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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分三部分：一、教育的反贫困功能；二、教育改革的内容与方向；三、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主要观点是：（一）教育扶贫的实质是以素质换物质；（二）教育的反贫困作用在于，它可以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三）教育投资应进入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应由目前的主次关系改为并列关系，甚至可以使职业教育的发展超过普通教育的发展；（五）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要进行一系列改革；（六）可采取一种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高收入阶层“自动”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投资能够向贫困人口倾斜；（七）发挥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必须有其他条件的配合。
贫困是人类的大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应该消除贫困。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目前还存在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①a]为减轻贫困，我国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目前正在贫困地区、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持续进行扶贫攻坚战。然而，贫困的发生不仅有社会经济根源，也有个体素质根源，反贫困不应局限于经济战场，而应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教育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充分发挥教育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贫困人口把握经济机会的能力中的作用，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意。1996年作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②a]要实施教育扶贫，必须改革目前的教育结构与教育体制，提高我国特别是民族地区的有效教育水平。
一、实施教育扶贫，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
要认清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并找准教育扶贫的切入点，必须先弄清贫困的发生机制与反贫困的基本思路。
从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存在一种贫困的恶性循环。一般来说，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相对低下，他们往往缺乏改善自身状况的进取心与自信心，适应不同经济环境的能力较差，这可以称之为动力素质较差；大多数人都缺乏多样化的谋生技能，只能从事简单劳动且劳动效率不高，部分人口还缺乏健康的体魄，无法胜任持久、紧张的劳动，这可以称之为能力素质较差。这从两个方面产生或加剧贫困：在宏观层次上，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低质量导致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微观层次上，贫困人口因综合素质较低，在经济机会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从而加剧个体的贫困。贫困反过来又阻碍了贫困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和福利水平的改善。可见，贫困人口综合素质较低既是贫困的原因，又是贫困的结果，在贫困和较低的人口素质之间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其他致贫因子，如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如经济增长速度过低、效益欠佳）、经济机会不平等等则强化了这种恶性循环。要打破贫困的循环链条，需要进行社会体制变革，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改变维持或强化贫困循环的外部环境。但仅此还不够，还必须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综合素质改造，斩断恶性循环的链条。
即使在已进行过社会制度变革，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且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中，如果不对贫困人口进行素质改造，并配合以消除经济机会差异的体制改革，贫困人口仍然会陷入新的恶性循环，因为他们缺乏利用经济机会的能力，或得不到获得较高收入的经济机会。这正是我国目前贫困发生机制的特点。
从民族地区来看，民族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贫困发生率却要高得多，这里除了自然条件、历史起点、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有别外，人口素质也是重要原因。
表1是80年代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素质指标对比。
表1 80年代末三大经济带的部分经济指标与素质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冯立天主编：《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300页。
* 农村贫困人口占地区人口比重为1988年数字；现残率指地区残疾人口调查数占总调查人数的比率。
从表中可以看出，人口素质与劳动生产率、人均经济收入及贫困发生率有很高的相关性，在西部不发达地区，其人口的低素质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对应的，而西部地区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了较高的贫困发生率。
再从全国各省区贫困发生率与人口素质指标的直接对比来看，二者也是高度正相关。表2、表3分别是全国各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人口素质综合指数表，由于所见资料的限制，两表所用材料取自不同年份，但这并不影响问题的性质。两表对照可以发现，贫困发生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基本上都是人口素质综合指数较低（0.3—0.45）的地区（黑龙江、吉林、河北、山西是例外），而多民族省区都是人口素质指数低而贫困发生率高的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省份，其智力和非智力素质（非智力素质包括开拓进取精神、传统习性等）尤其比其他省区要低，综合指数较高的黑龙江、吉林、河北、山西，其非智力素质即思想观念素质指数却较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省份人口综合素质指数较高而贫困发生率也较高（其综合素质高是由身体素质指数高带起来的）。因此，可以说，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改造是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必要条件。
表2 1989年全国各地区贫困线与贫困发生率
地区贫困线 贫困发生率：居民户的百分比
（元） 全国贫困线 各省区贫困线
全国平均26211.311.3
北北京 2500.2 0.1
部天津 2530.4 0.4
河北 24913.011.7
河南 25416.515.2
山东 2506.8 5.9
东辽宁 2498.0 7.1
北吉林 24412.210.9
部黑龙江25918.317.9
内蒙 24723.520.8
山西 24617.414.8
西陕西 25320.318.4
北宁夏 25918.918.4
部甘肃 25034.230.4
青海 25223.721.8
新疆 25418.717.6
西藏[*] 23.0
上海 2740.0 0.0
长江苏 2683.4 3.6
江浙江 2782.0 2.3
流安徽 2687.7 8.3
域江西 2845.0 6.4
湖北 2746.0 7.0
湖南 2826.2 7.7
南福建 2771.8 2.1
部广东 2790.9 1.1
海南 2773.3 3.8
西广西 27815.418.1
南四川 26211.211.2
部贵州 25917.817.4
云南 25819.018.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考察报告：《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原表缺西藏，此系1993年的数字，见《全力推进“攻坚战”——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备忘录》，第22页。
表3 1982年全国各地区人口素质综合指标排序表[*]
地区 名次 综合指数身体素质指数 文化素质指数 思想观念素质指数
北京10.689 0.8310.5950.711
上海20.664 0.8760.5330.711
天津30.642 0.8440.5020.711
辽宁40.599 0.8350.4580.600
黑龙江 50.574 0.8010.4710.489
广东60.532 0.8420.3360.556
江苏70.527 0.7720.3500.600
浙江80.526 0.7800.3430.600
吉林90.521 0.7140.4350.444
山东10 0.492
0.7880.3430.422
山西11 0.481
0.7690.3940.267
湖北12 0.475
0.6580.3600.489
河北13 0.472
0.7700.3760.267
福建14 0.459
0.7750.3290.311
湖南15 0.454
0.6920.3420.378
内蒙16 0.447
0.6690.3620.178
宁夏17 0.446
0.7290.3480.267
广西18 0.446
0.7570.3500.267
河南19 0.445
0.7700.3220.267
陕西20 0.444
0.6950.3650.267
四川21 0.438
0.6690.3240.378
江西22 0.437
0.7170.3360.267
安徽23 0.430
0.7800.2860.267
新疆24 0.415
0.5530.3910.267
甘肃25 0.411
0.7080.2900.267
青海26 0.373
0.6120.2720.267
贵州27 0.352
0.6230.2670.156
云南28 0.342
0.5410.2610.244
西藏29 0.304
0.6130.1900.133
资料来源：冯立天主编：《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1）指数越高说明素质越高。（2）此处省略了表中人口素质各指数的计算公式。
近年来，科技因素在脱贫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如著名的“温饱工程”利用玉米地膜覆盖技术，使得一些干旱、低温地区及高寒山区的粮食产量大为增加，使我国的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度地向北推进。由于家庭户还是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单位，因此，科技扶贫作用的发挥，需要通过贫困人口掌握科学技术的途径来实现。但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综合素质较差，从而极大地制约了贫困人口对科学技术的吸收。如生活于云南的佤、拉祜、傈僳、独龙等民族，“青壮年的文盲半文盲率达到45.5%，其中拉祜族高达71.7%。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原始落后，接受新事物、推广新技术难度大，需要长期的反复试验示范，手把手地教。”[①b]文化素质低下成为其脱贫致富的首要障碍因素之一。
贫困人口素质改造对于减轻贫困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素质改造，可以把反贫困变成贫困者的自觉行动，把贫困人口从接受援助的被动脱贫者转变为自觉寻找脱贫机会的主动脱贫者，从而避免出现“越扶越懒、越扶越贫”的现象。我国的扶贫实践中出现较高的返贫率，不少地区出现贫困移民自谋生资源丰富而居住环境较苦的迁居地，返回谋生资源贫乏而气候凉爽的原居地现象，其症结正在于此。目前的扶贫注重为贫困人口提供谋生机会，忽视对贫困文化的改造，从而使扶贫变成了“强加”的行动，其结果，外因不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对我国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调查表明：第一，在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中，收入的提高主要依赖于非农经济活动的成功，特别是外出劳动获得劳务收入及发展多种经营等来增加收入，致使家庭经济有所改善，甚至达“小康”的事例屡见不鲜；第二，从决定或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因素来看，户人均资产额占有显著地位。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和收入决定因素都反映出，在同等条件下，农民“人力资源的品质”是决定其收入高低的主要因素，非农收入的高低取决于农民的体力、智力和观念状态，而“农户的资产”，是他们以往收入的沉淀”，“这个指标（农户的资产）不仅说明农户的财产多寡，而且反映着农民的知识、技能、管理水平和企业家精神”，“它所表达的农户之间的差别包含着劳动力质量的因素”。[①c]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贫困人口素质改造对于减轻贫困的重要性。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教育是对贫困人口进行素质改造的最主要途径，这是由现代经济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的特点决定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居民的职业结构单一，生产技术简单，劳动技能的获得依靠家庭成员代际之间的传帮带即可完成，因此不需要经过专门的学校或社会教育。现代经济社会则不然，即使对农业居民来说，要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大多需要从事多种职业；即使从事农业经营，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掌握一定的生产、经营技巧，除少数情况外，大多数人必须经过起码的教育才能获得上述知识和技能，成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合格劳动力。马克思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②c]这就是针对现代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特点而言的。
关于“劳动力”的概念，应该说存在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劳动力就是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其实，如上所述，在现代经济社会，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并不等于合格劳动力，这不仅是因为合格劳动力的形成大多需要经过教育培训过程，而且因为现代劳动力具有非同质性特点。所谓劳动力的非同质性是指，从事某一行业的劳动力不一定能自然而然地从事其他行业，在传统经济部门谋生的劳动者不一定能适合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例如，传统经济部门的劳动者往往是自营就业者，劳动的自由度大，劳动效率低；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者往往是雇佣就业者，劳动的纪律性强，劳动强度大，劳动过程往往单调、紧张，而劳动效率较高。但是，劳动力的非同质性并非不能改变，只要经过适当的教育和培训就可以把处于劳动年龄的“自然人”改造为具有多种技能、适应不同经济环境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消除劳动力的非同质性。贫困人口缺少的正是这种教育改造过程。
以提高国民素质，减轻大众贫困为目的的教育内容应包括技能教育（包括经营管理技能）、生计教育（包括消费方式改造）和观念改造。在我国目前的学校教育中，存在着严重的重文化教育、轻技能培养，重知识传授、轻观念改造倾向，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而我国当前的教学内容安排是与教育的终极目的相左的。特别是观念改造，其对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甚至在技能训练之上，许多事例证明，贫困者若得到了观念改造，他们将自觉地设法提高自己的谋生技能，主动寻找谋生机会。观念改造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观念（包括劳动纪律观念）更新；二是财富观念更新；三是生活方式观念更新；四是树立技术生产观念；五是确立竞争观念，消除安分守己意识；六是打破依恋乡土观念，消除安土重迁意识等。这种观念更新对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提高劳动力素质尤其显得迫切。本文中的“教育”概念包括观念改造这一内容。
作为扶贫系统工程组成部分之一的教育培训，其形式不局限于课堂上的知识和技能传授，还包括实践中的示范教育，例如组织贫困人口到发达地区就业，或到政府组织的公共工程中就业，使其接受能力训练和观念改造，或称“边干边学”，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形式。
总之，实施教育扶贫，主要是通过教育对贫困人口进行素质改造完成的，教育扶贫就是素质扶贫。通过素质改造，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从两方面有助于减轻贫困：在宏观层次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出能力，增强反贫困的物质基础；在微观层次上，在分配制度一定的前提下，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将为劳动者带来较高的生产要素报酬，直接缓解个体的贫困。实施教育扶贫的结果，将使国民经济增长与减轻大众贫困结合起来，使教育扶贫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组成部分。
二、进行教育改革，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
实施教育扶贫，必须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并改革目前的教育结构与教育体制，就民族地区来说，应进行以下改革：
（一）使教育投入进入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
由于教育的投资效益具有迟效性与长期性特点，在社会资源分配序列中，教育投资等社会服务支出往往被挤到末位。在我国民族地区，尽管教育投资的增长普遍高于经济增长速度，[①d]但教育投入仍然满足不了教育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我国实行财政体制改革以后，教育支出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而民族地区财政大多入不敷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1957年开始，财政收支出现持续赤字，1994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给率只有38.9%，[②d]因而，教育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生产”高质量人力资源的产业，其发展遇到了严重的投入约束。“例如在云南省，中央和省对初等教育的拨款在1985—1990年只增加了2%，而费用总额却增加了82%”。[③d]要缓解这种状况，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可以考虑改变扶贫资源集中于生产性投资的配置格局，把相当一部分扶贫资源用于为贫困人口提供教育、卫生保健等社会服务。相应地，在评价地方政府的扶贫政绩时，应把为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包括进行教育培训的情况，作为主要指标之一，而不宜仅把脱贫速度作为主要指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反贫困实践证明，如果致贫因子不仅来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经济制度高度不平等，也来自贫困人口的低素质，那么，要彻底地、成功地反贫困，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例如日本的反贫困历史显示出，“如果某一个农户的收入情况，取决于该农户生产性资产的质量和规模，（以及）劳动力的素质，那么很难设想这个农户的经济状况在短期内能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善。”[④d]幻想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实现反贫困的成功并采取急功近利政策，可能欲速则不达。
（二）实行教育投资“多轨制”，使公共教育投入向贫困人口倾斜
教育投入的增加不会自动惠及贫困人口，在对教育的公共投资有限的情况下，应实行公共教育投资向贫困人口倾斜的政策。倾斜政策包括两个层次，其一，在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由当地解决本地教育发展所需资金；国家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集中财力支持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其二，可以考虑通过一种“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入多元化，使公共教育投资“自动”瞄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具体操作可以如下，通过教学内容及教育体制改革，在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中，加大结合当地经济特点、特别是针对农村经济特点的实用谋生技能和其他职业教育内容的份量，使一部分高收入阶层自动转入以文化教育和升学教育为主的收费学校，或针对高收入阶层就业特点的收费职业学校，从而将享受公共教育服务的机会更多地留给贫困人口。
（三）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育投入的反贫困效益
目前我国的教育导向基本上是以普通文化教育、升学教育为主，轻视投资回收快、注重实用技能培养的职业教育。在教育结构中，高等教育比初、中等教育发展快。不可否认，这种教育层次结构有其合理性，“在任何试图在世界经济中开展竞争的国家里，都有必要采取全面的教育政策，其中包括在高等教育、科技以及专业培训方面的开支。”[①e]普通文化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提高科技发展水平的必经之路。但是，也应看到，这种教育体制与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发展目标存在相当距离。第一，与初、中等教育相比，高等教育耗资巨大，而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率较低，与我国目前教育资金短缺的状况不相适应（教育对私人和社会的投资回报率是不同的，一般认为，高等教育的私人回报率高于社会回报率，而初、中等教育的私人与社会投资回报率均较高）。第二，教育的层次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教育水平的要求不相吻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初、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需求较多。调查显示，农村劳务输出的发生与否与劳务输出者的受教育年限相关性较小，但是受教育情况对农村劳动力能否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及对劳务输出者的工种选择却会发生影响。[②e]又据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的调查，在组织贫困人口劳务输出前，对其进行职业培训，对他们较快地适应新的就业岗位是非常必要的。这给我们两个启示：其一，目前我国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一般文化水平的要求并不高，而对实用职业技能和劳动观念更新有较高要求；其二，对一般文化素质不高的贫困人口进行适当的培训，特别是进行多元化劳动技能培训，仍有助于他们找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收入。第三，教育结构与贫困地区的经济结构及就业需求不相吻合，民族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如西藏自治区“1990年藏族83.46%的在业人口分布在农、林、牧业”，“然而到1992年，全区仍无一所直接面向农林的职业中学，中等学校中有62所是普通中学，只有16所中专和技校。这种结构一方面使该区对农业技术人员的大量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又使每年近4000名不能升学的高中毕业生学无所用。”[③e]可见，现有的教育体制与提高大众国民素质、减轻贫困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大多数社会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需要的是实用劳动技能和经营管理技能的培养，而普通文化教育实质上仍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它使普通社会居民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看不到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好处，家庭反而要支付相当的上学费用，难怪贫困地区的群众感叹：“上学不上学一个样，不上学还可以劳动，一上学就成为白才（无用之才）”，这是造成贫困人口子女入学率低、辍学率高的主要原因。而目前的职业学校学生入学录取分数低，社会地位不高，导致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发展不快。因此必须改革教育体制。在操作上可考虑如下改革措施：
第一，在保证高等教育发展，促进国家科技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国家集中力量发展初、中等教育，把贫困地区初、中等教育的发展纳入扶贫体系之中。而高校实行“招生并轨”以后，也要完善助学金、奖学金、勤工助学制度，以保证素质优秀，而家庭经济拮据的贫困人口子弟能拥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第二，进一步将部分普通中学转为职业中学，使职业教育处于与普通教育并重的地位。同时，改革职业中学及部分高等技术院校招生制度，职业中学招生主要依据志愿而不是分数录取，在招生上不再处于为普通中学“拾遗补缺”地位。相应地，高等技术院校不再局限于从普通中学招生，而将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专门安排给相应专业的初、中等职业学校。这样既不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又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地位，职业中学学生即使不能进入高等院校深造，也学到了实用谋生技能，不致于像普通中学毕业生那样学无所用，实用谋生技能不多。
第三，对没有接受职业中学教育的普通小学、中学毕业生进行职业附加教育，有的地方形象地称为“六加X”或“三加一”教育。职业教育应以一定的文化教育为前提，因此，小学阶段应以文化教育为主。对小学毕业后因各种原因不能继续接受初等教育者，进行一段时间的职业教育方允许离校进入社会参加劳动，是为“六加X”教育。“三加一”教育是对普通初、高中毕业未能升学者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职业教育。云南省宁蒗县从1991年开始实施这种教育制度，对于从学校向社会输送合格适用的毕业生，为当地贫困人口培养脱贫致富技术，发展多种产业和多种经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①f]应该注意的是，职业教育要把教育的超前性、导向性与实用性结合起来，既要注意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组织教学内容，又要注意灌输先进科技知识与劳动技能，职业教育内容太一般化会导致学无所用，甚至成为当代屠龙术，教育内容太实用化、“本土化”则发挥不了教育的诱导作用，不能提高当地经济和科技水平。上述教育形式即为职业附加教育。
第四，充分利用现有教育体系和教学力量，开办“补充教育”。这是为已进入劳动年龄与劳动大军的文盲半文盲及久已辍学者补充必要的文化知识与职业技能，以“技能扫盲”为主（包括观念改造）。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就是通过“补充教育”迅速提高国民素质的。补充教育主要是针对成年贫困人口进行的素质培训与改造，其教学时间可以灵活安排，主要在劳动空闲季节进行；方式可以多样，可以把受教育者集中起来进行，也可以边干边学地进行；内容强调实用，结合各地实际，缺什么技术进行什么培训。
通过以上改革，使教育体系能够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条腿走路”，既为国家科技进步提供连续教育，也为切实提高大众谋生技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实施教育扶贫战略。
教育对减轻贫困的巨大作用，贫困人口可能一时认识不到，即使提供免费教育，他们也不愿享受，这时有必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采取诱导措施，例如，可考虑在贫困地区的初、中等学校中实行免费午餐（或只对贫困家庭的在校青年、儿童安排午餐补贴），可以预料，很多贫困家庭即使为了省掉孩子的一顿午饭，也会送其上学，而其结果，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必将作为“免费午餐”的副产品而得到实现，午餐开支可以列入扶贫资源分配格局。仅仅颁布义务教育法是不够的，还必须配合以贫困人口看得见的“眼前利益”。另一方面，可考虑对低技能的贫困人口实行一定的强制措施，强迫其接受教育投资。我国一些民族地区采取这种强制性措施，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如宁蒗县“对贫困户的扶持实行项目、资金、技术、服务四配套，先培训后投资，不参加技术培训，不会一项专业技术的不给扶贫资金”。[①g]四川旺苍县规定：“一对符合生育条件的夫妇，至少应有一人获得农技培训合格证才能领取‘准生证’”。[②g]这里通过一定的措施，对愿意提高自身素质的贫困人口给予奖赏，而对拒绝素质改造的予以一定的惩罚，只要规定不流于形式，是会取得很好效果的。
三、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
从当代世界各国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成功地减轻贫困需要同时具备四项条件。这就是：
（一）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或称人力资本水平。其目的是提高贫困人口把握经济机会、自主创造经济机会的能力，通过提高综合素质，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劳动的要素报酬。
（二）建立保证分配相对公平的经济制度。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财产的占有高度不平等，经济发展的结果将以加倍放大的不平等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处于社会财富分配金字塔底端的阶层必然会落入贫困的陷阱。因此，本项条件实质上是改变经济增长的起始条件，这有助于实现发展起点的公平化；同时，消除经济制度的不平等，将有助于缩小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从而改善贫困阶层的经济状况。
（三）在经济制度一定的条件下，优化劳动力配置机制，保证经济机会的平等竞争，提高贫困人口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度与结合效率。这项条件的实质就是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城乡、行业等分隔，消除经济机会竞争和报酬支付歧视，使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能够得到公平、有效的利用。本项条件的建立取决于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我国，打破地区、城乡等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必经之路，并且是消除区域性贫困、结构性贫困（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的状况）与阶层性贫困的政策条件之一。
（四）保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高效增长，为反贫困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并增加资金积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具备了此项条件，反贫困才具有可能性，并且宏观经济状况将决定扶贫力度的大小；但是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消除贫困，因为在经济增长中，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起点不同，“天赋条件”不同，从而得益于经济增长的程度不同，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有些地区或阶层根本分享不到经济增长的好处，相反还要承担增长的代价（例如通货膨胀）。
上述几项条件相辅相成、互相配合才能有效地减轻贫困。第二项条件属于扶贫的制度条件，第三项条件是政策条件，第四项条件是前提条件，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作用于致贫因子。然而，即使上述三项条件都具备，如果不配合以对贫困人口的素质改造，贫困人口自身将无法成为反贫困的主体，扶贫不能由自上而下的行动转变为上下结合的行动，扶贫如果没有贫困人口自身的主动、积极参与，必然是一项缺乏可持续能力的行动，更不用说实现经济增长与缓解大众贫困的有机结合了。相反，如果将素质扶贫纳入扶贫大系统之中，素质扶贫还可能对另外几项条件具有一定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例如，素质改造将直接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等。因此，第一项条件构成扶贫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教育扶贫正是致力于创造第一项条件。当然，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没有其他条件的支持，教育也是难以独力实现扶贫功能的。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由于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因此，第二项条件已经具备。制约我国贫困发生率高低的因素，一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益；二是劳动力配置机制及由此决定的机会竞争的平等程度；三是劳动力素质状况。从70年代以来，我国发动了有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经济增长，资源与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贫困发生率大大下降；80年代中期以后，针对贫困逐渐向某些区域集中的趋势，又实施了向贫困地区输入短缺生产要素的发展援助战略。这样，无论在资源和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还是在条件较差的地区，都有一大部分人口能够利用新出现的经济机会，通过参与经济增长，较快地改善了自身经济状况。而不能有效利用新出现的经济机会，仍处于贫困境地的人口大多是一些动力、能力素质较差的贫困人口。素质型贫困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贫困类型。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口素质普遍较差，故贫困状况尤为严重。我国贫困发生机制与贫困类型的变化，要求反贫困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即应转向主要以素质扶贫为主的扶贫战略上来。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我国农业自然资源已接近承载极限的情况下，提高人口素质就是为了以素质换物质。自然资源对于人口的承载能力，是受技术条件约束的，在技术条件一定时，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将会出现一个资源承载极限。在发达国家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曾通过向国外输出人口直接缓解了国内的人口压力，据西方学者统计，“1846—1930年间有5000万以上的人口离开欧洲，移居世界其他地方。”[①h]在我国，受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类技术手段的制约，我国自然资源特别是农业资源已接近人口承载极限，据估计，1988年我国土地资源的合理人口承载量为9.5亿人，超载人口约1.3亿；到2000年，即使土地资源生产力正常增长，也将超载人口1.4亿。[②h]面对这一严峻局面，如果不能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未来中国的绝对贫困发生率将可能不降反升。而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走日本、新加坡等资源贫乏国家的发展道路，即提高人口素质，利用世界市场，以人力换物质，以素质换物质。贫困地区不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将在全国经济的统一大市场中处于劣势。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不能迅速提高，将在世界经济联系中处于劣势。对于资源接近承载极限的贫困地区来说，不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缓解贫困的努力将遇到极强的反作用力。因此，要使扶贫取得彻底、持久的成效，必须把教育扶贫纳入扶贫系统工程，在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中给予教育扶贫投资以应有的地位。
此外，反贫困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性的社会发展事业，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急功近利的措施必然欲速则不达，长期性的扶贫事业需要具备保持政策稳定的政治体制，实施教育扶贫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注释：
①a 据统计：“1992年底全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8000万贫困人口中，民族八省区和民族自治地区占4000多万人”，“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00元以下的贫困县全国共有175个，民族八省区和民族自治地方就有131个，占74.8%。”（《全力推进“攻坚战”——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备忘录》，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②a 《人民日报》1997年1月8日。
①b 引自云南省副省长黄炳生1996年5月《在云南省德宏州经济发展及裕安钢铁公司开发龙江河谷研讨会上的讲话》，打印材料。
①c 朱玲、蒋中一：《以工代赈与缓解贫困》，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9—101页。
②c 《资本论》第1卷，第195页。
①d 姚俊英：《论民族地区发展有效教育的必要性》，《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
②d 《中国民族统计年鉴（1995）》，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③d 世界银行考察报告：《中国90年代扶贫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④d [日]日野岛：《消灭贫困需要一整代人的努力：日本的通过排灌设施建设和农业技术教育消灭农村贫困的经验》，《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改革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①e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第86页。
②e 刘文璞：《农村发展与扶贫战略》，《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12期。
③e 姚俊英：《论民族地区发展有效教育的必要性》，《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
①f 张建君、蒙晓平：《为宁蒗的脱贫致富大规模开展人才培训》，《开发实例的启示（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第170页。
①g 张建君、蒙晓平：《为宁蒗的脱贫致富大规模开展人才培训》，第173页。
②g 朱玲、蒋中一：《以工代赈与减缓贫困》，第43页。
①h [美]马尔科姆·吉利斯等著：《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②h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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