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狭邪小说兴起原因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原因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描写狭邪的小说，自唐代以来屡有出现，家喻户晓的就有《霍小玉传》、《李娃传》、《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杰作。然以长篇章回的形式大量出现并形成狭邪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则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注：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早期狭邪小说初刻时间虽能确知，但写作时间已难确考。《风月梦》1884年初刻本有邗上蒙人作于道光二十八年（即1848年）的自序，由此看来，其完成时间当在1848年稍前。《品花宝鉴》初刻于1849年，至于其写作时间，至今尚无定论，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考证为1837—1848年，周绍良则以为应是1825—1835年（见《〈品花宝鉴〉成书的年代》，载《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49—1979）·小说卷》）。《花月痕》首刻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首附咸丰戊午（1858年）眠鹤道人前序及后序，据此，其写作时间当在1858年前。杜维沫以为作于1858年的只是前四十四回，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系咸丰九年后所加，最后修改定稿时间当在同治五年（1866年）。考诸有关材料，杜说似较妥。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绘芳录》有作者写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自序，其创作时间当在1878年前。《青楼梦》初刻于光绪四年（1888 年）， 而所附金湖花隐及邹弢序均作于1878年，因此其创作时间亦应在1878年前。又，关于狭邪小说的类型特征及历史发展，参见拙作《论近代狭邪小说的思想倾向》（载《河北学刊》96年第4 期）及《论近代前期狭邪小说与〈红楼梦〉之关系：以叙事风格为考察中心》（载《中华文化论丛》第1 辑，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在论及狭邪题材缘何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骤然成为章回小说的表现热点时，《中国小说史略》以来的诸种小说史往往语焉不详，关爱和概括了狭邪故事演述长盛不衰的一般性原因（注：关爱和将狭邪故事演述长盛不衰的一般性原因概括为三点：第一，狭邪故事“痛快淋漓地展示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原则和情感指向”；第二，狭邪故事的演述，“有着深广的社会心理基础”；第三，狭邪生活“既与世俗社会保持着广泛联结，又具有自身活动的隐秘性”，因而“具有天然而无与伦比的文学禀赋”。见《悲壮的沉落》第199—20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但未能注意到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与文化原因。本文拟以清朝嘉庆至光绪时期的娼业状况及文人风尚为考察中心，对近代狭邪小说的兴起原因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一
娼妓业的发达无疑是狭邪小说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关于嘉庆至光绪时期的娼妓状况，正史中当然绝少记载，但从一些笔记小说（如《淞南梦影录》、《三借庐笔谈》、《淞滨琐话》、《秦淮画舫录》、《燕兰小谱》等）及学术著作（如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注：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生活书店1934年版《民国丛书》之一种，上海书店1992年据此影印）把清代划归“私人经营娼妓时代”，并分“清代中叶以前之娼妓”、“清代末叶之娼妓（咸丰以后）”及“清代之男色”三部分进行了细致的耙梳整理。王书奴所引用的大多是《清稗类钞》、《扬州画舫录》、《珠江花史》、《金壶遁墨》、《金台残泪记》、《十洲春语》等笔记材料，资料翔实，有关道光以后娼妓业的发展及北京等地的狎优风气等方面的论述新见迭出，足供参考。）中，我们还是可以寻到清晰的痕迹。从有关材料看，清朝顺治至康熙年间先后三次颁布禁令，从而以法律的形式消灭了由唐历宋明的官妓制度，但“雍乾以后，娼妓则依然存在”（注：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第263 页。），而且形成了北京、南京、扬州、苏州、广州、上海等几个娼业繁荣的中心。在这几个地区中，北京的情况最为特殊。清朝法律严禁官吏仕商狎女娼，而北京又是仕商汇聚之地、花雅诸戏班云集之区，因而很快成为“男娼中心”（注：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第325页。 ）。《燕台评春录》说：“嘉道中，六街禁令严，歌郎比户，而平康录事不敢侨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测，少昵妓者”（注：《中国娼妓史》第268 页引。）；《清稗类钞》亦谓：“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注：《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第5155页，中华书局，1986年。）这些记载都是当时北京男娼繁荣的明证。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半为优伶”（注：《中国娼妓史》，第320页。）， 陈森流连北京歌楼戏馆多年，所作《品花宝鉴》专写文人、士大夫与京师优伶的交往，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咸丰时，禁狎女娼的律令稍弛，狎妓之风大盛，“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注：《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第5155页。）。《北京繁华梦》（一题《梦游燕京花月记》）可能就是狎妓之风复炽后的产物（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云“未见”。阿英《晚清小说目》谓“夏侣兰著。一题《梦游燕京花月记》。宣统三年（1911）改良小说社刊。”）。
与北京相比，上海开埠未久，但在娼业发达方面却是后来居上。王书奴指出：
上海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每逢国家有变故，而海上北里繁盛，益倍于从前。贵游豪客之征逐于烟花场中者，肩摩毂击。一岁所费金钱，殆难数计。自道光二十二年末与外人通商之先，上海仅海滨弹丸小邑。一八二四年后，其娼妓事业与工商业有骈进之势（注：《中国娼妓史》第296页。）。
早在咸丰、同治年间，苏州、扬州、广州等地的妓女就纷纷进军上海。1864年，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勋爵声称“筑在租界上的一万间中国人房屋中，有668间名誉极坏，大烟铺、 茶馆以及各种戏院还不计在内”（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27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从巴夏礼的上文看，这668间房屋“名誉极坏”显然与卖淫有关。），一些英国议员也视上海为“罪恶的渊薮”（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27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从巴夏礼的上文看，这668间房屋“名誉极坏”显然与卖淫有关。）。就妓女的数量而言， 上海堪称是中国的色情之都。据1889年刊印的《海上游戏图说》（注：沪上游戏主人编，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石印巾箱本。）记载，上海仅长三书寓（高等妓院）就达213家之多，从业妓女高达1109人， 其他如么二、二三、咸水妹、淡水妹、女堂倌、野鸡等就更不计其数了。一些好事的嫖界专家甚至一再发起选花榜活动，评议产生上海妓女的花界状元、榜眼、 探花。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认为选花榜活动始于1882年，1883年、1884年也举办过。1896年，李伯元在《游戏报》上举行花榜评选活动，并把征集到的推荐书和评语公之于报。1897年、1898年又连续办了数次（注：《游戏报》未能查到，所引材料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127页。）。选花榜是上海花界的一件盛事，这一活动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兴趣。1897年花榜揭晓之日的《游戏报》印了8000份，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花榜之外，还有艺榜、武榜、叶榜等名目，林黛玉、胡宝玉、张书玉、陆兰芬即被封为上海花界的“四大金刚”（注：关于晚清上海娼业状况，可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1860—1910）》。）。
与北京相比，上海的狎妓冶游活动更加公开化，妓院甚至成了重要的交际场所。当时上海的报界文人包天笑就曾写道：“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于此。”（注：《钏影楼回忆录》第359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 ）人们不仅不再以交际青楼女子为耻，反倒以没有烟花场中的“知己”为丢脸面的事，那些交上名花者则四处炫耀，无所顾忌。纳妓为妾之事在上海也已不再稀奇，一些有钱人还像明媒正娶一样大肆庆贺。
韩邦庆在其首先描写上海狭邪故事的《海上花列传》第一回中即慨叹道：“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海上花列传》之后，以上海狭邪事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量出现，单是以“海上”命名的就有《海上尘天影》、《海上繁华梦》、《续海上繁华梦》三种，另有《四大金刚奇书》、《海天鸿雪记》、《上海之维新党》、《九尾鱼》、《最新上海繁华梦》等近二十种。小说家对上海狭邪题材趋之若鹜，《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的“畅销书”效应是一个方面，但也不能排除公众对十里洋场妓家风月的普遍关心这一因素。
北京、上海之外，扬州、苏州、南京、广州也是晚清著名的花柳繁华之地。由《扬州画舫录》、《吴门百艳图》、《秦淮画舫录》、《画舫余谈》、《秦淮艳品》、《白门新柳》、《珠江花史》等专记上述诸地艳迹的笔记即可领略当时的胜况。《风月梦》以扬州狭邪故事为素材，《青楼梦》记金挹香在苏州花丛中的经历，《绘芳录》则兼及金陵、扬州、苏州诸地娼妓事迹。几部著名的狭邪小说恰恰产生于上述地区，这显然与其娼业发达有很大的关系。
二
与狭邪小说的兴起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当时文人的狎妓风尚。文人以狎妓为风流，自古而然，这在历代笔记及文学作品中均有反映。降至清初，侯方域与李香君、钱谦益与柳如是、吴梅村与卞玉京之间的恩恩怨怨，亦是传遍士林的风流佳话。随着乾隆以后娼业的日趋兴盛，文人狎妓之风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龚自珍的狎妓，在其诗词中有明确记载。比如，《己亥杂诗》第95、97、98、99、101首及第245至271 首所咏都是他与妓女灵箫的交往（注：龚自珍的狎妓，既与其怀才不遇的精神苦闷有关，又与其狂放不羁、任性而为的性格有关，动机复杂，此不赘。）。张际亮的《金台残泪记》，对自己的狎优亦直录不讳。该书卷一《徐郎传》下“华胥大夫”（即张际亮）按语云：“余丙戌夏□□报罢，居都下。客尝招之顾曲，意漠如也。及见小郄（按，“小郄”乃张际亮之友“□□□大令”为徐郎桂林所起之别名），始心动。其冬十月望日，有为吴伶礼佛于龙泉寺者，□□招同□□□往观，小郄在焉。始渐狎习。为作《徐郎曲》，颇传于人。”另，由《金台残泪记》可知，与张际亮来往密切的优伶，小郄之外，还有杨法龄、吴金凤、王德喜、丁春喜、张全保、张双全等数人（注：同治六年刻本《张亨甫全集》未收《金台残泪记》， 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收录。）。
更值得注意的是，邗上蒙人、陈森、魏子安、俞达、韩邦庆、孙玉声等狭邪小说家也都有浪迹青楼的经历，而且在小说中也不着意去掩饰自己“常恋烟花场中”的事迹。《风月梦》作者邗上蒙人的生平已难确考，但他的《自序》还是把该小说的创作与自己的狭邪经历联系在了一起：
夫《风月梦》一书，胡为而作也？盖缘余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及至成立之时，常恋烟花场中，几陷迷魂阵里。三十余年所见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倖者，指难屈计。荡费若干白镪青蚨，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回思风月如梦，因而戏撰成书，名曰《风月梦》。
《品花宝鉴》记清代乾嘉时期北京的名伶与公子名士的交往，“细腻熨贴，得未曾有，固平话小说之别开生面者”（《菽园赘谈》）。作者陈森称该书“首尾凡六十卷，皆海市蜃楼，羌无故实。所言之色，皆吾目中未见之色；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发之情；所写之声音笑貌、妍媸邪正，以至狭邪、淫荡、秽亵诸琐屑事，皆吾私揣世间所必有之事而笔之。……至于为公卿，为名士，为俊优、佳人、才婢、狂夫、俗子，则如干宝之《搜神》、任昉之《述异》，渺茫而已”（石函氏《品花宝鉴序》，按石函氏即陈森）。称“羌无故实”，“渺茫而已”，恐主要是为了逃避影射诽谤他人的嫌疑，但若没有在北京“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三月而忘倦，略识声容伎艺之妙，与夫性情之贞淫，语言之雅俗，情文之真伪”（同上）的经历，没有在粤西游览青楼戏馆的所见所闻，而仅凭“私揣世间所必有之事而笔之”，恐很难达到“邪邪正正，悉能如见其人”（幻中了幻居士《品花宝鉴序》）的境界。据魏子安同乡好友谢章铤之《花月痕考证》，魏氏与大同春镜楼校书水芙蓉、长安天香院校书沙阿嫩交往甚密，单是赠沙阿嫩的诗就有六首之多，沙氏卒后，魏子安“哭之恸”，并作《别沙阿嫩墓》诗。谢章铤甚至以为水芙蓉、沙阿嫩即分别是《花月痕》中名妓杜采秋、娟娘的创作原型。俞达功名不得意，中年颇作冶游，又因诸事缠身不能如意，终以风疾卒。《青楼梦》的评点者——俞达的至交邹弢对俞之冶游就颇不讳言。他在极口称赞“俞君吟香”的“青箱家学，黄散才华”后，又以铺叙的笔法描写了他的狭邪经历，并誉之为“洵少年之豪放，实名士之风流”（邹弢《青楼梦序》）。在谈到《青楼梦》的创作动机时，邹弢强调的是“举平生之所历，贡感慨之良深，发挥性情，吐茹风月”，是“追昔时之良觌，成此日之相思”，是“慨舞衫歌扇以全非，问断粉零脂其安在”（同上），这些都与俞达中年颇作冶游有关。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谭瀛室笔记》说，韩邦庆“为人风流蕴藉，善弈棋，兼有阿芙蓉癖。旅居沪上甚久，曾充报馆编辑之职，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颠公《懒窝笔记》甚至说韩氏“与某校书最暱，常日匿居其妆阁中，兴之所至，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盖是书即属稿于此时”。如此说来，干脆连《海上花列传》也是在妓院中写成的了。孙玉声则是“生于沪，长于沪，以沪人道沪事，自尤耳熟能详，况情场历劫，垂二十年，个中况味，一一备尝，以是摹写情景，无不刻画入微，随处淋漓尽致”（古皖拜颠生《〈海上繁华梦〉新书初集序》）。其他不太知名的狭邪小说家是否也有浪迹风月场的经历，我们目前尚难确考，但上述几位名家已很能说明问题了。
不仅如此，当时的文人还热衷于记录妓家掌故。单从文言笔记小说来看，数量就已相当可观。比较重要的有下列诸种：
（1）宣鼎《夜雨秋灯录》三集卷三、卷四多记妓家事迹，珠江、沪上尤多，且时间与《海上花列传》接近，如《胡宝玉》等。
（2）黄协埙《淞南梦影录》专记沪上北里之事， 堪与王韬《海陬冶游录》相提并论。
（3）张焘《津门杂记》卷上《妓官》、 《小班》记天津妓家分布及妓家规矩，《租界例禁》则有“禁娼妓”一条。
（4）黄协埙《 锄经书舍零墨》卷四《烈妓》记从良妓女之殉夫，旨在颂扬妓女之品德。
（5 ）邹弢《三借庐笔谈》卷二《银珠》记咏仙馆主眷一妓事；卷三《红颜福薄》记所嫁非人妓女之不幸；卷四《寅姑》记扬州妓女寅姑事，《奇女子》记扬州妓女刘兰卿殉夫事；卷六《黄金娘》记名妓黄金娘“恃才不肯交俗客”；卷七《吴琴仙》记邹弢本人亲交之青楼知己，后遇人不淑；卷八《妓诗》记嘉兴名妓罗爱爱之《对月诗》；卷九《沈文兰》、《横塘感旧》记上海名妓，《白门新柳》记金陵太平天国后的妓女。
（6）黄钧宰《金壶遁墨》卷二有《义妓》一篇。
（7）王韬《瀛壖杂志》记“客居沪上”之“见闻”， 写“抚时感事之心”，而有关沪上青楼的见闻特多。卷一不仅以四节篇幅记述沪上青楼概况，指出“沪城青楼之盛，不数扬州，二分明月，十里珠帘，舞榭歌台，连甍接栋。每重城向夕，虹桥左侧曲巷中，灯火辉煌，笙歌腾沸，无不争妍取怜，弄姿呈媚。门外钿车骈溢，飞尘散香，裙屐少年，洋舶大贾，辄坠鞭留讌，黄金掷尽，裘敝思归”，而且记载了许多狎妓的典故，如薛时雨在沪上作寓公时与女校书之交往、罗焘之沪上冶游、曹春林留连沪上名妓、青楼娇娃皈依佛家等等。
（8）诸畮香《明斋小识》卷五《名妓》记秣陵名妓事， 卷十二《船妓》记上海黄浦船妓。
（9）王韬《淞滨琐话》卷七《谈艳》（上、中、 下）专记沪上名妓，作者以身历出之，详细而切实。《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还收录了所定书寓花榜及三十六花榜。卷九《红豆蔻轩薄诗》（上、中、下）记上海等地名妓，《东瀛艳谱》（上、下）记日本名妓（东渡日本时所见者）。卷十一《燕台评春录》（上、下）记北京妓女，《珠江花舫记》则是有关广州妓女的记载。
（10）王韬的《花国剧谈》、《海陬冶游录》、《艳史丛钞》专记上海妓女，“备征曲海之烟花，足话沪滨之风月”（《花国剧谈·自序》）。
（11）指迷生《海上冶游录备览》记上海妓女事。
（12）捧花生《秦淮画舫录》、《画舫余谈》及《三十六春小谱》记南京妓女。
（13）司香旧尉《吴门百艳图》记苏州妓女。
（14）顾曲词人《海上群芳谱》记上海妓女。
（15）叶衍兰《秦淮八艳图咏》记南京妓女。
（16）张曦照《秦淮艳品》记南京妓女。
对于清代颇为突出的狎优现象，文人笔记中亦多有记载。比如：
（1）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卷五记清初某观察恋一优。
（2 ）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一《打兔子》一则记毕沅同性恋典故，《木兰诗》一则记某公子狎优事。
（3）吴长元《燕兰小谱》专记北京优伶事， 其卷五有四则涉及狎优。
（4）王增祺《燕台花事录》（下）记“某溺于珠郎”事。
（5）另有《日下看花记》、《片羽集》、《听春新咏》、 《莺花小谱》、《金台残泪记》、《燕台鸿爪集》、《评花新谱》等数十种笔记专记北京优伶事迹，其中虽然没有直接的狎优记载，但亦足可看出文人对优伶现象的关注程度。
记载文人狎妓最为切实的材料莫过于当事者本人的日记。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王韬的日记。 王韬视访艳狎妓为家常便饭， 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王韬日记》仅记载了王韬咸丰八年至同治元年在沪16个月的行迹，但明确提及他在上海访艳之事的就达三十多处，有时甚至是数日间连续访艳，字里行间还夹杂着他的评头论足。试看下列几则：
二十二日（3月7日） 午后，会祝斋招饮，同席邵子馨名珪，吴门人，唤歌者侑酒。明珠、素云两校书，颇艳丽。翠怀殷勤，捧杯相劝，为之罄三大釂。明珠为邵君子罄[馨]所眷，尤为明慧寡俦，曾请画工绘影，遍征名士题咏。酒后亦乞诗相赠，为作七律五章，并撰楹联云：“明眸皓齿清如玉，珠箔银屏望若仙”。……
四日己亥（2月25日） 昨宵饮酒过多，头胀如劈。晨起静坐， 以养心神。午后，孝拱子俊来访，同至褚家觅艳。有金玲校书者，殊可人意。丰神绰约，体态苗条。席间，颇属意于余，意将留宿，余以茂陵小病辞之。酒阑人散，则已街鼓紞如矣。
十日甲戌（3月31日）……薄暮，子骏来，同往访艳。至一家， 初不相识。室中有二校书，一曰采苹，一曰莲香，并皆佳妙，而莲香尤艳绝人寰。银灯既上，小讌即开。采苹善拇战，饮兴颇豪，为之罄无算爵。余谓子骏曰：“饮醇酒，近妇人，正在斯时。”酒阑更永，各自散去。余踏月而归，尚饶余味。（注：上引诸篇日记分别见《王韬日记》第4、137、151—15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同书第157、165页的两则访艳记录也颇为典型：
二十五日己丑（4月15日）……酒罢，同梅坞访艳，迄无所遇。 闻壬叔在褚桂生家，即乘兴闯入。桂生为吴门名妓，艳噪一时。兹年大色衰，而俊骨珊珊，尚可为此中翘楚也。所蓄雏鬟二三，善解人意。薛银涛亦在，壬叔左拥右抱，意颇得。甚恐一入迷香洞中，不能复出，待至金尽裘敝，浩然思归，则晚矣。……
二十七日辛酉（5月17日）……继与子骏偕访絧斋， 小坐于尹松期寓楼。楼中有一校书，在年仅十三四，而态度苗条，已觉可人。絧斋特市鲥鱼留饭。饭罢无事，偕珪斋、松期同往勾栏访艳，查滋泉亦来合并。其中佳者颇多，彩云以媚胜，明珠以韵胜，丁金宝以度胜。布裙椎髻，弥见娟静。有巧云者，肥白如瓠，殊类大体双，颇当余意。絧斋特为东道主人，唤鸨母设宴于小阑干侧。肴炙纷陈，钗环历乱，公弦急琯，顿破愁城，不知江以南之乱离满目也……）
在晚清的上海，象王韬这样的风流才子为数不少。王韬的好友、江南制造局编译李善兰比王韬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包天笑回忆，清末有的报界文人每晚必去妓院，借妓院做会客之处，甚至连写作也搬到妓院中进行。包天笑本人也经常去吃花酒，他晚年回忆说：“无容讳言，20年颠倒于狂荡世界，诚难自忏也。”（注：《钏影楼回忆录》第354 页。）沪上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也是艳迹昭彰的人物。李伯元每天必去张园茶座与林黛玉等名花啜茗酬酢，对上海花界之事了如指掌，各大名姝亦无所不识，人称“花间提督”。李伯元的主要文字助手欧阳钜源，青春年少，才华正炽，不幸随他坠入花丛，年仅25岁就染性病而死。1896年李伯元在上海创办《游戏报》、《世界繁华报》，专做风流游戏文字，“记注娼优起居”。他在创办《春江花月报》时，还将《论语》改写成嫖经，结果报馆被当局查封，罪名是“侮圣”（注：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第1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吴趼人虽不像李伯元那样放荡，但于花场之事也堪称行家，其《上海三十年艳迹》对上海各路妓女的色艺品行、逸闻韵事的记载，可谓详悉备至。
本期文人狎妓的动机并不整齐划一。这里既有陈森、魏子安等人的仕途淹蹇、“孤愤”难遣而在青楼中寻觅知己，有李伯元、吴趼人等“职业作家”的风流自赏，恐怕也难排除某些文人对感官刺激的单纯追求。但无论如何，文人狎妓之风的兴盛，无疑为狭邪小说的产生准备了充足的创作力量，也为该类小说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应当指出的是，与其他小说类型一样，狭邪小说的兴起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上面所探讨的嘉庆至光绪时期的娼业状况及文人风尚只是狭邪小说产生的多重背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狭邪小说“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所谓“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注：[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106页，三联书店，1984年。）也是不容忽视的，笔者拟作专文论述，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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