟其它价格同步调整，甚至出现了实际劳工成本的上升：劳工成本占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7年的32.9%，上升至2000年的36.1%；实际工资指数由1997年9月的104.5（以1992年9月为100）上升到2000年9月的112.8，2003年9月的118.6。
除了制造业外移、房地产及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外，香港经济目前的困境还源于本地科技创新的不足。科技水平一直是制约资讯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而香港的科技创新受到先天制约：香港R&D支出占GDP的比重、研究机构数量等指标远远落后于所有OECD组织成员国以及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同时，香港教育偏重文科的投入使科技人才长期严重不足。这些均难以在短期内改善。香港经济向高科技转型由于先天不足且长期缺乏港府支持，1997年后转向高科技的大财团又遇到新经济低潮，因而短期内科技创新的发展存在较大困难，不可能成为香港经济摆脱结构性困境的出路。
进一步考察，成本问题和本地创新不足实际上只是香港经济结构性困境的两种典型表现形式，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香港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
2.经济体系的内在因素是造成香港经济结构性困境的根源
香港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产业转移而非转型升级为主，产业调整在微观上表现为民间（尤其是中小企业）自主的、自发的行为，采取了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生产环节转移至珠三角地区的最为直接的做法。这一特点是香港经济体系内在特征的必然结果，政府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长期传统和本地金融体系的特点，决定了香港经济在结构变迁和产业调整时的自发性和短期性。
1997年以前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来自于出售土地和税收，财政支出不允许出现赤字，因而长期以来香港政府用于扶持本地产业发展的费用较低。与新加坡比较，在1988年，香港政府用于支持本地工业和贸易发展的费用占政府总支出的0.39%，新加坡为5.05%，到1993年，该比例在香港达到了6.1%，而新加坡则为16.4%。
香港金融体系对工业结构的调整支持作用也不大。金融机构与工业企业间关系松散。70年代，金融机构对制造业提供的贷款只占其总贷款的20%，80年代则下降到10%，大量银行贷款进入房地产业；香港的股市亦偏好于贸易、金融和地产类股份，工业类股价一直偏低，1993年，恒生33种指数股中只有两只是工业股，工业股只占市场总股本的6%，金融、地产股占47%，新加坡的则分别为30%、39%。
香港制造业在既无政府引导又难于直接或间接融资的背景下，在70～80年代的产业结构调整中选择了将生产向外转移的非工业化路径。本地的大制造企业在70年代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东南亚地区，中小企业则在90年代末和80年代借助于内地改革开放的机会大举转移至珠三角地区。随着生产能力的向外转移，香港日益成为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而新加坡则随着其它新兴产业的发展走上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道路，同时也成为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地区的协调、发展生产的中心。
可见，香港与新加坡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不同路径选择，是与其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特征高度相关的。经济体系中内部资源的局限加上经济结构中的内在缺陷，以及长期以来缺乏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香港经济结构呈现出脆弱性，这种经济体系在结构转换过程中必然选择产业的转移而非转型升级。
三、一体化背景下香港经济结构性困境的变化趋势
1.香港经济具有结构灵活转换的内在机制
香港经济具有内在的结构快速转换的灵活机制和市场体系。渡边利夫的结构转换连锁理论认为，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根据条件变化进行自我调整、产业结构转换的应变能力方面“显示出比其他地区更加超前的力量”，而且区域内一国结构调整和转换会产生结构转化的连锁效应，使整个区域经济保持一种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香港同样拥有这种结构快速转换以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战后50多年曾数度转换经济结构，这种快速转换的灵活机制是其他经济体系难以比拟的。
不少研究文献指出了香港机制灵活的内在原因，例如，具备灵活的劳工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的国别报告指出，过去20年，香港劳工市场在顺应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以至急速的结构性改革而作出调整方面，均显出高度的灵活性。此外，作为世界上投资机制最公开、最透明的地方之一，外汇无管制及灵活的投资环境和机制、广东人的营商传统与多元化的文化环境等都是香港经济灵活机制的内在因素。
因而，结构性因素虽是造成香港经济脆弱性的主要原因，但经济体系中内在的灵活转换机制正是香港经济摆脱困境的基础。
以典型的都市型经济体如纽约来与香港比较，有两个基本特征极为相似：首先，其基本经济特征都假定以市场力量来推动经济；其次，在经济结构的选择上都同样拥有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基于这两个特征，其生产性服务业的不断增强，实际上反映出经济机制在其向内地转移低增加值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主要在为分散到其他地方的生产基地从事管理与协调。
表1 香港与纽约服务业对GDP的贡献比例（1993年）
所有服务业
消费服务
生产性服务
政府服务
香港
78.1
28.7 42.8
6.6
纽约市 77.8
26.1 40.8
10.8
数据来源：转引自Wong,2002。
表1列出的数据反映出90年代初香港与纽约两地经济在结构上惊人相似。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且持续保持繁荣，与其强大经济腹地（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26个县）的支持密切相关。东京也以横滨和千叶为直接腹地，构成了日本著名的京滨工业区。以纽约、伦敦、东京等都市型经济为参照，香港经济体系的特征说明了结构成功转型的一种可能途径。
2.CEPA影响下香港经济结构性困境的变化趋势
(1)CEPA下粤港澳经济合作的实质是大珠三角经济的进一步融合。香港经济体系的结构以及地域、人口的局限决定了香港经济特征的依附性，表现在几次经济转型都呈现出内地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的明显痕迹。20年来制造业非本地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香港经济的空心化，相反，使其服务业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腹地以及深港都市圈的融合，将使香港经济进一步内生于这一腹地。
随着香港厂商及其他企业在华南地区投资的扩展，香港经济就其功能而言已经与华南地区结合在一起。由于一体化背景下香港不再是内地惟一主要的外资来源、技术引进渠道和体制借鉴源泉，香港应彻底摆脱以短期心态来看待粤港经济合作并真正融入华南经济圈，在实质上不再独立于华南经济圈之外。
(2)CEPA下的合作是国家指导下香港服务业向内地转移的正式开始。CEPA不是最终的“安排”，同样需要完善和深化。CEPA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正式将深港都市圈及粤港一体化由民间分散型合作推向政府导向下的合作。如果说以前的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以制造业向内地转移、本地服务业比重增加为特征，那么，CEPA下的粤港澳合作则将以香港本地服务业转移和服务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为重要特征，必然伴随着在金融服务业、高层次中介服务、专业服务等方面的扩展和传统服务业的逐步衰退或转移。
(3)香港结构性困境的解决，从长远看需要发展科技产业。成本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构性失业和结构性通缩等问题源于香港经济体系本身的内在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途径是进一步与腹地的融合，以及向高附加值服务业升级，与此同时，结合自身特点适度发展资讯科技服务业。目前看来，高增值服务业的发展及适度增加高科技产业本身的经济活动，是香港在未来的区域合作中继续发挥龙头作用的必要条件。
［收稿日期］2004-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