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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和“减负”是让中国教育人颇感遗憾的字眼，也是历年来全国“两会”的高频词。
自1993年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至今，这一目标尚未实现。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个目标达成的最后时间表被定为2012年。温家宝总理亦表态，“明年一定把这个‘账’还清。”近年来，教育投入在稳步增长，达成目标可期；而“减负”却始终少有进展，为“两会”代表、委员所诟病。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已公布，中国教育未来10年改革与发展的“顶层设计”已完成，在2011年乃至未来数个“落实年”中，“减负”问题、高校自主招生问题、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等，还会成为“两会”代表、委员重点关注的议题。
以“教育特区”试探教改“深水区”
“好设计”能有“好落实”吗？在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极为关心的是，“顶层设计”如何变成实际行动，成为基层变革的动力？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教改规划陆续出台。2010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48号），一批改革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具体的教育改革项目完成备案程序，425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包括专项改革、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现在，从国家层面考虑的改革试点方案，在推动地方综合配套改革方面仍有所欠缺，没有很好地支持地方政府进行区域突破。如果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试点安排，虽可维持改革的稳定性和渐进性，但在推动体制机制发生实质性突破方面尚有所欠缺，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给力不足。比如：在专项改革试点中，许多互相关联的项目被人为切割开来，分别由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数十个地方政府和学校承担，没有考虑到决定体制创新的区位因素。而各省区所承担的任务，也分别是各个领域的某些局部，难以有效组织起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同时，承担这些改革试点的省区，也没有被赋予放权搞活的特殊政策。
为此，他拿出了一份“关于建立‘教育特区’，以区域突破带动教改全局的议案”，倡议国家成立若干个“教育特区”，并赋予其一系列权力和优惠政策，重点要求是“放权、搞活”，允许这些区域在全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试验中先行先试，率先向传统教育体制机制发起冲击。
周洪宇表示，“放权”具体包括：国家把管理高等学校的各类审批权下放给省级特区或高校特区，落实相关法律规定的高等学校各项办学自主权，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向地方教育特区放权。形成凡属于教育特区权限范围内的、可以自行决定的事情，原则上都下放给教育特区，并给予优惠政策，准予“特事特办”；凡教育特区需要报送国家审批的事项，上级有关职能部门不再审批，按程序报送，形成教育特区的事在教育特区办的运行机制。
周洪宇领衔的长江教育研究院特就此话题在京召开了研讨会。“对建立‘教育特区’设想的初衷我是赞同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如此表示，因为这个建议和《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及的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试验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宗旨“是一致的”。但他有一个担心，如果中央批准了“教育特区”的设立，那么谁对特区的运作负全责？因为所谓“特区”是要负无限责任，而不是有限责任。这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改革试验一旦实行问责机制，则很可能会吓退一批想要尝试但又不想担太多风险的试验者或试验地区。因此，“教育特区”的制度创建，必须在“权责对等”上找到平衡点，既让地方政府愿意作为，又有所作为。
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则认为，“教育特区”能否推行，也要充分考虑中国特殊的体制，尤其是行政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地方党政一把手要形成教育改革的共识，否则，“单就教育谈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
据了解，在一些教改试验区，有学校提出了成为“学校特区”的想法，希望将人事权、评价权等下放给学校。
创新人才培养热度不减
一切的改革尝试都是为了解决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核心问题。《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因“钱学森之问”而备受关注的“创新人才培养”议题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依然热度不减。
目前，世界各国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多措施，例如：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都已有相关的立法，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给予天才儿童教育以法律、经费、人力、研究等全方位的保障与支持。
我国的《教育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探索贯穿各级各类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途径；鼓励高等学校联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试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仍然没有多少具体的举措。一些学校自发的探索，也限于政策无法深入下去。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和北京八中、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等大学与中学，都进行过一些尝试，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形成规模。”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一些地区进行的改革创新，也步履维艰。现有的高考制度和中学的培养模式，仍然无法真正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良好的条件。”
朱永新建议，在体制机制等方面从根本上解决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制定明确而刚性的政策，鼓励学校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设立“特区”。举办一批专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专门学校或实验班，采取特殊的招生、办学、管理模式，对确有天赋、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进行特殊培养；尽快在北京、上海等地选择少数学校进行试点改革，将已经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成功经验的学校，改造成为专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校；系统研究开发一系列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技术与标准，建立与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内容、教育模式与教育标准，开发具有一定深度与广度的富有挑战性的核心课程、综合课程、创新实践活动等，形成大学、科研机构、社会教育机构与企业等社会教育资源有效参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社会支持系统；在高考政策和高校录取方面，保证对拔尖创新人才进入理想的大学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如直通车等），让学校、教师和学生无后顾之忧。
培养不出创新人才，不仅教育界人士着急，科技界对此亦忧心忡忡，甚至有委员将此“迁怒”于“减负”不力。
“减负”顽疾待除
如今，不少孩子海量做题，奔波于各种补习班之间，失去了童年和童趣，创造性被扼杀。如此教育生态下，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看来，“唯有‘减负’，才能造就真才！”
可是，中小学“减负”的口号已喊了多年，但收效甚微。而2011年，“减负”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教育改革，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注重引导和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实践创新能力。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玩于学前，立志于十五，识真才于三十”，这是李邦河总结出的人才成长的时间规律。他认为，学前儿童应在玩中孕育探索精神，在15岁左右立下志向，到30岁后会自己提出问题、继续创新。
如何切实保证“减负”？李邦河提出：一是使“英语过热”的温度降下来，改革现有的高考科目。孩子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太多，挤压了语文和历史等学科的学习时间，中文水平普遍下降。他建议，把高考科目由“3+X”变为“2+X”，同时提升语文作文的权重。二是与“奥赛”断绝关系，在各级考试中明确禁考课程大纲以外的内容。三是要使“减负”变为校方和教师的自觉行为，否定以升学率评优的急功近利的做法。
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控江中学校长张群看来，中小学“减负”的失效，关键在于对基础教育的定位不准，目前很多学科所定的教育标准，超过学生能够承受的能力范围。他建议将整体的教育标准降低一点。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华市金东区实验小学校长方青认为，“减负”光“减量”还不行，“提质”才是关键。高质的课堂才是“减负”的关键所在，提升教师素质、改进教师观念是“减负”的助推器。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对此有自己的思考，“我不赞同减轻课业负担这个说法。我认为，应该改变学生学习的性质、结构和状态。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不是减轻负担，而是改变学生学习的性质、结构和状态，让每个学生每天除了正常的吃饭、睡眠、交际之外，都能过一种有意义的学习生活。”他认为，“减负”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是不科学的，“我们要减学生过重的、单一的、单调的、被动的知识学习负担，同时要增加学生长期缺失的社会实践、读书及个性化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袁贵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必须明确“减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减负”要旗帜鲜明，要持之以恒，下大力气推进。但“减负”不能概念化，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给学生留下更多了解社会、思考和动手的时间，去学习探讨感兴趣的东西。
学校给学生“减负”了，家长往往也会用各种培训、家教等来填补学生剩余的时间。因此，“减负”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和支持，需要家长们的参与和共同努力。《教育规划纲要》在给学校提出“规范办学行为、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等要求的同时，也希望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子女的健康情趣，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加强与学校的沟通配合，共同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高校自主招生如何走好
高考制度可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可行的制度，因此必须坚持。这已成为共识。对大一统考试的破冰之举——高校自主招生人们曾寄予厚望，可发展至今，却引发不少质疑。
2010年末至2011年初，一场由自主招生引发的高校“大战”席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最有名的几十所高校。“北约”、“华约”、“卓越联盟”、“北京联盟”……全国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80所高校中，已有34所以“集团”形式亮相，囊括了国内几乎所有的知名高校。这引起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
张志勇认为，自主招生的方向是对的。“高校招生考试越多元越好。为什么天天期盼高校招生考试多元化，可等到多元化来了又否定它呢？”
公众质疑的，除了偏远地区学生无法参加自主招生导致的公平问题外，还有自主招生可能产生的腐败。周洪宇认为，任何公平都是相对的，任何探索都有一个过程。不能因为简单地坚持公平，就把改革和探索否定掉。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第一中学校长鲁善坤认为，目前自主招生不能完全覆盖偏远地区，这在当前是可以理解的。他建议，今后可以划拨给区县中学一定指标。“公平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不断完善制度设计来解决。”张志勇说，“比如：如果农村学生拿不出钱来参加自主招生，国家可以建立特殊困难考生救济机制，给农村困难考生提供资助。”至于腐败问题，“要通过公开化来解决。只有公开才能公平、公正。高校要招什么样的人，名额多少，标准是什么，录取程序是什么，这些都应该通过规范性文件向全社会公开，让全社会一起监督。”
显然，高校自主招生将是一个吸引人眼球的长期的话题。如何使它在实践过程中不走样、不演变成优秀学生角逐的另一个惨烈的战场，如何在增加学生选择性的同时，不折腾学生，不对中学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