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玲[1]2000年在《澳门特区虚假性广告的法制研究》文中指出广告，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活动，在商品社会中，透过这种信息的传递，连系了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迅速地让消费者认识到宣传广告中所推介的产品或服务的内容，而同时亦促进了商品在市场上的流通量。由於广告媒介多样化，宣传的效力宏大，生产者不但可以透过广告，把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在广告上作宣传推广，实际上，它可以有效地把产品的实际价值实现。所以说，广告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然而，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下，一些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不惜以各种非法手段，以发布虚假性广告的行为，通过这些“广告”向消费大众散播虚假信息和资讯，他们为了一己之私欲，置社会或他人的利益於不顾，其後果必然对社会的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和侵害。 今天，世界各地都有虚假性广告的出现，消费者都存在著受虚假性广告的错误引导而蒙受损失，在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同时，也破坏著社会竞争的公平秩序，更危险的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这无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无形阻力。因而，虚假性广告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深切的关注与探讨。 目前，本澳特区在理论与实务上进行全面系统、分门别类的总结和探讨的研究情况尚属空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通过探讨虚假性广告的类型及其表现形式，运用比较国内外不同体系的有关虚假性广告的立法，再结合本地的立法实情，对现行澳门的有关虚假性广告监管进行探讨，从行政管理机构到立法管制，都作出分析和建议。 最後，希望藉著本论文，从多方面著手，特别是通过立法手段，能加强对虚假性广告的监督和管制，从而成功地阻吓、杜绝虚假性广告的出现。
李怡锡[2]2010年在《个人代言虚假广告赔偿责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告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但同时,大量不良广告的出现也在日益败坏着社会风气,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对消费者来说,广告内容是否准确真实,和消费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往往完全是依赖经营者所发布的广告信息。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消费者对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技术、性能、质量等问题越来越难以了解,几乎所有的咨讯和消息均掌握在经营者手中,这就使得消费者相对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对经营者来说,市场经济活动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为原则,但是虚假广告的屡屡得逞,非法经营者的频频得利,使得原本诚实的经营者也开始“蠢蠢欲动”,为了提高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渐渐地随波逐流。虚假性广告也由此日益泛滥。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立法的滞后,使得这种现象无法得到规制。新《食品安全法》尽管在一片欢呼声中顺利出台,但是它带来了新的问题。执法标准模糊,责任主体笼统,“赶尽杀绝”的思想让特殊的代言人主体惶惶不可终日……《食品安全法》最具爆炸性的就是第55条关于责任主体以及连带责任的规定,第一次将个人纳入了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中,而且规定的是连带责任。但是我们在欣喜这种变化的同时,不得不感到一点忧思,这么规定真的是最合适的吗?普通人代言虚假广告是否也该承担责任?凡是个人代言虚假广告所应该承担的责任都是一样的吗?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和普通人代言虚假广告所应该承担的损失范围也是一样的吗?如果真是如此,未免有失公平。普通代言人在代言收益、代言所产生的影响、代言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与名人代言人是不同的,甚至有着很大的区别,从公平的角度出发,我们无法要求不同情况的人承担相同的后果。另一方面,根据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当真要求所有代言人不分情况的一律承担连带责任,是有悖立法者的本意的。立法者的本意在于规范个人代言市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对所有代言人都赶尽杀绝,也不是迫使所有厂家不得已使用动漫作为广告,因为如果果真对所有人不分情况的都采用连带责任,恐怕没有人敢为商品做广告了。话虽如此,我们该如何区分普通人和名人呢?名人承担加重责任的法理基础又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名人承担加重责任的法理基础是保护合理信赖原则,就是因为对名人的合理信赖,才使得一部分消费者上当受骗。消费者购买名人代言的产品,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达到和名人一样的使用效果,没有人为了达到和名人相反的效果而去购买某种商品。因此,对基于合理信赖所为的行为其配套的保护措施就是对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不同的人期待利益自然不同,对名人的期待利益要远远大于对普通人的期待利益。对这种期待所受的损害也要得到应有的赔偿。另外,在各种广告泛滥的今天,并没有一条金科玉律明确规定何者为虚假广告,何者为真实广告,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哪些是虚假广告呢?笔者拟从相关国家和地区对虚假广告的判断标准总结出我国对于虚假广告的认定应该有哪些标准。本文研究借鉴香港、澳门、台湾、美国、澳大利亚、智利、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对虚假广告的规制,结合中国广告代言的现状,试图从多层次多角度,系统分析虚假广告定义、表现形式、判断标准、个人代言的责任,以《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为最终落脚点,力求为个人代言虚假广告的赔偿责任这个问题给出一种全新的思路。
徐莉莉[3]2015年在《呈现与传播:《澳门宪报》中文广告(1850-1911)与近代澳门社会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澳门是中国近代社会向城市化、现代化转型的发祥地,也是近代报刊媒介,特别是中文广告的发源地之一。《澳门宪报》上刊载的中文广告不仅开启了我国近代官报广告之先河,而且拥有我国中文报刊诸多“第一”,如最早刊载博彩和专卖广告(1851年)、船期广告(1854年)、海外招工广告(1856年)、双语报纸广告(1879年)等。这些广告不仅呈现了澳门当地多元化产业经济与社会结构特征,而且也推动了近代澳门的社会转型与发展。因此,从中国广告史研究角度来看,《澳门宪报》刊载的中文广告有着独特地位和研究价值。鉴于《澳门宪报》中文广告的特殊地位和价值,且鲜见有从广告史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论文与专著,本文全面梳理了它的内容,深入解析其基本特征及其与社会背景的关系,特别是做了大量而详实的个案剖析,以期为此类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对我国广告史研究起到补充作用。本文选取的《澳门宪报》中文广告从1850年12月7日--1911年12月30日止,共1234份报纸,2896则各类广告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思路上,首先对所有广告进行系统分类,归纳其总体特点;再进一步对《澳门宪报》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类广告进行统计分析及内容解剖；通过个案研究,深度剖析具体细分项目研究广告与社会发展互动的内在规律。本文理论推进路径为：首先根据《澳门宪报》中文广告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分别从广告发展阶段、内外部环境、刊载数量及类型等方面归纳了其基本特点及阶段性特征；其次系统考察了其如何表征澳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从不同类型的广告作为切入点,对各类广告进行详细的文本解读,分析该类广告的活动主体、内容特征、广告文体形式和语言表述方式等。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分析环境因素如何影响广告,以及广告如何反作用于澳门当地的需求以及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具体研究目标和文本分析对象包括：凸显澳葡政府官方意图与政策导向的政府公告类：包括军事、外交、安全、法务、选举任免类、华人管理表彰、城市与交通管理、税收政策等；种类庞杂的经济类广告：包括鸦片与博彩业在内的专卖广告、海外招工广告、航运广告等澳门近代经济支柱型产业的广告；反映多元文化共存与交融的文化广告类：包括教育考试、卫生防疫、宗教与文化民俗等；反映城市化转型社会广告类：包括入籍、遗产以及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广告。基于上述四大类广告的内容分析,概括并提炼《澳门宪报》中文广告所反映的近代澳门社会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特征,全面评估《澳门宪报》中文广告传播的宏观效果,挖掘近代澳门报刊广告发展的独特价值与启示意义。经过对卷帙浩繁资料的梳理与归纳,尤其对大量个案的剖析,本文对《澳门宪报》中文广告研究形成了以下主要观点：1.《澳门宪报》中文广告开启我国近代官报广告之先河,拥有诸多“第一”纪录,例如,专卖、船期、博彩广告等；2.以巩固澳葡政府的殖民统治为根本目的,是《澳门宪报》中文广告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澳门宪报》作为官方报刊的经营管理方式使其不同《申报》等其他商业化报纸那样注重商业化广告经营。这种媒体功能定位使澳葡政府得以控制和利用广告传播作为手段实现对华人的管控,并在客观上达到缓和民族矛盾、推动澳门城市化转型的目标。这些依托现代媒体强化管理的举措也为探索政府的现代行政管理职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3.《澳门宪报》中文广告涉及各行各业的经济广告反映了澳门近代经济转型的历史变迁,也显露了澳葡政府通过颁布诸如特许专卖等经营管理制度为了达到弥补财税亏空的目的。广告中颁布的各项制度涵盖了大部分民生经济领域,进一步强化了对居澳华人经济行为的管控,这种经济管理思路促成了今日澳门地区独特的产业结构,也揭示了当时政府依赖专卖制度、鸦片贸易、博彩业、海外苦力贸易等特殊产业的经济政策根源及其所引发的负面影响。这些对当代政府主导下的城市经济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4.《澳门宪报》中文广告涉及文化的广告反映并推动了澳门华人在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迁过程。澳葡政府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通过这类广告宣传推行其相对温和的文化治理政策。历史证明,这种文化策略符合了澳门社会“华洋杂居”的文化环境特点。澳门的葡人与华人、天主教与佛教(妈祖)、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能够和安相处、相蓄包容,而没有发生过诸如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冲突。很明显,这是政策导向因素发挥了关键的调和作用。澳门400年相对稳定的文化发展史也表明多元文明的相处并不一定带来对抗与冲突,反而形塑了澳门地区在不同种族、民族的交往中形成的独特文化魅力,在澳门文化迈向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5.《澳门宪报》中的社会生活广告在一定程度上规制和引导了以华人为主体的澳门居民逐步向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中澳葡当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在社会管理职能上的现代政府雏形以及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时代进步性,为今天的澳门顺利并卓有成效地实行“一国两制”的管理方针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础。
张煊[4]2014年在《深圳口岸旅检水客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走私是一种古老的经济犯罪行为，境内外商品的价格差和关税的存在是源动力。深圳口岸是全国第一大口岸，直面国际大都市香港。水客走私随着改革开发和香港回归、以及内地旅客“自由行”和“一签多行”政策的推行，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法律规定海关是打击走私的主体，旅检是海关口岸监管的第一战线，水客走私破坏口岸通关秩序、流失税收、危害政治经济安全，也凸显了海关旅检监管效能低下、有待改革完善的急迫性。本文通过材料分析、实地调研和推理归纳，首先梳理了水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透过经济、地域、监管、法律、观念等角度全面分析水客走私的成因，理论研究与数据推导结合指出了深圳口岸海关旅检存在的主要问题。接着，通过比较借鉴国内外海关旅检水客治理的经验，并运用相关理论分析水客走私行为的基础上，按照优劣势分析法得出海关旅检改革路径：发挥内部优势与应对外部威胁相结合，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分析。在研究深圳口岸海关旅检水客治理的对策时，本文将应对策略做了细致的谋划。优劣势分析显示海关旅检内部优势明显、外部威胁突出。因此，发挥海关旅检自身的优势，就需要以制订完善法律为基石、以优化打私机制为主线、以注重风险管理为创新的三管齐下；应对外部威胁的根本方法在于提升与内地各执法机构以及香港方面的联动协作，同时开放思维引导释放合理的需求。最终达到深圳口岸旅检水客治理的目标，即构建严密监管与高效通关交相辉映的现代化口岸海关旅检监管。
区志权[5]2010年在《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竞技田径的综合分析与管理体制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首先把过去十年奥运会田径项目和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前三名获奖情况进行了统计,以洲为单位,通过一般数理统计找出各洲的获奖情况,从而找出世界田径运动的格局分布。再以同样的方法计算过去十年亚运会田径项目和亚洲田径锦标赛前三名的获奖情况,从而找出亚洲田径运动的格局分布。按亚奥理事会的划分,通过了解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对亚洲五个地理分区的竞技田径的水平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通过对专家的访谈和收集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财政贮备、人类发展指数等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把这些数据与第18届亚锦赛的得分作相关分析,从而总结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竞技田径的关系和影响。最后,通过对田径专家和14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教练员和田协人员的访谈和对有关资料的收集,对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用于发展竞技田径的体育管理体制和培养高水平田径运动员的方法和途径作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研究主要有以下结果。1.世界竞技田径运动以欧洲和北美洲的成绩最好,非洲凭埃塞俄比亚和肯亚横扫中长跑项目,亚洲和大洋洲的情况相约,而南美洲的水平最低。发展趋势方面,北美洲的奖牌数量不断上升,已经开始追近甚至超越欧洲。亚洲主要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共同影响,发展前境不容乐观。2.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三强鼎立的局面已有所改变,韩国的竞技水平明显下降,取而代之是巴林、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印度和哈萨克斯坦。此外,引进非洲专材的例子日趋普遍,相信会为亚洲田径格局带来新的冲击。3.亚洲五个地理分区的竞技田径都有不同的发展,东亚区领导亚洲田径运动的发展,西亚区的进步十分明显。东南亚和南亚田径发展只属一般,中亚国家的表现比南亚和东南亚好。4.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与竞技田径的水平之间没有相关,但从构成社会发展水平的三项指标中发现,经济水平与竞技田径的水平相关程度相当高。说明虽然社会发展水平对竞技田径的水平没有直接的影响,但经济水平对竞技田径水平的影响是正面而且相当高的。5.当社会和经济不断发展和变化时,其对竞技田径的影响是主要的,而非绝对的。不管是职业制、并存制、还是业余制,只要能找到国家和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再配以合适的管理体制和推出有利于发展的政策,才能发挥出国家最大的竞争力。
曾武佳[6]2006年在《现代会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现代会展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各类会展活动、会展产业和会展经济的通称，其核心是会展产业。作为一种“无烟产业”，会展业正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展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合理规划展馆布局，发展会展业”，这表明，会展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亮点。 会展业具有明显的空间依存性和区域指向性。近年来，各类专业性、综合性的国际会展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区际间技术合作、信息沟通、贸易往来、人员互访和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会展业的区域展示性和对区域产业的关联带动性日益显现，各级地方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全国现有30多个地区和城市提出要建立国际性会展中心、区域性会展中心以及会展之都等目标，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成都等城市都相继完成了会展业发展规划，并成立了会展业行业协会。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青岛、昆明、西安、成都、武汉、天津、厦门等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性会展网络已初步形成。“广交会”、“科博会”、“高交会”、“华交会”、“航空展”等一些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展会也已跻身于国际品牌展会的行列，在会展规模、服务水平等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准。会展经济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虽然我国会展经济发展迅速，但与国际发达的会展城市和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和诸多问题。一是会展资源配置能力不强，产业关联带动性还未充分发挥，现代会展的整体效益不高，会展场馆布局不合理、利用率低；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会展业资源配置的客观规律和特殊的空间指向性缺乏认识，制定过于理想化的会展经济发展战略，盲目进行会展场馆的投资，政府对会展业
张振华[7]2014年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形成研究》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问题是伴随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而产生的。在利益格局深刻变动、社会结构深刻调整、思想意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形成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紧迫性为导入,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为主线,对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基本内涵、指导思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形成条件、形成机理、形成路径,以及与中国梦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力求在这几方面论证清楚自己的一些见解和观点,以推动社会在该领域的研究。本文主要分为七个章节,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介绍本选题的原因、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第二章为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概述,包括基本内涵阐释、理论指导、理论借鉴、历史考察四个部分,理论指导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理论借鉴包括中国和西方的相关理论,历史考察主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形成的一系列基本共识进行经验分析。这一章主要回答当代中国社会共识“是什么”的问题,为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问题提供理论框架。第三章从全球化、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互联网的兴起以及社会成员思想意识的嬗变四个层面对社会共识形成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阐述形成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时代背景,提出“为什么”要形成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问题,为分析“怎么形成”的问题打下基础。第四章着重论述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条件,包括实践基础、思想前提、目标指引三个方面。实践基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四个领域；思想前提包括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三个层面；目标指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内容。这一部分旨在说明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形成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借以阐明社会应从哪些方面着手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准备条件。第五章主要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机理,包括基本维度、基本过程、基本规律三个方面。其中,基本维度是求真、求善、求美及其辩证统一；基本过程包括了激发、凝聚、升华三个基本环节,每一个环节在作用对象和作用方式上又各有侧重；基本规律包括竞争与协同的互动、激进与渐进的交替、无序与有序的转化、循环与超越的统一。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是诸多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往往掩藏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现象背后。研究形成机理就是为了从现象背后探究本质,为后文分析形成的具体原则、途径和策略做理论准备。第六章分别从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形成的基本原则、基本途径、基本策略的角度,阐述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路径。主要原则包括在指导思想上要凸出实践性、主要内容上提高针对性、话语方式上注重亲和性三方面；基本途径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涵盖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不同主体；策略主要有正面灌输、疏通引导、主动认同、实践强化。这一部分主要是论述不同的思想意识要素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形成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从实践的角度解答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到底如何形成的问题。第七章着眼于中国梦对当代中国社会形成的促进作用,阐述了中国梦的时代蕴含、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条件,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共识与中国梦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社会共识新境界的观点。这一部分主要是结合实际,探讨当下中国社会共识形成的具体着力点,为研究未来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问题略作前瞻性分析。
参考文献：
[1]. 澳门特区虚假性广告的法制研究[D]. 朱慧玲. 华侨大学. 2000
[2]. 个人代言虚假广告赔偿责任研究[D]. 李怡锡. 北京工商大学. 2010
[3]. 呈现与传播:《澳门宪报》中文广告(1850-1911)与近代澳门社会发展[D]. 徐莉莉. 武汉大学. 2015
[4]. 深圳口岸旅检水客治理研究[D]. 张煊.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4
[5]. 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竞技田径的综合分析与管理体制研究[D]. 区志权. 北京体育大学. 2010
[6]. 现代会展与区域经济发展[D]. 曾武佳. 四川大学. 2006
[7]. 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形成研究[D]. 张振华. 武汉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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