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科技发展分期的新尝试——兼及两千年来日本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科技发展论文,轨迹论文,年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的科技史学界和科技哲学界都很关注于日本科技发展历史的研究，其中对于如何进行历史分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它将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掌握日本科技发展的历史脉胳和规律。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已经对日本科技发展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分期体系，然而似还不够理想。特别是对于还不很熟悉日本社会历史背景的广大中国学者来说，就尤其感到难以理解和把握。为此，笔者拟在此提出一个新的分期体系，供中日两国学术界进一步深讨。
1 分期的现状和问题
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对于日本科技发展所做的历史的分期，大体上表现有以下几种类型：
1.1 按政权时代更替进行分期。例如日本著名科学史家吉田光邦在其所著《日本科学史》一书中，把日本科学发展划分为(1)飞鸟和奈良时代、(2)平安时代、(3)镰仓至室町时代、(4)安土桃山时代和(5)江户时代等一些历史发展阶段[1]。其中所说的飞鸟（今奈良县盆地南部）、奈良、平安（指当时的平安城，今京都市贺茂川以西地区等）、镰仓（今神奈川县南部），室町（京都高仓地区）、安土（今滋贺县蒲生郡）、桃山（今京都附近）和江户（今东京都地区），均为历史上当时的实际政权中心所在地，由此也成了各政权时代的代表名称。这就是说，该书是以政权时代更替作为科学发展分期依据的。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史家石原纯在其所著《现代日本文明史.科学史》一书中所做的历史分期也大体如此。他把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划分为(1)明治初期、(2)明治中期、(3)明治末期和(4)大正时期等历史时期[2]。可见，在日本学术界来说，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历史分期法。其结果尽管对于读者了解某一政权时代下科技发展状况来说也不是不可取的，然而就整体看来却体现不出科技发展自身的脉胳和特征，有所不足。
1.2 按政治事件分期。例如日本著名科技史家星野芳郎在其所著《现代日本技术史解说》一书中，就把日本近现代科技发展划分为以下5个时期：(1)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结束后(1868-1900)；(2)从甲午战争结束后经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00-1914)；(3)从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世界经济危机(1914-1929)；(4)从世界经济危机到太平战争结束(1929-1945)；(5)从太平洋战争结束到现在(1945-)[3]。显然，这是以政治事件作为分期标准而得出的结果。又如，日本科技史家藤井松一，在其所著《近代科学技术的导入》中也是依此标准划分的，并提出了大体相似的分期体系[4]。应当看到，把科技发展置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加以考察，对于深入认识科技发展的动因、结果、作用乃至规律，的确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些政治或经济条件毕竟还只是制约科技发展的外在因素，因此还不宜简单地作为科技自身发展的分期依据。否则就难以体现出科技发展的内在特征，难于为读者所把握。
1.3 按科技事件分期。例如日本著名科学家汤浅光朝在其名著《日本科学技术100年史》中就依此把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划分为以下6个时期：第1期以《日本洋学年表》问世为起点(1877-1915)；第2期以日本医学史学会创立为起点(1915-1929)；第3期以小仓金之助发表《阶级社会的数学》为起点(1929-1941)；第4期以日本科学史学会创立为起点(1941-1950)；第5期以加入国际科学史联合会为起点(1950-1974)；第6期以在日本召开第14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为起点(1974-)[5]等，即是以科学发展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期依据的。这种分期法，同以政权更替和政治经济事件出现等外在因素作为分期依据相比，显然是能够较好地体现出科技自身发展的线索，是值得提倡的。然而也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是还未能概括出这些科学事件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联系性，以致有孤立事件堆砌之感，难以反映出科技发展内在的联系性和阶段性，以及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自然进程。
1.4 按不同性质事件混合分期。例如在《日本科学技术史大系·通史》（Ⅰ）中就依此把日本近代科学建立过程划分以下三个阶段：第1阶段是从划时代著作《解体新书》出版到开国止(1774-1853)；第2阶段是从开国到明治维新时止(1853-1868)；第3阶段是从明治维新到帝国宪法公布为止(1868-1889)[6]，即其分期标准是依靠了科学事件的《解体新书》出版和作为政治事件的“开国”与明治维新等不同性质事件混合分期的。由于分期标准前后不相一致，就更难展现出科技发展的自身脉胳，从而也很难为读者所直接把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前日本学术界对于日本科技发展所提出的几种分期体系，都还存在着一定缺陷。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分期标准选择得不恰当、不统一或不明确。因此，如何对日本科技发展过程进行合理分期，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如何选择和确定出科学的、合理的分期标准。
2 分期标准的选择
可以看出，要想通过历史分期更好地体现出日本科技发展的自身特征和脉胳，就应当从科技发展的内部选择分期标准，而不是简单地从其外部选择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作为分期标准。这是显然的。
纵观日本主要是两千年来科技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它的基本特征表现是依靠外来源泉与自身创造的结合。由此才产生并形成了日本特有的科学技术发展进程。对于这外来源泉（或母体），日本著名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把它概括为两个，即作为“日本科学第一源泉的中国古典科学”和作为“日本科学第二源泉的西洋近代科学”[7]。日本的科学技术就是在依靠了这“两个外来源泉”的基础上，经过吸收、模仿、融合和创造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就日本科技发展自身的历史说，就或强或弱地贯穿着“两个外来源泉”和“一个自身”，即“中国─西方─日本”三个方面科技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从而构成了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日本特有的科技发展进程。这也就是日本科技发展体系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特征。因此，如果以这一特征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或依据，就可以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日本科技发展自身的独有特点和脉胳，展现出日本科技发展的特有面貌，进而避免前述种种分期法的缺陷。这也就更便于为广大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所认识和把握，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3 新的分期体系
根据日本科技发展自身存在的“两个外来源泉”和“一个自身”，即“中国─西方─日本”三个方面科技相互作用的本质特征，就可以把日本科技发展过程大体上划分为以下10个时期：(1)日本科技的起源，(2)汉学时代，(3)南蛮学时代，(4)自进时代，(5)兰学时代，(6)洋学时代，(7)自立时代，(8)军事化时代，(9)经济化时代，(10)科技立国（自主创造性）时代，从而构成了一个能够反映出日本科技发展独有特征和鲜明脉胳的新分期体系。其中的汉学时代更多地体现了中国科技的影响；南蛮学时代、兰学时代、洋学时代更多地体现了西方科技的影响；自进时代、自立时代等更多地体现了日本自身发展的作用。各时期的内容和特点，大体如下：
3.1 日本科技的起源（公元前80世纪─公元后592年）
这一时期历经了自日本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之间的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代。其间主要是在日本本土上出现了自生的绳纹式制陶技术（前80世纪），随后又经朝鲜半岛传入了中国的辘轳窑等制陶工具和技术，并制出了弥生式陶器（前3世纪）。同时还传入了中国的农耕（水稻）技术（前3世纪），青铜和生铁冶炼技术（前3世纪），从而使日本从石器时代一举跳过青铜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实现了一场最早的技术革命。此后，又从中国传入了天文、历算、医学和药学等知识（554年），以及养蚕、纺织、染色等古代工艺知识，产生并建立了日本古代工业基础。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日本自生技术与自发传入的中国科技知识的接触与混合，并共同构成了独有的日本科技起源的特色，出现了跳跃式发展。
3.2 汉学时代（593年─1542年）
这一时代历经了日本奴隶社会的中期、后期和封建社会的前半期，计约1000年。其间主要是日本自觉地以中国古典科技知识作为发展源泉，持续不断地移植、吸收、传播中国科技知识，并使其成为日本科技发展的主流。这主要表现在自日本推古女天皇确定以圣德太子摄政（593年）后，开始推行了积极吸收先进中国文化、科技知识的举措，包括先后4次向中国派遣隋使学习（600-614年），以中国阴阳五行说指导制定日本第一部宪法《十七年宪法》（604年），引进中国造纸术（610年），以及派药师惠日留学并回国（623年）传播汉医学等。随后，孝德天皇又颁布大化革新诏书，开始全面模仿唐制（646年），学习、移植唐朝先进制度、文化和科技知识，并在大化革新前后向中国派遣唐使计19次（630年─895年）。此外，还以中国冶炼技术仿唐制造铜币“开元通宝”（708年），颁布《大宝律令》制定学习中国天文、历算、医学等知识的组织制度与教育制度（710年），以及运用中国宇宙观指导编写日本第一部官修国史《日本书记》（720年）和尊孔子为（日本）文宣王（768年），并普及中国算学知识和采用唐宣明历（861年）等。再后，则有长达30卷的汉方医代表作《医心方》出版（984年）和长达60卷的唐宋医方集录《万安方》问世（1303年）。此外，还向中国派遣明使19次（1401年─1551年），并多次派出使团请求中国“赐书”（1408年以来），以进一步学习与传播中国文化科技知识等。这样，直到1543年日本开始接触西方科技知识以前，在日本科技发展进程中就构成了以吸取“第一源泉”中国古典科技知识为主体的、近千年的汉学时代。
3.3 南蛮学时代（1543年─1638年）
这一时代是在日本封建社会中期形成的，历时95年。其间主要是自葡萄牙人抵日开始传入西方科技知识（1543年）以后，在日本就逐步兴起了以学习和传播由“南蛮人”（主要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带来的西方科技知识为主导的活动，从而形成了所谓“南蛮学时代”。这主要表现在葡萄牙人抵日本种子岛传入西洋枪炮技术并使日本首次接触西方科技知识（1543年）以后，继而又有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1506-1552)等人抵日（1549年）。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传入了西方科学思想和历法等知识。此后，安土桃山时代的“大名”织田信长(1534-1582)又进一步允许传播天主教并建立永禄寺或称南蛮寺（1569年），积极传播天主教和以天文学和医学为主要领域的西方科技知识。此后又大力传播了西方枪炮技术、筑城术、造船术和航海术等技术知识，从而开始全面普及西方科技知识（1574年）。由此，日本科技发展就在继续汲取“第一源泉”中国古典科技知识的同时，又开始汲取作为“第二源泉”的西方（准）近代科技知识，并构成了这一时期科技发展的新兴导向，进而形成了延续95年的南蛮学时代。
3.4 自进时代（1639年─1719年）
这一时代是在日本封建社会中后期形成的。历经80年。其间主要是自江户幕府开始禁洋教、禁洋书和完全实施锁国令令（1639年）以后，日本几乎完全断绝了同西方学术的接触，进而出现了具有封闭性特征的所谓国风化或日本化的学术倾向，产生了独自进行探索和创造的“日本型”科技成果，从而导致南蛮学的衰落，形成了科技发展中的自进时代。这主要表现在由于锁国而带来的“排外意识的抬头”[8]和以僧人契冲(1611-1701)编撰《万叶代匠记》问世为标志的强调“国家之学”的国学兴起（1690年），以及把朱子学确立为维护封建武士阶级的官方思想体系（1690年），从而在科技发展中陆续出现了一批具有“日本型”特征的成就，诸如“日本算圣”关孝和(1642-1708)完成了《发微算法》，把世界独有的“和算”推进到最高峰（1674年)；天文学家涩川春海(1639-1715)制成了贞享历，出现了最早由日本人自己制定的历法（1684年）；农学家宫崎安贞(1523-1697)以日本农业实践为基础编撰了集农业知识之大成的《农业全书》（1696年），以及本草学家贝原益轩(1630-1714)按日本独特的分类法完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大和本草》（1709年），等等。这就使日本科技发展进入到一个以自我进行探索与创造为重要动向的自进时代。
3.5 兰学时代（1720年─1852年）
这一时代主要是在日本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的，历经132年。其间主要是由“尊重实学”的江户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1864-1751)废除《禁止洋学输入令》（1720年）以后，日本就开始通过荷兰语的途径积极汲取西方科技知识，并逐渐成为当时科技发展的主流，形成了所谓兰学时代。这主要表现在吉宗将军命青木昆阳等学者专攻荷兰语（1740年），以及由此完成了“介绍真正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第一部译作《解体新书》（1774年），和其它一批西方近代科技著作。以后又建立了兰书译局（1811年），并把兰学提升为具有官学色彩的学问和使兰学研究职业化（1840年）。同时还有荷兰商馆医生西博尔德(P.F.von Siebold,1796-1866)等抵日（1823年），积极传播西方近代基础科学知识，进而把兰学的传播从语言和医学领域，扩展到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纯科学领域以及技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这就使得兰学最终成为日本古代传统科技转化为近代科技的中介和桥梁。因此，兰学时代的到来就成为日本近代科技发展的开端，以致到兰学时代结束前的1850年，在所统计调查的日本科学家中，旧的以汉学为特征的传统型学者仅占10%，而以掌握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为特征的近代型学者则高达72%[9]，已居于主要地位。这说明兰学时代已使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3.6 洋学时代（1853年─1885年）
这一时代是在日本封建社会末期（幕末）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形成的，历时32年。其间主要是自美国炮舰对日本强行“开国”（1853年）和明治天皇发表“求知于世界”的誓文（1868年）以后，日本就把过去主要是通过荷兰语吸取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狭窄渠道，扩展为通过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西洋各国语言与地区吸取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广阔渠道，从而使日本科技发展从兰学时代进入到洋学时代。这主要表现在幕末建立了后来称为蕃书调所或开成所的洋学研究所（1855年），以荷、英、法、德、俄等五种语言传播和研究西方科技知识。后又派出考察团赴欧洲五国考察学习（1862年），并出版名著《西洋事情》，全面宣传介绍西方情况（1866年），推动洋学。在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已把幕末的被动开国转化为积极主动的开国国策，就为洋学发展创造了更充分的条件（1868年），从而逐渐以多元的欧美科技书籍和输入取代了单一的荷兰科技书籍的输入（1870年）。与此同时，还制定了“留学生规则”，开始有计划地派赴欧美学习科技知识（1870年）。由此在明治维新初期，在所统计调查的日本科学家中，以洋学为特征的近代型科学家所占比例已高达98%以上[10]（1870年）。随后，他们的研究工作又进一步专门化和职业化，相继建立了数学会（1877年）、化学会（1878年）、地学会（1879年）、和工学会（1879年）等学术专业团体，有力促进了日本近代科技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洋学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日本近代科技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并为日本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7 自立时代（1886年─1925年）
这一时代是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并已经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出现的，历时39年。其间主要是由于明治维新任务的完成和大正时代的到来（1912年），而使日本科技发展结束了简单移植西方科技知识和被动依赖西方人才的局面，渡过了需要西方辅导的“少年期”，从而能够自立地从事研究和教育工作，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主要表现在自发布“帝国大学令”（1886年）以后，各大学过去主要依靠西方教授从事科技教育的状况已经发生逆转，而逐渐变为主要依靠日本教授自立承担。此后，又陆续建立了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自立性研究机构诸如理化学研究所（1917年）、金属材料研究所（1919年）和航空研究所（1921年）等，开展了独立性的科技研究工作。由此陆续产生了一批能够得以自立于世界科技之林的国际水平成果，诸如志贺洁发现痢疾杆菌（1897年）、高峰让吉提取肾上腺素（1900年）、长冈半太郎提出“土星有核原子模型”（1903年）、秦佐八郎参予合成666（1909年）、铃木梅太郎合成维生素B[,1]（1910年）和本多光太郎发明K.S磁钢（1917年）等。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由于战争而中断了同西方的物质与学术上的往来，就更加促使了日本自立性科技研究的发展。由此，日本科技发展不仅摆脱了自古代以来被动依赖中国古典科技的局面，而且也开始摆脱了近代以来被动依赖西方近代科技的局面，进入到自立性发展的自立时代。由此日本近代科技发展阶段也随之结束，并开始迎来了日本现代科技发展的新阶段。
3.8 军事化时代（1926年─1944年）
这一时代是在日本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6年）以后形成的，历经19年。其间主要是自进入昭和时期（1926年）以后，出现了全国性的金融危机（1927年）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1929年），进而导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七·七事变”（1937年）和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这使得日本整个社会相继处于“临战体制”（1931年）、“战时体制”（1937年）和“全国总体战”（1941年）时期。在这种“非常时期”的形势下，日本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以充实国防为目的”的战争工具，从而进入了畸型的军事化时代。这主要表现在日本政府相继建立了以军事为目的的科学动员机构“内阁资源局”（1927年）和日本学术振兴会（1932年），从而把科学研究工作直接控制在主要满足战争需要的军事政府机构之下，以解决军需物资的自给自足和新武器的研制等军事任务，主要是侧重于促进以军事需要为主导的技术振兴，特别是有关肥料、纤维和军需物资供应等三大技术方面的振兴和发展。这一时代的日本科学技术，由于主要是基于军事目的而发展的，从而就导致了它的畸型和落后，以致进一步拉大了同西方科学技术的差距，成为日本科技发展中的一段曲折过程。
3.9 经济化时代（1945年─1979年）
这一时代是自日本战败（1945年），科学技术从“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化目标转化“为和平服务”的经济建设目标后逐步形成的，历经33年。其间主要是废除了战时体制，解散了作为战时科技体制核心的“中央机关技术院”（1945年），建立了非军事化和学术自由的新的中央学术机构“日本学术会议”（1949年）和新的中央行政机构“科学技术厅”（1956年），确立了以发展经济为宗旨的新的科技发展方针政策。与此同时，还确立了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发展策略，以便更快地缩小同西方的差距，迅速发展经济。为此先后制定了“外汇兑换及外贸管理法”（1949年）、“外资法”（1950年）和“引进补助制度”（1950年）等政策，以确保可以用有限外汇和外资合理地进行技术引进。以后，日本科学技术厅则每年提出一部《引进国外技术年度报告》，以及时通报情况，总结经验教训，确定引进重点和技术革新方向，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应用技术、产业技术和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这就使得日本到70年代末就已经在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照像机、电视机等产业技术以及在智能机器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光导纤维、炭素纤维、信息网络系统等高新技术方面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建成了世界技术大国和世界经济大国（1968年），实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百年来所追求的梦想。
3.10 科学技术立国（自主创造性）时代（1980年以来）
这一时代从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科学技术立国”（1980年）新的发展战略以后开始的，已历时10余年。其间主要是日本政府鉴于日益加剧的国际科技与经济的激烈战争，已深知不可能再继续执行80年代以前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发展经济的依赖性战略，而决心依靠自己力量去探求变革技术的新源泉，变技术输入国为输出国，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协调发展，尽早建立起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和经济体系，从而迎来了具有自主创造性特征的科学技术立国的新时代。这主要表现在日本通产省制定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的设想》（1980年），并经过国会批准确定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新战略（1980年），进而制定了“创造科性学技术推进制度”（1981年）。这一新战略的主要特征是强调“振兴以基础研究为中心的具有创造性的科学技术”，并以此作为日本发展科技与经济的“主要支柱（1988年）[11]，从而就把过去主要是依靠引进技术而致力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被动性战略，转换为主要是依靠创造性的自主开发技术而致力于经济、科学、文化的多元化建设的主动性、多样性战略。由此，日本已经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大力开展了创造性、自主性的探索，例如在宇宙、核能、基本粒子、超微粒子、特殊结构物质、微细聚合物、生物媒体、生物信息传递、磁通量子、生物光子、超分子软结构和分子设计等基础科学和高科技领域，均已投入相当的力量进行了创造科研究。在此基础上，最近日本通产省又进一步提出了“新技术立国”的方针（1994年），并以“产业科学技术”一词取代了70年代以来沿用的“产业技术”一词，以进一步强调科学与技术的协调与融合，并强调了综合性、战略性的国际产业协作和科技合作，为建成一个以国际协调和国际贡献为中心的发达国家而创造条件。当前，日本已经深刻认识到，“日本要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求之于丰富的创造力”[12]。这将会是今后日本科技发展所应大力开发的一种无穷尽的巨大潜力，是日本在国际科技与经济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也将是今后日本几代人不懈努力的方向。
日本社会人文科技历史分期对照表（廖正衡制）
4 日本社会、人文、科技历史分期对照表（见48、49页）
注释：
本文中所说的汉学时代、自进时代、自立时代、军事化时代、经济化时代等概念均为作者自撰探索提出的尝试性看法，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