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康有为的变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康有为是清朝末年著名的维新思想家，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变革思想。以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的君主专制是康有为变革观的主体内容，基本依据是西方的自然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观，儒学的“至圣先师”孔子被其奉为变法维新的“素王”、祖师爷，借以渲染改革的合理性。康氏以变求通、以变达全的思想并不能改造中国，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仍存严重缺陷。
【关键词】 康有为 变革 上书 改良 君主立宪制
人类社会总是向前迈进的，顺者昌逆者亡是为必然。人们只有从思想上明了变革的重要，才能大胆地摆脱束缚，打破凝固僵化的思想，寻求进步，获得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康有为就是这样一位勇者，尽管他致力奔走的戊戌变法昙花一现，其思想却惊人迷梦。康有为踏出的一步，为后人提供了启示，谭嗣同称之为“一佛出世”。正是基于他的变革观，激发了整一代的青年人探索真理的勇气和追求事业的热诚。由他而始，启蒙了在帝国主义凌辱下振奋起来的中国人，更加全面地考察中国社会，由政治体制入手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谋求中国的近代化。本文就康有为变革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变革目的、理论根据及实质内容作出探讨。
一
康有为（1858—1927）出身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受过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曾拜师理学家朱次琦（九江）。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和刺激下，从小“慷慨有远志”，成长后，不再与其父辈一般循规蹈矩、年复一年地过着俯仰朝廷的官僚生活，而是加入到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传统旧思想的行列，鲜明地打出变法维新的旗帜，提出向西方学习，改良朝政，重振国威，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杰出代表。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艰辛，自产生的那天起，就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尽力摧残，可说在中外势力的夹缝中求生。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直在寻找出路，希望冲破樊篱走上发展的正轨。康有为改革思想的提出，正是成长中的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困境，扫清障碍，开拓前景愿望的反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争斗的激烈使帝国主义国家产生重新分割世界的要求。这种背景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帝国主义的魔掌迅速伸向中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仅几年时间，曾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就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沿海的港口到处飘扬着帝国主义舰船的旗子，并顺着长江、黄河两大动脉向内地延伸，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家园沦丧的耻辱，战争重负的压迫，激起了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愿望，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变法图强的主张成了时代的主题。
甲午败北，更暴露出清政府本来就很腐朽虚弱的本质，导致统治集团内部急遽分化。从地主阶级和官僚中分化出来而实质上代表着新兴民族资本主义利益的政治势力，应时地组合起来，将六十年代出现的改良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并付诸行动。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弥补洋务运动失败的损失，为了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攻势，更是为了清朝统治者的苟延残喘，摆脱政府金融拮据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让出一条路来，放松对民族资本的限制，这就使较多的商人、地主、官僚投资于近代新式工业，令民族工商业开始有所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初步的、缓慢的，但是，资产阶级已逐步成长，开始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参与政治生活，他们要求平等，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并使自己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康有为就是这一新生力量的代表者之一，他积极要求改革现状，以变法摆脱贫困、落后、挨打的局面。
康有为认为变法的关键是“断自圣衷”，争取国家统治者皇帝的支持，因此除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外，主要是通过上书皇帝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从1888年开始，“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力请变法。由每次上书的动机明显看出，康有为是怀着一颗沉重的爱国心去行使自己作为炎黄子孙的天职的。第一次上书是听闻中法战争不败而败、列强侵扰吞食边疆而呈。1895年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毅然联合赴京应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愤而上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指出当今之世，“外患内讧，祸在旦夕”，“亡无日矣”！而“变法成天下之治”乃“立国自强之策”。[①]强调若不革旧布新，“恐自尔以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②]然而，多次呈递的奏稿都如泡影般无影无踪，康有为只有“闭门泣血”，但他始终没有放弃。1898年，“窃顷者德人割据胶州，俄人窥伺旅大，诸国环伺，岌岌待亡”，康氏又“竭尽其余”，以更激烈的言词陈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③]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催生着康有为的变革思想，变革旧制，救亡图存是其政治思想的主体内容，七次上书，汇成一个全面系统的以变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纲。
在上书奏折中，康有为对为什么要变法作了清楚的回答，就是以变求强。他说：“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因为“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沉散漫数”。况今“国朝法度”，“沿明制数百年矣”，“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④]本来“故无百年不变之法”，“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⑤]穷则思变，“若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事变必来”，“社稷安危，在此一举”[⑥]。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被当朝光绪皇帝看到，“毅然有改革之志”，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并呈送慈禧太后。[⑦]真正令光绪皇帝决心维新变法的是《上清帝第六书》，光绪对此心泪所成之作感慨万千，置之案头，不时翻阅。1898年6月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破例召见了康有为，任之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事员），专折奏事。
二
康有为是带着沉重的民族危机感和使国家强盛的强烈责任感去探索真理的，西方学说对其变革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他把西学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讲到，1882年在上海进一步接触了西方文化思想，“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以至“新识深思，妙悟精理，免读仰思，日新大进”。康有为正是借助科学的自然进化观和近代天赋人权思想来吹响变法维新运动的号角的。
进化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指自然界的生命起源、物种分化和形成的进化理论，强调自然界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进化论为康有为的变革观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诸天讲》和《康子内外篇》等著作中，康有为对宇宙模型、太阳系起源、日地关系、月亮圆缺等都作了比较科学的解释。指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天与地不能截然分开；地球是绕日旋转的行星，地球也在天上；地球是诸行星之一，天中亦有地；天是作为整体的宇宙，地球只是宇宙的一部分。这种新的宇宙观，对于以天地之位不可变易为基础的君权至上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康有为以宇宙无限论重新解释了传统的阴阳变易说，指出物质的演化不但是物体形态或位置的改变，而且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质的变化，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思想。自然进化论使康有为树立了“变”乃天下之公理的明确观念。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天赋人权”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有力武器，十八世纪极为盛行强调“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天赋人权论为康有为的变革思想指明了方向，在《人类公理》、《公理书》、《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中康有为阐述的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法则，一为“公法”即自然规律，一为“人立之法”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法则，要判断事物的正确与否，必须衡量它是否符合公法和“有益于人道”。他指出：人生而平等，且“各具一魂”，有权主宰自己；人之品性乃后天所成，只有“兴爱去恶”，对人类持爱护、宽容、理解的态度，才可得到共同的幸福。这种对个性解放和人类之爱的热烈的歌颂，突出了人的本质，突破了宗法社会的家族本位观，否定了封建专制体制的合理性。
康有为很清楚隐藏在上述理论层面里的目的，故从对自然界的考察入手，进而深入推演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把人性的解放与现实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这样就使得他的进化论思想和天赋人权说有了直接而现实的社会内容。在康有为看来，既然自然界是恒变的，人类历史也就不例外，反映人类历史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他从我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里找到了灵感，并自认为找到了开启人类历史大门的钥匙。指出，人类历史是沿着三世递嬗而进，其发展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即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制，再进入民主共和制。顺应“公法”原则，因社会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制度，随着政体的变更，人类社会不断向高层次发展，而事物内部的矛盾则为“变”的契机，“优胜劣败，乃天然之则”。同时，他还认为，只有人类社会这样有序不紊地向前发展，物质水平和精神文明都不断提高，才符合“去苦求乐”的自然人性，社会才会变得更为道德。康有为认为其时中国正处据乱世向升平世发展的过渡时期，帝王只有顺天应人，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天下归往”，成为尧舜之君，反之，则为匹夫、民贼，人人可“得而杀之”。[⑧]至此，康有为把变革现实社会的核心思想端了出来。
然而，在中国施行变革，固“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⑨]。谙熟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康有为知道，若丝毫不加修饰就把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昭示于众，势必遭到顽固不化而力量强大的传统势力的严酷抵制，甚至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于是，他“斟酌古今，考求中外”，把中国儒学老祖宗孔夫子抬出来替自己摇旗助威。孔子是中国历代皇帝和儒生尊奉的“至圣先师”，儒家思想是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根基，被当作“万古不易”的真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却指出，现今人们所诵读、尊信、奉持、施行的都不是孔子的真经，而是被西汉末年刘歆替王莽政权改纂的伪经，湮没了儒学真义，改变了孔子的形象。“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断言西汉立于学馆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的真经。这样，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习，在政治上则严厉打击了顽固恪守祖训的恶习，给旧的传统势力以猛烈冲击。《新学伪经考》的出版，被喻为思想界的一阵飓风，轰动一时。这种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大胆挑战，启发了人们对儒家经典的怀疑，破除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迷信，思想枷锁得以解除，对变法维新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
“破”旧之余更须“立”新。康氏另一著述《孔子改制考》进一步发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将孔子说成是变法的“素王”；依今文经籍《春秋公羊传》，认为孔子反对守旧，倡言改革，主张“通三统”学说，即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因时而变，决非沿袭旧制；孔子是生当乱世的布衣，为拯民救国，参核古史传闻，容入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观，写就了《六经》，“借鲁以行天下法度”，“为后王立法”。康有为明确指出，孔学的真义就是变革，及由变革活动所体现出来的自尊、自强、平等自立的人格意识，“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⑩]著作刊行后，在学术、思想界更是引发了骚动，作为封建社会偶像的孔圣人一下子成了变法维新的祖师，梁启超称之“其火山喷火也，其大地震也”。
康有为通过其曲折的心路历程，一方面给旧的传统思想和习惯势力以大胆的冲荡，另一方面又从大家熟悉的孔学中去阐析进化论的世界观，把孔子打扮成平等可敬、人人可以效仿的改革“素王”，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伟大人物，其目的在于借古讽今，以历史考证的方法论证改革弊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为自己的变革理想开辟道路。
三
康有为频繁上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行新政，希望通过富国、养民、教士、练兵之策自强雪耻，指出“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11]他除了努力从历史的故纸堆里寻找理论依据外，还特别强调“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提倡借鉴西人之制度，促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指出因美、法民政，英、德宪政，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而俄、日“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今之为治，当“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12]顺时适势，图变自保。他将自己写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国大彼得变政考》进呈光绪皇帝，指出“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中国必能与列国并举称雄。
政治制度的改革是康有为变革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与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企图通过经济、技术以振兴民族的路子完全不同，康有为强调政治制度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的兴衰。他认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封建专制过于严酷，钳制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大病，首在壅塞”，“上下隔塞，民情不通”，“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13]解决的办法唯有实行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公车上书》提出了内政外交的各项除旧布新措施，《上清帝第四书》正式提“设议院”的主张，《上清帝第六书》对议院的设制作了较详细的谋划。制度变革是康有为变革思想的主体，其上书奏折中所讲“全变”的核心。
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制是在形式到内容都保留封建君主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的前提下，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法律制度。所谓三权，即议政权、行政权、司法权。变法期间康有为对三权分立的意识并不十分明确，变法失败后对变法理论作了较系统的修正。康氏以日本明治天皇的变法措施为蓝本，提议立宪法，开国会：“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14]康有为的立宪形式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由大夫组成，即孔子“谋及卿士”之制；下议院由民选议郎组成，即孔子“谋及庶人”之制。前期康氏侧重于下议院的探索与研究，主张“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以此“著为定例，宣示天下”，并推及地方，“省府州县咸令开放”。[15]后期康有为将变政的重点转向上议院，“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其午门设待诏所，派卸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与传达，发下制度局议之，以通天下之情，尽天下之才，或与召见，称旨者擢用，或擢入制度局参议，其将来经济特科录用之才，仿用唐制，开集贤延英之馆以待之，拔其尤者入制度局。其他条陈关涉新政者，皆发制度局议之。”[16]
由康有为提出的“议郎”之选拔及“待诏所”、“制度局”的实际功能来看，这些不仅仅是咨询机构，实质是一个立法、决策的机关，已经触及民权的内容。康氏强调，既有“办事之官”，又有“议论之官”，“若开局讨论，专设一官，然后百度维新，可得精详”。[17]他认为民权并非西方所独有，在儒家的大同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其根据，国家的基本精神就是主权在民。如中国之专制政体不变则有违民意，只要毅然变政，则“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中国一家，休戚与共”，“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18]由此可见，康有为所规划的君主立宪制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通人和，国强民富的国家。
唯新变法的另一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基本上师承康有为，但他接受更多的资产阶级思想，“民权”方面的认识较康氏深入。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写了大量文章阐发康有为的思想，所作《变法通义》、《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被动地变不如主动地变；“强国以议院为本”，民主政治非西方专有，在中国施行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以后必然实行民主制度。梁氏更突出的是首倡“地方自治”，认为国家分裂在即，充分发挥地方各种灵活地利优势，发展一地以保全全国。地方自立，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独立等思想在行政制度中的体现，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立思想在清末出现，并具广泛影响，一方面体现当时向西方寻找出路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对“民主”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但这是行不通的。梁氏虽然强调“自立”非割据，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所谓的自治，最终都只能以“割据”收场。
另外，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康有为的变革思想就其目标来说，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君主立宪制上，而是从这一现实的政治目标出发，利用当时人类所能提供的物质成果和优秀文化思想材料，以超乎常人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大同世界”。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大同书》里。该书描划出了一个没有阶级国家，也没有家庭，人人自由平等，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人类理想乐园。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并非纯粹主观幻想的产物，而是其变革观的合理延伸和发展，是在进化论思想基础上得出的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模式。“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19]《大同书》形成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专制，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找到现实可行的改革道路。
从康有为变革观的形成产生及其具体内容看，他无愧为一名变法专家。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倡导的是“中体西用”，无法触及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看不到中国问题的本质。康有为却技高一筹，大胆尝试，指出富强的关键是打破君权一统的格局，“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20]主张以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君主专制。
“家和万事兴”，是中国人的根本观念。为了顺应民情，康有为更加倡导以和平变革的方式达到治国兴家的目的。就社会发展而论，和平渐进的变革确为一种经常的形式，只有当社会矛盾激化造成混乱而停滞不前时，才用更为强烈的暴力手段为补充，完成一个社会的进步。康有为以自己的努力现身说法，正是他的失败，印证了中国封建制度已经衰竭，已经没有力量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已到了革命的前夜。戊戌变法不过十四年，清朝政府即被辛亥革命推翻，最后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完成了对中国旧制度的破旧立新过程。
康有为看出外部世界，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观念都比封建古老的中国要先进得多，有许多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气慨，发出改造社会的雷霆般的呐喊。他能一分为二地对待面临的现实，从受到欺凌的中国内部去寻找原因——我们落后了，必须以外部条件来充实自己的不足——思想上较为客观而辨证。他的努力，代表了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这一伟大实践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客观地评价历史。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的著名人物、杰出的思想启蒙家，先人一步从政体入手去寻找救国良方，难能可贵。他有自身的明显缺陷，封建残余思想在他身上时时体现，百日维新之后更是把握不了时代的大潮，沦为保皇派，但他的变革思想对改变整个中国近代社会人们的旧思想，冲击封建传统文化，所起的作用亦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① ④ ⑥ [13] [15] [18]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31—154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同上书第195页。
③ ⑤ [12] [16] [17]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康南海政史文选》（1880—1898），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203页。
⑦[11]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22、58页。
⑧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六），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670页。
⑩康有为：《桂学答问》，光绪间广州双门应全经阁刊本第2页下。
[14]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97页。
[19]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1965年10月版第206页。
[20]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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