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建华[1]2007年在《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选取当代城市小说的欲望与审美之关系作为研究视角，分时期进行论述：20世纪50—70年代是欲望的政治化与审美贫困化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乡村审美经验围困城市欲望、意识形态化抑制城市人性欲望、集体意志的强化与个性欲望的消失、无性别的审美观念与无差别的人情世态四方面来进行论述。这是一个思想相对“封闭”与僵硬的时期，国家用计划经济来规划城市，而在城市经济建设中造成了对城市欲望的抑制。同时，城市一体化的发展又构成了对个性和人性的抑制。20世纪80—90年代是欲望的释放与审美调节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物欲与情欲的狂欢、对于世俗的诗性叙事、城市现代生活的审美关怀、精英思想与平民意识的辩证互动四方面来进行论述。80年代是一个欲望释放与经济开放的年代，城市观念的调整，使得本来属于正常的变得不正常了，本来不正常的现在正常了。90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欲望膨胀的年代，多有失范的年代。这时期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有些是正常的，有些是反常的。世纪之交则是社会转型与精神救赎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重重矛盾中的精神挣扎、别无选择中的精神取向、道德“失范”与审美观照三方面来进行论述。人们面对种种精神困惑，这时期的城市小说主要写出了城市人痛苦的心理，写出了他们矛盾的、艰难的、可能性的选择过程。最后，本文从城市精神的生态平衡、欲望的审美化书写、城市小说精神的救赎三方面来论述寻找城市精神的救赎之道。本文认为，寻找城市精神的救赎之道是城市人理想化秩序的生长点。笔者从城市精神的高端来审视城市欲望的释放，探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同时也考量城市小说精神如何有秩序地生长，指出城市小说的救赎之道乃是解决高技术与高情感、竞争与公平、情感裂变与精神规约、人际关系冷漠与普遍关爱之间的平衡。本文还从城市小说的欲望与审美关系方面来观照，主要审视当代城市小说的精神缺失现象：在消费主义文化倾向下，城市小说侧重表现纯粹的欲望，缺乏责任和道德意识；价值多元、价值错位、文化意识与评价标准的迷惘导致小说精神的缺失与审美的迷失。最后，本文进一步探究小说中的深层问题：人的全面发展、真善美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等)、批判精神的获取(关注城市下层、城市社会问题、城市矛盾)等。全文对城市小说的欲望与精神力求做出客观分析和审美评价，立体地思索新世纪小说的出路问题与精神救赎。
易瑛[2]2010年在《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文中认为20世纪中国现当代作家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文化转型时期。他们面对穿越古老的历史时空而且从未消亡的民间原始、神秘的巫文化,重新进行理性思考和自觉的文化选择,并将奇异的巫性思维与文学的审美思维整合起来,从而使巫文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的形态走向了多元化,并且具有了现代的色彩。本论文以20世纪的叙事作品——小说为研究对象,将20世纪中国小说置于巫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全面梳理中国现当代作家在20世纪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对巫文化重新选择的同与异,追溯与辨析巫文化在20世纪小说中存在方式的历时性变化,探究巫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能以种种隐蔽的方式合理存在的原因,试图对巫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参与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建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审美经验的创造进行归类分析和系统考察。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章：“绪论”分析了20世纪中国作家关注和选择巫文化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并且对“巫”、“巫术”、“巫文化”进行了理论界定；梳理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论文的写作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通过研究从启蒙立场出发的20世纪中国作家对巫文化既质疑、批判又眷恋、肯定的复杂态度,透视现代启蒙者充满矛盾、悖论的精神世界,呈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文学的启蒙和文学的审美需要相互纠缠时复杂的心态。这一矛盾给作家创作造成的压抑与作家主体的反压抑,给作品带来了耐人寻味的艺术空间和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深度。第二章论述了身处文化边缘地带、得到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滋养的现当代作家的文化选择和创作追求与巫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家试图从民间独特的巫鬼信仰中,寻找到重新确认民族属性,拯救民族文化,安抚现代人心灵、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路径。对以巫鬼信仰为文化核心的乡土世界的表现只是表层,其深层涵义是探索和建构一种理想的人性形式和生存方式。对自然人性和巫术仪式的召唤,成为他们返归自然、重回“神之存在”的时代的重要通道。其次,他们把巫文化作为一种观照世界和人生的文化哲学,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出了一种重象征、重冥想、重抒情、具有传奇色彩和神话意味的小说艺术,从而挣脱了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为文学保留下了诗性飞翔的空间,大大丰富了20世纪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第三章主要结合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和建国后农村题材小说、革命斗争题材小说创作,探讨了巫文化与20世纪小说“造神”和“娱神”之间复杂的关系。在20世纪小说的政治叙事中,现当代作家通过对人神分离、人定胜天的肯定,对民间巫鬼信仰进行了“祛魅”的清理,与中国政治家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消灭民间宗教的“祛魅”运动达成了同谋。但是,政治祛魅的时代并不是巫鬼信仰绝迹的时代。现当代作家在对政治的叙事中,表现了民间巫鬼信仰与政治、革命之间既“合谋”又有所“游离”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作家们通过征用民间与巫文化相关的象征符号、巫术仪式,完成了造神、敬神运动,构建起新的政治神话；另一方面,现当代作家关注到民间信仰和权利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挣脱出“政治祛魅”运动的简单粗暴,在时代留存的狭窄缝隙中,真实书写底层民众的宗教信仰心理,表现了巫鬼信仰成为民众精神的寄托、对生命存在的神秘感知、对民间权利的潜在补充等积极的意义。巫与政治似断实连,两者关系的暖昧不清,显示出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政府、精英与民众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和利用、敌对和结盟等复杂的关系,为20世纪特定时期中国乡土社会民众的精神、信仰、宗教的特点留下了一份形象化记录,一份不同于官方正史的珍贵的民间精神档案,至今仍有其思想史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第四章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作家“寻根”与“寻巫”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寻根作家重建民族自我的现代化诉求,并没有完全以西方文化作为标准,而是开始挣脱现代化的隐形控制,将来自本土、民间、边缘的文化资源——巫文化引入了对文化转型和民族自我的建构的思考之中。其中,既有从对启蒙现代性的怀疑出发,到巫文化中发掘文化重建的有效质素的执着,又有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下对巫文化的理性批判和现代反思。其次,巫文化具有的诗、史传统,激发了寻根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饶有趣味的探索。寻根作家对巫文化诉诸于感性的审美选择,对民间神话、巫术仪式中保存下来的神话思维或巫性思维的复活,使来自本土、居于边缘的民间文化资源开始大幅度介入到文学叙事之中,带来了新鲜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段,从而修正了在政治规约下已走向狭隘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固有模式和思维定势,使得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小说开始了对文学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探索,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变革,开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新的文学话语时代的到来。第五章从探讨“先锋”与“传统”的关系出发,认为马原、残雪、余华、格非、林白、徐小斌等先锋作家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养分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中到自小深受影响的中国传统巫鬼文化中去寻找能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之间达到精神契合的因素。在古老、原始的巫术思维的启示下,先锋作家通过对预言、梦幻、宿命等非理性的描绘,颠覆了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将读者引渡到一个超现实的、巫风弥漫的世界之中,去体验曾被遮蔽在理性秩序之下的普遍的非理性成分。理性和非理性合一的创作状态,使先锋作家进入到了巫师施行巫术的“临界状态”之中,在与灵魂的对话中,深刻表现了对曾被大众语言遮蔽的存在的勘探、对人的“真实的灵魂状态”的冷峻审视、对心灵的避难所的寻找。其中,林白、徐小斌等先锋女性作家通过对神秘的“女巫”归来的呼唤,完成了男权社会下现代女性悲壮的逃离与无望的拯救。在小说叙事上,先锋作家到巫鬼文化中开掘文学创新的资源,创造了“多重叙述人称”、“圆形结构”、“叙事圈套”等多样的叙事手段,来表达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从而实现了巫文化和现代意识之间的有效对接。结语部分肯定了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巫性生命形态的向往和呈现,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文化建构、重塑理想人性、建设物我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巫文化影响下带来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宇宙和人生之谜的叩问、神性人格的建构、神话思维的复活、意象世界的营造、抒情风格的形成等对于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提升20世纪文学的艺术品位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继续探讨包括巫鬼信仰、妈祖信仰等在内的民间宗教信仰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巫性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内在联系等课题的价值与意义。
许心宏[3]2010年在《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文中提出论文基于文化符号学与叙事学角度,探研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及文化表征意义。研究的基本理路,是从中发现“城市”与“乡村”,到文学的“城市”与“乡村”是由语言符号所构建,再到探究“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从中离析出“城—乡”的符号结构功能与文化意蕴功能。以“城”与“乡”为文化结构符号,探究其中所表征的文化结构意义、时空结构意义、视角结构意义、修辞结构意义、性别结构表征意义、情感结构意义等,进而厘定出“城”与“乡”所指代的一系列话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符号意识形态之争、符号性别表征、空间归属于文化身份等差、城乡游走与家园梦寻等。肇始于20世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揭开了文学地图上“城—乡”符号结构叙事的历史帷幕,此乃研究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文化内涵的逻辑起点。第一章,汲取20世纪中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两个始基性的文化符号,界定出“城市”与“乡村”的文学想像特性与文化符号功能特征,进而界定出“城市”与“乡村”所表征的文化差异性、冲突性、变异性及真实性问题。在文学活动“作者--世界—文本——读者”的叙事“四要素”中,探析“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表达、指涉、结构、交流与认知功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实质是文学构想的文化意象符号,内中潜藏的则是文化符号所表征的文化观念世界。第二章,基于社会转型、城市功能、文化观念的“反转”、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作家“城市”审美经验等角度,从文化符号的“中心”与“边缘”、“时间”与“空间”、“过去”与“现在”三个维度,探讨文学“城市”与“乡村”的符号时空与书写格局,以“城”与“乡”作为结构性文化功能符号,离析出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叙事者文化心灵矛盾以及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意义。第三章,就文学的“城”与“乡”的符号结构关系来说,“城”与“乡”是一种文学叙事的视角结构与文化意义生成问题。自“五四”时期“乡土文学”以来,文学的自“西”看“中”与由“城”望“乡”,突破了乡土中国“城乡一体”的混沌状态,在“城—乡”视角的结构与解构中,促发了两大文化空间的视阈性比较。由“城”望“乡”的“乡村”书写,“城市视角”是潜在的“实”；而“民间视角”、“反启蒙视角”、“反城市视角”虽为表面的“实”,但却是真实的“虚”。90年代以来,文学的“城市”构想与书写,在“新生代”作家那里,源于社会转型与作家城市审美经验习得,文学的“城市”书写与文化意义始具“本体”地位,表征着城市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确立甚至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四章,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叙事修辞,基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乡土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型,乡村“他者”的“城市”叙事常被冠以“罪恶”、“怪物”、“迷宫”等修辞性叙事；90年代以来商业文化与都市文化语境的根植,“金钱”、“情欲”与“物欲”成为“都市文学”叙事修辞的基本题旨,“欲望化”都市意象升腾于文学文本之中。论文基于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商业化的社会发展,从道德与情感、道德与理性、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解读视阈中,探析“都市文学”的“都市”精神面影。第五章,基于“城市”与“乡村”的文学叙事修辞,作家“乡下人”、“我是农民”、“乡村之子”文化身份的宣称,实质是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出于文化身份“安全感”与“崇高感”之需,“乡村”与“土地”是其文化身份“征用”的文化符号；但又在“文化启蒙”、“国民性批判”、“文化批判”中陷入文化身份“跌落”的“虚妄”境地。在“恋土”与“恋乡”两种情结中,有“知识分子的”与“农民的”两种,前者重“审美”,后者重“功利”,在“能表述”与“被表述”之间,其实是话语权的分殊。在对“乡村”与“土地”文学构想中,基于“城乡二元”社会状态与数以亿万计农民工“向城求生”的社会现实,解构了“乡村”的“童话”与“诗化”的既有修辞性叙事策略。第六章,从“乡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发展,意味着传统“乡村—村落”的解体过程。在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等维度上,文学的“城”与“乡”叙述,从符号结构的性别表征上来说,“城市”具有“父权”指代的文化符号功能,而“乡村”则显现出“母性”的文化符号指代功能；90年代以来,“都市里的农家女”的“身体”修辞,隐喻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等级结构状态。第七章,文学“城--乡”符号的情感结构编码,无论在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阶段,经由现代“乡土文学”、“京派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后寻根文学”(或“后知青文学”)、城市化语境中“乡村-自然”文学构想,出现了“母题”性“城—乡”符号互立的情感结构编码模式,皆将“家园”安置在了“乡村”自然、山水、村庄,甚至“野地”、“荒野”上,“乡村”成为能指的“家园”符号的指代。这其中,既有文化心理上的乡土根植与城市梦魇,又有基于现实与心灵需求的“城--乡”互为“乌托邦”的符号编码。不过,基于“乡村—家园”的语言符号编码,对“乡村—家园”的追求也永远“在路上”。
石冠辉[4]2016年在《马原先锋小说研究》文中提出作为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中先锋小说潮流的开拓者,马原与其他先锋作家一道把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推向一个高潮,彻底扭转了当代文学的叙事观念。马原借鉴西方元小说经验,在创作中率先进行元小说文体实验,创作出先锋性十足的具有现代形式的小说作品,大大影响了其他先锋作家的创作。马原引领的艺术风格清晰的先锋小说潮流,是中国当代作家自我意识和文体意识的集中体现。马原小说颠覆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和理念,引起当代文学对于形式的关注,促进了文学审美的回归,使当代文学进入一个关注形式的美学时代。先锋作家马原的文学创作理念具有明显的技术论色彩,他把小说艺术表现技巧看作小说创作的头等大事,他的不少小说都是形式化鲜明、风格化独特的作品。但马原并没有止步于对文学形式的追求,他在进行文体实验的同时,也对存在意义等终极问题进行追问和探索,虽然这一探索并没有进行到底,并结出和叙事实验一样丰硕的果实,但却走向了一条神秘主义的途径。马原的先锋小说在主题内涵方面表现出浓厚的神秘主义倾向,这既是作家的一个写作策略,也是其世界观在新时期发生重大转折和精神迷茫的折射。马原是复杂的,他的小说是丰富的,虽然马原的作品数量不多,但他的创作折射了一个时代文学急剧变迁的图景。从现代性视角出发,以马原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本论文运用西方元小说理论分析马原小说文本,研究马原小说元小说叙事艺术的实践特征与原则,剖析其小说神秘主义精神走向的时代语境和哲学渊源。在此基础上,探讨马原先锋小说在艺术创作理念、写作姿态和文本表现等方面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困境,从创作角度研究先锋小说开拓者马原的文学创作和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本文共分九个部分。首先概述马原先锋小说发展、文学史地位及其作为本论文选题依据和意义,介绍马原小说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研究采取的论述方法和创新点。其次梳理本论文涉及的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概念,分析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探析马原先锋小说生成的时代文化语境和文学背景。现代性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种自发诉求,也是先锋小说发展的内在动力。新时期先锋小说的叙事转向,实际接续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三部分论述马原小说创作的演变过程:早期沿袭传统现实主义写作,但在主题与叙事技巧方面初步显示出现代小说的某种气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马原开始在小说中进行文体形式创新的密集实验,创作出一系列先锋性色彩浓厚的作品。马原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成长及其形象建构,其间包括个人工作生活的特殊环境因素及其周围作家群体,文学刊物的推介,还有批评家群体的推波助澜等诸多影响因素。西方经典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非主流的道家文化和老庄思想成为马原先锋创作的主要精神资源。第四部分追溯中西方元小说概念及发展历史,分析元小说理论及其内涵,进一步研究西方元小说与马原小说的区别与联系、元小说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关系。依据美国文论家布莱恩·斯通希尔的元小说理论,结合马原小说文本,分析马原元小说艺术实践中的文本倾向(主题美学风格)。第五部分总结马原元小说文本实践的创新性特征,结合马原小说文本创作的实践与批评,探讨马原小说叙事理论。第六部分追溯神秘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渊源,探讨马原先锋小说神秘主义的哲学基础及其创作思想,研究马原小说神秘主义表征及其实践。第七部分剖析马原先锋小说实践过程中在作家创作观、写作立场、写作实践和文本表现方面的悖论,具体表现为文以载道和艺术至上,叙事实验与经验世界,精英立场与大众立场,可写文本与可读文本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和悖论贯穿马原创作的整个历程,既成就了马原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的文学史地位,也导致作家无法超越形式,突破自身的困境。第八部分概括马原在文体实验、故事价值、第一人称叙述、形而上主题挖掘、创作影响和职业作家意识等方面对推进当代小说现代形式发展的具体贡献、文学史意义和历史局限。最后通过总体考察马原写作姿态、价值意义、精神现象以及作品整体风貌,总结马原小说对当代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意义,研判一个时代的文学写作意义和现代性展开过程,为当下写作提供借鉴和参照。
田蕾[5]2015年在《张炜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维透视》文中认为本文主要以张炜的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以梳理、分析、归纳、透视其小说叙事整体创作特征为主线,以当代诸多经典小说为对照,分别从写作资源、创作姿态、叙事策略、精神内涵四个维度来辨析研究张炜小说叙事的基本特征、叙事审美及精神意蕴空间,从而总结其小说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后撤与横站、趣味与意味等方面所提供的独特经验。绪论部分陈述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起因、爬梳了当代文坛对张炜小说创作研究的主要及重要成果及现状。阐述了本文拟研究的重点问题及难点问题,并对张炜小说的研究意义及价值进行了相关说明。第一章,融合与坚守——张炜小说的写作资源。主要研究了张炜小说的创作资源。在本章中,首先研究了地域传统文化对张炜小说文化内蕴的影响。从齐鲁文化的差异性特质、儒道孔孟黄老及入世与出世的不同抉择、对莱夷古国和齐国盛世转衰的文化反思等方面,着重地分析了地域文化对张炜小说历史感、道德感及忧患意识形成的潜在影响。接着又从经典文学阅读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诸子百家典籍、《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雅文学对其诗性写作的滋养。以及西方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其小说精神气质的寝染和塑造。并重点论述了文脉芳心的由来及对张炜小说一贯强调的“质疑反思,警示批判”写作精神的确立。最后又结合了张炜个人的成长及生活经历,重点阐述了童年的丛林回忆、少年的野地流浪、中年的自我放逐对其小说创作主题、叙事素材、情节结构、情感基调等方面的牵引及启示。第二章,横站与后撤——张炜小说的创作姿态。主要研究张炜小说的叙事姿态。叙事精神、叙事形式、叙事路径是进入张炜小说创作研究最为有效的通路。本章首先以“疏离”作为切入点,从鲁迅先生“横站”文坛的精神选择、隔视当下的精神反思、重构历史的精神探究,阐述了张炜小说对过分粘滞于日常现实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突破与超越,借此重拾当代文学日益衰微的生命力及通向终极的神性思维。接着又从小说的叙事形式入手,从叙事模式、叙事文体及叙事技法三方面分析归纳了张炜如何以“返回”性叙事解除当代文学“非传统文本”的叙事危机。并着力在小说创作中大量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模型、叙事技巧同现代小说叙事技法相互交融,从而形成特质的“兼容性叙事”文体。最后,以对其小说中文化性、奇幻性、历史性民间想象力的分析；对启蒙性平民立场、诗意的世俗立场、雅俗同构的人性立场等叙事立场的梳理；方言古语、野生土语、诙谐隐语等民间语言的阐释等方面着重论述了张炜小说特有的精英化民间叙事特征。第三章,智性与诗性——张炜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研究张炜小说创作的叙事策略。怪诞叙事、智性叙事、空间叙事是张炜小说创作的基本叙事策略。在本章中首先研究张炜小说的怪诞叙事,具体由怪诞叙事的类型确立、视角激活、功能解析三方面分析研究张炜如何以“奇幻”、“超验”、“非现实”的写作手法挣脱媚俗、趋同、趋时的现实写作,切近芜杂、奇异、荒诞的深层真实。接着,通过对反讽叙事、互文叙事、隐喻叙事的分类爬梳,研析了张炜夸张、幽默、犀利、奇俏、诙谐的审美叙事风格。并指出其以一种幽默的把玩姿态将现实的另一种真相巧妙地还原呈现于读者面前。最后借巴赫金的空间叙事理论、对话理论及中国传统小说的间架、套盒、板块、链条等叙事空间形式,通过对小说叙事空间的构成、叙事空间的多重交叉及空间叙事类型的整理分析,归纳研究了张炜小说空间叙事的基本特点。第四章,游荡与高原——张炜小说的精神内涵。主要研究张炜小说的精神意蕴和思想价值。行走与游荡、探究与疑思、野地与高原是张炜小说精神内涵的三组核心关键词。本章先从行走与游荡的方式解读入手,解析了被迫逃离者、主动出走者、自我放逐者三种基本行走方式,进而论述张炜如何以游荡这种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生成小说的结构意义、文学意义及精神意义。接着又从考据部落远史、重探传奇轶闻、探秘革命疑案三个层面阐述了张炜如何探究记录历史真相。再以对当下现实欲望引起的精神衰败和金钱权力引发的霸权统治的目击寻访,揭示了改革后当下时代进程中城乡的真实面貌。继而对张炜一直坚持的“不相信”的疑思精神、同质的历史宿命观及现时性对先验性的反拨等精神思索进行了详细阐释,归纳、综合、研究了为何张炜要以探究与疑思作为其小说叙事的内在驱动力。最后本章通过对野地与高原这两个重要精神意象的梳理,分析研究了张炜小说精神家园的变迁及走向。从而进一步探讨野地高原的意蕴空间,全面重点地论述了张炜对现代进步性的思索及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御与警示、对家族精神血脉的清洁与体认。结论部分对全文的研究重点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回顾,归纳出张炜小说价值的几组核心词,即趣味与意味、传统与现代、后撤与横站、野地与高原,对张炜小说在叙事策略、精神主题、审美意蕴及思想价值方面的成就与局限进行了客观的评述和判断。
赵庆超[6]2010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文中提出在大众传媒不断扩展文学传播途径的当下时代里,关于文学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走向的思考在不断加深。学界中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相伴而生的是“文学性”泛化的问题,在后现代社会“文学性”向其他学科蔓延的理论背景下,以传统印刷媒介为依凭的文学作品在与其他媒介的共存中将如何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成为富有意义的话题。带着对这一话题的思考,论文重点考察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梳理和廓清这一时间段关于电影改编的一些问题和规律,厘定文学性元素在向电影这一艺术领域拓展中多样化的转换和创新样态,从而为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学和电影的良性发展寻求理论支撑点。为更好地达到研究目的,论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借鉴主题学、文化学、叙事学、符号学、修辞学等理论研究成果,从主题思想、审美艺术和个案分析的层面对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进行深层分析研究,力图通过对电影改编的历史轨迹、转换规律和创新原则的揭示来反思、考辨特定时段内文学史与电影史之间的互文关系,丰富和深化对文学性泛化现象的理性认识。论文分为绪论、改编的文化主题学研究、叙事结构学研究、典型案例分析研究和结语五个主要部分。绪论部分梳理考辨电影改编研究的相关问题,揭示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提升空间,从而明确论文的研究重点和创新意义。主要从课题研究的缘起、现状、范围和涉及的理论方法等角度展开阐释论述,表明研究选题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为下文的具体论述做出充分准备。上篇部分重点揭示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在文化主题层面上的转换创新样态和思想流变规律。在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艺术精神上呈现出多元化的主题诉求指向,形成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风格的审美表征,电影改编受文学蓝本的思想意蕴、时代语境的价值催生、创作主体的艺术品味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文化精神层面的演进流变中呈现出复杂的表现样态,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包裹在印刷媒介中的文学精神内涵,并有效地促进文艺精神的传播途径和扩充文学性的表达视阈。同样,由于文学和电影分属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的不同范畴,相异的媒介特质决定二者之间的主题内涵在改编过程中可能发生种种变异现象,特别在中国式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具有深度批判指向和形而上超越的文学主题常常在改编时被平面化和去本质化,淹没于专注解构颠覆的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思潮中,正确处理这种不良的改编倾向,及时匡正其负面化的影响,需要创作者认真平衡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与产业链中的商业利润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艺术精神良性拓展的运行机制。中篇部分重点探寻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在审美表达层面上的艺术流变现象和深层转换原则。文艺作品的改编在主题精神层面上多是相互勾连的,更应该注意把握的是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审美表现元素的艺术转换与创新。虽然文学采用文字线性叙述的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电影以声、光、画综合作用的镜头话语揭示主题内涵,但二者在艺术表现上均采用相似的叙事元素、符号元素和修辞元素来完成艺术包装,伴随着文艺创作在新时期的特定时空中不断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电影改编在艺术转换与创新层面上也取得越来越多的经验和成就,使得文学性元素与电影性元素在转换中逐渐实现充分的融合。但由于部分改编者盲视电影和文学作品在使用同类艺术手段上的差异性,一些审美元素在改编中被生硬搬演,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作品的艺术成就,不利于在文学创作与电影生产之间进行圆熟的艺术对接,正视这种改编硬伤,做到艺术转换上的扬长避短,需要改编者借鉴他人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对审美元素的仔细甄别中进行丰富多彩的艺术创新。走向多样化的审美表现风格带给改编者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推动文学和电影创作在艺术审美的维度上取得更为长足的成就。下篇以典型案例分析的研究继续深化对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的认识。选取《香魂塘边的香油坊》到《香魂女》、《寻枪记》到《寻枪》、小说《高兴》到电影《高兴》三个分别凸显现实主义元素、现代主义元素和后现代主义元素的改编案例进行集中分析,以求形成以点带面、深层整合的研究效果。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在每一次改编行为中都应注意把韵味深远的主题情感与个性独异的艺术建构相结合,使二者在深层整合的基础上既能延续和深化原作的文学生命力,又能彰显电影作品的审美风味,竭力实现审美传播与经济回收的双赢。所以不管凸显何种色彩的文化和审美元素,都应自觉遵循艺术转换的基本规律,契合文本所寄身的媒介的特质,凸显创作者的主体性精神,为弘扬民族文化和彰显时代精神做出应有的努力。由通过对这三个案例的研究分析,无论是因精心设计而取得的成功经验,还是因改编失误而获取的沉痛教训,都能够给具有类似风格的改编行为带来丰富的启示,因此由点到类地反思两种艺术文本在艺术链接中的生命契合点和审美表现偏差,对充实完善当下的文艺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结语部分针对新世纪之后的中国电影改编所面临的新的尴尬处境,认为当前的电影改编行为仍有进一步完善和加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疏离文学和电影的关系不能真正促进电影艺术的长远发展,反而会使得作品有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电影改编行为进行规范引导,以求生产出更多的艺术精品。全面而理性的电影改编研究有进一步深入进行的必要,编导们需要认真反省和协调改编行为的外部语境与内部元素、人文关怀与娱乐消费、艺术实践与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将能真正实现文学性元素在电影创作中的深层拓展,以鲜活的艺术汁液滋养着电影艺术的茁壮成长。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没有泛泛而谈改编理论和改编现象,而是对新时期这一特定时间段的文学和电影之间的艺术对接现象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梳理,在寻找和揭示艺术转换规律的过程中,竭力为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和电影生存空间的开创清理认识误区,建立理论依据。
周水涛[7]2003年在《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文中指出本文以新时期乡村小说为研究对象,以作品的文化意蕴为研究重点,既审视作品的文化内涵的静态构成,又考察作品的文化内涵的动态建构方式(如文化批判、文化探寻、文化展示等)与凝聚过程。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乡村小说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对“乡土小说”和“乡村小说”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简单比较,阐述了本文选择“乡村小说”作为核心概念的理由。其次,绪论回顾了“五四”至40年代阶段、十七年阶段的乡村小说文化意蕴建构的概况,阐述了新时期乡村小说文化意蕴建构的基本特征。最后,绪论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全文的大致结构等问题进行了简要说明。第一章主要论述新时期乡村小说文化视角的迁移。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政治文化视角是此时乡村小说创作的主要视角,这一视角使当时的乡村小说创作留下了许多文化盲点。从七、八十年代之交到80年代中期,乡村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从促狭的政治文化视域到开阔的文化空间的过程:不自觉的文化展示——文化意识的觉醒——自觉的文化思考,是视角转换过程中的三个环节。思考、展示部分农民因文化转型所致的思想困惑,审视农民文化、揭示农民文化人格缺陷,是乡村小说创作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文化寻根思潮的兴起对乡村小说创作文化透视的深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寻根思潮主要从理论依托、审美认知、创作指向等方面促动了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视角主导地位的确立。从80年代中期开始至90年代,乡村小说的文化透视开始深化: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还是对当代农民文化心理的审视,作家的文化思考都指向文化的深层积淀:《苦寒行》等作品展示了农民的生存环境与人格变异的深层次联系,《古船》、《白鹿原》等作品对乡村宗法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马桥词典》等作品对乡土文化的超积累现象进行了沉潜的透视,等等。随着文化视角的迁移,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日益充实,文化意蕴的层次日益丰富。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悲剧描写及其文化意蕴。本章考察了乡村小说创作中的三种悲剧,即:社会悲剧、生存悲剧、文化悲剧。“社会悲剧”出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阶段。这类悲剧描写在突破几十年
王立坤[8]2018年在《城市“眩晕症”的呈现与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胡学文的早期作品多描写特色鲜明的坝上乡村生活,作者也因此以乡土小说家的身份进入当代文学研究视野。但自《婚姻穴位》之后,他开始将审美视角伸向城市,并籍此挖掘新的创作资源,展开新的文学想象,构建起自己城市小说创作的新领域。在城市小说创作中,胡学文依然坚持着关注底层、关注普通人的审美选择,这使他的城市小说和乡土小说之间,保持着一种相通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新的审美经验,作家笔下有了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思考,概括来说,城市“眩晕症”成为胡学文城市小说的情感内核。相对于乡村生活和农耕文明,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在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袒露出工业化生产和物质财富堆积之下的人性变异和扭曲。物的强大诱惑带来精神的迷失,传统的道德律令又让他们陷入两难境地,谎言、欺骗流行,虚荣、浮躁泛滥,成功的渴望面对着阶层固化的壁垒,人与人缺乏有效的沟通却又渴望信任与真实以至遭遇强烈的孤独体验,貌似偶然的神秘力量反复宣告着个体反抗的无力,使得本该彰显的自我价值走向式微。凡此种种,行为、情感与心理上的城市病症候,在胡学文的城市小说中一一得到呈现。城市生活的新体验引发了胡学文叙事策略的倾斜与嬗变,呈现出新的审美表达。作家在创作中以荒诞化的形式将事物溢出常态,引出更微妙的人物关系和人性内涵,并置结构的使用串联起人物的生活全景,而悬念和隐喻形式的勾勒同样引发读者对事物复杂性的思考,多样化的叙事艺术反作用于城市的生存情感,将眩晕状态的城市人生更清晰、生动地呈现出来。“眩晕”的城市经验和承接情感变化的叙事策略双重叠加,改变了胡学文作为乡土作家的创作定位,也承担起作家理解和表达城市经验的任务。除此之外,胡学文城市小说创作中也隐含着一种犹豫和徘徊。熟悉的乡村文化背景,为胡学文的城市观察思考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但也让他对城市病症候更为敏感,忽略了城市化进程中人的机遇和可能性;观念视角的介入固然助推了作品的形而上色彩和批判力度,却也易于造成审美的缺失。总之,胡学文的城市小说既有新的选择,也保持着作家个人的坚守;有突破,也有局限。甚至可以说,突破点也恰是瓶颈处。
宋媛媛[9]2014年在《论九十年代城市小说中的悲剧书写》文中指出在九十年代,随着城市成为中国重要的人文景观,城市小说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期,蔚为大观,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坛主流。九十年代的城市小说作家立足于自己的生存经验,将九十年代转型期的城市真实的再现于读者面前。在展现城市文明“现代性”的同时,超越“瞒与骗”,直面转型期芜杂城市中的形形色色的悲剧。凭借直面困境的悲剧精神,寻求超越悲剧性人生的建构性力量,刺破象征现代的城市童话,关注庞杂城市中深陷悲剧困境中的人们,抚摸他们的疼痛、给予人道主义关怀,呼唤一种更健康、更适合人们发展的城市秩序的建立,体现出作家的人文情怀与赤诚的悲悯情怀。本文以九十年代城市小说中的悲剧为研究对象,从九十年代城市小说中悲剧的表现、特征、形成原因来分析九十年代城市小说中悲剧书写的丰富内涵,继而全面认识九十年代的城市小说,挖掘其在文学史中的意义。通过梳理,会发现九十年代的城市小说中的悲剧主要表现为底层小人物的苦难生存与女性难逃的悲剧宿命的生存悲剧；个性丧失与知识分子诗意理想破灭带来的精神悲剧；传统价值的失衡与道德失范以及乡村陷落的社会悲剧。在与八十年代城市文学作品比较中,会发现九十年代城市小说中的悲剧凸显着城市空间、欲望,并且揭露着转型期激化的城乡冲突。而这些悲剧的成因,主要包括九十年代城市小说作家所处的时代现实的影响,八十年代文学“悲剧”传统的渗透,以及作家的生存经验与创作理念的指引。在悲剧的书写中,体现出九十年代城市小说作家对城市底层的关注与悲悯,凝聚着对现代性的城市文明的反思,在悲剧的书写中也体现出对宏大叙事的辞别,这些共同构成九十年代城市小说悲剧书写的意义。
郝敬波[10]2012年在《论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创新》文中研究说明短篇小说鲜明的文体特征决定了它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在文学变革时期，短篇文体往往更易于实现艺术实验和探索的诉求。新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转型阶段，在各种文学观念不断更新、文学思潮不断更迭的过程中，短篇小说呈示出诸多艺术创新的显著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文学变革的“先导性”作用。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创新研究，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需要从小说理论上加以分析和探讨，又是一个具体问题，需要广泛、细致的阐析小说文本；既要有宏观的“小说史”视野，把新时期短篇小说置放于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加以观照，又要有微观的“文本”视野，即根据文本说话。本论文将在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新时期短篇小说历时演变和横向比较的考察，着力探讨新时期短篇小说文体观念和创作实践中的创新之处，剖析其艺术经验，把握其审美价值，考量其艺术创新为新时期文学发展提供的启示意义，并试图从学理层面完成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评价的反思过程。第一章主要梳理了新时期短篇小说文体观念的渊源，在现代短篇小说观念的基础上探讨新时期短篇小说观念继承和新变的演进过程。新时期短篇小说的文体观念本质上源自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观念的自觉和确立，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观念又必须溯源至西方短篇小说观念的演变。爱伦·坡（EdgarAllan Poe）、马修斯（Brander Matthews）和哈米顿（ClaytonHamilton）等西方学者的短篇文体理论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观念形成的重要渊源，并直接影响了胡适短篇小说理论的形成。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废名、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经典短篇也呈示了风格不同的文本范式，体现了现代短篇小说创作形态的多样性，从创作实践的维度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短篇小说的文体观念。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观念的生成方式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断裂与移植的自觉方式，二是规避与导向性的构建方式，三是实践领域中的范型建构。这也是新时期短篇小说文体观念反思和演进的出发点。与现代短篇的创作形态进行比较考察，十七年短篇小说创作在丰富性和多样性等方面明显带有了时代的局限性。进入新时期之后，短篇小说开始步入了文体观念和创作实践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短篇小说首先对“五四”以来短篇小说的文体观念进行了“承继与独立”性的反思和探索，在体裁、语体和风格等方面表现出更为自觉、独立的文体观念，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艺术创新的文体特征。第二章着重分析新时期短篇小说主题呈现的艺术特性。新时期短篇小说在社会影响上从“中心”退居“边缘”，同时，长期以来短篇小说安静的创作状态也使得其主题话语处在一种“边缘”的地带。新时期短篇小说主题话语的“边缘状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矛盾话语的潜隐，二是对历史和现实变迁话语的放逐，三是对爱恋叙事话语的疏离。正是在主题话语的“边缘”地带，新时期短篇小说在主题的呈现方式等方面实施了探索和变革的努力，并表现出诸多的突破性特征：其一，以观照取代贬抑的主题审美旨趣；其二，以“隐曲”取代“突显”的主题呈现方式；其三，以“内部”取代“外部”的主题表现特征。新时期短篇小说文体对世界独特的观照方式成为其个性主题生成的缘起，并呈现出与其它文体不同的主题话语特征。主题话语的“边缘化”形成了短篇小说独特的主题话语形态，表现出非整体、非系统性的“离散化”特征，从而在小说主题的呈现方面表现出艺术创新的文体品格。第三章从小说的人物要素探讨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创作变化，从形象塑造的技术转型考察新时期短篇文体的艺术变革。新时期短篇小说文体观念以及主题呈现方式的变化对人物的叙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物叙写的方式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形象塑造的技术方面表现出艺术创新的某种趋势。新时期短篇小说人物叙写方式的艺术转变整体上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人物的符码化趋势；第二，人物的内倾性渐变；第三，人物局部叙写的更新。新时期短篇小说形象塑造的技术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小说人物的形象内涵和表现形态。第四章试从新时期短篇小说叙事结构模式的转换入手，探寻其叙事结构的艺术创新，发掘其艺术嬗变的审美特点及其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新时期短篇小说故事性结构的叙事策略主要表现在耗散结构的转换，并以转换的“先导性”姿势实施了对小说结构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在抒情性叙事结构演变的路径上，短篇文体以体式创新的方式推演着新时期小说艺术结构的转换，并与故事性结构的转型形成相互贯通的布局，共同演绎着新时期短篇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与发展。新时期短篇小说叙事结构的切换是一个艺术嬗变的渐进过程，蕴藉了短篇文体审美意识的诸多变化，并进一步提升了审美主体的境界。新时期短篇小说叙事结构模式的艺术转换，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观念转型和创作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五章重点探讨新时期短篇小说语言的先锋变革。新时期短篇小说以创新性的变革方式更新了语言的叙事策略，语言变革及其所呈现的语言特征成为新时期短篇文体重要的区别性特征之一，从而使短篇小说独特的艺术世界在语言变革的维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从整体上来说，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语言变革呈现出三种表现形态：其一，语言的技术性诉求；其二，语言的个体化彰显；其三，语言的能指化呈示。短篇小说的语言变革在新时期文学语言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先锋性”的启示意义，这更加凸显了新时期短篇小说语言变革的创新性特征。第六章主要从艺术风格的维度探讨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创新性。新时期短篇小说文体特征的共性源自作家的艺术个性，在个性向共性提升的过程中，新时期短篇小说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纯净”和“精致”是新时期短篇小说呈现出来的较为显著的两种风格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时期短篇小说基本的审美风貌。此外，“潜细”和“绵远”又从不同的层面呈示了短篇小说独特的艺术特征，也成为新时期短篇小说重要的风格形态。文体期待则是艺术风格在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显现形态。新时期短篇小说文体期待的生成过程，尤其是其形成的艰难性特征，进一步突显了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创新的品格及其所蕴含的艺术魅力。余论部分则主要讨论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局限性，并对其创作的可能性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展望。新时期短篇小说创作在进行探索和创新的同时，也表现出过分彰显“技术性”的一些倾向。一些短篇文本中呈现出来的较为明显的“仿制”痕迹，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创新的力度，并从一个角度表露出新时期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想象力的匮乏和艺术能力的欠缺。同时，一些小说家局囿于自己的狭小视野，过于迷恋于自己的私人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阻隔了短篇小说创作与现实的某种联系。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加入到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来，他们的审美取向使我们看到了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些趋势。这些作家更加重视开放的创作观念和宽阔的创作视野，不再满足于展示喧嚣的社会图景和琐屑的私人经验，而是指向对精神和灵魂的书写诉求，这种变化趋势也预示着新时期短篇小说创作的某种未来。
参考文献：
[1]. 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D]. 冒建华. 兰州大学. 2007
[2]. 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D]. 易瑛.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3]. 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D]. 许心宏. 浙江大学. 2010
[4]. 马原先锋小说研究[D]. 石冠辉. 兰州大学. 2016
[5]. 张炜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维透视[D]. 田蕾.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6]. 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D]. 赵庆超.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7]. 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D]. 周水涛. 武汉大学. 2003
[8]. 城市“眩晕症”的呈现与思考[D]. 王立坤. 河北大学. 2018
[9]. 论九十年代城市小说中的悲剧书写[D]. 宋媛媛.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10]. 论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创新[D]. 郝敬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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