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精神生活是人在精神层面确证、实现进而享受自身存在本质的生命活动。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超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知性理解，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赋予精神生活以内在超越和社会历史的规定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现时代的精神生活已陷入物化与个体化的困境之中。历史唯物主义就把精神生活的自由问题从先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下降和回归为人的现实存在问题，它对精神生活的辩证理解及其对精神生活现代性状况的批判，为人类走出精神生活的物化与个体化困境，从而使自由的精神生活成为现实，提供了新的超越性的思想方向和光明前景。
关键词：精神生活；自由；历史唯物主义
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总体性的改善，但是精神生活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却显得越发严峻。理解和把握精神生活的时代状况，反思和省察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问题，思考和澄明精神生活的理路和方向，已经成为现当代哲学的重要思想主题。但是，在众多的精神生活状况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赋予精神生活怎样的独特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把握精神生活问题的独特视域，对于我们反思与超越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与个体化困境，又具有怎样的思想价值？这些问题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一、精神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精神生活作为问题绝不是突兀地发生于现时代的。应该说，自有人类产生的那一天起，人的精神生活便已经作为问题而存在了。人的精神与自然的分裂，使人的存在不仅仅局限于物性的自然需要，而且催生出新的精神需求。作为对自然肉体生活的超越，精神生活逐渐从最初与自然物质生活的粘连和原始统一性状态中分化并独立出来。当生活成为人的意识理解和反思的对象，也就产生了自觉的精神生活。人的意识对生活的精神自觉，使精神生活作为生活的超越性表现方式，成为不得不反省和面对的问题。人类如何安顿从自然独立出来的精神，使其从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制约下解放出来，并免于动荡不安，获得自己永恒的自由和从容栖息之处，成为内在于人类生活的根本性课题。
西方超验主义的思想传统把精神生活推向了超验的精神领域，它预设了肉体与灵魂的分裂以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对立，并把精神生活从人的存在和生活中提取出来，赋予精神生活以独立和至上的地位。在这里，对精神生活的肯定是以对肉体生活的否定来实现的，对精神生活崇高性的强调是以对自然物质生活的蔑视和鄙弃为基础的。这一超验主义的生活理解，一方面使人的精神生活从与肉体生活的统一性中超拔出来，彰显了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与崇高性;另一方面又使人的精神生活失去了自然感性生活的现实基础，不可避免地陷入凌空蹈虚的抽象化境地。在超验主义的精神生活传统里，也许人只有在纯粹的理性中，才能逃离时间的界限；只有在永恒的理念里，才能进入永生的领域。如此一来，它必然把人生导向抽象化的境地，将个体生活异化为一种抽象普遍性的追求，理性的追求由此蜕变为对神性的仰慕和回归，变成对人性的疏远和背离。超验主义的精神生活最终演变为失落了主体自我意识的宗教信仰的生活。
自然主义作为对宗教世界观以及内在论唯心主义的反叛，它认为所谓超验的东西不过是一些虚假的观念，灵魂与精神本质上也应当归属于物质范畴，不过是自然物质的派生物而已。人作为自然的进化物，其存在的基础和根据可以从自然那里找到答案，人的存在及其生活也应当遵循自然的法则，按照自然的逻辑展开，一切的一切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自然给定的条件，也从自然那里得到它的营养和自身的本质。“随着自然的领域不断扩展，心灵必不可免地将被拉到它的范围里去。不仅心灵的经验的生存已被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依赖于自然的条件，而且有一种侵吞它的本质，最终把它完全纳入一个扩大的自然主义框架的企图。”[注] [德]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9页。近代自然主义利用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以机械进化论的观点去认识世界以及人的活动，从而把人的生活完全化为毫无自身特性的自然物质的自发作用。“自然主义否认精神生活的所有独立性，认为后者只不过是自然领域的附属部分而已，并且只能依存于感性存在，或者说是感性存在的组成部分或补充。”[注] [德]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张源等译，长春：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31页。可以说，自然主义通过对宗教神学和内在论唯心主义的批判，表达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客观依据及其对自然的依赖性。但另一方面，它又把人的精神生活变成了完全按照自然秩序的机械要求而拼凑起来的生活，精神生活变成了物质生活的延长。当自然主义把人的所有生活归于自然的时候，这无异于取消了人的精神生活，使人的精神生活被贬低为自然的过程。由此可见，自然主义所提供的实在论的生活方式，使生活丧失了自由超越的可能性和意义的崇高性。它在试图把人的存在从超验主义的抽象化理解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把人的存在及其精神生活拉向盲目屈从自然的地平线上。但是，如果完全按照自然来安排人的生活，把自然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变成支配人的精神生活的必然法则，那么，人的自由、尊严、地位和价值又如何体现？人的生活又有何意义可言？这是自然主义无法回避的难题。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无论是超验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的理论观点，都无法达到对精神生活本质的彻底性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抽象的知性观点，它既没有像自然主义把人性还原为自然感性的物质方面，也没有像超验主义那样把人性的崇高性建设基于抽象纯粹的精神界面，而是实现了对二者的辩证综合。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精神生活既非单纯的“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亦非是简单地对其所处环境的“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反映，而是“发展着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精神生活作为人所特有的生活样式，其根基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作为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它决定了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生活的内在整体性。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样属于人的生活的必然环节，也是人性整体的内在组成部分，二者同样具有属人的性质和内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并在总体上受物质生活的制约，它不能完全脱离和割裂于物质生活。一个社会精神生活的根本性质和水平状况总是在总体上被物质生活所规定和制约，也总是建基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客观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应看到，精神生活也不能完全服膺和统一于物质生活。作为对物质生活的超越，精神生活既建基于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反过来要理解、反思、规范并引导物质生活。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是条件性的和支撑性的，精神生活相对于物质生活而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遵循着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超越性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在本性。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的精神经由自我否定而实现自我超越，逐渐建立起更加丰富和具体的精神内容，挺立起更加崇高的生活意义，从而使精神生活从片面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丰富，从贫乏到充实，实现自身境界的不断提升。以实践的观点来看，精神生活处于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具有社会历史的规定性。不同时代的精神生活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一定时代的精神生活总是要受到这一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呈现出阶段性的具体特征。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和文化趣味，无不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得以生长和发育，并接受其制约，从而表现和折射出属于这一时代的特殊的精神状况。特定时代的精神生活作为其特殊发展阶段的精神表现，要反映、表征和满足这一时代的要求和兴趣，也要受到时代局限性的制约。精神生活还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会在世代的更替中保持其延续性，并被保留在后人的记忆、话语和行动之中，经过后人的筛选、过滤而沉淀留存下来，成为“活着的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着或显或隐的影响，甚至转化并成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人类精神在发展中经历着从抽象性走向具体性、从片面性走向全面性、从单纯性走向丰富性、从不成熟性走向成熟性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精神不断充实自己从而实现文明化的过程。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精神必然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愈益获得自由自觉的性质，在人类自由解放的过程中不断促进人的自由个性的生成。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物化和个体化问题本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物化的消解和个体化的超越也同样需要一个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将精神生活异化的根源锁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才使得人的精神生活表现为所谓的“拥有感”。“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注][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85、85-86页。这种“拥有感”并不是精神生活的本然状态，反而意味着人性的绝对贫困，它使人变得愚蠢而片面。只有扬弃私有财产和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解放。“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注][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85、85-86页。。在此，马克思批判了精神生活异化的社会制度根源，要求在社会的解放中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现时代的人之所以仍处于普遍的异化状态中，是因为规定和安置物质文明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私有制在根本上造成了人与劳动、人与自身的活动、人与自身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处于分离和对抗状态之中。与之相应，安置在制度框架和社会关系之中的精神生活也必然处于异化状态：物质生活没有转化或提升为高品质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反而造成了制约人的发展的物化状况和拜物教。针对制度的变革，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扬弃异化也不能靠单纯的思想革命来完成，而需要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制度的重新建构，尤其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创造性地建构一种眷顾人的超越本性的“善良制度”，将根植于人的内在本性的正义价值转化为客观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二、精神生活物化与个体化处境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精神生活内在超越性向度的消解，反映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正遭受文化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双重侵蚀。文化工业是资本逻辑从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渗透的产物。它以现代科技(特别是影像技术)为媒介实现了对不同文化领域、文化元素与文化范式的整合，而大众文化是其生产的“商品”。文化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对于精神生活的最大冲击在于：意义问题被降格为利益问题，文化问题蜕变为消费问题，终极性存在让位于瞬时性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已经很难超出市场的“交换价值”来理解“意义”，难以在“效用性”之外把握“永恒性”。尼采所言的虚无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一同“到来”。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对超感性领域的废黜同样也消除了纯粹感性领域”。[注]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23页。“感性”或“超感性”都失去了为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赋予生命的意义感的重要作用。意义感的失落使人们无法从生存的压力与生活的现状中超脱出来，由存在主义所揭示的“烦”“畏”“焦虑”等等成为了当代人真切的生存体验。生命意义感的失落也意味着“多余时间”无法向“自由时间”转化。按照阿伦特的说法，这种“多余时间”仍旧是生物性的，它不是用来“可以自由地追求世界及其文化的时间”[注] [德]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而是市场为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一个生命性环节，并借以作为对机械化劳动的补充。这种情况也使寄望于美学解放、文化解放而恢复精神生活超越性向度的努力宣告“破产”。
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来理解人的意识活动和精神生活。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在本质上体现为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是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历史唯物主义对精神生活的分析与批判立足于对现代性社会的总体考察。现代性社会处于马克思所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人摆脱了人与地域相依附的自然状态以及人与人相依附的等级秩序，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个体。但是“对物的依赖”也隐含着“向物的沉沦”。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物化与个体化的困境之中。“物化”这一概念表明，现代人在对物的依赖和追求中迷失在世俗化的物质世界之中，难以返回自身并关照自我精神的内在需求。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已被商品化的“物”所占据，对物的追求、占有和享受成为生活的首要目的。于是，精神生活变得越来越世俗化，道德与信仰的神圣光辉日趋黯淡，它们原有的神性光芒被转而投向了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物的世界。现代世界是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世俗化世界，它使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所本有的崇高性和形上性被无情地抹去。“个体化”则意味着现代社会在通过对物的依赖获得并挺立了个体的独立性之后，它所塑造的其实是孤立的单子式的个人。个人在失去了传统共同体的庇护之后，进入了陌生人的世界，不得不去独立地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现代人把主体自我同他者对立起来，把自由和解放的获得建立在外在的物质基础之上，把主体建构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抽离出来，或者把人与人的关系间接依靠物的中介来给予表达，这就形成了个人主体自由的假象。由此，个体由于过度依赖外物而使自我主体呈现出物化特性，而这个外物对个体的钳制却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人的物化导致每一个个体在他者眼里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并具有可替代性，个体存在的独特价值也就被消解了。因为，现代人只是按照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他人，个体的物化思维消解了彼此间的主体性，使每一个个体都成了缺乏理性反思精神和独特价值追求的被动消费者。现代社会的物化与个体化处境对精神生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内在超越性向度的消解、社会公共性向度的失落与全面自由性向度的衰颓。
精神生活全面自由性向度的衰颓，与消费主义的大行其道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消费”成为了当代人精神生活建构与彰显的重要依托。在消费社会中，商品已不但要提供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直接需要，还要提供差异性的符号价值满足人们深层的文化需要。因此“消费”本身也不再被视作单纯的经济行为，更是被当作一种价值选择的文化行为。然而，人们对于消费品选择的多样化与选择行为本质的单一化并行不悖。消费社会通过“造星”等方式，将自己的特殊审美旨趣与价值观标准化、普遍化为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准绳。人们不再是被动，而是主动地依附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期借此获得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地位。由于消费主义的外在同一性，现代性为精神生活敞开的诸多可能空间，变成了种种“可能性的暴政”。这也导致当代人退回“自我”的狭隘精神领域在“主观任意”中“捍卫”自身的精神尊严。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尺度的全面性、能力的全面性与对象关系的全面性都简化为消费的单一性。“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注][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85、85-86页。，“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者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5、199页。成为了消费社会中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
精神生活社会公共性向度的失落，一方面源于人们无法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无法将自我利益与普遍利益协调起来，另一方面源自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这也导致人们在意识中把“个人”与“社会”尖锐地对立起来，将社会视作“外在的、完全异己的存在物”。贝克在《个体化》一书中指出，当代社会的发展正日益表现出个体化的征兆。在个体化社会中，人们以有无个性为判断标准，来衡量精神生活的健全与否。因此，个性的养成与维持就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私事，更是个人应履行的社会义务和赖以生存的名片。这也使人们顺其自然地认为“帮助产生它们(个性)所需防范的墙应更高一些”。[注]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这堵有意营造的“围墙”将自我与他人隔离开来，在加深当代人的孤独体验的同时，也使道德冷漠成为了饱受诟病却不断重演的社会现象。社会的区隔与精神的离散迫使人们去寻找精神生活可以安顿的“家园”。尽管资本逻辑在其发展过程中间接地创造了代替传统共同体的公共领域，但由于对物质利益的偏重，这一领域并没有自发地形成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精神生活的“无家可归”加剧了人们在行为上的彼此冷漠，而冷漠与孤单的生存体验反映出当代人苦苦追寻家园之感而不得的精神困境。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总体性异化，已使人的片面发展和精神病态达到空前的程度，物化和拜物教成为人的精神主宰，人性的完满性被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所取代，人类精神的内在超越性和全体自由性被连根拔起，沉陷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虚无之中。如何推动时代精神实现艰难的历史转变，把人类的精神生活从意义虚无的绝望之火中拯救出来，重新给人以人性完满的希望和信心，并使之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人文价值追求。
前期面积估测中，出现估测数据差异甚大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对面积单位表象的建立记忆不深刻，缺乏估测策略。后期面积教学中，教师继续建构常见面积单位的表象，发展学生的度量意识。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的重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洞见在于，它深刻而敏锐地意识到精神生活的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意识问题和一般性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存在的。因此，对精神生活问题的思考，就不能止于抽象思辨的理论形式或个人内省领域，仅仅如此还不能使之获得客观现实的普遍意义。人的精神生活问题必然牵涉到欲望、需要、利益和财富等现实问题，也必然牵涉到自然、社会、道德、政治等问题。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把精神生活的自由问题从先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下降和回归为人的现实存在问题，从而使得对精神生活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走出了内在意识的主观层面，转变为现实的人的解放和发展的问题。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解精神生活问题上所实现的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转变。
在我们看来，精神生活的物化与个体化实质上并未完全超出马克思所言的人的生存的异化处境。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与劳动对象、劳动活动、类本质、他人相异化的情况仍是现代人的生存境况。精神生活的物化与个体化，也反映出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从经济领域向其它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并在很大程度上侵蚀和控制着个体精神生活的时代精神状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根源于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扩张及其所导致的物化的社会状况。对于这一处境的超越，显然已超出个人的能力范围，它需要“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5、199页。。因此，重塑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严峻而又紧迫的时代任务。
例：不考虑矩阵元素稀疏性时，分别用LDU三角分解法、因子表法和本方法按“前代”和“前代+回代”过程，对IEEE-30、-57、-118节点系统的复数导纳矩阵Y求取其复数Z阵。其中，LDU三角分解法、因子表法求取Z阵时均按传统方式[1,4]，即不考虑单位矩阵E元素结构的特点；而本方法求取Z阵时，则考虑E阵元素结构的特点[17]。由于不考虑元素的稀疏性，因此也未应用本方法提出的、以按列方式对F阵进行前代的算法。计算程序采用C++编程语言，开发环境为Visual C++，计算时间比较如表1所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9、172页。。正因为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看到了改造现代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从而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创造相应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需要实际地改变和推翻精神生活走向异化和片面所依赖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创造自由的精神生活得以可能的现实条件。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9、172页。，必须通过最大限度地占有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具备实行变革的物质因素和社会条件，自觉地消除一切活动的自发性，从而使劳动向自由活动转化，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塑造全面发展的个人，使个人由“偶然的个人”转变为“有个性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发展只是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经济、生产力和物质财富在未来的社会发展阶段将不仅仅具有经济的性质，而是与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全面占有内在地联系起来。“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480页。超越物化逻辑，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联合，促进人的自由个性的生成，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彻底统一中赋予人的活动以精神自由的性质，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精神生活的思想期待。马克思甚至设想，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发展阶段，由于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不被框定在特殊的活动范围内，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选择和从事打猎、捕鱼、畜牧等自主批判活动形式，这样就超越了社会活动的固定化，使自身在多重维度上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这里，所谓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自由精神性质，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外在对立被消除和扬弃，人本身的活动对于自己而言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同他相对立的力量，而是成为人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和自我表现。
徐东是真的不会整理东西，书、衣服，还有杂物散得到处都是，其他服务员都不爱去打扫他住的房间，就推给了新来的方玫。
在工分的稀释化中，队干的补贴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有学者[注]李屿洪：《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特殊”工分——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认为，正是各级干部的补贴工过高，致使工分值被拉低，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从而导致集体劳动效率的低下。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达了使自由的精神生活成为现实的社会存在的崇高追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既造成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以及虚无主义困境，但也反过来为实现人类的精神自由准备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的生活摆脱了自然物质必然性的奴役之时，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个人联合起来创造的感性物质活动的结果将使精神自由获得现实的感性内容，精神生活的自由性最后被个人全部生活的丰富性和全面性所诠释，并在个人的具有高度文明的精神享受和感性体验中得到真实的表达。面对精神生活的空前异化状况，历史唯物主义非但没有像西方现代性话语一样堕入到保守主义或悲观主义的理论情绪中，反而越来越彰显出它在分析现代性问题时所特有的辩证法态度：既没有迷恋古代社会那种“稚气的崇高”，也没有对现实悲观绝望，而是始终保持一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理性成熟的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信念。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对精神生活的辩证理解及其对精神生活现代性状况的批判，为人类走出精神生活的物化与个体化困境，从而使自由的精神生活成为现实提供了新的超越性的思想方向和光明前景。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9)01-0015-06
DOI:10.12046/j.issn.1000-5285.2019.01.003
收稿日期：2018-10-2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16JZD004)。
作者简介：袁雨宸，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庞立生，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理论。
(责任编辑：徐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