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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康 译）
编者按：《近代中国》杂志1995年第1 期组织西方学者讨论“对中国革命的再思考”。严肃的西方学者在我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曾作过一次反思，1989年以后又作了一次反思。以下是有代表性的一篇反思文章。
宾厄姆顿大学的马克·塞尔登在《对延安时期的共产主义的再思考》一文中，对西方学者自30年代以来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作了综述，并对延安根据地的优缺点，以及延安时期的作法给中国后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30年代与40年代，外国驻华记者，学者与政府分析人员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都作出了判断，这些判断后来均得到政界与学术界的阐发。塞尔登称这些人的解释为第一代人的解释。斯诺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政策，是联系革命政党与贫困农民的主要力量源泉。他强调，重新分配（土地）计划起了关键作用。1940年，乔治·泰勒根据他亲身对华北游击根据地的观察得出结论说，共产党成功的关键，是它能通过对农村抗日斗争的领导，充分利用人们对日本侵略的民族主义反抗。斯诺始终强调土地政策的重要性，而泰勒认为日本的“野蛮性是游击队良好宣传的论据”，前提是只要“他们在一个地区能够呆上足够长的时间，对农民进行组织并将新的士气与政治观点灌输给农民。”这样，泰勒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中，关键是由战争引发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与经济政策。在抗日战争与内战期间写作的哈利逊·福尔曼、根瑟·斯坦、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安纳利·雅各比等将共产主义运动放在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残酷与渎职愈来愈强烈的反感与失望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他们说共产党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成功，在于他们将民主给予了在国民党与军阀统治下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和完全被排斥于政治以外的农民。怀特等认为，民主是与共产党的社会经济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驻华官员约翰·谢伟思在1944年9月4日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他们活动地区的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这种群众的广泛支持，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与方法具有民主性质。”这种民主，突出了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因改善了穷困村民的物质条件而得到了加强。这是民主政治的前提。第四种观点认为，民主与民族主义都不是关键性的，关键是组织上的优势，这使共产党能填补因战争、国民党的溃退与农村中的无政府状态而造成的空隙。美陆军部1945年6月的报告说得很干脆：“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共产党人。他们是中国组织得最有效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人所实行的‘民主’是苏联式而不是英美式的‘民主’。这一‘民主’是由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的，其程度超过了由国民党控制的重庆政府的那种所谓‘一党专政’”。这种“现实的”观点，是50年代统治着美国学术界的冷战观点的先驱。这种冷战观点，以组织和操纵程度来衡量共产党的力量，它强调（中国共产党）紧密遵循“苏联‘党的路线’”，而不考虑，或淡化共产党与农民的联系，以及社会经济政策中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因素。
以上四种解释虽然分别强调了社会经济政策、民族主义、民主与组织和操纵，但却是相互补充的。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不仅持一种观点，而是强调共产党的胜利有多方面原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以后中美两国军事对抗，使人们对中国革命许多问题的争论冻结起来。冷战期间，美国的研究中心已不再是中国的民族与社会革命和党与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而是寻找阴谋家，以便回答“谁失去了中国”这一问题。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影响深远，不但使整个美国外交人员中了解中国的人全部被清洗，而且还以费正清与拉铁摩尔等人为替罪羊。在50与60年代的美苏、美中对抗高潮中，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帝国主义以及抗日战争的兴趣都减弱了，转而对1920—1935年期间的事件发生兴趣。他们强调的是苏联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中的作用。这个时期的著作，重点是宣传共产国际的阴谋与操纵，基本无视中国革命的社会与经济根源，反而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苏联理论与教条的奴婢式的随从。50年代初，中国宣布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这使得学术界更集中地研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操纵情况。
60与70年代，美国学者又回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问题上来。由于他们不能接触中国的档案材料，又不能进行采访，因而他们第一次转而依赖日本军队与外交档案，台湾调查局的档案与情报材料，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时资料库。
查默斯·约翰逊1962年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有力地提出了由日本入侵、占领与绥靖政策所引发的农民民族主义，是共产党在中国获胜的关键这一观点，从而引发了一场争论。他断然抛弃了阴谋理论和各种“组织武器”以及从苏联移植的极权模式等，他专注于战争的特殊重要性，认为战争是重新确定中国政治，特别是党与农民关系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曾企图通过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来建立农村根据地，结果以失败告终。因此，他的结论是，党的战时社会经济政策是无关紧要的，而正如乔治·泰勒以前所说的那样，由战争引发的民族主义是共产党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一书的观点，是中国问题专家对该时期研究的主要观点。这一观点，在共产主义与社会运动的比较研究领域中也颇有影响。由于作者大量引用了日本的情报材料，对中日战争的军事史作了有价值的描述，并且着重谈论了由战争引发的农民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团结因素的重要性。日本占领了大城市、铁路和沿海地区，迫使力量大为削弱的国民党从沿海城市和工业基地退至西南部。这不仅使国民党不能利用中央苏区的历史性失败，以巩固其统治，还在日本战线后面留出了新的天地供共产党开展强有力的游击运动和坚持抗战的农村根据地。
但该书只着重讨论日本的入侵及以后的军事战役，却基本上无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现实，尤其是地主与农民、国家与农民之间冲突的农村不安定局面，以及相互斗争的各政治与阶级力量对待农村的大相径庭的态度。由于约翰逊只强调日本的占领在任何情况下都加强了中国战时的民族主义，甚至日本军事活动对中国农村所造成的影响也被认为不重要了。然而，人们很难接受约翰逊提出的战时民族主义（按卡尔·多伊彻的说法，即社会动员）在各地都蓬勃发展的论断。实际上，在 1942 —1943年，主要承受日本攻击的华北根据地人口从4400万减至2500万，八路军从40万缩减为30万，平原的90%均陷入日军手中。这究竟是社会动员呢，还是复员呢？不论以民族主义还是以其他因素的综合力量来解释，抗日力量与根据地的存在都没有必然性，更不用说胜利了。
许多学者对农民民族主义的核心命题提出了挑战，对该理论的第一个重要批判是唐纳德·吉林在1964年刊于《亚洲研究》杂志上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中的农民民族主义”一文，他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精英们的问题，而对农民的动员则有赖于解决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能力。莱曼·范·斯莱克1986 年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引用凯恩林·哈特福德1980年《逐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与革命》一文的话说：“当地的抵抗力量不是自发组成的……而自发组织的力量，其目的不是为抵抗（日军）”。他证明许多抵抗（运动）是在日本军队前进的区域以外进行的，到1939年，当大多数村庄感受到日军的侵略时，主要的根据地已经建立了。劳埃德·伊斯门（另译易劳逸）在1984年《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中说“到处都明显地”缺乏民族主义情绪，并说“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对日本人并无敌意”。事实上，在日本的50至100万士兵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军队叛变的。
哈特福德证明日本人的镇压，根本没有引起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加强根据地和抵抗力量，反而常常窒息了群众的积极性，将游击力量从很巩固的地区赶了出去，并且缩小了，或消灭了整个根据地。
以上三人的中心意思是农民对日本人的征服与暴行并没有作出自动的民族主义的反应，更不用说抗日的胜利有必然性了。因此，要了解民众对战争与革命的反应，以及农民、当地精英以及相互竞争的党与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需要探究复杂的农村社会和由日本人、国民党、军阀与共产党所执行政策的性质，还要探究各种力量在特殊时间和地点的制衡关系。如果农民民族主义是决定性的因素，为什么是反叛的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能成为这一因素的得益者呢？因此，脱离了共产党的农村政策而谈论民族主义是不能深入分析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后方根据地和加强他们力量的。塞尔登认为，抗日在两个重要意义上为民族主义创造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第一，抗日使中国成为一个抵抗外来侵略与占领的社会；第二，这个社会是指在改革运动的社会，它纠正了中国社会中的“实际不平等和剥削”。这二者的结合就是“延安道路”的核心。但是，这种战时民族主义的前提是假设汉族与少数民族有共同利益。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数十年内，这个前提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民族主义在战时具有解放性质，但1949年以后仅加强了不平等。
7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工作探讨了战争的影响与各种斗争力量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政策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更好地掌握不断变化的党与农民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些新的研究工作集中研究了各根据地，甚至以研究微观社会的方法研究县和村一级的地方。在对地方与地区的研究中，最好的研究表明了具体的生态、政治经济、战争与各种相互斗争的社会经济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将地方放在地区、国家和世界的范围内来加以研究。战时社会与经济政策中最著名的是减租减息，这一政策是用以取代以前没收土地、重新分配土地政策的。但在斗争最激烈的地区，包括以前未经过土改的陕甘宁的一部份地区，税务改革的执行比减租减息更为广泛、彻底。
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大多数华北、华中地区，包括最大的和最重要的根据地里，土地出租率并不高，这意味着大多数家庭并不付地租，许多付租的人是付税的、既有土地又租土地的人。对绝大多数的村民来说，付税的问题是更为紧迫的。第二，卢西恩·比安科1986年在《农民运动》，普拉森吉特·杜尔拉1988年在《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 —1942年华北的农村》以及拉尔夫·撒克斯顿1992年在《农民世界的革命合法性》中均证明，20世纪的农民抗议与反叛，主要是抗税和反对不断强化的国家，而不是反对地主阶级。共产党战时的统一战线政策即建立在这种反对国家的情绪上，并建立了反日本傀儡政权的联盟，这个傀儡政权实施苛捐杂税，强征民伕。第三、在斗争激烈地区， 抗日力量还没有能力进行减租，因为这需要持续动员贫穷阶层并有力量以强调阶级的区别来削弱统一战线。但将较大的财政负担转到富裕家庭身上的税务改革，都可以以行政手段予以推行，且不致造成明显的阶级冲突。税务改革使赤贫者不交税，贫困家庭减税，这有助于巩固广泛的党与农民的联系。
减租减息和税务改革，是共产党通过“静悄悄的革命”削弱农村精英（阶层）的权力并使人们收入均等化的方法，在许多地区，税务改革与减租并没有破坏统一战线。总之，有限度的改革，反而加强了统一战线。
以上的分析说明，共产党在一些重要的根据地里，围绕税务改革、减租减息和互助合作建立了包括赤贫和较富裕阶层在内的广泛农村联合。这一政治与经济政策有助于团结和鼓舞士气，使根据地在面临日本封锁时仍能生存下去。陕甘宁地区的税务改革和互助、群众组织和动员群众参加当地和地区的选举等等措施均已推广到各地，使抗战的社会基础更为广泛，减少了尖锐的阶级对抗。
总之，战时的抵抗运动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一个时期，它对以后的亚、非、拉的反殖民运动也有影响。
然而，塞尔登认为从90年代去看抗日运动，就不会将它看成是完全积极的了。鉴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特别是鉴于他又掌握了有关抗日运动的更多的材料，他认为这些以后的缺点、错误均可以在延安时期的各种措施中找到根源。其核心问题是民主、权威主义、原教旨主义（译按：即教条主义）对毛的崇拜与政治动员的性质等等。
塞尔登以河北平原在建立合作社和为青年妇女举办夜校时的命令主义为例，认为命令主义、原教旨主义与不尊重当地的价值观，如不受到限制，有时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当共产党推行缺乏群众基础的改革时，采取镇压或暴力行动会使群众处于消极、不团结或更糟的境地。他认为动员工作中的这些阴暗面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为在政治中寻找替罪羊、个人崇拜、镇压等。但在抗日时期，这种命令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由于运动需要生存而受到抑制。如在选举中，选举非党员进入当地行政机关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的民主因素。他认为说这是民主因素，是将之与国民党、军阀和日本人的统治相比而言。但是这种民主的种子在人民共和国内并未开花结果。
1942年的整风运动，建立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使各根据地在1942—1944年实施了有深远影响的组织变化。整风是解决党内激烈矛盾的办法，但整风也造成对毛的个人崇拜和镇压知识分子与党的积极分子的思想。王实味事件就是个例子。塞尔登认为，整风是镇压知识分子和形成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根源。但又必须认识到延安时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富有革新和创造性的时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在战时获得了各阶级爱国的中国人的广泛支持。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1949年以后党内的民主声音仍在为反对极权而斗争。这样说并不是原谅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操纵、暴力或原教旨主义的因素，而是说这些倾向在面临强大敌人时为求生存而受到了抑制，还由于抗日运动具有群众性的性质，它不但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受到许多中国知名知识分子的支持。
彼得·施兰在1976年《游击经济》中详细分析了边区在40年代为对付经济与财政危机所作的各项努力。他证明在1941至1944年间，边区政府每年均有大量和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陈荣发证明在1943年至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困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作鸦片买卖才得以渡过的。他认为，陕甘宁政府1944年的开支中有27%依靠鸦片贸易，1945年则达40%，但1945年困难结束后，这项贸易即行停止。他特别强调共产党的鸦片贸易与国民党、军阀的鸦片贸易的区别，指出在边区内是禁止吸鸦片的。
70年代以后，研究重点从全国转为各地区及基层。塞尔登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1971），首先从陕甘宁地区的地形，人口、社会结构、文化与历史传统去研究革命变革的性质，从而对抗日战争的性质提出了基础更为广泛的解释。罗伯特·马克斯1984年在《华南的农村革命》中，拉尔夫·撒克斯顿1983年在《农民世界的革命合法性》以及黄宗智1991年在《中国研究中的危机》中均提出，以往的研究重点只在党和党的政策上而忽略了农民的观点和农民的自发行动。爱德华·弗里德曼1974年在《落后走向革命：中国革命政党》以及撒克斯顿在1983年均提出列宁主义的先锋党的概念被颠倒了，成为党向群众学习，党所提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政策基本上来自村民的价值观，目的是纠正外来侵略者、贪婪的地主与军阀的错误。按照这些人的观点，共产党是代表农村的价值观与愿望的。这一观点认为农民不仅将价值观和信仰带进了共产党，还保存了许多这样的价值观和信仰，大多数党员出身农民从而决定了抗日战争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与农民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但这种以农民为中心的观点受到了比安科1986年的《农民运动》的批评。比安科在研究20世纪农民运动时，令人信服地指出共产党“没有农民（组成的）军队和得到那么多村民的支持，是不可能胜利的。然而，没有共产党，农民根本不可能有革命的概念。”塞尔登认为，这一以农民为中心的观点，可使人们注意到抗日运动中沿海与内陆、城市形成的价值观与农村形成的价值观，党和社会、军队和平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其缺点在于将共产党与农民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一运动是一个双向社会化的过程，农民不仅由共产党改造、塑造，而且反过来也决定了共产党的性质。
塞尔登继而对他在《延安的道路》一书中，对抗日战争所作的肯定评价，作了反思。他认为，从90年代的观点看，应该研究为什么在延安时期的一些民主倾向没有在解放后得到发扬。他认为部份（他强调只是部份）答案在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进程的局限性。这主要是指当时民主的措施是从属于党和军队的。党的绝对领导、思想意识的正统性、党领导的群众路线以及动员的概念都对后来进一步实行民主构成了障碍。
因此，塞尔登认为，在90年代，他得出的结论是：
“延安道路，作为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经验的总结，是反殖民主义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各种提示也适用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这些政策通过减租和税务改革；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使大多数自耕农得以行使权力并为互助、合作和民主采取一些初步的措施。”
“然而，延安道路也包括镇压和精英倾向（译按：精英倾向指由党的领导人作一切决定）。这一点在我原先的研究中认识不足。当这些倾向在人民共和国时期推至极端时，其后果往往是可悲的，而且与革命的最好愿望是矛盾的。这些最好的愿望是民主、平等和提高贫困农村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