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发展阶段论文,十一届论文,特征论文,三中全会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2)03-0004-06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还是从方法和视野来看，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本文对这20多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回顾，并着重探讨各个阶段所呈现的特征。
第一，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至1981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的通过，这是在理论上正本清源、在政治上科学定位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破坏和干扰，毛泽东思想一方面被神圣化、绝对化，另一方面又被庸俗化、片面化，毛泽东本人也被蒙上了个人崇拜的神秘色彩。“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都成为纯粹的政治符号和代名词，根本谈不上学术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党内外思想顿时活跃起来。但也有极少数人利用拨乱反正的机会，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力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并亲自主持起草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系统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二个“历史决议”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和基本体系，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而且从政治上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如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正因为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涉及到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这一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便不仅限于纯粹的理论或者学术问题，而是更多地表现出其政治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大讨论，另一方面表现为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都在进行认真的反思。对于这一点，可以从这个时期的思想理论成果中明显地看出来。当时最具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了第二个“历史决议”之外，还有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叶剑英关于建国30周年的讲话，以及邓小平、陈云关于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历次讲话和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的文章等。其共同的特点是立足全局、高瞻远瞩，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不仅为当时的理论宣传把握了方向，而且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建立了规范。这一时期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政治上的科学定位，为开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从1981年下半年学习“历史决议”到1983年底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这是广泛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并适应理论宣传的需要，开始进入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
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后，很快掀起了一个学习高潮。对“决议”
的学习，不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而且也使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
想的研究获得了新的理论支点和思想平台，进入了初步发展的阶段。
首先是围绕着“历史决议”的内容本身所做的阐释性工作比较多。其中突出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一书，用比较翔实的档案文献资料，对决议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思想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详尽的解释，对广大读者学习决议起到了较大的帮助作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围绕着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体系和活的灵魂等基本问题展开研究。如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虽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比较集中和突出的一个领域，但在1981年10月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上，大家争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仍然是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问题；而这次会议最显著的一个成果，也就是围绕着龚育之的有关表述达成了共识，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在体系方面的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原理讲话》，此书因其比较系统全面而又通俗易懂，获得广大读者的好评。
再次，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历史决议”的有关表述进行论证的。如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有人开始探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问题；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有人开始争论“毛泽东晚年错误算不算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有人开始研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著作和思想。正是为了适应这种研究和学习的需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特别是随着《邓小平文选》(1975-1982)在1983年的出版，关于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应用和发展，便开始成为研究重点之一。这种关于“应用和发展”的研究，最先就集中在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上。有学者提出，“历史决议”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既是党在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科学概括所得出的重大理论成果，同时也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这种提法和概括，既是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邓小平的重大理论贡献。
第三，从1983年毛泽东诞辰90周年之后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这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不断发展，并且进入学科建设的阶段。
如果说，此前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会已经开始成立（最早的是1980年成立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专业刊物已经开始问世（最早的是1982年内部发行的上海《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学术研讨活动已经多次举行（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就于1981年和1983年举行过两次）。到了这个时期，研究的队伍已经基本形成，全国先后有十几个省市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各个专业研究会也相继成立。到1986年10月，全国性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也在此基础上宣告成立，过去分散的个体研究被纳入到了相应的组织体系之中。
研究阵地也在不断扩大。各种专业期刊已接近10种，发表的学术文章和理论专著逐年增多。尤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1986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把国外研究的动态、信息和观点逐步介绍进来，拓宽了学界的研究视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全国各主要高校（包括军队院校）开始设立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等教研室，一些专家教授开始招收硕士生（极个别的导师甚至开始带博士生）。国家教委还组织编写了《毛泽东思想概论》等统编教材。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校、社科院系统，也分别设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至此，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学科建设已初具规模。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已经从过去的定义、体系建构等初步研究，进入到全面系统研究。尤其是随着《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诗词选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一些专题文集的出版，相关的专题思想研究也有了较大的拓展，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
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就是思想比较活跃。既能够充分地研究毛泽东正确的理论和实践，又不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缺点。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1988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专门成立了“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并召开了“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研讨会”。次年1月，《晚年毛泽东》论文集结集出版。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法，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从这一时期开始，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有极少数人开始恶毒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专门研究所谓“阴暗面”的问题，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无用论”、“过时论”等错误观点，造成了一定思想混乱。
关于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应用和发展”研究，进一步具体化为“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表明此问题的研究重心已经开始从毛泽东转移到邓小平。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认为是说出了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是用新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1987年十三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并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学者们认为是“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在继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学科的可能性。这是这一学科建设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3年底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这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出现热潮、达到高峰的阶段。
首先是在1991年建党70周年前后，围绕着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在当时热销了700多万套。此外，像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薄一波撰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胡乔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著作或论文，都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做出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在这些重头著作的影响和带动下，出现了大批有深度、有广度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使得这一时期的总体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其次，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和西方国家一度对中国采取所谓“制裁”的政策，使得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开始进一步反思毛泽东建国后的有关论述和思想，深入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也使人们对毛泽东当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发生了浓厚兴趣，学术界发表了许多有份量的著作。比如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一书，曾经多次修订再版。在学术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91年底召开了“毛泽东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不仅对此前的总体研究情况进行了一次大检阅，同时也提出了今后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和方向，这对毛泽东研究热潮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其三，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许多青年尤其是高校学生，开始把研究的目标投向了毛泽东和毛泽东著作。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在今日中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理论是根本行不通的，唯有了解国情，才能走出适合自己的道路。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毛泽东堪称了解国情的楷模，因此许多人便自觉地走上了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思想之路。当时，许多高校都成立了毛泽东研究小组和毛泽东著作读书会。《大学生》杂志还专门展开了关于“毛泽东现象”的讨论，对青年学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其四，毛泽东的文化研究热兴起。出版了《毛泽东的文化观》、《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等著作；随着《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家世》、《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等一些纪实性、通俗化的作品问世，使一个有血有肉的伟人形象真实地展现出来，引发了人们进一步探索毛泽东内心世界和情感历程的极大兴趣，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热”的文化现象。有关毛泽东的歌曲热唱，有关毛泽东的纪念品热销，有关毛泽东的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大量播出和发表。有人为此写研究论文和专著，揭示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形成的经过和造成的影响。
关于毛泽东研究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达到高潮。仅此一年，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文章、著作就达到6000余篇（本）之多。其中有许多论著吸收了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的研究成果，不仅立意新颖、视角独特，而且资料丰富、思想深刻，堪称扛鼎之作。1993年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讨会”，提交了论文100多篇，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标志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达到一定水平。
第五，自1994年至今，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新时期。
1994年以来，毛泽东思想研究在过去高水平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新进展，并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研究资料的日益丰富，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保持了较高的起点。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文集》（8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本）等一系列毛泽东著作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得以陆续出版，不仅为新时期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起到了直接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二）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使得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获得了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年谱》(1893-1949)等一系列权威性研究著作的相继出版，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与此同时，《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一系列回忆文集的出版发行，提供了大量亲见亲闻、生动丰富的研究资料，为广大理论工作者研究毛泽东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把握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他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
（三）随着研究重点的转移，使得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内容不断更新。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开始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如对毛泽东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这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此外，关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实践，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等唯物史观的探讨，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一些过去已经有所研究或者取得一定成果的领域，开始逐渐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如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一工作虽然早就在做，并且取得了大量专题性和阶段性的成果。但随着6卷本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的出版发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还有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到1994年以后，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和深化。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还于1998年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出版了10余本，体系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一些过去已经有过比较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来又开始表现出向阶段化、专题化方向发展的研究趋势。如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已有一系列专著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多卷本或大部头的形式出现。1995年，不少学者又抓住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这个契机，对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军事艺术和哲学思想，着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使新时期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突显了重在抗战时期的阶段化特征。
（四）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已日益成为近几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主题。这种比较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两个理论体系之间，也不仅仅是局限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个人之间，而是深入到了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及其各个成员之间。如在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有学者不仅对张闻天与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对张闻天与邓小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关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提出张闻天不仅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因而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这样一些研究成果，把比较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引起了较强的反响。
（五）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与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人们更加注意从历史的实际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且是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总结。近年来出现的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有一部分过去长期从事党史、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入到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队伍中来，他们既熟悉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又熟悉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善于从历史中去研究理论，从理论中去反思历史，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理论研究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