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有过三次下野，都很快复出。第一次是在1927年宁汉对峙期间，第三次是在1949年国共决战期间。对这两次下野，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对1931年的第二次下野，已有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① 蒋氏这次下野，同前后两次最大的不同点是压力完全来自国民党内部。胡汉民曾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② 宁粤对峙因受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双方被迫放弃武装冲突，在上海举行和谈。和谈的最大成果，是以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来结束党内政争，并改组国民政府。尽管蒋介石成功地将汪精卫从粤方阵营中分化出来，但粤方并没有放弃逼蒋下野的初衷。③ 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象征团结、统一的四全大会只能无奈地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分别举行，毫无团结的气氛，并最终迫使蒋氏下野。正因为此次党争源自国民党内部，涉及的要角又多为党国元老，在国民党核心档案没有公布前，学界很难把此事说清楚。本文主要依据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国史馆”现已公布的原始档案，重新梳理并说明这一看起来扑朔迷离的党内纠纷的来龙去脉。
一 蒋介石被逼下野
1931年11月7日，宁粤双方在上海的和谈会议结束。12日，南京四全大会首先举行。开幕当天，蒋介石自我检讨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曾自信地表示：“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④ 并感慨：“全国党员谁知余为党之苦心也。”⑤ 从这两句话中不难读出蒋并不甘心履行他在上海和谈期间对粤方所做的下野承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介石一度动摇过同粤方的对抗，甚至表示今后要放弃内争，专心抗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作为一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领袖，他是难以忍受的。11月17日，南京四全大会尚未结束，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曾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当晚，蒋令负责同粤方谈判的宁方代表陈铭枢，赴上海邀请已从粤方分化出来的汪精卫来京主持中央。⑥
对蒋介石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难言之隐。第二天，陈铭枢电蒋报告同汪会商结果：“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孙科)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座意入京负责；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围内约粤方同志取一致。”⑦ 此时，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积极同汪精卫联络。李致电吴稚晖、张静江报告汪之最新动态：“精卫兄今早来谈，意谓介公须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实行，万不宜冒然下野，既无益于妥协，反致益增纷扰。”⑧
但蒋介石让出中央权力的举动，却遭到宁方内部几乎一致的反对，甚至连赋闲在沪的盟兄黄郛也深不以为然。11月18日，黄郛在日记中写道：“傍晚岳军(张群)来报告介石之新决定(让中央于汪，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原注)，予深以为不妥。因此种形式等于对日宣战(最少亦可为谓对日备战——原注)。在此国联尚未绝望之时，似尚不可孤注一掷，举国以殉也。”⑨
11月20日，蒋介石再次召集干部洽商进退问题时，有如下一段有趣的对谈：
吴敬恒曰：“精卫毫无诚意，徒为金蟾[蝉]脱壳之计耳。”陈铭枢愤然力争曰：“精卫必有诚意，当与合作也。”公(指蒋)曰：“过与不及皆未免错误。精卫生平固少诚意，但此次则不得不与合作耳。”吴老叹曰：“吾终以政治为不良之物也。”公则笑曰：“余终以人人为可信也。”⑩
蒋介石此时深信自身实力最终能左右局面，这源自对汪精卫的深刻认识，特别在得到陈铭枢等人详细密报后，他对粤方内部分化态势的判断已成竹在胸。此时除汪外，孙科的态度也令蒋增添了不少信心。“哲生曾对其亲信说那一回(反蒋)彻底过，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关碍展堂(胡汉民)一人。缘展堂一月以来所持颇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粤四全之波折，实则汪、胡两派之争执。此后只要展堂不来或出外暂避，汪等即决赴南京。”(11)一旦掌握住汪精卫和孙科，粤方所能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便大打折扣。11月22日，蒋在日记中充满希望地写道：“此次代表大会幸已告一段落，此为对内之一难关。今既平安度过，增加余之奋斗勇气不少，益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12)
但此刻蒋介石面临的环境仍很险恶。东北被日本武装占领，使身负政府重责的蒋介石不能不受到民众的强烈责备；在国民党内部，尽管粤方内部已有分化，但并没有彻底破裂；外患日急，又逼迫他必须尽快做出决定。24日，蒋再次召集熊式辉等人商谈“北上抗战”之策时，众人“皆坚持不可”，对蒋之“辞职下野，则赞否参半”。(13) 其实，蒋在内心中就是否下野，也仍在不停地斗争着。从以下几段日记中，多少可以读出蒋氏此刻的心态。
(11月24日)余决心北上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可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千万世，且可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国家之复兴未必不在于此。乃国人不谅，干部阻止，以为我不北上，可以避免倭寇之挑衅，而得苟安于一时。呜呼！国弱民愚，非老衰，则幼稚，实无可救乎？……如果余下野之后国家能统一，外交得胜利，则余之下野不失为革命者之立场。(14)
(12月4日)余此次失败之原因，在于对老奸严拒过甚，以致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等外交派不恤卖国以倒蒋，此其一；又对于学者及智识阶级太不注意，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仇敌，以致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管教能力，徒增扰乱，此其二；又政治与党务两方面人才皆缺乏，根本上干部中无一得力之人，以致余如诸葛孔明之治蜀，每事非躬亲不可。古所谓“股肱惰哉，庶事业丛挫[脞]哉。”焉得不徒劳而无功，此其三；又边防将领绝不得廉颇、李牧其人，以致邻敌轻侮，东北失守。事后欲求挽救，虽有岳鹏举，而无牛皋、王桂、汤怀可共生死之人，此其四。呜呼！有此四因，不失败何待。余知之矣。自取之也，夫复何言。(15)
(12月8日)此时主战，战必败，则以全国殉余一人之历史；如媾和，则余一人之历史，乃为全国而牺牲矣。又恐媾和以后，国民精神散漫，仍不能卧薪尝胆，则民族更形堕落也。(16)
12月5日，粤方四全大会终于闭幕。会后粤方决定先派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赴上海，同宁方接洽合开四届一中全会事宜。而在广州四全大会期间，汪精卫借粤方内部矛盾，暗中操纵汪派代表脱离粤方，借口共赴国难，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三地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并抢在广州四全大会前选举出十名新的中央委员。尽管粤方否决了汪派的中委资格，但此时因尚未成功逼蒋下野，所以还不愿公开同汪派分裂。为此，粤方主动致电汪精卫报告粤方最新决定：“联席会议决定暂仍在粤成立中央党部。俟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参加第四届中委第一次会议。”(17) 汪精卫得电后即将该电转发何应钦报蒋介石。(18)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更想尽快将汪拉入宁方阵营，特派何应钦、邵力子赴沪，嘱其用“中正名义”，“促汪先生即速入京”。(19) 7日，汪精卫对陈铭枢明确表示：“粤会所举之执监委纵不来，亦可赴宁，但有先决两条件：一要拟具治国方案，经蒋承认；二要整个的合作，不应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20)
就在汪、陈会谈的当天，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干部会商对粤办法。他一度想采取极端措施，不惜以取消党治为名，来打击粤方在宁粤对峙期间所坚持的“党统”。他表示：“余拟即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因本党自不振作，现已失却以党治国精神。而胡汉民等凭藉党之资格，实行害国毁党，将使我总理手创之党蒙被污点，余心实不忍也。况且中国由我而统一，亦应由我手以奉还于国民也。”(21) 由此可见，蒋介石还是不愿轻易放弃权力。但吴稚晖立即表示：“此着太险。目前只有以静制动之一法耳。”蒋“默思良久”，不得不承认：“吴先生之言亦自有深见也。”(22) 此时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结束训政，固然可以打击粤方所凭藉的“党权”优势，但同时也危及宁方政权的合法性，蒋最后只好放弃这一险着。
12月10日，粤方代表孙科等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与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孙科首先声明，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代理人选必须为粤方同意者。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23) 宁方内部开始出现不一致的论调，为此蒋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知哲生等必强余辞职始快，真如(陈铭枢)亦受若辈之迷矣。殊不知以余为领袖，而又有坚强之干部，国虽危尚可为也。乃干部动以退让为得计，内部之心不一，领袖之志难行。余近得政治哲学二语，曰：政者进也，贪者退也；领袖欲进，而干部欲退，虽有大力无推动，奈之何哉！”(24)
12日，蒋介石召集干部继续会商进退问题。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都反对蒋下野，一致表示：“介公必不可退。介公退，则中国休矣！”唯有何应钦表示：“真如之言亦自有理。总座请细思之。”(25) 对何应钦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蒋非常不满。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稚晖、石曾、季陶、铁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何应钦)、真如等则惟恐余退之不速也……此时救国，惟有余不退之一法。但欲余不退，惟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于余一人，则国始得救。否则，如今日情形，群言庞杂，主张不一，彼此互相牵制，不许余主持一切，而欲以无责任、无意识、无政府之心理，利用领袖为傀儡，则国必愈乱。余之身败名裂、个人牺牲固不足论，但余虽牺牲亦不能救国之危亡。呜呼！天下事之至惨，未有如今日之甚也。”(26) 此时，蒋介石深知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一时无法做到，局势又不许可长期僵持，自己如再不宣布下野，上海和谈期间达成的四全大会后宁粤双方合开一中全会的协议便不可能实现。在各方面压力下，作为权宜之计，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同日，中常会临时会议批准蒋介石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并决定以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27) 至此，粤方要求如愿以偿。
但蒋介石的实力和影响仍在。他辞职前曾得蒋伯诚来电，转述韩复榘的效忠之意和三点意见。蒋伯诚电称：
向兄(韩复榘，字向方)表示决心服从钧座，他方来人接洽仅与敷衍而已，并对钧座贡献意见三点：一、粤方全部来京合作为上策；二、粤方一部来京合作，联络党外人才赴国难为中策；三、万不得已离开中央，暂驻洛阳，整顿北部，使捣乱者对内对外无办法时，再出负责为下策。请钧座切实准备。(28)
蒋介石对韩复榘的意见深以为然，当即批复道：“向兄所见甚是，当照此酌办也。”(29) 为了减少今后“再出负责”时的障碍，蒋预先做了周密布置。他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主持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四个省政府，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分别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兼甘宁青宣慰使。(30) 会后10时才赴中常会提出辞呈。(31) 另据《黄郛日记》，蒋还令钱昌照转商黄郛，请黄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黄郛以“非其时其地”而婉辞。(32) 在蒋氏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多为听命于他的军人。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蒋辞职的第二天还致电各路军总指挥及军、师长表示：“中正辞职通电谅达，但中正对我患难生死相从之将士必仍负责维护，望各安心服务。”(33) 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为准备“再出负责”埋下的种种伏笔。
此时蒋的最大本钱黄埔系军人纷纷电蒋表示效忠，其中尤以刘峙的效忠电最为谄媚：“敬悉钧座辞退，不禁感慨万端，涕泣交下。忆职自追随钧座，甄陶爱护，无微不至。一日失所依恃，有如婴儿之失慈母，怅触之情，何以为怀。惟有始终以钧座之心为心，钧座之意为意，勉竭驽骀，藉报殊遇。海枯石烂，至死不渝。”(34) 胡宗南的效忠电报除向蒋表示“全军彷徨，立请指示方针，以慰众望”外，并建议：“请迅令戴笠同志急组联络组，以联络各地忠勇同志为目的，为在野时间的领袖与干部联络的惟一机关。”(35)
唯有陈诚来电中的态度稍显消极，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在下野前秘密处决了邓演达。邓氏曾协助蒋氏创办黄埔军校，在黄埔军人中有较高威信，同陈诚私交密切。1930年，邓演达自德国柏林返沪，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表面上该机构为国民党内的一个左派组织，但仍被改组派视为“共产党右派”。(36) 甚至有人直接称其为“第三党”，邓也不否认，并在蒋政权内秘密活动。此外，邓演达还成立“革命黄埔同学会”，与蒋控制的“黄埔同学会”对抗，又派人到陈诚的十八军活动，希望依靠陈诚的关系反蒋。(37) 黄埔系是蒋最重要的力量，而邓演达的特殊身份，能直接威胁到蒋氏的基本队伍，这是蒋氏最不能容忍的。1931年7月，蒋密电陈立夫：“邓演达在沪活动，非设法拿获不可。望速设法，或派黄埔生为间谍亦可。”(38) 8月18日，邓演达在上海租界被捕，立即被引渡到南京，蒋在邓案上亲批八字：“煽惑军队，扰乱邦家”，(39) 并于下野前将邓秘密处决，消除这个在他看来最大的隐忧。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邓演达之死，是由于陈诚的出卖，并引起一些当事人的争论。(40) 笔者在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中查到陈诚获知邓演达被捕后，致电蒋介石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的电报，蒋也复电表示“宽大办理”。(41) 当陈诚得知邓被处决后，即电蒋辞职：“顷据确讯，择生(邓演达)兄经军法司判死刑，人亡国危，痛彻肺肝，猥以微贱，久承嘘植。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耿耿内疚……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42) 蒋当即复电陈诚不准辞职，并称：“革命可否为私情而忘公？又今既证实择生有叛党乱国之罪，而不能伏诛，则纪律不张，何以革命。望勿以私害公，为友忘党，并勿再作如此离职之言。”(43)
当然，陈诚终归是蒋的心腹干将，对他不能仅仅斥责两句而不管。此前，宋美龄曾将谭延闿之女谭祥认作干女儿，做媒许配给陈诚。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致电陈诚劝告：“当此国难方殷之时，结婚以暂缓为宜。”(44) 为了进一步安抚陈诚，蒋在接陈诚辞职电后十天，再电陈诚：“元旦结婚，专此恭贺。惟沪上为繁华之地，一切务从节俭为宜”，并托宋子文“代送贺仪五千元，另送礼物约价千元之数”。(45) 从此，陈诚对蒋更是忠心不二。
12月22日，蒋由南京返回故乡浙江奉化。24日，他在家乡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反思道：
此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之不能自主也。始则迁就老者，致对俄外交、对左派策略，皆不能贯彻余之主张；次则又迁就于本党历史之关系，允纳胡汉民等参加政府，以至于不可收拾；又次，则疏于防范，以致唐绍仪、陈友仁辈之勾结倭寇，陈济棠之勾结左派桂系，及古应芬辈之利用陈济棠，皆未之预知，致陷于内外挟攻之境；又其次，则任教育界及智识阶级之操于反动派之手，以致青年学生浮动扰乱。(总之，余不能用人，干部无组织。军事干部尚有熊式辉——原注)(46)
二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12月16日，当粤方得知蒋介石宣布辞职后，立即派李宗仁、马超俊等分两批自广州赴南京。宁粤双方终于能够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
随着粤方代表的入京，一个新矛盾又呈现出来。大会召开前，对汪派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召开的第三地国民党四全大会所选的十名中央委员资格问题，出现较大分歧。由于粤方不承认汪派中委资格，汪精卫因此信誓旦旦地在沪表示：“无论如何，兄弟代表主席团各位同志，可以负责的说，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47)
对于汪精卫同粤方的分歧，蒋介石自然求之不得，并乘机极力拉汪入南京阵营。16日，已下野的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在讨论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委员问题时，陈立夫提到汪派“大世界(指汪派四全大会选出的十名中央委员)的怎样？”蒋即表示：“大世界的也要来的。如发通告，笼统一点。大世界的名字可以不写。”(48) 18日，刚刚入京的汪派主要人物陈璧君、顾孟余、陈公博即来拜见蒋介石，请蒋“助其解决上海大世界十委员问题”，并表示唯“先承诺”，“精卫然后乃肯来京”。蒋对此“毅然允之”。(49)
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终于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留函孙科、于右任等表示，“全会即开，弟责既完，如再不行，必为本党之梗。故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50) 表面上，蒋做出一副解甲归田的姿态，暗中更加紧了联汪制粤的步伐。蒋在离京前特意召见汪派骨干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三人谈话，“大意谓本党现值存亡危急之际，急须一得各方信仰之领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中兴本党非汪莫属。”(51)
当日下午，一中全会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宁粤双方首先对汪派中委资格发生激烈争论。接受汪派中委，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宁方自然表示赞同。石瑛首先主张汪派中委应该出席，引起粤方的反对。吴稚晖则以中立者的姿态说：“这件事本来与我们是不相干的……粤方既多九人，势难取消，不如依何委员应钦所提议听京方亦增九人。此十八人……定名为次候补”，“大家以为这个办法可以实行，在南京方面褚委员(民谊)和本席愿意改为次候补委员。”原本支持粤方的林森也表示：“本席也是监察委员，现在也愿意改为次候补委员。”石瑛更直截了当地说：“中央委员又不是有权利的事，不妨在今天会议中决定再扩充候补委员九人，不必另定次候补等名称。”石同时表示愿意退让为候补委员，陈璧君、马超俊等纷纷附议。(52) 最后，由主席团提出折中方案，沪选十名中委除张发奎由粤方同时选出外，其余九人全部承认，另增加中委九人，京方得五名，粤方得四名。叶楚伧并表示：“在名单发表时不必写明京方和粤方。”(53) 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四届一中全会，共通过各类提案39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和谈期间粤方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案》。该案由粤方代表伍朝枢起草。伍氏在第一天正式会议上首先向代表解释道：
本案除一小部分外，均系根据上海和会双方所拟定的条文草拟而成。本案的理由很简单，第一项我们想把以后的国家元首在政治上处于超然的地位，不受政潮的牵动。这是与中国的情形比较适宜，否则如这几天的情形，就可以看出来元首的更动几乎使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所以为避免这种流弊起见，“国民政府主席不负政治责任，不兼其他公职”，其资格就定为“以年满六十岁，众望素孚者充之”。又为维持其地位的超然，规定“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在元首之下，由五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元首好似立宪国家的总统，行政院长就等于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在立宪国家的总理对国会负责。(54)
粤方的《中央政制改革案》，就是要推翻蒋介石在5月间召开的国民会议中通过的“约法”所赋予国府主席的种种特权，这是南京所不能接受的。吴稚晖首先反对说：“本席以为上海和会的决议应该尊重……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曾决定原则接受，但对于过去法令及约法有抵触者不能接受。”吴氏的发言立即引来粤方的反驳。李烈钧坚决表示：“现在应拿上海和会的决议作基础。”邹鲁也称：“和会决议或不免与各方面的法律有抵触，但现在我们只能处处从共同方面着想，尤应注意的就是不要使和会决议发生摇动，否则散漫无归，一定得不到结果。”(55)
由于粤方坚持捍卫上海和会决议，宁方被迫放弃。但宁方又将攻击矛头转向国家元首的年龄限制问题上。尽管粤方代表一度表示退让，将国家元首年龄限制由60岁降到50岁，但宁方代表仍不依不饶。张道藩首先质疑粤方制定年龄限制的理由，他说：“年龄的规定应有一定的标准，若昨天定六十岁，今天定五十岁，或者明年定七十岁，后年定八十岁，那么其限定的理由是在什么地方？”邵力子提醒与会代表：“汪精卫与蒋介石两先生今还不到五十岁，这是我们不能不声明，请各位注意。”邵元冲也表示：“这是应该在事实方面去求解决，并不要有这许多的考虑。如果要定条文，这一点意思还不充分，应该还要详细一点。所以年龄一项殊可不必规定。”(56)
最后，全会决议把“以年满五十岁，众望素孚者选任之”改为“以年高德劭者选任之”，并明确规定：“国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由“行政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57) 不难看出，以上规定完全是针对蒋介石而言。全会依据该案修正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推翻了当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蒋介石的一系列特权。原来经五中全会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民政府主席不仅对内对外代表国家，还身兼三军统帅，任期毫无限制，且五院正副院长、陆海空军副司令及直隶于国民政府之各院、部、会长及立法、司法两院委员，均由国府主席提请任命。而新法则规定各院正、副院长，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行政院各部长、委员长人选、立法、监察两院委员则由院长提请国府主席依法任免。
改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人事组织，是四届一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会前，胡汉民致电孙科、邹鲁、李文范等人表示：“行政院长汪、孙二兄任属一人，弟均赞成，弟是以在野之身份为两兄之助，庶裨于党国。”(58) 而此时汪精卫已同蒋介石暗中联络成功，他相信蒋介石下野只是暂时的，自然不愿在粤方逼蒋下野的时候出掌行政院，因此称病滞留上海。胡汉民、蒋介石也都不在南京，行政院长一职就非孙科莫属了。
国民政府主席人选，也可谓是一波三折。粤方最初的人选是唐绍仪，蒋介石则“希望林森、孑民(蔡元培)等老人出任，而反对唐少川(唐绍仪)”。(59) 上海和谈时，有记者问汪精卫：“设将来主席有更动，对继任何人有谅解否？”汪即答道：“假若余投票愿投孑民也。”(60)
但部分当事人对此事的回忆有较大出入。据陈铭枢说蒋介石原来希望于右任出任国府主席，后因陈力荐林森，蒋乃改变初衷，亲笔致信林森，由陈铭枢前往劝驾，林森最终才接受国府主席一职。(61) 而据追随孙科的周一志回忆：“国府主席由‘年高德劭’者担任，此四个字是梁寒操想出来的。蒋本属意于于右任做主席，大家觉得林森更符合四字的条件，于是于右任的目的没有达到，听说气得哭了一场。汪到沪后，看到蒋及胡都不会赞成蔡元培，也就不敢提蔡了。”(62) 而杨玉清则对陈、周二人的回忆提出质疑：“凭我所知，和他们的看法多少有点出入。我只知道林森之所以能作国府主席，是得力于胡汉民给汪精卫的一封信。”胡在信中表示：“以我的意思，是觉得林森最为合适。”(63)
从档案记载来看，最初宁粤双方均同意林森暂代国府主席。邹鲁还电阎锡山表示“正式主席仍拟林”。(64) 出人意料的是26日宁粤双方却“商定以于右任任主席，汪、胡、蒋任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孙任行政，溥泉(张继)司法，子超(林森)监察，孑民考试，立法让诸粤方，人选尚未定”。(65) 但两天后，全会最后公布的新任国府主席却又是林森，五院正副院长也有很大变动。大会选举结果如下：行政院院长孙科、副院长陈铭枢；立法院院长张继、副院长覃振；司法院院长伍朝枢、副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刘芦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副院长丁惟汾。(66)
为了进一步削弱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粤方最初设计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拟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取代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在这方面的职能，对此伍朝枢曾解释说：“一个政府总要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现在就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委员人数未定，惟规定中央执、监委员及行政院长、行政院各部长为当然委员(如行政院有副院长自亦加入)，使本党最高机关的中央执、监委员和负行政责任的行政长官并合组织之。又以人数稍多，在会中设常务三人轮流主席。”(67)
这一提案在蒋、汪两派的联合抵制中终于流产。全会决定仍保留中央政治会议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大会主席团在选举新一届国民政府委员时，特意提出两点声明：“一，五院院长、副院长及所属各部部长、委员会委员长不兼任国府委员；二，现任军人不兼任国府委员。”(68) 从这两点声明中不难发现国府委员只不过是一个尊贵的象征而已，其权力大打折扣。全会选举的结果是，蒋介石、汪兆铭、胡汉民、张人杰、蔡元培、邹鲁、邵元冲、叶楚伧、宋子文、阎锡山、冯玉祥等33人为国民政府委员。(69)
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中政会组织原则三项：“(一)中央政治会议，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组织之；(二)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三)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得列席政治会议。并推举蒋介石、汪兆铭、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务委员。”(70) 中政会由蒋介石一人独尊的地位，改为三常委轮流主席。
尽管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辞去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但这并没有根本撼动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在新推举的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蒋介石再次当选，其余八人是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71) 较之第三届中常委，国民党第四届中常委增加了汪精卫、顾孟余、居正三名原反蒋派领袖，以代替原亲蒋的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72)
三 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委，又同为中常会常委、国府委员，形式上表现了他们的“合作”，但由于蒋赴奉化，汪称病上海，胡滞留香港，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以至号称“合作政府”的孙科内阁，实际上毫无合作可言。
蒋介石返回故乡后，仍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1932年1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辞职后于国事心更切也。”(73) 但他又不肯在条件不成熟时轻易复出，用他自己的话讲：“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74)“另起炉灶”，是极而言之的话。但蒋一定要将方方面面布置妥当，才肯重出江湖。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蒋自然不会真心同孙科的新政权合作。
此前，蒋在同宋子文、熊式辉一次谈话时虽曾表示：“如果余得如愿下野，则决以在野之身，力护继此而成之政府，以求国基之巩固，一反汪、胡平日素恶习，而倡导守法之美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谁谓在野不能报国哉。”(75) 但蒋的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处处给孙科出难题，设置障碍，逼其倒台。而原本与孙科同一战壕的胡汉民，对孙科政权也并不全力支持，只是一味鼓励孙继续反蒋，藉此削弱蒋的力量。胡曾密电孙表示：“不问蒋即出与否，一切政策如抗日主张，分兵剿共，成立执行部、政委会等案尽先提出，倘见阻挠，即总辞职。此政治家态度应耳。”(76)
孙科上台后，既求不得蒋的合作，又寻不到胡的支持，一切实权仍暗中操在蒋的手中，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因而在参与逼蒋下野后不久，不得不主动致电蒋介石恳请其返京主持大政。孙科上台的第二天(1月2日)，就电蒋请求“莅京坐镇”。(77) 蒋在接到孙科的“劝驾”电后，在日记中写道：“哲生非任艰巨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彻底觉悟也。吾复何能为力哉？”(78)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对南京新政权，有意持应付态度。在蒋的授意下，“蒋方人物对时局均持冷静态度，除赴浙者外，在京各委均缄默。”(79) 当蒋接陈果夫电，得知“我方留京同志开会多不出席，侄等去留应请指示”后，即复电陈“请在京忍耐从事”；(80) 又电宋子文告以“此时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为惟一工作”。(81) 蒋的亲信刘峙亦电朱绍良：“此时我辈似宜以介公之心为心，暂时缄默，以观大局之推移。”(82) 但是，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特别是有关黄埔军校的人事安排，蒋毫不迟疑，积极部署。1月9日，当蒋得知张治中拟藉口养病准备离京，立即急电张“切不可离去军校，当在京养疴”，并同时电何应钦告以“军校如改校长，请速委任文白(张治中)。勿延”。(83)
孙科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外交和财政。(84) 因蒋、汪、胡三人都不在南京，中政会陷于瘫痪状态。国难日急，而一切重大外交方针都无法作出决策。为此，孙科决定在中政会下设特务委员会，负中央一切政治责任，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同时为了解决财政困境，新成立的特委会议决暂时停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以应政府开支。(85) 蒋介石对孙科的这一系列举动深感愤慨，甚至认为孙科是受胡汉民的影响。蒋在日记中写道：
哲生已另设特别委员会，决定对日绝交与停付公债本息，其计划乃由胡展堂恐哲生与余相晤，故为哲生谋此倒行逆施之策。盖展堂仍本其借外侮之名，先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北方则由冯主持以倒张，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除蒋。而对于国家之存亡，人民之生死，则概置不顾。其最低限度必欲捣毁东南财政，破坏全国外交，使余不能继起收拾也。呜呼！展堂之计，是诚丧心病狂！哲生不察，坠其圈中，愿为民族万世之罪人，非将总理之历史根本推翻而不止。可恨哉展堂也！可愍哉哲生也！(86)
尽管蒋介石已辞职下野，但他的力量仍然保持着。最早出来公开支持蒋介石的是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发起组织的“九省联防”，他们希望藉此同胡汉民在广州新设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相对抗，(87) 也是藉此拆孙科内阁的台。被邀参加者有豫、陕、甘、苏、皖、浙、湘、鄂、赣等九省领袖，定1月初在武汉举行。(88) 但蒋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致电何成濬表示反对：“闻兄有九省联剿办事处之组织，此乃十年前督军团之行动，必为现时代所不容。凡政治地位绝非徒事张皇所可成事，必须从脚踏实地做起。如兄果有此种进行，则于公私皆大不利，而中更反对。”(89) 蒋反对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此举给人的感觉太像十年前北洋军阀“督军团”的做法，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不谅，不如“从脚踏实地做起”来得踏实。但蒋内心相当满足，九省的公开支持，确是一股令任何人也不敢忽视的力量。孙科听到消息后向何应钦询问，何复称并无其事。(90) 而河南省主席刘峙得知蒋的态度后，也马上辟谣否认其事。(91)
但“九省联防确有其事”。(92) 何成濬明白蒋的意图后，只是不再公开号召，而是秘密进行。1月11日，何成濬密电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指出：“表面虽未公布，实则各方已赞同。兹后即本此意进行一切。”(93) 刘湘当天立即复电支持，并进一步拉拢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脱离西南，参加“九省联防”，刘电何称：“联防问题关系国家及介公前途至重且巨。”“日前龙志舟(龙云)来电颇有意三省政分会(指胡汉民组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之次首领，经湘晓以大义不宜有障碍统一之机关，劝其加入联防。闻伊已电其代表，愿意参加矣。”(94)
此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北方局势。中原大战结束后，为了酬答张学良的支持，蒋介石将黄河以北地区全部交由张学良统治。李宗仁曾向阎锡山表示：“无论对内对外，非去汉卿(张学良)不可。”并称：“两广拟合川、滇、黔藉国防为名，成立一国防委员会，北方亦可照办。”(95) 同时，“据倭驻津要人消息，中国人民如能促蒋、张出洋，即可撤兵，依法了结善后，否则决定越俎代庖而攻平、津云。”(96) 粤方代表入京前就曾秘密商定，新政府成立后一定要彻底解除张学良的一切职务。(97)
为此，蒋介石在下野前积极布置保张。首先通过承认汪派沪选十中委换取汪精卫的支持；再派李石曾赴北平协助张学良。蒋下野前一日，还召见王树翰面授机宜。据王树翰当天电张学良报告称：蒋“曾向汪言，定暂经合作，汪不可利用阎、冯对副司令有何作用，此为条件之一。至于当地有何反动，不妨以实力压迫”。(98)
1931年12月26日，在蒋的授意下，“东北政委会已于本日自动成立，共发表委员卅一人，华北各主席、各军长等俱有名……并闻明日即成立北平军事整理会，委员人选大致张、于等人。其作法无形中不啻与京成对峙。闻此皆李石曾等之主张也。”(99) 而汪派中委得到蒋的承认后，也放弃了联阎排张的方针。1932年1月10日，何应钦向蒋报告汪精卫动向及各方情报，称：“孟潇(唐生智)来称汪先生说：(一)德邻(李宗仁)、任潮(李济深)日内来京，拟向政治会议提议设军委会；(二)闻广东发冯一百万元；(三)粤请哲生免汉卿职，但哲生未允等语。冯与粤勾结至深，中央设军委会，职拟表示反对。若冯等欲与闻军事，可允彼等加入陆军整委会。不卜钧意如何？”(100) 第二天，蒋复电指示：“对军委会之提案，中极端反对。团结问题症结全在胡一人。”蒋还针对时任孙科内阁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案，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此电只为兄等陈述，请勿转示他人”，“如对日绝交，即不能不对俄复交。陈提此案，众皆不察，且多数主张绝交，是诚国家最大危机。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有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正以对俄复交，则列强对我不但不助，而且反而助日。故东三省问题未决之前，如对俄复交，则不止断送满蒙，是乃断送全国也。此必为陈之政策，请注意。”(101)
同一天，孔祥熙又致电蒋介石报告各方态度：“昨焕章(冯玉祥)来谈，表示当此国难，万事应勾销，一致对外。又哲生来访，谓：此次出任原系过渡性质，在诸元老指导之下，以济国难。现胡之不来已定，汪则表示以兄之行止为进退。倘兄仍不出，渠惟有辞职，并请弟同来奉化，仅允先电请示。”(102)
看到孙科终于低头认输，并弄清了汪、胡以及在北方仍有一定影响的冯玉祥等的态度后，蒋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哲生岂真觉悟乎？然余实不欲遽入京也。”(103) 此时，蒋介石还没有下定决心立刻复出。但第二天连续接到两封来自南京的电报，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一封是高凌百来电：“连日京中要人纷纷来奉，其用意善恶不得而知，大致使国人移其目光于奉化，而贻钧座以不负责任之罪名。连日汪、胡有力疾来京消息，更可证明其有作用，请注意。”(104) 另一封是陈立夫的电报：“金大(指金陵大学)学生五百余今晚赴沪转甬请钧座出山，现正设法打销中。惟闻真如有为之派专车讯。此端一开，应付必极困难，务请早为之计，于短期内对时局有明显之表示，否则汪、胡尚可以病为词，而钧座反招不负责任之物议。并请早为设法谢绝学生来奉化之准备为祷。”(105) 这就促使蒋介石不得不有所表示。12日，蒋同张继、何应钦详谈大局，明确指示二人：“余仍愿从汪、胡之后负责，以挽救国难。惟此次政治责任全在胡，故必须胡氏说一句话也。”三人谈至夜深。蒋归后在床上自省曰：“失言求荣，皆不诚实之过。改之，毋忝所生。”(106)
四 蒋汪合作 重返中枢
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公开表示：“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107) 表明他将结束“隐居”生活。为了避免复出政坛后粤方的指责和牵制，他进一步表示：“辞职乃促成团结，使粤同志可出任艰巨，由此经过可知非本人不负责，乃不容本人负责。自问数年一切设施，均秉党义国法，不敢稍越常轨，被责为独裁。自恨诚信未孚，故愿引一切罪恶，于新政府成立后山居谢客不问政事。而粤迄今尚时有防止独裁言论，既不能见谅，遑何可再以此身问政。然一方又责不负责，进退实两难，故只得以国民地位，尽我对党之衷心而已。外间有促三领袖合作语，本人在党为后进，绝不能当领袖之称。余常言仍愿听先进领导，绝无成见，只须诸先进顾全先后言行，不以中正为不可教，则汪、胡诸同志如推诚入京，余虽在诟谇中，无不乐从其后，尽国民天职。”(108) 与此同时，张继遵从蒋介石之意到上海公开发表谈话，指陈党内不能团结，责在粤方，为蒋氏复出造舆论：“统一政府为徇粤方同志之意而组织，其人选大半由粤地来，则无论如何粤方同志应首先表示拥护……余信目前症结不在汪、蒋，而在广东，深盼广东同志，翻然改图，维护统一。尤愿展堂负党国重望，以真诚感动两粤同志。”(109)
15日，蒋介石电召陈铭枢赴杭了解情况后，亲笔致函汪精卫，令陈转交。(110) 16日晨，陈铭枢至沪，将蒋函交顾孟余转汪精卫。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同蒋晤面。(111) 至此，蒋汪合作的时机完全成熟。
1月17日，蒋、汪会商成功，达成共识，双方决定“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112) 当天，蒋即复电留守南京的叶楚伧等人：“汪季新(汪兆铭，字季新)已来杭晤面，与弟同电胡、孙。请孙即来杭协商，并愿入京共支危局。”(113) 蒋、汪在致孙科电中还表示将候胡汉民来杭，即联袂入京，并要孙再电胡促驾。(114) 同时又电胡汉民，请“一同入京协助哲生及诸同志”。(115) 蒋在当天日记中慨叹道：“昨晚与今日形势甚急，胡派与冯、李等急欲通过绝交案，以为撒烂污下台之地。各同志尤忧惶之余，连电呼救。余为国家大局计，乃电哲生邀其来杭，亦所以援哲生重围也。于公于私我心可安。”(116)
18日上午，蒋、汪继续会商大局。蒋对汪言：“以孙科之愚，吾辈为总理计，必力为援手于陷阱之中，而置之袵席之上。至对于国家大局，吾辈已负诸肩上，尤当高瞻远瞩，深虑熟图。”(117) 从蒋的口气中不难读出蒋此刻的心态：“国家大局”非负诸其身不可。下午，孙科等抵杭，即赴烟霞洞会谈。参加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静江、何应钦、张继、孔祥熙、邵元冲等。会议内容一直秘而不宣。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118)
同日，胡汉民复电汪精卫，除继续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孙科内阁，阻止蒋汪合流。胡并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119) 汪精卫得胡复电后，一度“心中犹豫变计不行”。蒋对此深表不满，叹道：“展堂不止自不来京，而且欲阻吾人入京，其处心积虑，必欲使国亡民困，不恤总理，且陷哲生。鬼计阴谋，昭然若揭。吾人不可为彼所惑，又何可与之同流而合污哉。”为此，当蒋见汪复胡电稿有“拟不入京”之语后，立即将其改为“立候北来”。(120) 当晚，蒋介石临睡前再次叹曰：“哲生庸暗，季新狡猾，当此危局，余苟不力为支持，天下事尚可问乎？”(121)
此时的冯玉祥，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严重民族危机，深感国民党内部需要统一，同时自身处境也相当尴尬，“冯系将领均畏冯，不敢再隶渠下，冯无出路颇窘。”(122) 而蒋介石更是通过黄郛加紧联络冯玉祥。冯同黄关系密切，早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阵前倒戈，回师北京，即请黄郛出任摄政内阁总理。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后，冯玉祥到上海活动，寻找出路。据黄郛日记载，自1932年1月1日至5日，两人几乎天天宴谈，冯甚至两次借黄的寓所接见宾客。(123) 在此期间，黄郛还同“杨畅卿(杨永泰)商谈蒋冯间结合办法”。(124) 面对新的局势和蒋的拉拢，冯暂时放弃了多年来坚持的反蒋主张，并向黄郛表示：“蒋与汪合作，我即与蒋合作，如不要汪，只是拉我，我不去也。我们应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救亡是不分彼此、不分党派的。谁不团结，谁不抗日，谁即没有救亡的资格。”(125)
胡汉民对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深恶痛绝，只是此次被蒋介石扣押，为了反蒋而不得不联汪。然而汪精卫在政治上又一次食言，令胡汉民十分愤慨，但也无能为力。气愤之余，胡汉民在19日同中山大学学生北上请愿团谈话时，公开宣布拒绝同蒋、汪合作。他表示：“汉民自十七年入京，计留京三年又二月，未出都门一步。晨夕孜孜，未稍苟逸，不特志不伸，言不听，且遭人嫉忌，必至幽囚而后已。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行，固为事实，而主张之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126)
20日，孙科、汪精卫等人分乘火车赴京。21日，蒋介石由杭州直接飞抵南京。此时，蒋、汪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般观察，孙科显然未能主持全局，大势所趋，汪、蒋必分负党政重责。冯亦将于此时与蒋、汪合作。”(127) 特别是蒋介石“在杭州东南日报发表之谈话要点，对孙氏了无好评。弦外之音，益使孙氏感觉无从乞取助力”。孙科知道自己的戏已经唱完，遂“有引退之意”。(128)
22日，蒋、汪入京后召集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蒋在谈话中仍不忘指责粤方破坏统一，并称：“外交问题，全在国内自强，故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以广东人而亡国民党，以国民党而亡中国。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129) 24日，南京要人开会讨论国难问题，蒋、汪二人发言最多。最后多数与会者反对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而予以否决。陈友仁当即提出辞呈，离京赴沪。孙科借口追陈友仁回任随之赴沪。据《事略稿本》记载，当天下午蒋介石“访孙科不遇。公曰：‘哲生昏暗，易被人利用，其或将不辞而行乎？’到励志社与汪兆铭相见，汪谓：‘哲生往沪邀陈友仁回任。’公曰：‘此其藉口之辞耳。愚哉！哲生是非不明，人鬼不辨，孤负余援手之心矣。’”当晚，蒋介石临睡前思孙科事，再次写道：“哲生岂其终不可救药乎？追念总理，心何能安。”(130)
果不出蒋氏所料，25日孙科即随陈友仁在沪同时发表辞职电。下午中常会讨论孙科辞职案时仍决议：“去电孙科同志取消辞意，即日回京。”并推张静江、张继、居正前往催促。(131) 随后又加派何应钦、吴铁城赴沪挽留，但“孙辞意坚决，拒绝见客”。(132)
此时谁都清楚，双方的行为不过都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罢了。孙科事实上已经走投无路，再也干不下去了。据蒋作宾观察，孙科辞职的直接原因为：“汪实有意取得政权，孙窥其意，故愤而辞职。”对此蒋评论道：“国难当头，各怀异志，前途至可悲也。”(133) 蒋作宾的观察并非毫无根据。当蒋、汪入京之初，蒋介石曾表示“政治由孙科主之，党务由汪兆铭主之，而己愿不受任何职务，以尽力相助，三人共同负其责，勉挽危局。然汪氏之意以为仅管党务，心中尚不足也。”(134)
26日，蒋介石告汪精卫：“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135) 同时，蒋还致电宋子文表示：“财政无人主持，请兄即夜入京相商。”(136)
28日下午，蒋、汪再次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在蒋的催促下，汪终于表示愿就行政院长。(137) 当晚9时，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蒋介石主席，决议：照准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院长。会议结束前，叶楚伧表示：“照规例讲，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应由中央常会来选任。至各部部长则由政治会议来决定。所以现在应同时开一次中央常务会议，来做个决议，以示规例。”(138) 于是，当夜10时，再开中常会，仍由蒋介石主席，会议议程仅为表决通过上述决议案。(139)
就在当夜会议进行期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武装进攻。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
1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做出重要决议：“一，政府迁都洛阳；二，在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陈绍宽、陈铭枢、唐生智等11人为委员；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罗文幹为外交部部长，批准黄汉樑、陈友仁辞职。”(140) 就这样，蒋介石再一次重返政坛中枢，恢复军权。
五 结语
从蒋氏下野到蒋汪合作，前后仅仅一个多月，经过蒋介石精心擘划，以退为进，分化拉拢，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再次经历了一次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
蒋介石的再起一方面同他控制的政治资源有关。孙科内阁上台不到一个月就因财政窘困而焦头烂额，这充分显示出粤方的力量毕竟无法同已经多年掌握全国政权的蒋介石相比，全国的财政、经济中心仍在江浙而不在广东。特别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孙科内阁更是无法应对迫在眉睫的外交困境。
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国民党对日政策改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就更需要一个能统帅全国的军事领袖。而在国民党集团内部，无论是粤方还是其他派系领袖，都无人能担此重任。面对国难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御侮的呼声，粤方为了国民党自身统治的需要，也不得不放弃进一步打击蒋氏垄断党、政、军权的愿望。这一切都为蒋介石的再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淞沪抗战爆发后，最早积极呼吁蒋介石恢复军权的并不是忠于蒋介石的黄埔系，而是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将领。他们纷纷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戴，请蒋复职。其中最为恳切的就是在上海前线指挥抗战的蒋光鼐、蔡廷锴等人。2月1日，宋子文电蒋报告：“兹晤蒋光鼐总指挥，据云目下时局紧急，军事提挈不可领袖无人。现拟由十九路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等联名通电，敦请钧座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以便统率全国军人，一致对外。”(141) 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也电蒋表示：“军事应有中心，请督率袍泽，早济时艰。”(142)
而在此前两天，蒋介石刚刚护送新任国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政府首脑渡长江到浦口，转赴战时首都洛阳。1月31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今后的行动准则：“既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则应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而统一。故今日只有礼让，使他人得名，而余乃退下。”(143) 因此，在时机尚未成熟、党内反对势力仍炽之时，蒋介石唯有暂时忍耐，并不立刻接受军事统帅的名义。为此他复电宋子文转告蒋、蔡：“此时无设总司令之必要，否则对内对外或生不利影响，亦未可知。如果事实上有必要之时，则为公为私，皆所不辞。”(144) 同样，对宋哲元的来电，则批复道：“出处事小，军国事大。不能不慎重出之。”(145)
随着上海战事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重掌军权的愿望很快实现。3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146) 14日，朱培德辞参谋总长，力荐蒋介石兼任，中政会决议通过，会议并决定：“本日各种决议案均不发表。”(147) 至此，蒋介石终于再次重掌军事大权。
伴随着蒋介石的下野与再起，党内各派势力相互达成妥协，此后党内再难形成联合一致的反蒋局面，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注释：
①笔者曾利用报刊资料撰写《从蒋氏下野到蒋汪合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但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该文未能使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及国民党党史馆藏国民党中央的历次会议速记录。
②梁敬
：《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95年第5版，第136页。
③有关上海和谈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拙文《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④《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2日，《省克记》卷4，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
⑤《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2日，《困勉记》卷19，“蒋档”。
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卷12，1931年11月17日，台北：“国史馆”，2004年编印，第352页。
⑦《陈铭枢致蒋介石巧午电》，1931年11月1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卷1，“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548。
⑧《李石曾致吴稚晖张静江电》，1931年11月28日，台北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抄件，档案号“吴”字05897。
⑨《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藏影印本。
⑩《事略稿本》卷12，1931年11月20日，第362—363页。
(11)《上海贾秘书长设密艳三电》，1931年11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以下简称“阎档”)，微缩胶卷，21/0480。
(12)《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2日，《事略稿本》卷12，第393页。
(13)《事略稿本》卷12，1931年11月24日，第413页。
(14)《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4日，《困勉记》卷20，“蒋档”。
(15)《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4日，《事略稿本》卷12，第440—441页。
(16)《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8日，《困勉记》卷20，“蒋档”。
(17)《致汪鱼电》，1931年12月6日，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下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再版，第505页。
(18)《何应钦陈铭枢致蒋介石佳巳电》，1931年12月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卷1，“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4198。
(19)《蒋主席致张群十二月微电》，1931年12月5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20)《上海煜如芷青现密阳电》，1931年12月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535—7。
(21)《事略稿本》卷12，1931年12月7日，第446—447页。
(22)《事略稿本》卷12，1931年12月7日，第447页。
(23)《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1日，《事略稿本》卷12，第455页。
(24)《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1日，《困勉记》卷20，“蒋档”。蒋介石在前一晚与宁方干部会商后，曾对何应钦的表现极端不满，自叹曰：“何敬之每到紧要关头，常不肯负责，且怨恨无权。可叹！”见《困勉记》卷20，1931年12月11日。
(25)《事略稿本》卷12，1931年12月12日，第457页。
(26)《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困勉记》卷20，“蒋档”。
(27)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159—160页。
(28)《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鱼》，1931年12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29)《“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鱼”批语》，1931年12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0)《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6日，第1张第4版。
(31)《事略稿本》卷12，1931年12月15日，第460页。
(32)《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2月6日；另见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第460页。
(33)《蒋公电各总指挥军师长十二月铣电》，1931年12月1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4)《刘峙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9日，《事略稿本》卷12，第470页。
(35)《胡宗南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9日，《事略稿本》卷12，第474页。
(36)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第230页。
(37)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3页；毛啸岑：《对〈我所知道的陈诚〉的质疑》，《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41页。
(38)《蒋介石电陈立夫速设法拿获邓演达遏止其在沪活动》，1931年7月21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16。
(39)《邓演达在沪被捕》，《国闻周报》第8卷第34期，1931年8月3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9页。
(40)黄维：《邓演达烈士被害的真相》、邱行湘：《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问题》、宋瑞珂：《邓演达的被害与陈诚发迹有关联吗——与杨伯涛、周一志两同志商榷》，以上三文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41)《陈诚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9日，《事略稿本》卷12，第474页。
(42)《陈诚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9日，《事略稿本》卷12，第474—475页。
(43)《蒋介石复陈诚电》，1931年12月19日，《事略稿本》卷12，第470页。
(44)《蒋介石致陈诚电》，1931年9月29日，《事略稿本》卷12，第107页。
(45)《蒋介石致陈诚电》、《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1年12月29日，《事略稿本》卷12，第512页。
(46)《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2日，《省克记》卷5，“蒋档”，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被毛笔删除，特注明。
(47)《反蒋运动史》下册，第503页。
(4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常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16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档案号00.1/126。
(49)《事略稿本》卷12，1931年12月18日，第467页。
(50)《蒋委员遽呜高蹈》，《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3日，第1张第4版。
(51)《会后蒋返奉化》，《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第7页。
(52)《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预备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2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4.2/52；《沪选十委问题》，《时事新报》1931年12月23日，第1张第3版。
(53)《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预备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3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4.2/52；《增加候补中央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1931年12月，第2622页。
(54)《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4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4.2/52。
(55)《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4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4.2/52。
(56)《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5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4.2/52。
(57)《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副院长案》、《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第2630、2625页。
(58)《胡汉民致孙科等电》，1931年12月15日，《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69页。
(59)《上海贾景德致阎锡山密篠电》，1931年11月17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1837；《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21/1048。
(60)《汪对记者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43期，1931年11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7页。
(61)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5页。
(62)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94页。
(63)杨玉清：《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9页。
(64)《上海邹海滨共密真电》，1931年12月1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37。
(65)《上海煜如芷青作密宥电》，1931年12月26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731—0732；《何应钦呈蒋公十二月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66)《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副院长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第2630页。
(67)《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4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4.2/52。
(68)《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7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4.2/52。
(69)《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副院长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第2630页。
(70)《决定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并推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第2624—2625页。
(71)《推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第2624页。
(72)谭延闿去世后，中常委遗缺由朱培德补任。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4年，第47页。
(73)《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4日，《困勉记》卷21，“蒋档”。
(74)《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8日，《困勉记》卷21，“蒋档”。
(75)《事略稿本》卷12，1931年10月1日，第122页。
(76)《胡汉民致孙科电》，《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70页。
(77)《孙科致蒋介石冬亥电》，1932年1月2日，《事略稿本》卷13，第9页。
(78)《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2日，《事略稿本》卷13，第10页。
(79)《天津灰日特讯》，1932年1月10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2049。
(80)《蒋介石致陈果夫电》，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卷13，第20页。
(81)《蒋介石电宋子文缓来奉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1932年1月9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9。
(82)《南京刘峙致南昌朱绍良有电》，1931年12月2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2043。
(83)《蒋介石致张治中电》、《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2年1月9日，《事略稿本》卷13，第23页。
(84)有关孙科内阁垮台详情，可参见前引拙文《从蒋氏下野到蒋汪合流》。
(85)《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第8页。
(86)《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3日；蒋在第二天日记中再次写道：“胡氏之肉不足食！哲生之愚殊可怜也！”见《事略稿本》卷13，第35—37页。
(87)沈云龙等整理：《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45、192页。
(88)《何成濬等发起九省联防会议》，《申报》1932年1月1日，第2张第12版。
(89)《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卷13，第19页。
(90)《政局虽未定九省联防是谣传》，《大公报》1932年1月5日，第1张第3版。
(91)《刘峙亦电辟九省联防之谣》，《大公报》1932年1月7日，第1张第3版。
(92)《太原孙司令楚昌密真电》，1932年1月1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510。
(93)《汉口邱甲致重庆刘湘真电》，1932年1月11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2111。
(94)《重庆刘湘致汉口何成濬真二电》，1932年1月11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2112。
(95)《上海煜如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660。
(96)《天津解慎安四密篠电》，1931年12月1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61。
(97)《上海煜如芷青功密篠电》，1931年12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626—0630。
(98)《南京王树翰致北平张学良养丑电》，1931年12月2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915。
(99)《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2045。
(100)《何应钦呈蒋公一月青电》，1932年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1)《蒋公致何应钦并转朱培德陈果夫一月灰电》，1932年1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2)《孔祥熙呈蒋公一月蒸电》，1932年1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3)《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0日，《事略稿本》卷13，第24页。
(104)《高秘书长凌百呈蒋公一月真电》，1932年1月11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5)《陈立夫呈蒋公一月真电》，1932年1月11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6)《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2日，《事略稿本》卷13，第22页；而该日《省克记》卷5则记为：“与张继、何应钦谈大局毕。曰：失言求荣，最可耻者。戒之。”《困勉记》卷21则多一句：“又曰：敬之实太不争气，可叹！”均见“蒋档”。
(10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64页。
(108)《蒋中正之重要表示》，《中央日报》1932年1月15日，第1张第3版。
(109)《张继谈盼粤方取消特种组织》，《中央日报》1932年1月15日，第1张第3版。
(110)《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5页。
(111)《汪精卫昨赴杭晤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第2张第3版。
(112)《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7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1页。
(113)《蒋介石致叶楚伧等电》，1932年1月17日，《事略稿本》卷13，第52页。
(114)《致孙哲生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115)《致胡展堂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116)《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7日，《事略稿本》卷13，第53页。
(117)《事略稿本》卷13，1932年1月18日，第54页。
(118)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2页。
(119)《胡复汪铣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120)《事略稿本》卷13，1932年1月19日，第56页。
(121)《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9日，《事略稿本》卷13，第59—60页。
(122)《南京张慕先致长沙何键寒午电》，1932年1月14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1/0296。
(123)《黄郛日记》第8册，1932年，1月1—5日。
(124)《黄郛日记》第9册，1932年，1月24日。
(125)《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8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63页。
(126)《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广州：先导社编印，1934年，第644—645页。
(127)《天津养日特讯》，1932年1月22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1953。
(128)郭廷以等整理：《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2年，第163页。
(129)《事略稿本》卷13，1932年1月22日，第66—67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65页，该书仅摘录了此段文字的前二句，而缺最后一句。
(130)《事略稿本》卷13，1932年1月24日，第71—72页。
(13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5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4.3/1。
(132)《中常会慰留孙科》，《中央日报》1932年1月27日，第1张第3版。
(133)《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26日，第403—404页。
(134)《事略稿本》卷13，1932年1月23日，第69页。
(135)《事略稿本》卷13，1932年1月26日，第81页。
(136)《蒋介石电宋子文财政无人主持请即入京相商》，1932年1月27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627。
(137)《事略稿本》卷13，1932年1月28日，第87页。
(13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5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8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00.1/127。
(139)《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8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4.3/1。
(140)《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6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9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00.1/127。
(14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2年2月1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卷1，“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1032549。
(142)《宋总指挥哲元呈蒋公三月蒸电》，1932年3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3)《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31日，《省克记》卷5，“蒋档”。
(144)《蒋介石复宋子文电》，1932年2月2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卷1，“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1032548。
(145)《“宋总指挥哲元呈蒋公三月蒸电”批复》，1932年3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6)《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14页。
(147)《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03次会议速记录》，1932年3月14日，台北党史馆藏，原件，0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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