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人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人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江泽民主席成功地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今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即将访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事业。但是，正如《中美联合声明》所陈明的那样，中美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重大分歧，人权就是其中之一。
人权问题为什么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它对中美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人权问题被引入中美关系始于70年代末。美国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问题具体有西藏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宗教自由问题、政治犯问题等。对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指责和干涉，中国政府是坚决反对的。由此，引起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争执和对抗。中美围绕人权问题的斗争，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7年——1981年，卡特执政期间，美国开始向中国提出了人权问题。1977年，卡特当选为总统后，把人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在美国国务院新设了“人权与人道事务局”。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卡特首先提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被邓小平同志顶了回去。
第二阶段：1981年——1989年1月，里根执政期间， 中美在人权上的分歧公开化。1983年，美国政府给我国网球运动员胡娜以“政治避难”，我国做出了包括停止10项文化交流项目的强烈反应。1985年，美国国会指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人权；1987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公然支持达赖的分裂活动。对此，我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干涉我国主权和内部事务的行为，逐条驳斥了该修正案。但从总体上讲，美国这一时期对中国的人权干涉从属于“联中抗苏”的战略需要，中美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大的损害。
第三阶段：1989年3月——1993年1月，布什执政期间，美国把人权问题全面导入了中美关系，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激烈化。从1989年开始，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为重点攻击的内容。1990年1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关系授权法”增加了901条和902条修正案， 做出与中国暂停交往和全面制裁中国的法律规定。从1991年起，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在美国的主谋下，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提出反华提案。这一时期随着苏东的剧变，美国实现了人权战略重点的转移。布什提出“把人权作为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石”，把人权与国家关系、最惠国待遇、关贸总协定、经济援助、技术合作等挂钩，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这时期我国一方面针锋相对地对美国的干涉进行反驳和抗议，采取相应的反击行动；另一方面，我们加强了对人权问题的研究，1991年发表了中国的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阐明中国的人权观，标志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初步形成。这一时期，中美关系进入低潮。
第四阶段：1993年2月——1994年4月，克林顿执政初期，在对华关系上更加突出人权问题，第一次正式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1993年1月， 克林顿在演讲中谈到他的外交思想：“本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以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为根基。”不久，副国务卿奥顿又强调：“人权是我们政策的核心，美国将想方设法用其援助和影响力帮助这些国家促进人权和强化增强法治的民主制度。”1993年5月28日， 克林顿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取代立法形式，宣布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一年，同时附加7项人权条件， 规定下一年延长与否取决于中国是否“在人权方面取得全面和重大的进步。”克林顿把人权事务局变成了人权事务司，国务院新设了一个主管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职位，责任包括促进民主和人权。美国众议院还通过决议，以人权问题为由阻扰中国申办奥运会。对于美国把人权与贸易问题连在一起的决定，中国外交部立刻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希望美国纠正这一错误作法。
第五阶段：1994年5月至今， 克林顿对华人权政策进行新的调整，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脱钩，在人权问题上从对抗立场转向对话的态度。但同时，美国采取了新的人权战略：（1 ）鼓励美国工商界参与“促进中国的人权事业”；（2 ）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列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议程；（3）加强美国之音的对华宣传；（4）支持中国的“民主人士”和组织；（5）促进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等。1996年， 克林顿作出加强同中国开展战略对话和全面接触的决定。1997年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确立两国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进入良好的发展阶段。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从70年代末美国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以来，一方面，历届美国总统都为推进对华人权政策出了力，使这一政策经历了一个系统化、理论化和灵活化的过程，使人权同经济和安全一起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另一方面，美国对华人权战略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和调整过程：从强硬的制裁到在全面接触的战略框架内处理人权问题。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是因为美国认识到，把人权同贸易联系起来的做法已“不再有用了”，而且不利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的实现。如果说，苏东剧变，世界两极格局的结束，使得美国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认为以人权和贸易挂钩的高压政策压制中国，会迫使中国就范的话，那么，后来美国实施新的人权战略，是希望通过更灵活的方式，逐步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格局。
尽管从1994年以来，美国不断调整了对华人权政策，但是，其人权战略目标始终没有改变。从意识形态上讲，美国不能容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要用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模式西化中国。90年代在美国政治界和学术界热起来的“民主国家和平论”就反映了这一心态。这一观点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社会主义国家是非民主国家，因此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观点成为美国向中国推行人权外交和西方民主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力图遏制中国，是美国近年来战略思想中的重要变化，对华人权政策也直接间接地服务于这一战略。克林顿在宣布把贸易同人权脱钩时，特别强调：中国存在“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他要“最大程度地”促进中国的人权事业。美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在克林顿宣布人权同贸易脱钩后，说：“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目标，即要同中国建立一种使我们能够认真地追求人权目标和其他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就在去年《中美联合声明》发表后不久，美国就任命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通过了9个反华提案、 克林顿接见了所谓人权斗士魏京生、美国务院人权报告继续重点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这反映了美国对华人权战略的连续性，也预示着在人权方面中美之间的摩擦和斗争是长期的，我们必须要有思想准备。
在实践中，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攻势没有能使我们陷入孤立，反倒使自己越来越陷入孤立。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1997年欧盟内部出现分歧，拒绝以欧盟名义提出关于中国的人权动议。在国际人权领域，发展中国家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权观，特别是亚洲国家形成了亚洲人权观，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权观提出了挑战。1997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正式提出修改《世界人权宣言》的提议，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对中国的人权指责，被看成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冒犯，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政界和学术界人士认识到把中国当作敌人是不合适的。
人权问题不是决定中美关系的唯一因素，但是它使得中美关系复杂化，成为了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一大障碍，这完全是由美国引起和造成的。每当美国把人权放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位置，中美关系就恶化；每当美国采取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降低人权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就改善和发展。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国一直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以便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即使在美国加强人权施压的1992年，我国就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现在，我国又提出“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方针。由于中美两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会长期存在。未来中美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把中美关系放在什么基础上，取决于美国是否承认世界的多极化发展和人权观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