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及其理论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理性主义论文,思潮论文,特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 ）是一种否认或贬低理性思维的能力，强调乃至夸大直觉、本能等非理性因素作用的理论。自19世纪中叶以来，它已从哲学、艺术领域一直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西方社会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方式等发生了动摇，成为现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哲学、社会思潮。本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思潮曾经在我国各阶层（尤其是青年）中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为了消除这一思潮的负面影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析和研究非理性主义的实质及其在西方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就成为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一
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高级形式，而且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将近两千年”〔1〕。19 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的哲学家们大都推崇理性（Rationlity），极力地弘扬理性，把理性奉为衡量一切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从而形成了渊源流长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传统，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 以往西方哲学追求理性和知识的传统受到了怀疑和否定，发端于德国唯意志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引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被“扩散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主导倾向”〔2〕。至此， 哲学由研究外部世界转而研究人本身的内心世界， 由倡导理性转而否定理性， 直觉、 本能等非理性（Ir-rationality）因素的作用被夸大，形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占主导地位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这样，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就构成了传统西方文化与现、当代西方思潮之间对立、分歧的焦点。
西方哲学中，对理性和非理性的理解和表述，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纵观哲学发展史，还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对它们加以界定。
第一、理性和非理性分别是指两种不同的能力。作为一种能力，理性是指人们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并进行逻辑推理的认知能力，以及按照逻辑思维规律指导实践的实际活动能力。这个思想的最早提出，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关于“逻各斯”（Logos）和“奴斯”（Nous）的学说。 逻各斯指世界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必须遵循的某种不可抗拒的规律，是人们“每天都遇到的东西”，是“支配一切”的原则；奴斯是“万物中最细的，也是最纯的”，是“无限的、自主的、不与任何事物混合的和单独的、独立的”，指构成事物本身的精细的和能动的力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西方许多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就是灵魂用来进行思维和判断的东西”〔3〕。 笛卡尔说：“那种正确地作出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4〕所以，理性总是同逻辑思维、 逻辑推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正是唯一具有思维功能的主体，能够对外部世界进行理智的审定。与理性能力相反，非理性是指人所具有的一种非逻辑、非条理化的精神能力，如直觉能力、意志能力、本能能力等，这种精神能力推动着人们去从事那些难以表述的和不能自已的认识和行动。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者一般都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非理性的概念。如叔本华的“意志”指的是一种盲目的、不可遏止的、渴求生存的欲望冲动；尼采的“意志”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是一个奔腾泛滥的力量的海洋，它永远在流转变化，永远在回流，在无穷岁月中回流，……它是一种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疲劳的权力意志”〔5〕， 它创造一切，改变一切，超越一切；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是人的原始的本能和永恒的冲动，是人的全部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内驱力。非理性，前苏联哲学家把它概括为：“理性思维所不能理解，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述的”，主要包括“意志、本能、直觉、无意识的盲目力量。”〔6〕
第二、理性和非理性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理性主要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和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理论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存在于理性能力、理性方法、理性活动过程之中；而非理性则主要通过意志、直觉、灵感、情绪、情感、信仰、臆测、潜意识、本能、欲望等表现出来，这些形式不外是非理性能力、非理性方法、非理性活动过程等非理性现象的外在表现。
第三、理性和非理性是指人的精神世界中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理性是指人的精神世界中明晰有序的部分；而非理性则指人的精神世界中混沌无序的部分。柏拉图曾把人的认识分为四个等级：理性、理智、信念、想象，认为它们之间的“清晰程度”是依次递减的，理性和理智较之信念和想象“更明晰”。〔7 〕斯宾诺莎在其《理智改进论》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理性是清楚明白的知识，具有必然性、可靠性、明晰性，而“意见或想象”等非理性现象则属于“紊乱的、不恰当的观念”，是“从通过感官片断地、混淆地和不依理智的秩序而呈现给我们的个体事物得来的观念。”〔8〕因此， 人的非理性现象不如理性现象清楚明晰，它往往比较模糊，人们难以用语言和逻辑精确地描述和把握。
二
非理性主义是作为理性主义的批判者出现的。它把理性视为虚伪和荒谬，认为超验的理性权威对人们起着压抑和扭曲的作用，从而批判僵硬的、强制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残忍和罪恶。
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人物开始，经过培根、笛卡尔，一直到康德、黑格尔，都把人的理性力量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在他们看来，“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合乎理性的或和谐的整体，人的头脑有能力理解这个世界，实际存在着某种可以交流且可以教导的方法，并且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揭示出世界的内在活动；人们可以以某种方式系统地利用这种知识来为可预测的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服务；人类按其天性来说是理性的、不断进步的存在物，并且人类通过克服无知和创造出以正义原则为根据的种种制度，就可以实现自身的内在潜能”〔9〕。 西方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里颂扬理性、论证理性、表现理性。这是一个“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权利”〔10〕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实现了自己的全面统治的时代。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理性主义思想家们的理想目标并没有全部实现。在所谓西方“理性国家”和“理性社会”里，“商业日益变成了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1〕曾是西方文化源泉的科学和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降为一种威胁”，“正在使我们的世界降格。几代以来愉快和惊奇的源泉在它的一触之下而干涸，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失去了人性”。〔12〕“科学万能”、“科学造福于人类”的理性主义受到资本主义实践的猛烈冲击。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所谓以理性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产生了更深刻的怀疑。在20世纪的战争和动乱面前，“我们有些根本的理想和制度有遭它们毁灭的危险。而事实上，有些理想和制度确实已经为这段时期所特有的野蛮行为和神经失常的破坏性洪流所淹没”〔13〕。在当代，“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的将来的徬徨苦闷”〔14〕，已成为西方社会的共同意识。这就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背景下，19世纪中叶以后，非理性主义各流派相继出现。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是这一思潮的先驱人物，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叶的狄尔泰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及弗洛伊德主义是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上半叶的存在主义把这一思潮推向了高峰。
非理性主义主张超越理性，强调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加深人对生命的理解。他们否认客观物质世界及规律，否认人能借助理性去认识客观世界及规律，否认感觉、概念、思想等主观认识范畴所包含的客观内容，把客观物质世界当作一个与人类正常的认识不相容的领域。它只注重非理性的情感、意志、直觉或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无法用概念和语言表达的、不能言说、不能论证的东西，只能通过神秘的内心体验来达到。这样，非理性的神秘的内心体验就成了通向世界的基础和本质的唯一途径。非理性主义者认为这种体验只有在那些摆脱了外部世界、他人和社会以致自己的肉体束缚的孤立的个人那里才能发生。所以，这种孤立的非理性的个人就成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起点和核心。
众所周知，传统的理性哲学家们普遍认为，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求世界的本质，寻求客观世界统一的基础和原则。并且，他们宣称他们已经找到了这种基础和原则。巴门尼德称之为“存在”，柏拉图管它叫“理念”，康德说它是“物自体”，黑格尔则名之曰“绝对精神”。尽管表述不同，他们却都相信世界在其最深刻的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可理解、有秩序的体系，把理性的东西或可付诸逻辑表述的东西视为世界的本质。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却反对这种观点，认为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按照人类自身的理性去构造一个合乎逻辑规则的世界模式，然后又用这样的世界模式来约束人的现实生活。这样，理性就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成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于是，生命被贬值，本能被压抑，人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乐趣。
非理性主义者强调，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整个宇宙无非是“自我”的产物或表现。唯意志主义把意志说成是世界的本质。这种观点首先是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部代表作中提出来的。他认为世界的核心是生存意志，“世界是我的意志”〔15〕。尼采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和系统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权力意志，“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16〕世界的本质——自我，在生命哲学家柏格森那里则表现为“生命之流”，盲目的生命冲动被说成是世界的本质。柏格森的“世界的本质是生命之流”〔17〕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他断言宇宙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一种“生命之流”，即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惫的生命冲动，“它就是内在的生命”。〔18〕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方法，把宇宙的本原归结为纯精神、非理性的“自我”。他认为哲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存在”的问题，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都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意义。在他看来，“存在”是不能用理性对它作出界说的。那么“存在”到底是什么呢？是“人的存在”或“自我存在”，自我存在不是别的，就是“思维”，人的自我的思维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是万物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自我也就无所谓万物的存在了，世界万物都只是自我的派生物，“这样‘世界’不就成了‘主观’的东西了吗？”世界在海德格尔眼里就是主观的自我。因此，海德格尔否认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把世界看成是“自我存在”本身的一个性质，“必须以自我存在的结构来解释世界”，“如果没有存在，也就没有世界；这个存在就是我的存在”〔19〕。
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也是针锋相对。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总是把理性、思维当成人的本质，并从人的思维推论出一切，认为人的情感、意志等是由人的思维引申出来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却认为理性派哲学家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他们认定思维是所谓灵魂，即人的内心生活或精神生活的根本因素，并认为它是永据于头等重要地位的”〔20〕。这样，不但没能彻底解决人的本质、价值、尊严和自由等问题，反而使人的更根本的问题——人的“存在”或“生存”问题更为突出和严峻了。究其原因，就在于理性哲学一味地恪守理性至上、科学万能的信条，从而忽视和贬低了人的情感、意志、欲望等的意义，使本应服从于人的情感欲望的理性知识成了一种主宰人类历史文化的异己力量，其结果，是使从中世纪神学的禁锢下解放出来的“人”，又变成了顺从理性原则和技术规范的奴仆。非理性主义进而试图超越人的理性去挖掘人生意义的根基，把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抽象地概括为非理性的情感、意志、欲望等。在他们看来，人绝非理性的创造物，而是非理性的存在：由神秘的情感欲望所支配的人才是真正存在的人，人的非理性的意识活动才是人的真实存在。“在没有任何认识之前，人已是他自己的创造物；认识只是后来附加以照明这创造物的。”〔21〕正如存在主义者萨特所说：“人不外是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这个原理，也就是所谓主观性。”〔22〕主张人的本质是由人自身创造的。
结果，非理性主义者把人的情感、意志、欲望等完全当作了世界的本原和第一性的东西，而世界反倒成了这些非理性因素的派生物和体现，成了第二性的东西。
非理性主义关于世界本质的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现实。但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方面看成是普遍的、永恒的现象，把非理性的因素当作世界的本质，这显然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目，陷入了唯心主义。正如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所指出的：非理性主义“把资本主义坏的方面，把它的丑恶之处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但却不说它们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说它们是不折不扣的人生和一般生存的特征”〔23〕。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实质。
三
从认识论（知识论）来说，非理性主义的特征是，否认世界对理性而言的可知性，而主张诸如直觉、感悟、体验等等手段才构成了认识的本质。
传统的理性派哲学家认为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认识按其本性来说，是能够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他们全都不否认世界对人类理智而言的可知性。这种观点，在西方哲学几千年的发展中，虽然受到如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笛卡尔、休谟、康德等哲学家的质疑，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主流。甚而，黑格尔把理性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建立了以“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为形式的、包罗一切的泛逻辑主义的真理体系。
非理性主义者从理论上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他们看来，理性的主要功能是形成概念，而概念是静止的、僵固的；由于一切东西都是流动的和变化的，所以当人们试图用既成的理性概念去认识、把握它们时，它们已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因而，理性是不可靠的。对于理性，几乎所有的非理性主义者都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最直接了当，他说：“只有当我们得知几百年来受颂扬的理性是思想的最顽固的对手之后，思想才开始。”〔24〕萨特也毫不掩饰地宣称：存在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反对黑格尔的认识，反对一切哲学上的体系化，最后是反对理性本身”〔25〕。所以，非理性主义认为不能运用理性的方式去认识世界。
贬低或否认了理性的能力之后，非理性主义便来宣扬非理性的意志、直觉、本能、欲望等的认知意义。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神秘的直觉或情绪体验这类方式才能达致对实在、甚至对世界的绝对本性的把握。
唯意志主义者叔本华、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都宣扬直觉主义。叔本华认为，认识是意志的产物和工具，科学的理性认识只能使人了解现象世界或表象世界，只有非理性的直觉或观审才能认识理念本身。所谓直觉或观审，他说：“人们在事物上考察的已不再是‘何处’、‘何时’、‘何以’、‘何用’，而仅仅只是‘什么’；也不是让抽象的思维、理性的概念盘踞着意识，而代替这一切的却是把人的全副精神能力献给直观，浸沉于直观，并使全部意识为宁静地观审恰在眼前的自然对象所充满，不管这对象是风景、是树木、是岩石、是建筑物或其它什么。人在这时，按一句有意味的成语来说，就是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了，也即是说人们忘记了他的个体，忘记了他的意志；他已仅仅只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客体的镜子而存在；好象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觉知这对象的人了……那么，这所认识的就不再是如此这般的个别事物，而是理念。”〔26〕可见，直觉或观审超越于时空之外，没有概念与抽象思维的参与，作为个体的人已“自失”于对象之中，忘却了自己的一切，主客体已融为一体。柏格森则从其唯心主义的“生命之流”出发，建立起他的“直觉高于理性”〔27〕的直觉主义认识论。他认为，科学的基础是观察的、理性的、分析的，因而“它们永远无法把握生命的本质”〔28〕。要把握宇宙的本质——生命或绝对真理，只能依赖于自我的内省，即用自我的生命深入到对象的内在生命之中，以达到生命之流的交融。这个过程不是一个思维过程或逻辑过程，而是一种神秘的“突现”过程，他称之为“直觉”，“所谓直觉就是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是意志生命的交融”，“我们只能在直觉中，直接地把握绵延”，“直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本身”，“……既不依赖观察点也不依赖任何符号”。〔29〕在这个问题上，胡塞尔提出了他的颇有特色的“现象学还原法”。他认为人的认识要最终达到纯粹的自我意识这个真正的哲学对象，从而获得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就不能依赖于逻辑思维，而必须依赖于一种直觉或本质的直观，通过它来突然实现现象还原的方法，从而直接洞察现象的本质。“正象能直接听到声音一样，人能够直观‘本质’、直观‘声音’的本质、‘实物现象’的本质、‘可见实物’的本质、‘生动表象’的本质；等等。总之，在进行直观时就能一目了然地说出判断的本质”，“本质”不是客观的具体事物的本质，而是“直观所直观到的本质，就是本质的存在；而不是直观其它任何意义的存在。因为本质的直观决不是认识具体事实，它丝毫不包含对任何个体存在的肯定”，〔30〕它是纯粹的自我意识。
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和萨特则信奉情绪体验说。海德格尔从“此在”，即人的存在出发，认为自我总是作为“在世之在”而来到世界上的，而“在世”是通过一种原始的直觉或内在的情绪体验，如挫折、厌恶、孤寂、烦恼、畏惧、甚至死亡等等，来实现的。他说：“在世本质上就是烦，与物相处，烦心；与人相处，麻烦。”烦还不是存在的真正本质，“怕”和“畏”，特别是畏才是存在的“真实状态”或“实质”。他所谓的“怕”，就是对自我周围的人和物的害怕，而“畏”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本能。他畏惧，但没有具体的畏惧对象，“畏不知其所畏者为何，但这又非意味着‘无’，这种‘畏’比前一种‘怕’更可怕；它浸透于自我的心灵深处而永远无法自解，因为它畏的是‘存在自身’”，是随时都可能来临，而又无法回避的“死”，“为死而存在就是畏”，因为“存在总是向一个不确定的确定——死亡而奔跑着。它经常处于一种从自身那里迸发出来的危险中”，“死是未来的一种方式。自我的存在从自我的存在那一刻起，就把这个方式接了过来。”〔31〕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自我存在的实质不是人人随时都可觉察得到的，能在平时日常生活中获得，只有把每个自我彻底个别化，使其摆脱自然、社会、他人，处于孤立无依、无所救助的境地，才能依恃自我、深入自我，以至突然大彻大悟，恬然澄明，这样就认识了存在的真谛。
在非理性主义者看来，这些非理性的认识方式比理性更深刻、更优越，更易达到事物的本质。基于此，他们对阻碍和压抑这些非理性活动的一切进行猛烈地攻击，向一切传统价值观念进行全面的挑战：从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功利观念到自由主义教育、商业文明、审美观念和传统道德，无一不是他们抨击、抵毁的目标。这反映了非理性主义反社会、反历史的特征。
总之，贬低或否认理性，抛弃对客观世界的探求，求助于人的内心世界、本能，这是一切非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归宿。无疑，这样一来，就取消了一切存在的客观源泉，取消了人的正常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把意志、直觉、情绪体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无限夸大，否认、颠倒了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否定了人们把握非理性现象的可能性。卢卡奇指出：“非理性主义是对人类思维辩证发展的一种纯粹反动的形式（在从属和倒退的双重意义上的反动）。因此，它的历史取决于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且它通过下述手法应付科学和哲学所提出的新问题：它把纯粹的问题装扮成答案，并宣称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是认识世界的最高形式。非理性主义认为这种宣称不可解决性就是答案的风格，以及避开和改变答案、逃离答案的主张包含着一种积极解决和对现实的‘真正’认识，这便是非理性主义的主要特征。”〔32〕非理性主义正是从否认或贬低理性出发，最终走向了相对主义、不可知论。
综上所述，非理性主义是一个产生于19世纪末，风糜于整个20世纪的强劲的哲学、社会思潮，影响很大。对于产生了如此重大影响的哲学、社会思潮，我们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一概拒斥的态度，也不能对它报以一种全盘接受的轻率态度。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之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在本体论上，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非理性主义哲学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不予重视甚至忽视的存在领域（如生命冲动、情感、意志等）的强调及阐释，对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和理解世界，是有益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对此加以夸大，把这些东西说成是根本性的和唯一的，从而陷入唯心主义。在知识论上，一方面我们要肯定非理性主义哲学对人类认知活动的贡献，即发现和说明了诸如直觉等手段在科学发展中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能把这一点绝对化，把它们看成是人类认识的本质，从而陷入神秘主义。
* 本文获贵州大学科研基金资助。
注释：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97页。
〔2〕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2页、39页、151页。
〔4〕《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137页。
〔5〕《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24页。
〔6〕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第307页。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93页。
〔8〕同上，第435、436页。
〔9〕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VOLUMES 3 AND 4， 第21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
〔11〕同上，第297、298页。
〔12〕伊·普里戈金等：《从混沌到有序》，第65页。
〔13〕E·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271页。
〔14〕雅斯贝尔斯：《新人道主义的条件与可能》，转引自《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0页。
〔15〕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页。
〔16〕《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4页。
〔17〕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8页。
〔18〕同上，第68页。
〔1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参见《存在主义哲学》，第22页。
〔20〕（前苏联）贝霍夫斯基：《叔本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60页。
〔21〕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402页。
〔22〕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18页。
〔23〕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第178页。
〔24〕同上，第752页。
〔25〕《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98、399页。
〔26〕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转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49、250页。
〔27〕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7页。
〔28〕柏格森：《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7页。
〔29〕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商务印馆1963年版，第67、71、65页。
〔30〕胡塞尔：《哲学是严密的科学》，第31页、29页。
〔31〕《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8页、51、52、70、74页。
〔32〕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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