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哲学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政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一种介于哲学和政治学之间的中介理论。作为哲学的分支之一，它着重揭示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及其规律，特别是揭示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国家权力机构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作为政治学分支之一，它是运用哲学方法论对政治实态作宏观的、抽象的把握和进行价值批判。既对政治动作过程作逻辑化的研究，又对政治目的、政治理想等作理论化的思考，揭示在一定经济利益基础之上阶级、民族、国家的本质。政治哲学的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二是揭示政治的本质。作为哲学分支的功能，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政治现象和规律的方法论；作为政治学分支的功能，它处于社会政治心理、政治观点、政治理论的最高层次，为我们揭示政治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种独特视野。从以上对政治哲学的看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对于我们研究和探索邓小平政治哲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政治哲学质朴而又深刻，简约而又丰富，其着眼点主要不是理论与观念形态的国家观，而是具有方法论意义，并以实践为其第一特征的治国观，强调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发展国家，使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现就对邓小平政治哲学的产生、内涵、特色和贡献等提出笔者的看法。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
邓小平作为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共同探索治理新中国之道。从50年代中叶起至文革前，他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有：第一，指出革命胜利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他指出：“我们前一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 又说：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2〕。第二，指出要学习外国的建设经验。他说， 我们不仅要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同时“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3〕。 “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4〕。第三， 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5〕。 他继续说：“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么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6〕。
根据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已经萌芽，但是，这时尚未形成系统理论，有些表述尚未达到象80年代以后那样明确。他成熟的政治哲学，是在文革结束后，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其发展轨迹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形成时期。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开始到党的12大召开（1975—1982）。这一时期，邓小平逐步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在认真分析和研究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新实际以后，认为中国最根本的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为它是“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7〕。因此，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 必须“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8〕，“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9〕。11届3 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和推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逐步形成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针政策，从而在实践中，既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扎扎实实地推进了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一时期他的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有：必须充分认识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的基本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改革开放是根本途径和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等。
第二阶段：深入发展时期。 从党的12 大到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前（1982—1992）。12大后，邓小平在继续实践过程中，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又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使他的政治哲学更趋清晰和深化，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在党的第12大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概念。到13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更进一步明确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必须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历史地位、基本特征、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等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科学揭示。邓小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论断为前提，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这一点集中反映在13届7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12 条原则中。这12条原则是邓小平指导全党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标志着邓小平政治哲学理论获得了深入发展，已逐步形成为体系。
第三阶段：丰富完善时期。从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以来（1992—）。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工作，往返6千多公里，途经10余省、市、区。 邓小平谈话的中心思想和基本精神，是要求我们立足于当前我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更新观念，摆脱束缚，改换脑筋，实现思想上的再一次大解放，解放生产力，开创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局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谈话是自党的11届3 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体现和新的发展，是他的政治哲学学说的逻辑延伸和深化。党的14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使这个理论更加全面、深刻。14大政治报告指出：“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共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这也标志着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发展到完善的阶段，即不单是表现为治国理论的形态，或表现为治国的实际操作形态，而是表现为二者的统一，并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内涵
从以上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是逐步发展而又一脉相承的，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和引导中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过程，是政治哲学的指导原则和实践原则二者相互结合互相促进的过程。通观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内涵，可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哲学的目标即指导原则，二是政治哲学为实现目标而制定的方案即实践原则。其指导原则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践原则就是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目标所制定的治国、富国、兴国和强国之策。作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指导原则，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的目标，即到下一个世纪中叶，通过分三步走，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个目标构成了我国各族人民在历史新时期内的共同理想。第二，作为邓小平政治哲学指导原则的各项内容，这在党的14大政治报告中已作了集中概括。这些内容主要是邓小平对国家问题所作的历史逻辑和思辩逻辑的统一，既反映了他对我国建国后所经历的历史的经验总结，又反映了他对此所作的理论概括，从而成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指导原则。
作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实践原则，它既是对以往正确实践的总结，又成为后人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同指导原则一样，这些实践原则都是以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其理论根基。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把邓小平作为实践原则的政治哲学归纳为治国、富国、兴国、强国之策，即实践原则的四个主要方面：
其一，治国之策。一是强调稳定。邓小平关于稳定中治国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十分丰富：没有安定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打击犯罪以保障和巩固健全的、安定的社会秩序；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行组织整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证社会稳定；政治体制改革要讲民主又要讲法制；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是稳定；以发展促稳定。二是强调法制。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和法制教育；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种影响；批判和反对崇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加强法制以保障人民民主，要坚持民主与法制建设等。
其二，富国之策。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富国道路，主要是在中国搞建设不要脱离中国实际，要重视我们自己搞建设的经验；中国搞现代化，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其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了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分三步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三是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其基本思想是：对外开放是富国的需要；开展对外开放，扩大国际贸易，广泛利用外资、引进外资和管理经验，办经济特区，建立多层次，由外向内，由沿海向内地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对外开放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四是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它经济成份的长期共同发展。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六是坚持按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让少数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其三，兴国之策。一是科技兴国，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遵重知识、遵重人才，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发展教育，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二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强调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等。
其四，强国之策。一是实行一国两制，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香港、澳门和台湾设立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下的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实行和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实行祖国统一前提下行相对独立性和高度自主权，但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二是建立更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明确民主党派是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建设国家和统一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坚持与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等。三是加强国防建设。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是把国防战略转向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主张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的大局；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治国、富国、兴国、强国之策是其实践原则的统一体。治国是富国、兴国、强国的前提；富国是治国、兴国、强国的条件；兴国是治国、富国、强国的必然要求；而强国则是治国、富国、兴国的目的。总之，四者既相互联系又有侧重。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特色和贡献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实践性。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发展和完善于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一切理论建树都是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展开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新问题，旧矛盾接踵而出，邓小平坚持实践第一的历史唯物论观点，使我们“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0〕。
——方向性。在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中，坚持社会主义是其治国之道的落脚点，他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他把判断是否搞社会主义的标准概括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
——民族性。邓小平在党的12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14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概括为九个方面的内容，邓小平则是这个理论的主倡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从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本民族形式的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思想理论武器。
邓小平政治哲学是以上三者的严密统一体。首先，实践性是民族性和方向性的前提和条件。邓小平政治哲学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使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前进和发展的新的治国之道，就不会有强劲的富国强国的动力。其次，没有民族性，也就无所谓实践性和方向性。政治的民族性要求使国家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没有民族性的国家必然失去民族自身，就难以保持应有的国际地位，永远只能做大国、强国、富国的附庸。有了民族性，实践性才有目标，方向性才有意义。再次，没有方向性就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实践上的盲目性、破坏性，二是社会持久凝聚力的缺乏。总之，邓小平政治哲学三个方面的特色具有不可或缺性。
邓小平治政哲学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对于经济落后国家何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安邦之策并无完备论述，而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作为国家观和治国方法的统一，解决了以往所未能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把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当作首要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曾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我们确定了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党的11届3 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13〕。这些话向我们说明，国不富则无以强，民不富则无以安，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正是因为如此，邓小平把翻两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当作本世纪之内的政治目标。第二，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振奋，使陈旧的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把改革看作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的论断更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改革的重大作用的认识。第三，利用资本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反对在“姓社、姓资”问题的抽象争论上纠缠不休，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的做法。他主张以三个“是否有利于”作为利用资本主义的标准。对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都可为我所用，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
其次，发展了毛泽东政治哲学。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十分丰富，主要有：关于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与建设现代化国家，关于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特点，关于两类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的主题，关于重视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关于执政党建设等。但是，毛泽东在晚年偏离了他原来的许多正确思想，邓小平对毛泽东则采取了完全科学的态度，他忠诚于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缺点和错误，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新措施，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把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再次，为我们在新时期安邦治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精神武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只要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治国、富国、兴国和强国之策，就一定能获得更快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21世纪跃入先进国家前列。邓小平政治哲学不仅是统一全国人民政治意志、政治思想的科学理论和精神武器，同时也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各级领导干部安邦治国，进行良性政治动作的科学理论和精神武器。
注释：
〔1〕〔2〕〔3〕〔4〕〔5〕〔6〕《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2、246、52、249、247、251页。
〔7〕〔8〕〔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143、149页。
〔10〕〔11〕〔12〕〔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37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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