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恶化:劳动力市场平衡和比较优势_贸易条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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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53(2003)03-0032-03

一、引言

随着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中国的贸易条件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不少研究者对我国的贸易条件问题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赵玉敏等(2002)通过计算四类贸易条件指数,发现从1993~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虽然由于经济全球化,传统的贸易条件的定义已经很难完全反映出一国的贸易活动盈利能力。但是,由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在中国总体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而中国对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变化是由进口价格的变动决定的,因此,利用价格贸易条件来衡量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就是建立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徐建斌、尹翔硕(2002)利用扩展的李嘉图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他们分析认为,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利用比较优势会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因此应战略性利用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

本文在徐建斌、尹翔硕(2002)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以更全面的分析贸易条件的变化。近年来国外制造业有加速向中国转移的趋势,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工厂”,这对中国的贸易条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无疑是吸引这些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在构造贸易条件的模型时,把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考虑进去,这样才能更全面的考虑影响贸易条件的各方面的因素,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加入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模型及分析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

考虑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先进国家1和落后国家2。两国居民的效用函数相同。市场为完全竞争的。先进国家在高科技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低技术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因为大量廉价劳动力)。

假设国家1和国家2所有居民既是消费者,又是劳动者,劳动力数量分别为N[,1]和N[,2],由于现实中发达国家劳动力数量远小于落后国家劳动力,因此可以假设N[,1]<N[,2]。这两个国家劳动力的工资率分别为W[,1]和W[,2],很明显,W[,1]>W[,2]。

国家1(国家2)代表性劳动者单位劳动的产量(劳动生产率)分别为Y[,1H](Y[,2H])和Y[,1L](Y[,2L]),下标"1"、"2"分别表示国家1和国家2,下标"H"、"L"分别表示高科技产品和低技术产品。显然,国家1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国家2,于是有Y[,1H]>Y[,2H]且Y[,1L]>Y[,2L]。国际市场上H和L的价格分别为P[,H]和P[,L],国家1、2不能影响H和L的价格,因此在静态分析中,P[,H]和P[,L]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是给定的。

本模型不考虑资本投入。

简单而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两国居民的效用函数均为Cobb-Douglas函数:

U[,i]=(H[c,i)[α](L[c,i])[β] (α+β=1) (i=1,2)

其中H[c,i]和L[c,i]分别表示i国居民对高科技产品(H)和低技术产品(L)的消费量,指数α、β分代表两国居民对H和L两种商品的偏好程度。由于高科技产品的偏好通常比较大,因此假定α>β。

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达到均衡时时完全专业化分工的,即国家1只生产H商品,而国家2只生产L商品。尽管现在很多跨国公司把生产线转移到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似乎发展中国家也生产高技术产品,但是我们的假设仍然成立。因为发展中国家所做地只是简单的配件安装等劳动,真正有高科技含量的如核心配件的研发等工作仍是在国外进行,这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仍只生产低技术商品(L),而发达国家专门生产高技术商品(H)。

(二)两国完全专业化分工的一般均衡分析

国家1中代表性居民(劳动者)消费者H和L两种商品,只生产H这种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预算约束为W[,1]Y[,1H]。国家1代表性居民的最优决策问题如下:

这样,国家1中代表性劳动者所能供给的高科技产品H[S,1]=Y[,1H]-H[c,1]=(P[,H]-αW[,1])Y[,1H]/P[,H],由于只有国家1生产H,国际市场上H商品的总供给为

(9)式的结果和徐建斌、尹翔硕(2002)的结果相同。也就是说,在考虑了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后,两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不变,两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对价格贸易条件没有影响。由于在对产品的相对偏好、劳动力数量和生产率3个方面国家2都处于劣势,因此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在影响价格贸易条件的因素中,居民对产品的相对偏好(α/β)、相对劳动力数量(N[,2]/N[,1])不容易改变,因此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改善落后国家2的贸易条件。

但是,由(1)(4)两式可得

U[,2]/U[,1]=(W[,2]/W[,1])(Y[,2L]/Y[,1H]) (10)

(10)式和徐建斌、尹翔硕(2002)的结果就大相径庭。徐建斌、尹翔硕(2002)认为两国的效用差距和贸易双方的劳动和生产率无关,但从本文看,影响两国居民效用的影响因素是相对工资水平和生产优势产品时的相对生产率水平。由于通常W[,2]<W[,1]且Y[,2L]<Y[,1H],因此U[,2]<U[,1],即落后国家居民的效用水平要低于发达国家居民的效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把本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作为吸引外来投资的一个法宝,殊不知尽管引来了外资,增加了出口,但是由于工资过低,对本国居民的福利并没有多少改善。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每年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直接投资(FDI)。由于中国潜在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工资水平(尤其是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不会明显上涨,这使得居民的效用水平不能迅速提高。而从劳动生产率来看,FDI在带来资金的同时,也会同时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改善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讨论了只有两个国家时的贸易条件问题。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能改善贸易条件,而且可以增加居民福利。从(9)(10)两式可知,价格贸易条件和居民福利的改善都与劳动生产率有关。在其他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较为可行的。这也说明,传统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对当今的贸易理论仍有指导意义。

然而,现实情况是,发达国家利用已有的优势,不断加大科技投入,使得其本来已经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进一步改善其贸易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科技和教育投入不足,使得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造成自身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这就是所谓的“不对称的中心—外围体系”。由于技术进步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扩散,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进步,那么贸易条件有可能长期恶化下去。

必须指出的是,本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P[,H]和P[,L]是不变的。在动态过程中,随着生产率的提高,P[,H]和P[,L]将会下降,随着价格的降低,产量会随之扩大,对贸易条件和福利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近年来FDI大量涌入中国,推动中国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要使中国从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中受益,必须通过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措施,而不能一直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低工资能使生产成本更低,增加本国的比较优势,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但是,从(10)式我们看到,低工资降低了生产成本,能吸引外来投资却减少了居民福利。而且,廉价劳动力这种比较优势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总会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出现,从而使这种优势丧失。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尽管它的劳动力成本并不低,但是2002年以前美国一直是吸引外来投资的第一大国。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劳动力虽然不便宜,但是素质很高。较高的工资水平使美国劳动力的福利获得了改善。

收稿日期:200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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