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一次全面部署——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论文,精神论文,农村工作会议论文,工促农论文,城带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习“两个趋向”的论断，科学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
在2004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家对回良玉同志所作的主题报告反应强烈，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报告深刻地阐述和贯穿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非常符合实际。纵观世界上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初始阶段农业给工业、城市的发展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当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同样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个论断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在2004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再一次指出，他之所以要讲这“两个趋向”，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在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样一个阶段。因此，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主动地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我认为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使大家的思想有了升华，即认识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之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整个大环境有了深刻的变化。仅从经济实力来看，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亿元，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85％以上，财政收入超过2.6万亿元。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阶段，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条件，解决“三农”问题的条件，都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
十六大以来，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非常清晰。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业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确定2003年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意见时，明确提出了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大统筹之首；在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提出我国当前在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面已经初具条件。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对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在不断深化。现在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全党及各级政府都要自觉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很多同志说，城乡统筹发展，重要的不是农业部门自己统筹，而是掌管资源分配部门同志的思想认识要有重大变化。
在这次会议上，贯穿于回良玉副总理讲话中的一条主线，就是胡锦涛同志关于“两个趋向”的论断。新中国建立55年来，农业、农村、农民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有可能有能力在方方面面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在2020年真正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两个趋向”的论断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具体到今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2004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还重点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全面、准确地分析和把握农村形势。2004年的形势为什么好，今年的任务为什么艰巨，会议分析得很透。强调既要看到取得的成绩，更要看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这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形势的认识非常清晰。二是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2005年农村工作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来抓，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来完成，是非常合乎我国实际的。三是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两个趋向”的论断要成为我们今后制定农业和农村政策的一个基石，这就是说，解决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会议认为，人多地少、淡水缺乏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对农业形成了一系列的制约。现在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人均1000—3000美元阶段，是一个国家最容易在发展道路上分叉的阶段，处理得好是个重大的机遇期，处理不好就危机四伏。南美一些国家人均GDP已在3000美元以上，但是国内矛盾却很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更要强调立足于国情，从实际出发。在我国9亿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村还不富裕，农业还很落后，认清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对于准确把握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这次会议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贯彻十六届四中全会和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对“两个趋向”的认识，在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之时，我们要不失时机地转入新的发展阶段。站在历史的高度，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性变更，我们的思想认识、各种政策、观念，只有随之变化，才能顺应发展的趋势，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目标。2004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四川南充地区调查，农民很高兴地感谢党的政策好，但又担心政策变。总书记当即说：行之有效的政策绝不会变；农民已经得到的实惠决不能收回；随着国力的增强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200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温家宝同志对2005年的农村工作提出三个继续加大：要继续加大农村改革力度，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力度。这些构成了整个“三农”工作的基调，形成了“三农”工作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体现出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切关怀和深厚感情。
要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行之有效的政策不能改，给农民的实惠要进一步增加。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年给农民的451亿元实惠今年照给，同时还要继续增加。农业税要扩大免征范围，加大减征力度，去年农民直接从税收减免得到302亿元，今年还会更多。除了税收减免外，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力度还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还要加大。在继续加大投入的基础上，对那些在粮食生产上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产粮大县，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难县实行转移支付。既要充分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又要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明确提出要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这次会议对于怎样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也作了认真的研究。
结合去年一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分析当前的形势，讨论今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任务，大家对中央提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内涵和指导意义，对我国经济社会所处的新的发展阶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增强了在新形势下做好“三农”工作的决心、信心和紧迫感、使命感。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许多紧迫的现实问题、具体的政策问题、重要的理论问题，还需要联系“三农”工作的实践去思索去破解。实践与认识的不断往复和深化，促使我们形成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和升华，最终新的思想理念又推动我们去影响体制和机制的变化。
二、透视去年经济生活的最大亮点，深刻领悟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从各个方面来分析2004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大家有一个共识：无论是讲宏观调控的成效，还是说经济运行的结果，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都是经济生活中的最大亮点。粮食产量9390亿斤，突破年初确定的9100亿斤的总产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在总结2004年的经济工作时，大家一致认为，2004年的宏观调控对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宏观调控本身是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有市场经济，就必然要有宏观调控，目的是通过宏观调控这种手段，让过热或偏凉的经济恢复正常，为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环境。然而有些同志对宏观调控存在片面的理解，以为只有让过热的经济逐步恢复正常或者说紧缩银根，才是宏观调控，这是不对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整个周边的经济环境和我国身边的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影响很大。1998年，中央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促使经济从偏凉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也是一种宏观调控。至于1994年让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自然也是一种宏观调控。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7年，经济偏热之后，实行银根紧缩，让经济逐步恢复正常，这是一个调控周期。1998年到2003年，这又是一个调控周期。这个周期的起点，我认为是从农业开始的。2003年下半年有些地方的粮价上涨是最有标志性的现象。这尽管是一个苗头性的现象，但却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把这样一种现象放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去分析。从1997年到2003年，从农业角度看，有三点变化非常明显：第一，投入到农业上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数额明显下降。最突出的就是这个期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亿亩，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2亿多亩。第二，粮食产量明显下降。199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是10246亿斤，而2003年的粮食产量只有8614亿斤，这中间差了1600多亿斤。我国粮食产量最高的河南省，产量最高是800亿斤，粮食产量减少1600亿斤就等于两个河南省颗粒无收。当然，粮食产量的下降，主观上与我们采取了一定的调控措施有关。但从2003年的情况看，由于粮食减产过多，导致库存下降不少，如果再不能使粮食产量及时恢复起来，库存总有一天要挖完。一旦国家的粮食库存没有了，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能力便丧失。第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1997年到2003年长达7年的时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只有4％，而且没有一年达到5％，最高的是2003年，也只有4.8％，最低的是2001年，增幅只有2.1％。这个状况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总起来说，投入农业的资源要素，主要是耕地面积明显下降；多种因素影响了粮食产量，影响了供求平衡；农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农民处于低收入状态。以上三个现象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因此这次宏观调控出台的第一个调控措施就是，2003年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所以我认为，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中央从加强农业开始的。
2003年10月2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时间虽然只有半天，但参会人员是各省的省长，温家宝总理亲自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分析了这样一种形势：如果我们再不加强农业建设，再不重视农业，很可能带来的问题是全局性的。耕地如果不断减少，粮食产量如果不断下降，农民收入没有明显提高，带来的问题将是不堪设想的。因为耕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如果大规模的被用作工业用地、城市用地，它是不可复耕的，这对我们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贻患无穷。民以食为天，人总是要吃饭的。粮食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物资。农民收入当然是市场购买力的一个重要因素，9亿农民如果没有购买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将不堪设想。正是以战略的眼光，从全局的高度，中央从2003年夏季开始，启动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通过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施行，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幅度从2004年第一季度的43％降到现在的25％左右，使过热的经济投资逐步趋向正常。宏观调控能够初见成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国务院关住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闸门：一个是土地供给，另一个是银行贷款。正是由于关住了这两个闸门，才有效地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度膨胀。因为土地是投资的载体，从强调保护耕地入手，一方面利于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确实使农业得到了加强。在研究制定2004年“一号文件”的过程中，国务院召开了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现在再去看2004年“一号文件”，大家之所以说它含金量高，是因为：“一号文件”不仅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政策基础，而且出台了九个方面22条具体政策措施。随后，中央又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更为直接、有力、果断的政策和措施。这与当时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已经开始的宏观调控是有直接联系的。
2004年年初在“一号文件”发出仅仅半个月，中央领导同志就对如何宣传落实好“一号文件”，营造一种全社会都来关注“三农”的社会氛围作了重要批示。各级政府因此对落实“一号文件”下了很大工夫。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5年之内取消农业税。从3月份开始进行全免农业税的试点，同时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扩大对稻谷的补贴力度。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最短缺的水稻、小麦两个品种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的政策，等等。2004年，农民从政策中直接得到的实惠为451亿元。其中的“两减免”一项，即减免农业税和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其他农业特产税，免除农业特产税让农民得到68亿元，农民在减免农业税中得到的实惠是234亿元，总共税收减免方面获益302亿元。另一项是“三补贴”，其中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116亿元，对良种补贴28亿元，农机补贴5亿元，农民总共获得实惠149亿元。很多农民说：自打盘古开天，种粮不纳税还给钱，历朝历代都没有。虽然到我们每个农民手里的钱不多，但它说明党中央惦记着我们，同时也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国家让我们种粮啊，粮食产量不能再往下降了。当然对直补也有一种不正确看法，说是把钱给了农民，他就喝酒消费掉了！这点钱可以搞点别的，比如搞农田水利建设，搞道路、搞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等等。我觉得对农村欠账太多，要干的事情太多，只要国家财力许可就要向农业农村倾斜，但问题是做好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农民有积极性，所以顺序要排对。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再争取解决别的问题。总的一条，要充分看到这451亿元对整个农业农村工作起到的重要扶持作用。至于对粮农直补政策执行情况及其影响和效率，即粮食直补效应我们应当密切关注，从实践中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建立粮食直补机制。
三、抓住重点攻难点，迈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实质性步伐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2005年的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定为工作重点，这是非常准确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一致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中央应该下大力气引导各地农业部门和广大农民进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时候了。中央之所以这么安排，我以为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
首先，目前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还不相适应。耕地减少、水利设施老化，最近五六年来，粮食生产能力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整体上大概比历史最高水平减少500亿斤。历史最高水平正常是9800亿斤，现在下降500亿斤，生产能力就是9300亿斤左右。所以要确保粮食安全不出问题，农业生产能力就必须提高，这也是农业增收增效的根本途径。只要农业生产能力高了，条件环境改善了，就能收到节本增效的效果。路能通、旱能灌、涝能排，土地质量提高，农民种地就会事半功倍。
其次，农业的基础设施很差，有绿色产品也运不出去。如果除去2004年，农民纯收入来自农业的最高年份是1997年，农民种植业收入人均970多元，此后没有一年达到这个水平。前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难点就在农业，最近6年农民来自种植业的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虽然，2004年有可能达到1000元，但7年仅增加20多块钱。所以不把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加强和提高，农业就很难增收增效。
第三，从现实状况看，我国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大多是20世纪50、60年代修的，灌溉设施老化十分严重，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就很难提高。我国水利灌溉面积较大，按统计数字，去年全国灌溉面积8.3亿亩，但由于水资源短缺，加之保城市保工业，真正能灌溉的只有7亿亩。我国粮食产量波动明显，这说明我们的基础条件不行，主要还是靠天。如果不去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粮食产量很难稳定。
第四，农村税费改革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机制发生很大变化。在税费改革之初，中央就提出，只要实行税改，3年之内就要取消“两工”，即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首先是安徽2000年就取消了，2002年，取消“两工”的省份扩大到18个，到2006年各地农村全部取消“两工”，这个影响很大。当然，这对减轻农民负担很有作用。但取消之后怎样形成一种新的机制保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成为难题。过去一般每年全国农村仅水利建设就需要100多亿个工，2003年规定47亿个，减少了一半，2004年30亿个不到，到明年就没有了。水利建设不搞不行，但要是搞，不出工怎么办？花钱买工买不起，这个钱依靠国家不行，还是要靠农民自己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国家给予适当支持。红旗渠的投入85％是农民自筹的。可见，一定要形成一种政府引导、支持和补助，依靠农民自身努力完成的农田水利建设有效机制。
从以上四个方面考虑，必须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来抓。这同农民增收一样，都是长期工作，现在要切实去抓。就是说，必须充分调动农民务农种粮、地方政府重农抓粮两个积极性，重点加强土地产出和资源综合利用能力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能力建设，加强农业物质装备建设，加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建设，加强农业综合支持和服务能力建设。从现在开始抓，在2005年把这几个方面破解，它的意义将会非常大。
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出现良好势头的新起点上，2005年要继续保持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很大。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2004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取得的六个方面的成果，讲得客观实在。但对新的一年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分析和估计得更为充分。第一，在看到去年增产增收的时候，必须看到在此之前的五六年，我国农业处在一个谷底。中央在几次会议上都只是讲现在农业和农村工作出现了转机，因为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农民增收增幅，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都还差得很远。仅就这一个因素，我们就没有理由麻痹。第二，要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很难。对此要充分估计。事实上，去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是多种有利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即政策好、市场活、人努力、天帮忙。如果说政策和人的努力两个因素是主观可以决定的话，那么价格和气候则是客观的，我们很难把握。2004年是四大因素向同一个方向合力作用，这种情况历史上不能说没有，但是结合得如此之好，确实少有。因此我的看法是，去年的粮食增产有多一半贡献来自气候因素。2003年粮食之所以大幅度减产，河南、安徽和黑龙江3个产粮大省灾情严重是重要原因，而去年的天气对农作物增产总体上有利。从价格上来分析，2004年全年粮食的平均价格可能是多年来最高水平，稻谷价格和2003年相比，高了40％。小麦价格大概上涨35％，玉米大约涨了25％。平均下来，每斤粮食增加约0.2元。据统计，由于粮价上涨，去年农民售粮收入增加600多亿元。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的力量大得很。政策是调动，市场是刺激，能出现奇迹是因为政策和市场的力量同向结合得好。2004年农民在有力的政策和粮价明显上涨的情况下增了收，但2005年即便粮价保持稳定，刺激的力度就和2004年不能相比了。所以，今年的气候条件和市场条件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第三，粮食比较效益仍然偏低。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有限，虽然对农民种粮国家给了很多补贴，市场粮价又有回升，但还是不如种菜种花等收益高。2004年秋种冬种比较好，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约1500万亩，重要的因素是2004年棉花价格低，一些棉田调出来种了粮。粮食播种面积2003年是14.9亿亩，2004年恢复到15.2亿亩，仅增加2％，加上天气好的作用，全年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在正常的年景下，我国粮食产量每亩大约600斤左右，如果2005年播种面积达到15.5亿亩，总产也就是9300亿斤。第四，由于能源紧张，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使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比如化肥2003年每吨不到1500元，而现在出厂价则高达1700—1800元，致使农业生产成本提高。总之，2004年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都带有恢复性质，基础还不牢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并没有明显提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加之一些不确定因素，要继续保持稳定增产、持续增收，继续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好势头，任务十分艰巨，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多。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除了研究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之外，还研究了两大问题：一是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对农村计划生育、卫生文化事业谈得比较多；二是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村有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能够凝聚人心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领导集体非常重要，更何况还要对学习和认识中央提出的“两个趋向”的论断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加强组织和引导。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把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作为做好“三农”工作的治本之策，不断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2004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主题突出、政策具体、任务明确，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从中央来说，去年的“一号文件”突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主题，2005年再发布一个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的文件，这样以重点带动其他，且便于催生一系列切实有效含金量高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足见思路清晰，路径实在。从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来说，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统一思想。往哪里统一？就是要按照“两个趋向”的论断，按照城乡统筹的方略，按照“重中之重”的要求，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去统一思想。不仅是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同志要统一思想，各行各业都要统一思想，因为这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二，要吃透会议的精神实质。要把握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个主题。新的一年农民增收、粮食增产、社会发展的任务都很艰巨。这就要求我们要突出主题，统筹兼顾地把农村各项事业抓上去。第三，各级要按照简单明了、简便易行的要求，制定2005年的政策，同样要让农民得到实惠。对基层的同志来说，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重在落实。总体来讲，2004年政策落实是多年来相当好的。按照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只要提高认识，吃透精神，狠抓落实，2005年的农业农村工作就能够迎难而进、保持住良好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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