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政治体系中宗教政党对政治整合的影响
——以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议会选举中的伊斯兰政党为例
章 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
摘 要： 宗教政党是教俗共存局面达成和解的见证者，也是宗教传统与世俗化民主代议制政体妥协的产物。中东变局以来一些阿拉伯国家进入变迁政治体系，不同政体的国家呈现分类型化趋同特征，其中宗教政党的政治参与变化情况对中东地区当前政教关系的发展具有指向性表征意义。本文尝试理论化地探讨在变迁政治体系中，宗教相关政党能够对社会整合和政治现代化产生作用，继而通过比较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议会选举中伊斯兰政党的政治参与表现，阐释在宗教传统文化浓厚的地域，宗教政党可以通过自我强化和外部推动从而与政治改革要求相契合，并有助于当地政治整合。同时，宗教政党促进整合的具体动员能力仍将受制于本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实际进展程度。
关键词： 变迁政治体系；政治整合；中东变局；阿拉伯国家；宗教政党；伊斯兰政党
政教关系大致可以分化为政治的宗教化和宗教的政治化两个主要向度。宗教的政治化多指涉及宗教词汇同时兼有信仰、安全和政治内涵，主要集中于宗教领域；① Pavlos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The Return from Exile: An Introduction, ” in Pavlos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m, 2003.p12.政治的宗教化主要是政治和社会领域夹杂了宗教意味和宗教词汇，运用准宗教语义系统使得特定的政治组织或者政策合法化，以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化为典型。政教关系具体到执行层面，则可以细化为精英和民众的政教关系观念、宗教政党的政治地位、国家内部对涉及宗教因素的权力安排、政治秩序中对宗教性权益的保护诸多方面。国家政治秩序结构的稳定程度会反映出不同人群对宗教力量介入行政、立法、司法体系的接受程度。
中东变局① 也称“中东剧变”。 以来阿拉伯国家内部政教关系有所变化。“阿拉伯之春”表面上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其中对执政府不满的民间力量是抵抗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当地政治格局的变动，有深厚民间基础的宗教势力在其中获得参与改革的时代契机。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宗教政党是促成既有地区政教关系局面变化的重要参与者，其行动模式依据不同政体呈现一定的类型化特征。
本文既理论化地探讨变动政治结构中宗教政党的角色和地位，又通过比较中东变局以来举行过普选的阿拉伯国家② 本文所指涉的阿拉伯国家范围限于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的22个成员国。 议会中伊斯兰政党的发展，论证在宗教传统文化浓厚的地域，宗教政党能够对政治整合产生多重影响，最后关注宗教政党运作的现实局限。
一、变迁政治体系中的宗教政党
建制宗教都具有跨国属性，宗教团体的组织目的是为了更广泛地传播信仰，而国内政党则为内向性政治单元，政党的组织目的是为了参与选举及进入议会和投入议会斗争。宗教政党是将宗教信条和教规融入党的纲领章程的政治政党，其成员具有鲜明的宗教属性。③ 金泽：《论宗教与政治》，《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257页。 世俗民主政治体系下，宗教政党属于政教含混结合的组织化形式，是政教融合的辩证统一体。宗教政党若在世俗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同时满足公众对信仰普遍持认可或宽容态度、公民对政党政治持有正面认同共识这两个前提条件 。当政治体系出现变迁趋势之时，价值冲突是政治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宗教往往是传统道德伦理的簇拥，在价值冲突中扮演符合宗教观念的价值维护者角色。变迁政治体系下多党制通过政治改革得到健全、完善和巩固的机遇，同时被政府排除在外的宗教政党由此重新获得参与政治分权的重要时机。
（一）政党和宗教政党
政党与西方社会现代化关系密切，因此西方政治学学者普遍肯定政党在当代社会现代化竞争中的重要性。推崇者认为政党对社会现代化道路的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④ ［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不同于政治小集团和利益宗派团体，现代政党有四个特征⑤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0页。 ：其一，现代政党致力于政党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前进，而不仅仅发展党派中的精英骨干集团；其二，现代政党专攻竞选策略，视参与选举并进入议会为政党核心要务；其三，政党的领导不应是独裁者，政党的成员试图影响政党领导，领导和普通成员之间立场未必一贯一致；其四，现代政党需要了解公众舆论，根据公众要求来调整策略从而获得公众支持。简言之，现代政党包含四项核心作用：集团发展，从事围绕竞选为核心的政治活动，能够产生权力，倾听公众舆论并予以反应直至递交执政层。
2011年以来，同为君主立宪政体的约旦、摩洛哥和巴林都通过温和渐进式改革，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自由化放权。政府的反对派别伊斯兰主义政党候选人在2016年约旦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过10%的议会席位。① Fareed Zakaria, “Arab Spring’s Hits and Misses, ”The Washington Post , January 30， 2013.此前，伊斯兰政党在约旦单纯以反对派的形式参与政治，拒绝参与议会选举。类似约旦王室主导的缓步改革路线在短期内维持了平和局面，避免陷入动荡。约旦的相对稳定还和约旦民众认可约旦王室圣裔的特殊宗教地位，部族政治仍然保有势力范围有关。在约旦示威活动频繁时期也几乎没有推翻君主立宪制度的声音。约旦以家族政治为主，政府最高的领导人和部长都由国王任命，政党动员受到传统力量的限制。即便如此，约旦的伊斯兰政党还是明确不满意现有的政治改革举措。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行动阵线（The Islamic Action Front）始终认为国王保留了过多权力，为此他们曾多次抵制约旦议会选举。② Rana F.Sweis, “Muslim Brotherhood’s Political Arm Wins Seats in Jordan’s Parliament, ” The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23， 2016.与内阁不从议会多数党产生的约旦不同，同样是君主制国家的摩洛哥，2011年通过的新宪法草案规定国王放权更多。摩洛哥首相由议会最大党产生，首相拥有“解散议会、任命大臣、政府行政”③ 《摩洛哥国王宣布改革 称将为民放弃重要权力》，2011年6月19日，http: //www.chinadaily.com.cn/hqgj/2011-06/19/content_12730396.htm，2019年2月23日。 等多项重要权力。伊斯兰政党赢得议会选举，就可以组建政府。但温和的改革模式仍然会导致政治发展进程实际上相当缓慢。（见表2）
伊斯兰政党在中东经历了阶段性的参政强度变化。从“阿拉伯之春”爆发至今8年间，16① 2011年以来举行过议会选举的阿拉伯国家有：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巴林、伊拉克、约旦、叙利亚、科威特、黎巴嫩、科摩罗、毛里塔尼亚、索马里、阿曼。 个阿拉伯国家举行了议会选举，参加议会选举的伊斯兰政党大都能够获得一定的议会席位，有的还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参与执政。尽管中东变局带给伊斯兰政党在政坛崛起的时代机遇，然而宗教赋予宗教政党的强动员能力并不等同于国家治理能力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宗教为伊斯兰政党带来竞选政治中的竞争力优势，伊斯兰政党仍然不得不面临和世俗政党类似的更具体而现实的参政和执政考验。
自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拉克的政府权威就长期面临挑战。大部分中东国家都采取单一制行政区划，而战后选择采取联邦制的伊拉克一直存在国家内部分裂的威胁。伊拉克国内暴力事件频发，教派冲突不断。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的出现恶化了伊拉克的国内局势。2018年伊拉克议会选举，宗教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什叶派政党爆冷，赢得选票优势，随后又经历重新计票和组建联合政府提名关键职位人选的数次混乱，将国内的教派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叙利亚则是陷入内战的非常态国家。在中东变局之前，叙利亚阿拉维派的巴沙尔·阿萨德通过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其他族群和组织。中东变局之后，叙利亚陷入漫长的内战，继而又由于外部干预而演化为代理人战争。叙利亚2012年新宪法规定人民议会四年举行一次选举，尽管内战期间政府在控制地区按期举行议会选举，但反对派抵制这两次选举。两次议会选举，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的全国进步阵线均获得多数席位。① 《叙利亚议会选举结果揭晓》，2016年4月17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4/17/c_1118643115.htm，2019年2月24日。 （见表3）
（二）变迁政治体系的独特性
中东变局是政治体系合理性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同时爆发。伊斯兰政党能够在中东变局之后崛起，一方面与伊斯兰文化含有较强的政治性元素有关。从产生伊斯兰政党的文化环境来看，在中东伊斯兰文化圈，信仰者对含有宗教元素的政治单元接纳度很高。另一方面，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不管名义上为联邦制、议会制抑或立宪君主制，事实上都更接近威权政治文化。威权政治下的贫富分化和严重的腐败问题造成基层民众长期不满意统治精英的治理方式。近年来，中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由此产生了威权统治者和精英统治集团在统治名声上的危机。国家的主要权力和经济利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人口基数庞大且面临失业问题的年轻人却没有足够的政治参与机会。试图影响政治的人群寻找的政治参与突破口有两个向度：其一是完全西化的方式，其二是对当地人而言更熟识的伊斯兰方式。在目前中东的年轻人看来，历史上伊斯兰文化的哈里发国代表着权力和强大的自信，现代伊斯兰世界盲目学习西方却未必带来预期的繁荣，并且西方社会愈加不遮掩其伊斯兰恐惧症，最终中东基层民众中对西方模式持否定态度者大大增多。 ① Ali Ameer, “From Islamophobia to Westophobia: The Long Road to Radical Islamism, ”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No.3， 2016， pp.1-2.不愿意照搬西方模式的年轻人主动选择伊斯兰政党来作为他们的利益代表方 。
议会竞选是代议制的核心，政党是竞选的关键动员工具。上世纪下半叶美国的主流政党研究认为，②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36-350页。 仅有议会和选举并不意味着一个政治制度具有现代性，如果没有成熟的政党，选举很可能只是给原有的传统政治结构赋予合法性外衣。能够参与选举的强有力政党却可以有效动员起更多的选民，制度化地扩大政治参与，真正意义上地实现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因此，能够同化变迁社会新出现政治势力的政党体制是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2011年之前的中东不乏选举，有的国家也已经实现多党制，③ 黄民兴：《再论中东剧变的背景、发展阶段和主要特点》，《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第224页。 但同时中东政治强人主导的威权政治兴盛，政党政治普遍不发达。
（1）沉桩过程中，开口桩桩端部分土不可避免的将涌入管桩内壁形成土塞，土塞的形成、闭塞程度与桩端土性（应力状态和密实度）、桩基的几何特征（如桩径、壁厚、桩靴类型等）、成桩方法（打入桩或静压桩）、桩基入土深度及进入桩端持力层深度等诸多因素有关。土塞效应影响因素复杂，尚缺乏完善的理论与方法，建议从细观力学机制出发，结合室内试验、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各方面因素，研究土塞效应力学机制，全面指导工程应用。
政党是政权体制里重要的政治角色。按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从国家能力和民主与否的评判标准划分政体，大致存在：低能力不民主、高能力不民主、高能力民主和低能力民主四种类别。蒂利认为历史上政体集中于低能力不民主区间，位于高能力民主和低能力民主象限的政体都不多。④ 按照查尔斯·蒂利的理解，伊朗属于高能力不民主的政体，索马里属于低能力不民主的，挪威属于高能力民主的，比利时属于低能力民主的。参见［美］查尔斯·蒂利：《民主》，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 中东变局是从普遍高能力不民主的政体努力向低能力不民主（频繁使用暴力形式的政治参与）和低能力民主转化 ，但能抵御冲击的多是维持在事实上高能力不民主象限的国家。
（三）多元化政党体制中的宗教政党
中东变局以来，伊斯兰政党参与度增强所彰显的政治变化趋势，是温和伊斯兰愈加发挥真正的社会整合作用。正如自由派媒体对约旦政府立场的解释：不同于世俗国家的“公民国家”（civil state）① “Jordan: Islamic or Secular?” Al-Ghad , October 16， 2016.，不应把宗教从公共生活中剥离出去。为避免极端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可能的冲突，阿拉伯国家国内政党政治未来的努力方向是建立起伊斯兰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执政联盟。② Osama Al Sharif, “The Secular-Islamist Divide Deepens in Jordan, ”Middle East Institute, http: //www.mei.edu/content/article/secular-vs-islamist-divide-deepens-jordan, accessed October 25， 2018.
宗教政党与宗教的关系体现在政党成员因宗教身份加入该党派，宗教性内容被纳入该党派的纲领且体现在党派提出的议题中，这些议题围绕重视宗教偏好、糅入宗教价值观、维护宗教利益和关注宗教事务。鉴于上述功能，宗教因素由此能够在传统型社会帮助宗教政党动员更多的支持者。尽管所谓“阿拉伯之春”起初是由自由派草根群体组织起来的成规模社会运动，但随后伊斯兰组织在阿拉伯国家体现出其对民间强大的动员能力，标志着宗教背景的政治力量开始逐渐替代世俗反对派成为各国政局中更为活跃的反对派。
二、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政党的议会选举表现
对于数学全息定义，从建构数学科学体系的角度来看它是好的定义，但从教学的角度来看它既难教又难学．全息定义和非全息定义的教学有较大区别，全息定义一般应强化，而非全息定义一般宜淡化．
[4]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2016年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引证报告[R].贵阳：2016年第8届中国英文科技期刊研讨会，2016
（一）中东宗教政党的发展历程
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政党按时间划分，自诞生起到“阿拉伯之春”之前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② 李艳枝：《中东伊斯兰政党崛起评析》，《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12期，第1-2页。 第一阶段是宗教政党在中东发展的初级阶段，始于二战后。这一阶段的伊斯兰政党多以反对党的身份活动，但参与方式并不完全平和，也不排斥使用暴力，有极端化倾向。上世纪下半叶开始，有的伊斯兰政党开始参与国内竞选，宗教政党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伊斯兰政党即便仍然是反对党，却可以参与到政府当中。但此阶段的伊斯兰政党太过强调将伊斯兰主义带入政府运作，他们既无力独立执掌政府也无法长期留在联合政府内。③ 土耳其的繁荣党有反世俗的表现，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不属于伊斯兰政党。 进入21世纪之后，多数伊斯兰政党通过削减自身的暴力色彩同时增加民主务实策略的方式，在民众中的支持率逐渐上升。走向务实的伊斯兰政党反而真正开始享受到宗教因素带给政党的政治红利。部分伊斯兰政党，比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切实拥有了彻底赢得普选的能力，而不再是边缘政党。
决算报表仅仅反映非偿还性资金的收支情况，未考虑高校的特殊性，例如高校教学评估所需要的相应教学经费、生均办学经费等办学指标的报表。满足不了高校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需要，不利于为领导专项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
中东变局以来，事实上伊斯兰政党迎来始料未及的新历史机遇。这一阶段伊斯兰政党大量涌现并登记或者重新获得合法身份，以自由与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赢得埃及议会多数席位为标志性事件，中东的宗教政党政治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悖论在于“阿拉伯之春”是一场世俗社会运动，但是运动带来的新选举法和新政党法为原本就在社会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伊斯兰组织，提供了组建伊斯兰政党参政的政治条件和法律支撑 。中东变局以来的伊斯兰政党吸取了前三个阶段伊斯兰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最大化宗教能够带来的社会资本，并调整政党纲领和议题中对伊斯兰原则的偏重，从而在变动的政治体系中寻找着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二）中东变局以来伊斯兰政党的类型化特征
受“阿拉伯之春”影响，中东变局之后，阿拉伯国家大致可以分为：推翻原有政权但未造成严重革命的国家、王室面临改革要求的君主制国家、陷入内部争权而混乱的国家、陷入内战的非常态国家和变化不大的国家五类。
中东变局以来，在议会选举中比较成功的伊斯兰政党集中在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其中埃及和突尼斯原有政权都被推翻，但总体而言并未出现破坏性的革命动荡。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在2011年末的议会选举中成为政党博弈的最大赢家，但是执政一年之后就被迫下台，其治理国家的成绩乏善可陈。（见表1）
表1 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典型议会选举类别比较
宗教群体在形成规模型政治政党之前，更多以宗教组织，比如教会的形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类型划分上，按照分散程度，政治社会学中倾向于将政党归类为定期聚会的群体，而视教会则为远距离群体；在另一种基于组织基础的分类方式中，教会则被划归强制集团，而政党是自愿参加的人为集团。①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王大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0-31页。 从同类群体之间的协调程度来看，政党与教会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同类集团之间不协调，于是有了竞争的可能。但是教会团体之间的竞争不属于政治活动，宗教利益无法通过合法政治途径得到政治权力执掌者的系统性保护。依据共同信仰而自愿组建的宗教政党却能够跨越教会藩篱，平信徒得以突破神职精英的组织内强制垄断，可以合法地从事维护宗教性诉求的政治活动，甚至通过赢得竞选继而获得统治意义上的政治权力。
表2 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典型议会选举类别比较
与信徒和宗教组织之间的从属关系不同，宗教政党的成员并不因同一的宗教身份而必须效忠某一特定宗教政党。宗教政党的存在是传统势力、保守力量与政治现代化的辩证统一产物 。在政治活动不频繁的社会内部，宗教共同体主要体现为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宗教社团。宗教政党的出现和活跃并不能仅以宗教群体的政治意识觉醒来解释，而应更准确地置于政治参与扩大化和政治制度现代化这一更大的结构性环境下予以考察。
表3 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典型议会选举类别比较
在那些受中东变局影响不大的国家中，原有统治权力的强势成为抵抗动荡的关键原因 。阿尔巴尼亚的反对党伊斯兰拯救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军方宣布为非法，中东变局并没有动摇军方的统治根基。当然，现有政权在反抗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过程中，本身也开始强调治权里的伊斯兰特征，以提升政权中的宗教合法性来维护统治合法性。另外一类相对平稳应对中东变局的国家是完全没有选举、所有政党都被禁止的绝对君主制国家。（见表4）
path=AppDomain.CurrentDomain.BaseDirectory+"plugin\\";
表4 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典型议会选举类别比较
当一个政治结构逐渐接受多元化的政党体制，意味着该变迁中的政治体系有一定的民主化意愿，因而可以纳入现代化的政治或者要走向现代化的语境中来。政党政治语境下的宗教政治参与是合理合法的参与，以合规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可以涉及政党对宗教信仰的利用，但不指涉宗教力量对政治进行直接干预。在以中东为代表的宗教文化深厚的传统型社会内，公众相较于经历过政教分离改革的社会而言，并没有那么警惕宗教的政治参与。而在一个政治领域世俗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哪怕秉持信仰且虔诚的群体比例众多，深入人心的政教分离传统仍会维持多数选民排斥宗教高调介入政治。在政教分离的世俗型社会，宗教政党即便存在也始终趋向中间化，成为全民型政党。当社会的世俗化程度有限，宗教政党则存在极化为边缘性少数派政党的趋势。
（三）中东变局以来宗教政党政治参与度升级的文化原因
变迁政治体系中的执政者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革命意味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治理方式等全方位的颠覆式剧烈变化，而改革则意味着相对温和的变动。改革是调整现有政治秩序和政治结构，变动的基本方向集中于“抑制现存特权集团权力，改善非特权集团的地位”② Albert O.Hirschman, Journey Toward Progress ,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3， p.263.。相较于革命者，改革者的政治道路面临三项结构性困难③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8-289页。 ：其一，革命者需要以最快的方式拉拢以扩充支持革命的人群，因此只需要相对简单地两分法处理敌我关系，而变迁政治体系下的改革者需要兼顾保守派和革命派的利益要求；其二，革命者可以容忍剧烈的变动甚至混乱，而改革者则需要兼顾变革和稳定，甚至繁荣和稳定的重要性不亚于政治改革本身；其三，革命者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快速扩大政治参与的力量，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实现口号式简化的政治目标，而改革者需要更细致地梳理出政治议程的轻重缓急、安排改革的具体时间表，这就要求改革者不仅注重权力的分散，还必须平衡权力的集中。2010年底始于突尼斯政局变动的这场变局波及整个中东阿拉伯国家，社会动荡持续八年有余，深刻地影响着中东政治未来走势。但对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颠覆性而言，这场中东地区政治的变化着重于弥补之前政治发展的“民主建设断层”① 余建华主编：《中东变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页。 ，因此尚称不上革命。
选举不是政党政治的终点。2011年之后，大量的伊斯兰政党有机会加入议会，在突尼斯和摩洛哥，伊斯兰政党已经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是从议席数量上看，他们并没有超过半数，按照宪法没有资格单独组成政府。这些伊斯兰政党虽然取得议会选举的票数胜利，但还是不得不面临和其他教派政党、其他世俗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的考验。宗教政党虽然可以在议会选举前后依靠政党动员助推政治整合，但也将面临政治博弈的现实困境。
三、宗教政党对政治整合的作用和困境
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以宗教信仰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政党既需要行为符合宗教意义上的道德伦理解释，还需要满足参与政治选举的政党职能。宗教政党在凝聚身份认同，提高生活质量，维护传统文化地位方面，有政治整合的正面作用。变革时期，合法化后的宗教政党在新政权内规范社会文化、扩大参政程度、增加宗教群体获益。从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政党参与选举的效果来看，宗教政党通过自我强化和外部推动，可以弥补社会中的教俗分歧，扩大世俗政治和伊斯兰宗教政治间的教俗合作，从而赋予政治整合可期的光明未来。
第九届中国摄影化妆造型十佳大赛在全国设立多个复赛区，通过复赛选拔各地顶尖选手入围总决赛，最后进行巅峰对决。
（一）自我强化与外部推动
宗教组织本身就内含天然的网络和话语动员优势。以西方基督教会为例，在动员意义上，教会能够调动“教派基金、持久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社会合法性、宗教和世俗领袖以及共同的话语和信仰”② ［美］海迪·J.斯沃茨：《制定国家议事日程——美国城市政治中的基督教社区组织》，［美］杰克·A.戈德斯通主编：《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章延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等其他社会组织难以匹敌的潜在资源。宗教政党与宗教组织相比，尽管宗教领袖的话语权在政党内被弱化，但宗教组织的绝大多数资源优势都能为宗教政党利用，从而帮助宗教政党扩大影响力。宗教政党凭借宗教社会网络，以选举为竞争场阈，以宗教性议题构造着国家政治议事日程，并努力影响政府相关政策的执行。
5.强化集贸市场建设。一是切实规划实施好定点屠宰工程，改变过去那种无规划、交易混乱、环境较差问题，让居民吃上“放心肉”、“方便肉”；二是不断强化超市的流通能力，逐渐淘汰并取缔现有“脏乱差”的农贸市场。
更广泛地来看，宗教政党对共同体也具有推动作用。在基督教文化圈的欧洲，基督教民主党曾经在欧盟统一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推动力量。① David Hanley, “The Future of Christian Democracy in Europe, ” in David Hanley, ed.， Christian Democracy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6， p.212.以复兴伊斯兰为宗旨的宗教集团穆兄会为例，穆兄会的远期目标是建立不分国别、不分民族的伊斯兰共同体。同时，穆兄会也在中东许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组建伊斯兰政党直接参与议会选举，参与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渐进式地促进逊尼派伊斯兰教复兴。当然，尽管伊斯兰主义所认同的“乌玛”制度是超越民族、国家分野的教俗共合体，但不可否认，目前构建类欧盟的政治共同体尚未在阿拉伯国家执政府层面形成气候。阿拉伯国家大多数伊斯兰政党更强调维护本土国民甚至本民族、本宗派的相关利益 。
中东地区的政治变化往往无法规避关键性外部力量的影响。在宗教政党领域，一方面地区强国和国际上的霸权国都会选择性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内，扶持符合干预国利益的特定政党。另一方面，源于长期受到外部力量的压制，反而促使了无权和少权的年轻人选择伊斯兰政党为参政平台，而不是业已成熟的世俗政党，形成一种逆反心理式的反向选择。支持伊斯兰政党的民众既反感西方贸然干预中东事务，也期待走出符合本民族文化特质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二）宗教政党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宗教政党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界对宗教政党的研究主要有阶级视角和阶层视角两个分析层面，即认为组建宗教政党是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与宗教团体的联合，旨在利用宗教影响扩大政党实力；又或者是宗教领袖同政治活动家合作，变相参与当代社会的政治实践实现宗教目的。② 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政党的重要功能是接受公众舆论，汇集民意，再将民意传递给政治领导阶层。换言之，政党是作为连接社会和政府的中介运转的。
爸爸曾是中学里的英语教师，一表人才，也有明亮灿烂的人生。他篮球打得好，乒乓球也好。他喜欢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也喜欢苏学士的“大江东去”，一本《三国》，他能从头讲到尾。
对政党结构优劣的评价，不能简单化为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的判断标准。结成紧密联盟的政党和内部派系林立的政党都可以是民主的政党体制的组成部分。③ ［美］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陈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57页。 而传统多党制本身也存在制度性缺陷。比如西方多党制国家的议会斗争常以冗长的辩论阻碍提案通过、缺席以致无法启动表决程序④ 程同顺：《多党制国家议会斗争的四种形式》，《人民论坛》2017年6月上期，第32-33页。 等技术性手段刻意降低议会决策效率。此外，欧美社会基于对本国民主的信心、对政党背后的利益纷争感到厌倦，逐渐出现“政党冷漠”① 李路曲：《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现象。因为参政经验并不丰富，伊斯兰政党即便出现在议会中，如果不主动强调宗教性议题，也会陷入政策主张和经济主张与其他党派雷同的局面，很难说未来中东不会出现类似欧美社会的政党冷漠困局。
应该承认，政党的存在“预设”② Sigmund Neumann,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395.了趋向民主的政治氛围。代议制原则中的政党是政治整合的关键中间变量。政党与其他同样参与政治整合的社会组织相比，差异在于政党能产生政治权力。而现实中，宗教政党的动员能力和宗教政党对政治整合的效用与当地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程度相关。中东变局之前，不少中东国家事实上不存在多党制，没有政党法，或者法律禁止政党活动，也没有议会选举，即便有，也形同虚设。以埃及为例，2011年之前，埃及官方倡导“无参与的政党政治”和“无民主的选举政治”③ 哈全安：《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以埃及、伊朗和土耳其为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60页。 ，政党和选举都无法与政治强人抗衡。由于没有充分的过渡准备，“阿拉伯之春”以后的政党群像常常是部族政治、精英政治的延伸，能够独立组织起政府的议会新兴大党并不多见。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的议会普选不乏配套制度不完善的困境。有的国家匆忙举行第一次议会选举之后，下一届选举日期便遥遥无期。
结语：变迁政治体系中的教俗共存
就政治整合而言，宗教政党的存在对教俗共存局面而言是达成和解的参与者。至于政党政治，其实是预设了民主的前提。国家走向真正的政党政治，意味着公众的舆论、民意都可以系统化地通过政党输送到执政层，则国家的政治氛围是民主化的。更深层来说，依附于民族国家形态的政治建设，哪怕是依据狂热的宗教认同试图通过分裂去建立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仍是“世间的”④ ［美］迈克尔·沃尔泽：《解放的悖论：世俗革命与宗教反革命》，赵宇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4页。 过程。在此意义上，宗教政党参加议会选举，组建政府或联合政府，保护国计民生，促进政治现代化，维护伊斯兰文化和本国本民族文化，都是依附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因而宗教政党无论其意识形态和政党纲领如何运用宗教话语，其本质上依旧是世俗的 。动荡的中东地区长期还将面临战后重建、遏制极端主义、防止政治腐败等漫长的国家建设难题。对生活在不安全威胁中的人民而言，变迁政治体系中，哪个政党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繁荣和稳定，才是手中选票的真正去向。
中图分类号： B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19（2019）02-0130-12
收稿日期： 2018-11-10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化时代宗教冲突的地区比较研究”（18FGJ007）；2017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中东地区军事化极端组织跨境活动的国际安全威胁”（20171140039）
作者简介： 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 东
标签：变迁政治体系论文; 政治整合论文; 中东变局论文; 阿拉伯国家论文; 宗教政党论文; 伊斯兰政党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