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探索 成功的实践——对“十四大”以来三次宏观调控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可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06)05-0022-03
一、三次宏观调控的简要回顾
1.1993-1996年的宏观调控。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我国经济出现了超高速增长，这一年GDP增长率高达14.2%，是仅次于1984年的最高值。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和股票热，金融秩序一度陷入混乱状态。与此同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急剧扩张，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造成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和资金全面短缺，经济运行环境全面趋紧。从投资和物价两方面来看，1992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080亿元，增长速度达到创记录的44.4%，而1993年又在此基础上提高到61.8%，同时1993年消费价格指数上升到仅次于1988年与1989年价格闯关的最高值14.7%,1994年更达到了24.1%，通货膨胀转向通货飞涨。
针对1992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中央高屋建瓴，果断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并于1993年6月24日正式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这一文件为标志，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全面展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加强和稳定农业基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尤其是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和改进调控方式等经济政策。
1993年后期开始的这一次宏观调控，全国上下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过快增长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得到了有效遏制，价格涨幅显著回落，消费价格指数由1994年的24.1%分别下降到1995年和1996年的17.1%和8.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到1995年和1996年的17.5%和14.8%，经济增长速度则由1992年的14.2%、1993年的13.5%平稳回落到1996年的9.6%，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2.1998-2002年的宏观调控。1997年，东南亚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我国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再加上体制转轨、经济转型和经济国际化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商品供求逐步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在经济增幅回落的同时，通货紧缩迹象日益明显。1998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不升反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负2.6%和负0.8%，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仅为7%，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值。
针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扩大内需”。主要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同时实施了调整收入分配，适当增加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等政策措施。
1998年以来实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效果，既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巨大冲击，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GDP的增长速度由1998年的7.8%逐步提升到2003年的9.1%，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由1998年的0.8%上升到2003年的1.2%，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
3.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首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投资增长势头过猛，部分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汽车）投资过剩问题极为严重。2004年前两个月，钢铁工业的投资增速达到了172.6%，水泥行业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786亿元，同比增长133%，电解铝行业在建能力仍有310万吨，这些行业的过热投资进一步引发了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其次，物价再度出现了上涨苗头，通货膨胀压力日渐加大。2004年1-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比上年同期上涨了4.1%，居民储蓄实际利率已经为负数。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使用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致使土地问题成为农民、集体、政府、企业等矛盾的焦点。
针对经济运行中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政府果断做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在指导思想上一开始就强调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在实施总量调控的同时，注重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做到松紧适度，不“急刹车”、不“一刀切”；在宏观调控的手段的运用上讲究“综合性”，即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调节的同时，也采用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控制手段，基本上做到了经济调节手段和行政干预手段并用。
这一次宏观调控可以说是“动手早、见效快、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就目前来看，这次宏观调控已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的成果。2004年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全年经济增长率为9.5%，2005年更是达到了9.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的势头得到遏制，增长速度逐年下，2004年和2005年已连续两年增长速度低于2003年（2003年为27.2%，2004年为26.1%，2005年为25.7%）；与此同时，从动态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逐月扩大的趋势也得到控制，2004年只上升3.9个百分点，而2005年仅为1.8%。
二、经验与启示
经过“十四大”以来10多年的实践，我国政府进一步积累和丰富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
1.从宏观调控目标来看，始终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实行的是多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即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但也有所侧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促进经济增长”位于四大目标之首，是“重中之重”。“十四大”以来，无论是引导经济“软着陆”，还是“扩大内需”，以及近两年来的“防患于未然”的主动调整，都是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我国是一个仍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赶超战略”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速度太慢就会影响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宏伟战略的实现，而速度过快也会导致宏观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所以，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努力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2.从宏观调控手段来看，更加注重综合运用各种宏观调控的手段，取得了良好的宏观调控效果。如前文所述，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文化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在1993年开始的那一次宏观调控中，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在短期内把通货膨胀压下去，因此，行政手段运用的较多。而在后两次的宏观调控中，各种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得到了明显加强。值得一提的是，宏观调控手段运用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各种不同调控手段的运用上，还体现在同一种手段内各种不同政策的配合上，在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经济手段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协调运用。从1993年开始，宏观调控在坚持适度从紧、稳中求进的总原则下，财政政策方面，通过税制改革、清理预算外资金、增收节支等手段，将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规模之内，同时央行连续三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从严控制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两者的紧密配合，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到了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等因素的影响，需求不足成为主要矛盾，“扩大内需”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国家在财政上实行增发国债、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政策的同时，金融机构也相应采取诸如积极提供配套资金、降低存贷款利率、开征利息税等措施与之密切配合。而始于2003年的最近一轮宏观调控，针对的是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通货膨胀压力日渐增大等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就财政政策来看，主要是采取措施加强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包括支持农业、文化、卫生、教育事业等，如通过减免农业税、发放补贴等方式增加农民收入；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发行央行债券、调整存款准备金等措施来减少流通中的过多货币，同时加强和改善信贷管理，合理控制货币信贷规模。通过上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与配合，最终取得了良好的宏观调控效果。
3.从宏观调控的方式来看，基本上做到了经济调节与行政干预并用，在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的同时，重点增加了间接的宏观经济调节。针对1993年出现的经济过热，政府在采取成立证券管理委员会和证券监督委员会、向各省市派驻工作组、严格审批和清理各类开发区等直接的行政干预措施整顿金融秩序，抑制由炒股热、集资热、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引起的泡沫经济的同时，辅之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等间接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最终使我国经济在1996年、1997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在1998年开始的“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中，开始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手段的运用，转而注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等间接调节手段，如在金融调控手段方面，从贷款规模限额管理转变为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在1998年初就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的管理体制，同时，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外汇操作、再贴现等间接金融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宏观经济调节与行政干预并用的宏观调控方式体现得最为明显。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政府一方面在采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基准利率的浮动幅度、下调出口退税率、减免农业税等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间接调节的同时，另一方面，则动用了强大的行政措施直接对土地供应、房地产信贷、钢铁、水泥、电解铝生产等进行清理整顿，“调节”与“行政干预”两手并用，最终取得了明显的宏观调控效果。
4.从宏观调控的时机把握和政策实施力度来看，更加注重适时适度灵活调整。1993年，针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果断地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1998年以后，国内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需求不足成为主要矛盾，针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扩大内需”，确保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03年下半年开始，部分行业出现了投资过快增长、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适时适度地采取“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更为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不搞“急刹车”，不搞“一刀切”，货币政策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而财政政策则由前几年的“积极”转向“中性”，到目前为止，上述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
“十一五”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具有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十一五”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突现期”，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只要我们善于运用有利因素，认真总结以往宏观调控实践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科学地制定出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一定会实现“十一五”规划所制定的各项经济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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