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乡”到“她乡”：吉尔曼女性主义写作策略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吉尔论文,他乡论文,策略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0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6)04-0067-06
在传统的美国文学史中，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1935)的名字也许略显陌生，但自从她的短篇小说《黄色糊墙纸》(1890)于1973年再版以来，吉尔曼立刻得到了读者的热情关注和评论家的极力推崇，有关吉尔曼研究的不断升温。2003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推出了吉尔曼作品教学参考书，标志着吉尔曼作为经典作家地位的正式确立。至此，她已被公认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鼻祖。[1](P55)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一生致力于创作反映女性主义思想的小说和理论著作。除早期作品《黄色糊墙纸》外，其理论著作《妇女与经济》(1898)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被誉为女性主义的“经书”，是当前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题材。其后期创作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三部曲《移山》(1911)、《女儿国》(1915)《我们的家园》(1916)则是吉尔曼女性主义理念的具体投射，其对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和人类理想社会的勾画给当代女性主义思想以重要启示。
从《黄色糊墙纸》到《女儿国》，吉尔曼的创作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轨迹：即，从解构“他乡”（男权社会）转变为建构“她乡”（女性乌托邦）。如果说早期的《黄色糊墙纸》是以揭露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为目的的现实主义作品，后期的《女儿国》则代表着吉尔曼从现实主义走向了乌托邦主义。这一转变反映出吉尔曼女性主义思想和写作策略的转变，即：从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解构转变为对女性主义理想社会的规划和建构。这充分显示出吉尔曼女性主义思想的前瞻性，因为她预见性地实践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海伦·西苏(Helen Cixous)所倡导的女性主义之写作目标：即，击破，摧毁，预见与规划。[2](P875)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有关吉尔曼研究做一简要回顾，然后对其早期的《黄色糊墙纸》和后期的《女儿国》进行对照分析，以期展现上述吉尔曼女性主义思想的转变轨迹，更加全面地把握吉尔曼的完整思想体系，从而丰富当前有关吉尔曼的研究。
一、吉尔曼研究回顾
尽管吉尔曼在她生活的年代曾是个叱咤风云的社会人物，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欧美学界对其作品的研究却显得较为沉寂，她甚至一度被人们遗忘。可以说吉尔曼在文学史上的沉浮与美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使其蜚声文坛的《黄色糊墙纸》在出版界所遭遇的戏剧性的命运，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黄色糊墙纸》最初曾遭到多家出版商的拒绝，理由是小说读起来过于沉重。尽管该小说最终获得出版，但没有引起任何关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作品中反映的女性主义思想超前，与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男权意识格格不入。美国评论家安内特·科洛荻(Annette Kolodny)对此作出了如下分析：若论艺术成就，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可与同时代爱伦·坡的小说相媲美。但《黄色糊墙纸》之所以受到冷落是因为当时还未形成一个能读懂和接受该作品的阅读群体。一方面，男性读者不能体会小说所描绘的独特的女性经验，更领会不到小说女主人公疯狂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当时女性读者的女性主义意识还未觉醒，不能认识到小说反映的正是她们自己的真实处境。[3](P456-457)
这种情况随着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到来才得以逆转。在这次浪潮的席卷下，一批被忽视的女性文学作品相继浮出历史的地表，其中就包括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1973年再版）和《女儿国》（1979年再版）。从此，欧美学界对吉尔曼的生平和作品爆发了浓厚的兴趣，大量的书籍、学刊论文和博士论文聚焦于吉尔曼，使她迅速跻身于经典作家研究之列。目前《黄色糊墙纸》已经被挖掘出12个版本，众学者们为究竟哪一个是权威版本而争论不休。同时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该小说被频频收入到各种大学文学教材和文选。若论及对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影响，恐怕很少能与之相提并论。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是1995年和1997年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召开的两届吉尔曼学术大会。之后，美国的多家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吉尔曼的文集、传记和书信集，将吉尔曼研究拓展到了新的领域。
欧美学界对吉尔曼的研究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大致与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提出的女性主义理论发展所经历三个阶段相吻合。第一阶段的女性主义理论主张女性进入历史，要求男女平权。[4](P13-35)但人们逐渐认识到：强调男女平权，只是女性向男性看齐，平权运动只是重复或强化以男性为中心的既定权力结构。因此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强调性别差异，颂扬女性文化，彰显女性价值观。[4](P13-35)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深化，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理论将前两阶段的观点加以整合，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呈现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局面。[4](P13-35)这个发展框架基本也可用来描述吉尔曼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此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多聚焦于在男权压迫下觉醒和抗争的女性形象。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等早期作品正属于这一系列。评论家多着眼于吉尔曼的早期现实主义作品《黄色糊墙纸》和她的经济论著《妇女与经济》。第二个阶段的吉尔曼研究开始转向。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评论家将视线纷纷投向吉尔曼的乌托邦小说《女儿国》，普遍认为该作品表现出的乌托邦冲动代表了吉尔曼女性主义思想的内核，并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对女性主义的独特贡献。吉尔曼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评论家从更广泛的角度对《女儿国》的女性主义内涵展开讨论，其中多有赞赏，同时也不乏质疑。例如：一方面，以发表《阁楼里的疯女人》(Madwoman in the Attic)而享誉文论界的苏珊·吉尔伯特(Susan Gilbert)认为，“《女儿国》完成了女性主义解构二元对立的伟大工程。”[5](P141)而另一方面，苏珊·兰瑟(Susan Lanser)与爱丽丝·伊芙·韦鲍姆(Alys Eve Weinbaum)等知名教授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视角对《女儿国》所暗示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提出质疑。[6](F271-303)
国外的吉尔曼研究还在不断拓展和深入。然而，反观国内学界的吉尔曼研究却不免让人失望。国内近十年来对吉尔曼的研究仍停留在上述欧美吉尔曼研究的第一阶段。较有代表性的如王丽莉于1995年发表的“论美国女作家吉尔曼的‘黄色的壁纸’”，文章指出，《黄色糊墙纸》是体现吉尔曼女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是吉尔曼女权主义的一面旗帜。虽然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但却苦于找不到妇女解放的出路。[7](P61-65)到目前为止，有关吉尔曼的研究基本沿用了这一观点。而对于被欧美学界研究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国》等乌托邦小说却迟迟没有学者论及，这不仅反映出我们在吉尔曼研究方面的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吉尔曼女性主义整体思想的全面认识。
本文以早期作品《黄色糊墙纸》为参照，重点分析吉尔曼后期乌托邦小说代表作《女儿国》，从而展现吉尔曼女性主义思想的全貌，为丰富当前的吉尔曼研究作一次抛砖引玉的尝试。
二、他乡：现实中的女儿命
吉尔曼曾指出：“历史本应是人类生活的记载，但在男权文化主宰的社会里，历史成了一部战争和征服史。”[8](P216)吉尔曼强调，历史(history)的字面意思就是男人的故事(his story)，对于女性而言，这完全是他乡的历史。女人在他乡的命运便是受男权话语和文化的压抑，虽不断抗争，却不断失败的过程。
吉尔曼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男权制社会，即“他乡”。男权制反映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表现为：(1)男性占据所有权威性的领域；(2)核心文化观念中凡是美好的，值得向往和追求的，总是和男性或男性气质相联系；(3)否定女性的主体性身份，将女性客体化，限制和阻碍女性创造力的发挥；(4)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使女性处于从属次要地位。即使在家庭等私人领域，男性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是绝对服从和自我牺牲。总之，在当时的“他乡”，男权话语和文化对女性的压抑达到了极点。
《黄色糊墙纸》以吉尔曼自身痛苦的经历为原型。1890年前后吉尔曼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她刚刚经历了婚姻的破裂和精神的几近崩溃。由于产后不久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丈夫请了一位心理专家用所谓“强迫休息”的疗法来给她治疗。医生严格禁止她写作和外出，逼得她几乎发疯。依据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与观察，吉尔曼意识到：在“他乡”这个男权制的社会中，女性只是作为“他者”而存在。于是，吉尔曼把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以期来揭露和解构“他乡”（男权社会），从而让人们清楚看到女性的境况。
《黄色糊墙纸》以第一人称“我”的独白形式写成。故事的主人公是位富于幻想、渴望独立自由的知识女性，但她却被“满怀爱心”的丈夫以“心理疗治”为由“囚禁”在一所偏僻的住宅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缺少思想交流，再加上写作欲望被压抑，主人公渐渐迷恋于室内的黄色糊墙纸，并从中看到了成千上万女性血淋淋的头颅。她决定解救这些被禁锢的女性，于是她疯狂地撕下了糊墙纸，并口中念念有词：“我终于出来了。”[9](P41)小说在此结束时，读者已分辨不出女主人公是在糊墙纸内还是在糊墙纸外。这种疯狂状态与其说是女主人公取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倒不如说是她反抗的失败，因为以疯狂作为抗争的胜利不免显得过于悲壮。
吉尔曼以这篇“触目惊心”的小说揭露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极度压抑。但是由于吉尔曼在早期阶段各方面的认识有限，她只能控诉男权统治对女性的摧残，却苦于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这一时期的吉尔曼就像《黄色糊墙纸》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经常“爬进远处的床底下——避开那深深的忧伤和痛苦的压力。”[9](P32)
所幸，吉尔曼在这一阶段停留地并不很久。20世纪初期，巨大的社会变革，知识分子的骚动，工业化和移民潮，埃德加·贝了米的乌托邦理想，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影响了吉尔曼，促使她的思想发生了转变。面对现实生活中觉醒女性的屡屡受挫，吉尔曼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作家和思想家所承担的道义和责任，她说：“我的任务是寻找社会的痼疾，并找到根治的良方。”[10](P182)强烈的责任感促使她开拓一条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路子，吉尔曼将目光投向了乌托邦文学。在她的乌托邦小说中，吉尔曼创造了一个个全新的社会图景作为女性和人类栖息的理想家园，从而在精神层面为女性找到了摆脱“他者”的途径。
三、她乡：理想中的女儿国
如果说《黄色糊墙纸》记载的是女人在“他乡”饱受男权文化折磨和压迫的历史，那么吉尔曼的乌托邦三部曲展现的则是男人在“她乡”学会欣赏女性文化的历史。在吉尔曼创作的后期，她连续发表了三部乌托邦小说《移山》、《女儿国》和《我们的家园》。在这些小说中，吉尔曼积极地建构着“她乡”（即女性乌托邦），将现实中的男权话语彻底颠覆，尽显女性话语和文化的辉煌。其中《女儿国》是一部高度凝聚了吉尔曼女性主义理想的力作，此书是女性乌托邦主义文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女儿国》最初于1915年间连载于吉尔曼创办的杂志《先驱》，后于1979年被正式出版。女儿国是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以孩子为中心的乌托邦社会。《女儿国》是女性的世外桃源，儿童的乐园，同时也是个男权缺失的世界，这里洋溢着女性青春、本真和生命之美。3名美国男子偶然发现了女儿国的存在，于是带着枪支弹药和男权社会既有的思维定式闯入了这个陌生的国度。他们原以为轻易便能将女儿国征服，然后再享尽风流韵事，没想到一去就被束手就擒，几次逃跑的尝试都失败后，反成受教育和改造的对象。3名男子惊奇地发现，“她乡”的文化与男权文化迥然不同，女儿国里倡导的不是彼此竞争，而是互助友爱、共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这使他们反观现实男权社会，深刻认识到其种种瑕疵和不足。
在该文本中，吉尔曼对男权文化的解构与新话语和文化的建构是相互交错的。在女儿国，男权话语失去了效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母性的语言。掌握这种语言是为了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征服他者。这是个全新的“象征界”，它当然有着别样的规则。
首先，《女儿国》对男权文化中所谓的“女性气质”进行了挑战和重塑。传统上来说，提到女性，人们习惯性地将其与“女性气质”相联系。而所谓的“女性气质”往往与消极被动、感性温良、依赖顺从、优柔寡断相等同。按照男权文化的逻辑，气质差异决定了承担社会角色的不同。因此，女性只适合于家庭这一私人场所，而男人则活跃于政治、商业等公共领域。但在“她乡”的《女儿国》，“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二元对立受到质疑并被消除。在这个国度里，吉尔曼笔下的女性一反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首先，从体力上，她乡的女性并不逊于男性。她们全然没有男权社会所期望的女性形象，“这些女人明显的身手矫健，完全称得上敏捷有力。”[11](P51)其次，在气质上，她们个个才情横溢，精明能干，独立主动，理性果断。另外，更重要的是，在几乎完全没有男性存在的她乡中，女性彻底摆脱了“他者”的地位，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存在，她们的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她们不仅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她们创造的文明高度完善，令来美国的3名男子赞叹不已。
同时，《女儿国》对男权话语和文化中的“母性和母职”进行了重新定义。在现实的男权社会中，母性被认为是女性的自然属性。根据男权社会的逻辑，既然只有女性具备生育和哺乳等生理功能，那么女性就应该承担养育孩子的任务。女性所承担的母职由于属于私人领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相应的报酬。对此，女性主义者曾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法国学者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以存在主义理论为武器，对“生物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否定了“女性本质论”。她指出，母性并不是女性的生物属性，而是一种文化构成。[12]美国学者凯特·米勒(Kate Millet)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中也明确表示，男女性别角色定位是男权制为维护“性政治”而通过家庭、社会、宗教、神话等途径向女性强加灌输的，让女性视母性为其天职，自愿为男性牺牲自我。[13](P23-57)如果母性和妻性成了女人的全部属性，那么，女人便失去了作为“人”的其它要素。
《女儿国》打破了女性与母性的天然联系。她们以单性生殖繁衍后代，不是每个有子宫的女人都可成为生理上的母亲。女儿国的女人若不适任母亲的职责，则被劝说不要生育。在这里，母职不仅没有被贬低，反倒被奉为一门神圣的艺术，是个人和社会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孩子是属于国家社会的，孩子关系着国家日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爱护教育孩子是社会大众的共同责任。因此只有最具天赋的女人才能直接承担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任务。不能或不想生育的女人，也可以通过照顾她人的孩子，来满足自己想表达母爱的需求；而每个孩子都在期待和祝福中出生，并接受女儿国社会提供的最妥善的教育和照顾。总之，教养之责实非单靠母亲个人之力即能胜任，为了国家的未来，女儿国所有人都愿意付出自己的力量，这正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大同理想的写照。
女儿国的取名方式也折射出作者为打破主客体及两性二元对立所做的尝试。在美国现实社会，妻冠夫姓、子随父姓是天经地义的准则。然而，它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男女之间、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女人是父亲与丈夫之间的物质交换，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命名者对被命名者享有控制和统治权，命名是统治和被统治二元对立等级秩序得以保持的途径。女儿国的取名制打破了这种主客体关系，一个人的名字既是自我个性的体现又是融入集体的象征。女儿国的一位教师这样描述到她们的取名过程：“我们的名字从不固定，而是随着个体的成长和进步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就拿我们的国母来说，她最初的名字是‘思想家’，后来，随着她的才干和智慧的不断增长，我们改称她为‘睿智的思想家’，现在，我们则称她为‘伟大而睿智的思想家’”。[11](P75)尽管《女儿国》创作于20世纪初期，它的取名方式却蕴涵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后现代主义认为，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是不确定的，语言的含义是不确定的、开放的。在她乡中，诸如此类完全不同于现实男权社会的事情比比皆是，传统的男权制观念被统统抛弃。
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不禁令读者去寻找问题的所在。作者通过一位闯入她乡中的男性而一语道破，“我们所坚信的‘女性气质’其实根本不是天生的，而是为了取悦男性逐渐形成的。”[11](P109)这句话与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vouir)在《第二性》中的精辟论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步形成的”正好契合。所谓的女性气质，是文化衍生而非与生俱来。男权制度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心理、教育等各个领域灌输并巩固着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直到女人将其内化，认为这种性别秩序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吉尔曼在她所构建的女性乌托邦——“她乡”中，对此进行了质疑和挑战。在从来没有受到男权制思想污染的她乡中，女性无须取悦男人，她们自由地、从容地发挥着自己的能力和才干，结果证明：只要女性摆脱了这种后天构建起来的性别秩序，就能与男性一争高下。
在吉尔曼所构建的“她乡”中，由于男权话语和文化的缺席，女性文化尽显辉煌。但在故事的结尾，吉尔曼笔锋一转，让女儿国的3位女子分别与3位外来的美国男人结婚，并满心期待着孕成更高的文明。设想：如果一个单性的社会就能创造如此伟大的成就，那么，两性相互帮助成长的社会将是何等壮丽的美景。女儿国的女性虽然独立自强，又充满智慧，但却并不排斥男性；相反，她们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接纳男性。在作品的前面部分，吉尔曼着力颂扬女性摆脱男权统治后的自由；而在接近尾声时，吉尔曼转而展望两性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前景。这标志着吉尔曼初步走出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狭隘空间，开始展现成熟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她探寻的不仅仅是女性的解放，更是全人类的健康发展。这对当代社会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四、走向女性主义乌托邦
吉尔曼就是这样一位以笔代矛、为女性主义奋斗终生的骑士。从《黄色糊墙纸》到《女儿国》的文学创作，正是她自觉地从以揭露和解构为主的现实主义走向以规划和建构为目标的乌托邦主义写作的过程。她实践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经典名言：“文学不仅仅是反映现实的镜子，还应是改变世界的战斧。”
作为树立女性乌托邦典范的枢纽人物，吉尔曼对现代女性乌托邦文学的影响可谓深远。吉尔曼所代表的古典女性乌托邦与20世纪70年代以科幻小说为主体而蔚为成风的现代女性乌托邦之间的同异问题，是许多批评家深感兴趣的课题。然而，吉尔曼的可贵之处，当在其意识到主流乌托邦文学对于女性的严重扭曲而试图有所修正。其“影响的焦虑”来自于主流乌托邦文学高涨的父权意识。而《女儿国》即是吉尔曼试图“杀父”的一个明证。吉尔曼身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乌托邦的黄金时期，在主流乌托邦的环伺下，胆敢挺身而出，确乎勇气可嘉。她对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的发展实在功不可没。其后，20世纪许多女性作家纷纷投入到女性乌托邦的建构中，她们借助想像营造着女性和人类的精神家园，以乌托邦小说的形式，来完成女性向男权话语的颠覆。
但是，以《女儿国》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却迟迟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原因大概在于人们对“乌托邦”所含有的“虚幻”与“不切实际”成分的排斥。其实，这是一种误读。也许，乌托邦小说不乏幻想和虚构，但它是一种自觉的虚构。通过虚构，女性主义者设想了一个与眼前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美好世界，表达对现实男权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批判。同时，它给女性受压抑的心灵以释放，给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以慰藉和鼓舞，也为打破二元对立、建立新的概念空间作出了积极的展望。它提供的是一个解决矛盾、超越现实的途径。没有这种超越经验、超越现实的思考和追求，社会就不会有变化和发展。本文以乌托邦理论大师恩斯特·布洛赫(Eamst Bloch)的一段话作为结语，用以证明吉尔曼建构女性主义乌托邦的深远意义：“如果一个社会不再以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社会作为参照以照亮前景，就会相当危险地误入歧途……唯有乌托邦的目标明晰可见并成为人类的前景时，人的行动才会由过渡的趋势变为主动争取的自由。”[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