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教是世界性的研究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满教论文,研究课题论文,世界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萨满教是世界性的历史文化现象。早在18世纪，国外的民族学家、宗教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及心理学家，就对萨满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二百年来，国外的学者，对萨满教流行的区域，特别是西伯利亚，进行了广泛的科学调查，搜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实物，发表许多论述萨满教的著作和调查报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截止1993年的统计，仅俄国民族学界所发表的萨满教研究著作即达650多种。 本世纪50年代以后，国外对萨满教的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使萨满教研究成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即“萨满教学”。
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非常重视对萨满教的研究，如俄国（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瑞典、芬兰、德国、日本、韩国及中国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各种有关萨满教的杂志，召开区域性和国际性的萨满教学术研讨会，许多国家的博物馆珍藏了大批萨满教的神器、服饰、神谕、神本等等，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对萨满教的关注和兴趣。
国外学者十分重视对西伯利亚萨满教的研究，多数人认为，萨满教在那里曾经是各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发展得很完备，有典型意义和研究价值。
17世纪，一些俄国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便开始了对远东西伯利亚的考察，他们留下了关于这一地区最早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报告和旅行记，今天看来，亦很有价值。在此之后，俄国的考察队接踵而至。1725年至1743年间，两支考察队，对西伯利亚的民族与考古工作进行了调查；19世纪中叶对黑龙江沿岸和乌苏里江边区进行了考察。俄国学者（包括前苏联学者）在考古方面颇有建树，令人称道。
前苏联考古学者对西伯利亚萨满图画的发现，对滨海地区岩画、特别是萨卡其—阿梁岩画的考察，利用民族学资料对岩画的宗教意义给予了充分的揭示，很有学术价值。
“1970年前苏联历史语言哲学研究所考古分队在黑龙江下游博朗村附近的一座岛屿上，离锡伊河同博朗湖的汇合处不远，同一批女真陶器一起发现了一件造型别致，头顶一鸟的大萨满塑像。” （注：〔苏 〕М·В·麦德维杰夫：《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中世纪遗存考查史略》，吉林社会科学院译本。）据富育光先生考证，通古斯各族萨满的头饰不尽相同，赫哲族是鹿角，而满族则是鸟，在一定意义上，头顶鸟的数目越多，萨满等级越高，有的多达13个鸟。头顶鸟的萨满形象同满族的关系无疑是相当密切的。（注：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 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往往把萨满教当作“旧的残余”、“意识形态的敌人”来研究，这恐怕与斯大林时期“左倾”思想路线有关。斯大林去世以后，学术界也有一个解冻时期，苏联民族学进行反思，认为要改变过去学术研究严重受政治束缚的状况，对萨满教的研究，要从根本上有所改变，要把萨满教当作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苏联解体以后，俄国出现了萨满教研究的繁荣时期。
当前，俄国民族学中的萨满教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院系统：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设在莫斯科，下设北方和西伯利亚各民族学研究室、国外亚洲研究室、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研究室。其分所设在圣彼得堡，下设西伯利亚民族学研究室，国外亚洲研究室、澳洲大洋洲研究室。还有西伯利亚总分院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有民族学研究室。
圣彼得堡有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出版《博物馆文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出版《民族学评论》，由一个叫“文奈尔·格林人类学研究基金会”资助出版。（注：北辰：《俄国民族学中的萨满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47页，1995年，（1）。）
俄国近百年来在萨满教研究上成果丰硕，影响巨大，下面我们分别以不同的时期，对一些重要的著述进行简要介绍。
1.十月革命以前，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远东第一个科学研究中心——阿穆尔边区研究会于1884年成立，这是对西伯利亚进行社会考察和研究的必然结果。随后，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有А·Φ·米登多尔弗（1815—1894）的《西伯利亚北部与东部游记》：И·А·洛帕京（1839—1909）编写的《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四十九处古代遗存的若干资料》；Ρ·Κ·马克（1825—1886）的《阿穆尔河游记》等等。这个时期，С·М·希罗科戈罗夫即史禄国（1889—1939）对通古斯人作了全面的、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的著作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其代表作有：《通古斯人萨满教基础试考》、《对满族氏族组织的研究—满族的社会组织》、《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等。
2.十月革命以后，即20世纪初至80年代。如果我们给十月革命前俄国人对萨满教的研究作一个结论的话，大致是这样：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是俄国人对西伯利亚地区各民族萨满教研究的初级阶段，也是资料积累阶段。多数学者把萨满教视为妖术，把萨满视作妖魔的仆从。他们对萨满教的内涵不感兴趣，他们掌握的资料也是零碎、不系统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60年代，由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及其西伯利亚分会的建立，对研究西伯利亚的萨满教起到了促进作用，一系列成果纷纷涌现。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是俄国研究萨满教空前发展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俄国共发表131部有关萨满教的著作， 学者们已经认识到，要把萨满教当作一切宗教发展的必然阶段来研究。
总之，十月革命前，有关萨满教的学术著作，只偏重于对这一宗教外部特征的记述，轻视了宗教在民族史和文化史中的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加速了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学术机关、博物馆和学会组织，恢复并扩大原有的学术团体。苏联加强了对宗教和无神论的学术研究，着手探索全面而科学地阐述宗教的新途径，并把萨满教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加以研究。在这个时期，苏联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著述令世人所瞩目。
А·Π·奥克拉德尼科夫（1908—1981）从事考古工作，由他领导的远东考古勘察队，从1953年起坚持一年一度的发掘工作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由他撰写的《西伯利亚考古新发现》；他与Ε·И·杰烈维扬科合写的《滨海边区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遥远过去》以及杰烈维扬科的《黑龙江沿岸的部落》等，在学术界影响很大。除此之外，В·Е·麦德维杰夫的《阿穆尔河沿岸的女真文化》；Т·В·奥克拉德尼科夫主编的近三百万字的《西伯利亚通史》；Т·В·克谢诺方托夫的《乌拉尔—阿尔泰萨满教对精神失常现象的崇拜》（1929）、《萨满教与基督教》（1929）、《古代东方的游牧生活与神话观念》（1929）、《雅库特人、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关于萨满的传说与故事》（1930）；К·В·维亚金娜的《布里雅特蒙古人的母系氏族残余》（1946）、《蒙古民族对动物的崇拜》（1967）、《布利亚特人的文化与风俗习惯概述》（1968）；В·И·哈西诺夫的《萨满教的特点》（1970）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西伯利亚的萨满教作了评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看，“尽管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的资料，然而对萨满教的全部历史和各主要阶段的历史情况仍不十分清楚。”（注：李冀诚：《苏联对布里亚特蒙古萨满教研究综述》，《世界宗教资料》，5页， 1998年，（4）。）
3.苏联解体后，即本世纪90年代初至今。苏联的解体，由于社会经济不景气，社会科学研究遇到了困难，但这并没有影响学者对萨满教的研究，近十年来，在此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成熟。出现了一批学者，他们的著述同样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其中，持萨满教泛义论的代表人物Е·В·列伍年科娃，于1980年发表了她的专著《马来西亚和西印度尼西亚民族（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全面阐述了马六甲半岛土著民族、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萨满教，该书理论性强，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В·Н·巴西洛夫，于1984年发表的《神灵选中的人》一书，深入探讨和分析了萨满作为“神灵的仆人”的方方面面，发行十万余册，深受读者欢迎。
Н·А·阿列克谢耶夫，继他的《西伯利亚突厥语系诸民族的早期宗教形式》（1980），又于1984年出版了新著《西伯利亚突厥语系诸民族的萨满教（地域研究试探）》，系统分析比较雅库特人，阿尔泰人，图瓦人、哈卡斯人、绍尔人等民族的古老信仰。
Л·П·波塔波夫，于199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阿尔泰萨满教》，提供了许多史料，有助于研究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民族起源问题。
К·С·雅洪托夫，于1992年在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出版了《〈尼山萨满传〉译著》。作者称《尼山萨满传》满文原件手抄本产生于1913年海参崴，现藏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的那部是新发现的一个本子，为研究满族萨满教与民间文化提供了重要原始资料。（注：北辰：《俄国民族学中的萨满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48—150页，1995年，（1）。）
俄国的学者们目前正在系统地整理所积累的资料，对西伯利亚和北方各民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产生及其实质进行比较研究。
欧洲许多国家对萨满教的研究，由来已久，作出了很多的成绩。
匈牙利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和民族学研究会，长期致力于西伯利亚萨满教研究，其中V·迪欧塞吉长期留居苏联， 有机会对西伯利亚的各个民族及其原始信仰进行实地考察，他发表了《西伯利亚萨满教》、《西伯利亚人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匈牙利对萨满教研究的贡献》等，此外，他还为英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长篇的“萨满教”辞条。他与М·霍帕尔合作共同编辑了一部论文集，不久他去世了，此项工作由霍帕尔承担，终于在1978年出版了英文版《西伯利亚的萨满教》，该论文集分理论问题、民族及其萨满、萨满的实践、萨满歌分析、欧亚北部民族的民间信仰等五个部分，收录了苏联、匈牙利、瑞典、芬兰、西德等国学者撰写的三十篇论文。该论文集代表了70年代国际萨满教的研究水平。
瑞典的学者对萨满教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作，如Е·阿尔曼的《昏迷和宗教昏迷》、А·许尔特克兰茨的《拉普人萨满教研究》等。许尔特克兰茨曾以编撰《世界民族辞典》而著名。瑞典是萨满教的研究中心之一。
法国对萨满教的研究也很重视，法籍罗马尼亚人米尔奇·埃利雅德是研究萨满教的专家。他著有《萨满教和古老的昏迷方术》和《澳大利亚土著宗教》等著述，50年代发表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除此之外，М·布戴耶的《萨满教和巫术问题》，А·密特罗的《海地的巫毒教》等，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注：郑天星：《国外萨满教研究概况》，《世界宗教资料》，2页，1983年，（3）。）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德国、芬兰等欧美国家，萨满教研究气氛也很浓厚。1963年，来自各国的35位学者就宗教、萨满教、巫术的相互关系问题，在美国的《现代人类学》杂志上展开了一场国际性的论战，尽管许多重要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对萨满教研究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许多国家纷纷出版有关萨满教的专著，如西德出版了Н·劳代森的《萨满教》；埃利亚德的《萨满教和古老的昏迷方术》；加拿大出版了Н· N·米哈伊尔主编的文集《西伯利亚萨满教之研究》；А·洛海尔的《萨满教：艺术的起源》；美国出版了埃利亚德的《萨满教和古老的昏迷方术》；英国出版了I·刘易斯的《精灵附体之宗教》。
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东欧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各个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所以在研究萨满教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甚至在研究方法上也不能统一。归结起来可分为两大派，历史文化学派和宗教现象学派。
以前苏联、匈牙利等东欧学者为代表形成历史文化学派；以法国宗教学派为首的西方学者形成了宗教现象学派。
“历史文化学派是从民族学的观点出发，即物质文化艺术和民族历史的观念来研究萨满教。这些学者十分重视结合各个民族的礼仪、服饰、铃鼓、送葬仪式、舞蹈、雕刻品等作比较研究，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可以了解到萨满教（比如西伯利亚的萨满教）的整个概貌，而且有助于揭示各个民族的起源以及它们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宗教现象学派通常把宗教现象看作是一些独立的体系，并且也用这种观点来比较和解释宗教信仰。他们认为，萨满教（西伯利亚的）不过是一种普遍现象的一个特殊表现而已，因此必须从全球范围，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它。”（注：郑天星：《国外萨满教研究概况》，《世界宗教资料》，8页，1983年，（3）。）
在亚洲，日本于19世纪末便建立了考古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1884年，坪井正武郎在东京创立了日本人类学协会，一年前在东京大学创建了人类学科。20世纪初，著名学者鸟居龙藏担任该校人类学科的领导人。在他任职期间，不仅对日本列岛，而且对大陆及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及阿穆尔河流域开始了大规模生理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考察，有大批的著作问世。1914年，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这是多位日本学者努力的结果。
在研究古代东北亚民族关系和文化方面贡献最大的日本学者中，首先应指出的是白鸟库吉、鸟居龙藏、小川弘人、三上次男、津田左右吉、江上波夫、和田清、池内宏等人。这一批学者是日本老一辈学者的代表，他们对新石器时代到中世纪晚期考古遗存做了大规模的发掘，对东北亚边区土著民族开始进行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的全面考察，积累了大量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二战期间，对东北的研究受到影响，60年代以后又逐渐活跃了起来。
日本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是神道教，相当于萨满教，它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信仰的核心内容。其中民俗神道，是日本民间广为流行的神道信仰，如对土地神、财神的信仰，以及崇拜神灵祭祖的仪式和占卜、咒术、巫医等方术习俗等，与萨满教没有区别。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日本的神道就是萨满教。
其实日本的巫俗很普遍，樱井德太郎是日本研究萨满教著名学者，他撰写了《日本的萨满教》（上下卷）以及《冲绳的萨满教》，它对日本的巫俗经过十余年的游历和考察，认为日本“各地的巫俗迥然有别”。日本东北方的“市子”（巫女），以及冲绳的“由达”都是具备神灵附体功能的萨满。
近几年，日本学术界从事萨满研究的学者日渐多了起来，成果也很突出，如大林太良的《日本的萨满教系统》、加藤九祚的《日本的萨满教及其周围》、佐佐木宏干的《天皇制与萨满教》，和田完的《阿伊努的萨满教》等。
意大利学者乌戈·马拉齐认为：“在日本和朝鲜，至今萨满教仍很活跃，那里的萨满教是欧亚北部萨满教的一个远东分支。”（注：〔意〕乌戈·马拉齐：《萨满教》，《世界宗教资料》，33页，1993年，（4）。）
韩国学者崔吉城赞同西方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对朝鲜半岛萨满教所做的论述，认为“萨满教则是朝鲜半岛中部以北民间信仰的主流。”（注：〔朝〕崔吉城：《朝鲜萨满教的根》，载于《萨满教研究》第二辑，28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韩国学者金得榥在他的著作《韩国宗教史》中写道：“我们把经过巫师的中间作用向天神祭祀，举行咒术的宗教称之为神教，但许多学者叫它萨满教。这种原始信仰广泛流行于西伯利亚、日本和满蒙地区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之间。”（注：〔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韩国人把萨满称作“巫堂”（巫女），其功能具备“巫病”、“神堂”、“巫仪”等三个条件。
朝鲜半岛对萨满教的研究近年有很大发展，不少学者着力于对古代民间传说的搜集和整理，同时注意到与国外的比较研究，加强与外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交流。
在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始于二三十年代。蔡和森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先驱，它在20年代末，便把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成中文。1924年他编写的《社会发展史》教材，即以《起源》为蓝本。同一时期，蔡元培于1924年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这是中国介绍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第一篇文章。
这一时期，一些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的学者，纷纷去偏远的边疆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社会调查报告，其中以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最为有名。这份社会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他亲眼所见的有关赫哲族的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对萨满教作了详细的叙述，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
解放后，国家有组织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全国少数民族进行分辨和普查，最后，确定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许多民族工作者参与了此项工作，对每个少数民族均写了调查报告，由国家民委主持，出版了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志。各部民族志中，都有大量的篇幅，记载了该少数民族自古以来的宗教信仰问题，一批专著也先后问世。60年代，发表了吕光天、郭布库、乌云达赍的调查报告《额尔古纳河的鄂温克人由原始公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1981年，出版了吕光天的著作《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收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报告资料，其中有不少是对萨满教的描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许多专家，多年以来从事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的一些民族的研究，作过深入细致的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其中也包括这些民族所信仰的萨满教的调查工作。之后，民族研究所组织集体力量着重对萨满教进行历史学、考古学、古人类学及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编写了《萨满教研究》一书，1981年完成，1995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为秋浦。 这是一部理论性很强的有关萨满教的专著，是国内在此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七八十年代以后，东北的许多科研单位和大学从事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考古学的专家学者，开始对萨满教进行深入的调查，收集口碑资料，收集文化遗存，同时进行音像的录制，把满族的萨满跳神活动全貌进行了记录。吉林市满族文化研究会，翔实地摄制了世代生活在吉林松花江畔的锡克特里氏（石姓）1993年冬举办萨满教祭祀典仪的全过程，共10集，这是目前国内最完整的萨满教的录像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近几年，有关萨满教的专著相继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1989），张紫晨的《中国巫术》（1996）、富育光、孟慧英的《满族萨满教研究》（1991）、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1990）、刘小萌、定宜庄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1990），石光伟、刘厚生的《满族萨满跳神研究》（1992）、刘厚生的《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研究》（1993）、陈思玲、刘厚生的《萨满教》（1996）、刘厚生的《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家法礼仪卷》（1997）、台湾庄吉发的《萨满信仰的历史考察》（1996）、 赵展《满族文化与宗教研究》（1997）、张碧波、 董国尧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1993）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专题文化卷》（1995）、姜相顺的《神秘的清宫萨满教祭祀》（1995）、宋和平的《满族萨满神歌译著》（1993）、永志坚的《萨满神歌》（1992）等。
国家对萨满教的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有的课题被列入了国家项目，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萨满教研究，而且走出国门参加学术会议；国外学者也纷纷来中国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成果和观点，大大推动和提高了我国萨满教研究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