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98社会学：研究进展状况与热点难点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研究进展论文,社会学论文,难点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增强学术观念，提高应用研究的质量
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20年的历程，这20年间，它始终以中国的体制改革这一社会变迁为背景，因而不乏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众多的社会学家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各自的问题意识，并以一个社会学者的使命感为出发点，投身于具体的经验研究当中，营造了一个能够引起学术讨论的气氛。这一气氛同时促进了80年代后期以来翻译工作的蓬勃发展，它给国内社会学界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同时也促进和加强了国内外的学术对话。在全国一级刊物上发表的社会学成果有这样几个特征：1.在知识体系中把握学术动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承续学术脉络，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酝酿学术命题。这就相对地减少了资源浪费和重复性研究。2.政策性研究历来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它的主要特征是研究的命题不是来自于长时期的学术思考，而是既定框架下的应用研究。本文介绍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学者们比较注重理论层面的呼应，学科的理性化成分也有所提高。3.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关系。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具有主观意志的人和能动的社会，社会现象总是千差万别的，是变化中的一种存在，这也意味着社会本身是一个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应该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人。目前，不同于社会“数字人”、社会“植物人”的另一套解析社会的方法论逐步在酝酿之中，它在探讨指导经验研究的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从社会机制上动态地把握社会结构等方面，对我国社会学整体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贡献。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社会学中的计量分析逐步走向规范，相比之下，社会学中的解释分析尽管数目可观，但缺乏严格的概念体系的支撑，流于素材的白描和临摹的现象较为严重，这些作品与新闻记者的报道不同的一点是多了一层价值判断而已。另外一点是，对国外社会学著作的介绍和研究不够深入和完整，“炒作”风气仍然存在。譬如，有学者批评说：在西方，后现代思潮势头已过，国内还把它作为热点、前沿问题来讨论。且不追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出的文化相对论和普遍主义之间关系的命题是否已经得到了解答，社会科学中相对论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演变为“意识形态上的相对论”和“方法上的相对论”这两种，这足以证明学科发展中深刻的人文背景和社会学反思。所以，学术研究并不是以年代来区分它是否位于学术前沿，更不是以“时髦”来定夺它的学术价值。学术并非时尚，它是一种长期的知识积累过程，需要花费一个人的毕生精力，甚至几代人要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本身也说明了它的脉络关系。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社会学仍在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思想体系之中，即如何改造这个世界的“实践社会学”和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理解社会学”，在我国，其中也不乏具有文化韵味的本土化色彩。
鉴于上述几种学术动态，我们横向地观察1998年的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纵观这些研究在我国社会学理论方面的探索和建树，以及这些理论在整个社会学研究中的参与和对话能力，我们作出如下介绍和分析。
二、学术前沿问题研究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探索
国家与社会是社会科学探索中老而常新的问题，亦是近年来各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变革中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研究，国家与社会更是成为一个基本的研究角度。影响中国研究的主要观点曾经被概括为极权主义（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多元主义和国家—社会关系三代理论模式(E.Perry,1994)，它们分别是对苏俄、美国和欧洲研究的历史性总结。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态的描述，就成为其分析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就改革前的中国而言，国家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不发达的科层系统和大众动员的运作方式，成为确立中国1949年之后的总体性社会体制的三个最基本的因素，因而西方学术界在50和60年代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全权主义的理论范式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解释工具（孙立平，1997）。多元主义模式源于工业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关注工业化和技术的作用及相应的现代化理念，强调各种群体与利益组合的要求和对决策的影响。多元主义与全权主义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多元主义承认精英冲突（政治派系）的存在，意识到作为运行者的精英和民众的重要性，并且关注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非正式过程(Halpern,1993)。从政治学和历史学角度概括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将视线转向国家之外的力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而根据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理论资源，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主的研究则使用新制度主义范式来概括这一研究取向。与全权主义范式的假设不同，新制度主义范式并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国家已经完全吞并了社会，相反，新制度主义范式非常关注从属群体的抵制对国家官员的限制。在这一视野中，强调外在于国家力量的存在和它的自主性及其非正式反抗，“二次经济”(second economy)的存在，从属群体的作用、非精英的作用乃至大众流行文化，概言之，注重国家结构和社会行动者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其主要特征。
近些年来，“国家—社会关系”已经成为研究苏东和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在尝试用这个理论框架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进行研究。然而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目前“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概念还是相当粗糙的，基本上是以“分化—结合”或“相对强度”为基本分析框架。事实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一关系的演变是一个很难用“分化”、“结合”或是此强彼弱的关系加以概括的复杂过程。例如，不同层次的国家机器、政府部门，沿海与内地，不同的民族、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地域范围等等，其间产生的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和动态过程足以使整体性的“国家”、“社会”概念显示出粗疏乃至“笨拙”；此外区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及各自的行动者也促使研究者细加斟酌和慎用“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等概念工具。
在探讨国家—社会关系这一问题时，为了分析和叙述之便，国家与市民社会、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等一系列对应性的概念常会被使用。而这些对应概念的使用有时也导致了研究视域和思考上的二元对立，即将国家与社会视为各具不同性质、不同逻辑的位于两极的研究对象，并将正式的、法治的、理性的、现代的、普遍主义的性质归于前者，而将非正式的、礼治的、迷信的、传统的、特殊主义的特性归于后者。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实质内涵并非只居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逻辑的一端，扎根于本土社会与文化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与其产生基础既相区别又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共和国作为农民革命胜利的结果亦不可避免地带有乡土社会与文化的烙印。因而，国家与民间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统治意识形态与民众观念之间的联系、沟通和互动过程才是认识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最重要角度。
对国家—社会关系复杂性的认识使研究者注意到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趋向，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家与社会之间分化和重新结合的重叠。一般地说，在一特定的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要么是走向分化，要么是走向结合。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就是这两者走向分化的结果。而中国目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则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趋向，即一方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某些方面走向了进一步的分离，但在另外的一些方面，则走向了进一步的结合。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过程，是相当独特的。这样的一种趋向必然对今后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二，国家中的不同部分与社会的关系的差异。在一般的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中，存在的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将国家或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表明，国家内部有不同部分，而社会内部也是高度分化的。国家中的不同部分与社会中的不同部分之间，并不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关系，即使是存在着某种笼统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内部也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内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与经济精英集团关系的差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一来，简单的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强度的分析方法很难完全适合对今后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分析。
不难看到，基于对中国社会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研究者对于国家—社会范式的局限已有比较明确的意识并表现出试图超越“国家”和“社会”的努力。这种意识和努力是从微观层面以乡村社会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得以表现的。这类初现独特风格的研究可以称之为“过程—事件分析”。它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农村的静态结构上，而是努力通过对具体的事件过程的分析，来揭示乡镇、村庄、农民三者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例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对河北某镇定购粮收购过程的研究，关注三者在同一过程中的参与与互动，以及非正式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孙立平，1997）；在对大河电站集体上访事件研究中，探讨了从消极农民到中央对这一过程的参与，特别是积极农民—上访精英的作用（晋军，1998）；他们在燕乡行政力量推广种植洋香瓜过程的研究中，关注小农经济背景下基层政府和村庄对农民的动员过程，包括使用的资源、动员的方式、范围的限制等（马明杰，1996）。这类研究的特点，是将农村中乡镇、村庄、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置于一个特定的动态过程（事件）中，通过这种过程以示其中的复杂关系。这些研究至少对静态的研究构成了如下的挑战：1.大河电站上访事件研究表明，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化的，这个事件涉及到从消极农民、积极农民、村庄干部、区乡干部、县政府、地区政府、省市政府、中央各个层次，其中很难将这些层次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和社会两方面，至少可以归类为受损者（农民、村庄）、无直接责任基层政府（乡、区、县）、责任主体政府（地区）、超越层次政府（省、中央）。其取向都是各不相同的。受损者关心的是补偿、无直接责任基层政府关心的是可能的农民利益和“不出事”、责任主体政府关心的是补偿与收益的平衡、超越层次政府关心的是“安定团结”。其互动的过程就更为复杂。2.定购粮收购过程的案例研究表明，在目前的中国农村中存在一种独特的权力运作方式，即正式行政权力的非正式使用方式。这种使用方式也大大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3.研究单位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过于强调国家因素的研究往往以乡镇为研究单位，而过分强调本土资源因素的研究往往以村庄为研究单位。而“过程—事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研究单位选择的狭义性。
“过程—事件分析”目前还处于探讨阶段，因而国内尚未有明确的结论或理论模式。
从微观的、历时的、过程的视角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的，还有近年来人类学的研究。与社会学相比，人类学研究者在审视国家力量向民间社会渗透的同时更为重视地方和民间力量的能动性及其与国家互动、交涉的过程，以及新时期民间社会与传统文化复兴、重建和变迁的过程。在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研究中加入历史眼光，即动态地理解文化传统的问题，是人类学与社会史学相互汲取的一种趋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学者对社区的探讨有成功的先例。有关社区历史的叙述架构的分析揭示了“社区文化的记忆”与“国家发明历史”的复杂权力结构关系（王铭铭，1997）。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复杂棘手的问题。它因时间（历史）、空间、视角、对象、概念等多维度的差异而时常呈现为错综复杂的面相，人类学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并不试图通过一个或数个社区或案例的微观研究做整体性的推论。但是小地方和个案研究并非不能作为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而事实上它们是不可替代的角度，因为藉此我们能够从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来认识和解释国家的形象与本质。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观察，对地方社会和民间文化的强烈兴趣以及对本土性的强调，这是人类学一贯的学术关怀，从草根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国家也就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特性。围绕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学者从不同的社会现象入手，在华北、山东和福建农村研究中，通过农家针对土地使用权的重新组合所反映出来的人际关系，讨论了生产和消费财富之间的文化纽带。这种文化导致了集团性的消费活动，界定了当地非等同于行政区域的社区，它构成了国家二次分配体系的文化基础（罗红光，1998）。在华北乡村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非常具体的赡养纠纷和代际关系的变化，探讨国家权力和国家象征系统如何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运作逻辑与规范；而在此过程中，国家又如何与民间传统文化发生复杂的互动关系并陷入自身悖论的状况（郭于华，1998）。从生活史的过程中把握社会活动，它证明了社会变迁、知识再生产以及当事者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海外一位中国学者通过两座村庙的历史考察了民间社会中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如何在重建地方文化中发生作用，并如何与国家资源和国家意识形态进行互动的过程（景军，1998）。人类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更为注重自下而上的视角，即从民众生活世界和民间观点看待国家力量与国家形象，并且更为强调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与生命力，尽管这种强调并非
全都恰如其分，但从局部的微观性研究与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格局连接起来，成为认识宏观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环节。历史视野进入研究，有助于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立场的局限并超越乡土社会文化小传统的界限，动态地、过程性地理解现代政治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的互动过程；此外，同样是对于“过程”的关注，由于人类学长期深入的田野作业特点，它能够观照具体“事件过程”背后的更大的社区建构过程，因而也促进提高了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解释力。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实践和现实的逻辑，使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比较简单的二元对立或二分法走向更为注重二者复杂的互动交织关系的视野，从宏大的整体性、构想性判断走向在具体事件、过程中理解和解释二者关系的研究取向。这两方面的变化将把对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推向更为实在、具体、生动和富于现实意义与学术趣味的境地。
（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
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近一年来的进展以社会学知识为焦点，集中于方法论层面的有关探讨；并在国际社会学交流的影响下，在社会学两大传统理论倾向（实证社会学、理解社会学）不断演进、分化的学术背景下出现了追求不同研究风格的分化倾向。
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意识到社会学知识危机，其中涉及到社会学知识形态，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的知识获得、理论建构及解释能力。由此，研究者又被逼迫到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知识源头去寻根溯源，以求解当代社会学及人类社会行为多元化引发的诸种困惑。这种危机几乎燃及当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出发点缘于“现代性问题”，并因此而形成了当代全部社会科学无法回避的、根本性的学术前沿问题。这一危机的发生与当代思想界的所谓“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密切相关，而现代性问题的现实背景在于人从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中寻求精神自由的努力。当生存竞争的压力逐渐淡出社会生活的时候，当文化的品味和丰富性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的时候，或者，当社会制度发生大范围变迁的时候，传统的“理性”假设开始失去解释力。古典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会有社会？”与当代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理性行为？”融为同一命题：作为一致性的理性何以可能？而这正是“现代性问题”的转化形式（汪丁丁，1998）。
社会学界对社会学危机的讨论是从科学主义的知识传统入手剖析的。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化，如客观性困境都不能成为社会学危机的理由，因为它们自社会学诞生之初就早已存在，其根源在于对科学与科学方法的误解。社会学的危机是伴随着科学主义的衰落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它表明了正统社会学范式的危机。对此，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则认为，社会学的危机为来自边缘人群的观念和知识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边缘化学问通过对核心知识的批判，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对贤达社会的更加充分的、多元化的理解（Fitzgerald et.al.,1995；转自吴小英，1998）。社会学理论家则从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理论的视角试图对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状况予以澄清，并认为：就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而言，它的实质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方法论分裂状态的反映。传统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只在发现的程序层面上存在，而在知识的逻辑层面上消失。因此，两者不存在本质的对立。而理解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则在验证的逻辑上分别对应于本质上不同的方式，它们之间的对立才是根本性的。
伴随着近年来逐渐强调社会学专业化及“问题意识”的学术指向的发展，在以研究对象划分具体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出现了研究的方法、角度及风格上分化的专业化倾向。有学者认为为，这种因研究风格上的不同而导致的专业化分化倾向将会形成不同的流派，而在研究结果的沟通上会因此产生一定的困难。他进而指出，社会学目前开始出现的这种专业化分化倾向可从两个方面观察得到：一是研究者的研究行为的定位出现分化。一些人更多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采掘业”，热心于各种新生的、热点的社会问题材料的挖掘、收集；另有一些社会学者不甘于这种初级材料采集的社会学学科定位，而有志于在此基础上，从“问题意识”出发进行理论提炼，强调将理论与经验勾连起来。二是在方法论及方法选择上出现分化。一些人坚持实证的社会科学取向的研究，另有一部分人则走向文化的、人文取向的研究，似乎这两种研究取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包括知识背景、兴奋点和“问题意识”都不一样，似乎很难对话。在这一分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研究风格，乃至不同的流派。如最近出现了一种比较有潜力的研究，即案例的研究和理论模型的对话，它与社会学原有的、以统计分析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传统有所不同。这种研究方式的出现与近几年学术界“博奕论”等思潮的出现有关。国际学界“博奕论”已经从经济学扩展到政治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领域，而“博奕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案例与模型，这种研究方式有它的合理性，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导致这种研究方式出现的另一诱因是“新制度主义”的出现。它是从典型案例当中挖掘、透视、建构理论模型，并与旧有的理论模型对话。“新制度主义”在国际学术界不仅对经济学、而且对政治学、社会学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再比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特别强调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及记忆对后来所形成的社会演变的路径的影响，口述史的研究即属于这一类研究方法（刘世定，1998）。
（三）社会发展理论
社会发展理论近年来一直为国内各门社会科学所关注。从国际上看，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发展理论与社会现实运动的过程和方向都具有直接的关系。对社会学来说，社会发展理论更是格外重要，社会学对社会发展的认识程度和理解水平，既反映了它自身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它在社会科学殿堂中的地位。1998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高校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暨全国高校社会学系系主任联席会议上，有人提出要以“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作为突破点，充分发挥社会学的作用和提高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认同。
人们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以本国发展为出发点，探讨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二是以世界发展潮流为依托，探讨普遍性的发展形式，其中邓小平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过去的一年中居于主流地位。
邓小平发展理论理论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我们实现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是指引我们党前进的旗帜，更激起了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
目前，有关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研究为数众多，似可分如下三类：
1.概括邓小平理论自身特点。比如，有人提出邓小平发展理论具有5大特色，包括：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性、发展的波浪性、发展的相对性、发展的人民性和发展的协调性等。也有人认为邓小平发展理论有10大特点，其中包括发展的整体性、发展的世界潮流性、发展的机遇性等等。由于每个研究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进行归纳的粗细程度也不同，因此他们所概括出的理论特点也不尽相同。
2.探求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这类研究可以说是更进了一层，试图揭示出邓小平发展理论中各种概念和判断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秩序。比如，有人提出邓小平发展理论中，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性指标；也有人提出邓小平发展理论是发展动力论和利益观二者的统一，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和理解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
3.结合各种世界流行的发展理论来阐发邓小平发展理论。近年来在世界上较为流行的发展理论有社会全面发展理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于是有不少研究者以这些理论为出发点，来研究和阐发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内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1.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含义；2.论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3.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与指标体系；4.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某具体部门或区域的运用。无论从那一个方面看，可持续发展在理论方面的发展都是令人可喜的，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展。但它在实践中的运行就不是那么顺利了，“《中国21世纪议程》实施缺乏实质性进展”（丁元竹，1998），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目标、管理技术与专家系统、分析框架和模式，也缺乏具体的能在区域水平上贯彻的、具有综合连续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此看来，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应该在如何使理论更具有可操作性方面多下功夫。可持续发展即是一种理论，也是一场运动，假如理论不能对运动有所贡献，那么它自己也很快就会枯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来自社会学家的声音并不多。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于环境保护，使得大部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探讨集中围绕在探讨环保问题。但是，诸如人文社会层面的教育、文化、人口等方面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社会学家应该有责任阐述、呼吁和强调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促进民众和国家对社会发展的关心和重视。
三、社会热点难点研究
（一）城乡社会结构变迁
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学者指出农村中的“非农”人口即“农转非”现象（陆学艺，1993,138-163）的出现，伴随着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和大量的流动人口打破了传统上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之后的农村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农民的组织化问题。有研究成果表明，仅仅用行政组织和准行政组织还不能反映农村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农民的素质状况，指出有关农民组织化问题还要看“农民自愿组织化”、“生产关系的组织化”、“商业组织化”、和“农工商、生产交易相结合的多功能综合性组织”（陆学艺，1994,198-203）。在许多发达国家中，从事农业的人员并非脱农，而是多功能化。如美国、加拿大个体农民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与经营；德国和以色列农民社会中技术密集度很高的俱乐部会员制度；日本农民和生活者协会、农协之间的密切关系等等，这些都表明在不以牺牲农业为前提条件下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可能。所以，在中国农村，除了针对制度性变迁所导致的结构性产物的研究以外，还必须注意到农民自身的组织形态。我们知道，联产承包是农民率先做起，土地承包制实施以后，农民又自发地组织起来，从农村社会中的“新集体主义”（王颖，1996）到“村庄的再造”（折晓叶，1997）均可反映新形势下的组织逻辑。有学者则从历史资料的角度对小共同体本位论提出质疑：为什么“小私有”的中国农民比俄国的村社农民更易于集体化？他认为：“传统中国农民便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道德农民’与‘理性农民’之外，小共同体在这里不够发育，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的发育，而是‘大共同体’的膨胀之结果。”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秦晖，1998,12-21）。
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上年度同类报告中也曾经提到过国内外对乡土社会研究的关注以及社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景天魁，1998,315-316页）。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将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性建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社会分层研究
近一年多来，社会分层研究出现了从描述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转化的苗头，即探索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理论表述，试图揭示中国社会分层现象的社会结构特征。一方面，从已发表的某些论文、著作中，可以窥见研究者已不仅仅停留于对所获得的实证资料的一般性描述分析，而尝试做出相应的理论解释。尽管这种努力可能并不完全对路，甚或片面、幼稚；另一方面，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术交流中，有些研究者开始对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进行学术反思，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缺乏理论层面的“问题意识”，理论逻辑混乱，统计分析方法上存在严重的不足等等（李路路，1998）。
在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既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研究热点，又是一个理论性颇重的核心领域。就现实性而论：1.暴富现象及新富群体的出现，突现了不平等的社会分化的社会事实，直接影响并作用到转型中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及利益关系。因而相应地要求社会分层研究提供具有对策性的研究成果。2.因国企改革出现的大批下岗职工的利益调整问题，也给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提出了急迫的现实课题。3.“跳槽者”、“白领人”等经营管理及高新技术群体的出现，是否会形成如西方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中产阶级”，并因此而影响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分化。这也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就理论性而言，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理论定位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性的理论建构前提。这里包括：1.明确研究的逻辑起点（包括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即将特定的相关研究与相应的既存理论的验证、发展相联系，将分层的普遍性理论运用到一项具体的研究当中，以期对描述的现象做出理论性解释。2.研究国外已有的分层理论的不同流派及理论成果中所反映出的各自不同的理念，辨析构成其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的思想性、操作性含义。3.立足于中国社会结构特质，深入揭示、提炼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解释性概念，逐步建立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模型。
在1998年的分层研究中，从研究主题上看，除仍然继续以往的研究题目（如“单位现象”、“私人企业及私人企业主”、“城乡社会流动”）之外，有了一项新的主题拓展，即对转型社会精英替代模式及分层机制变化的研究。在论文《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中，作者对撒列尼(Ivan Szelenyi)、维克托·尼(Victor Nee)等，关于包括苏联、东欧、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的过程中的精英流动模式，以及罗纳塔斯(Rona-Tas)等的精英再生模式进行了修正；在基于1996年历史事件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的新解释。作者认为：政权的稳定导致了干部权利的延续性，并由此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市场改革提供了干部权力转换的一种机制，使得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下有限的、受到特定意识形态严格限制的社会不平等，转化为自由市场条件下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的不平等。干部权利的这种延续性决定了改革中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是精英再生（宋时歌，1998），《向市场过渡中的私营企业》一文指出：就私人企业的成功而言，“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产”并存。中国社会目前具有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型转型和经济体制上的不协调，导致了社会结构变革的机制及社会结构的混乱性，从而也决定了私营企业的成功为多种机制推动的结果（李路路，1998）。
随着分层研究的逐步深化，无论从研究主题上，还是具体的方法上都将愈加丰富，且会出现不同风格研究的分化趋势。因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复杂性、过程性、丰富性，无疑会给分层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课题，以促使研究者拓展主题，活用方法；而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及研究能力亦会在前一阶段分层研究的实践基础上，及活跃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得以深化、提高。当然，这些都是以分层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及问题意识为基点的。换句话说，在今后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将可能出现以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素养及思想发现能力为特征的研究转向，并且这一转向是以重新建立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理论模型为学术定位的。
（三）下岗和再就业问题研究
关于数量和结构
随着企业改革力度加大，越来越多的职工下岗已成定势。但是统计上过去是按下岗累计数字，既包含了新下岗的人员，也包括了已再就业和不就业人员，它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数字。今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统计局在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专项调查统计中，根据工作需要将原下岗职工分成两部分：下岗职工和分流人员，分流人员包括已再就业人员和离岗退养人员。根据这一调查，1997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和分流职工1274万人，其中未分流的634万人；今年一季度国有企业下岗未分流职工655.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7万人。此外分流的323.4万人（张左己，1998），新增345.1万人。另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8月调查表明，从经济类型看，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下岗分别占64.3%和32.2%，其他经济所有制只占3.5%（按此比例推算，到三季度末，城镇下岗职工累计在2600万以上）。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47.8%，纺织业占15.5%；从地区分布上看，列全国前两位的是辽宁和黑龙江，其次是东部和中部地区；从性别上看，女性占60%左右（范芹，1998）。
下岗群体的组织行为特征
改革前的经济体制框架中，职工对企业的高度依赖已是公认的事实。而近年出现的下岗群体却处于原体制和新的市场体制之间，研究者称之为“双体制人”（王汉生、陈智霞，1998）。另有文章从下岗工人对体制内外不同资源的利用分析了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结构。研究发现，下岗职工在解决经济困难和寻求再就业中，不仅依赖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社区、市场），同时，非正式社会网络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比改革前，他们认为，社会支持从过去“一元”向多元转化，导致人们对单位依赖的降低（丘海雄、陈健民、任焰，1998）。可能由于调查地点的差别（丘调查的是广州市），王汉生等的调查（重庆和北京）结论与丘海雄不尽一致。原体制资源对下岗职工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下岗职工有一定的与企业和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因而下岗职工最大意愿的共性是他们对旧体制的依赖，反映在行为上则是尽一切可能回到原来的体制中去，或者尽可能地利用原体制提供的资源，拒绝完全进入市场。真正成为“市场人”的比例极低，而且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王汉生、陈智霞，1998）。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调查（东北三省）则发现，国有企业的企业福利存量和增量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格局是下岗形式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的福利状况尚可，下岗只能采取“包下来”和“内部消化”的单位化形式；而企业福利状况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一部分人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采取市场化形式（李培林，1998）。这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下岗职工行为取向中对原体制原单位的依赖。
下岗和再就业模式
有研究者根据目前下岗和再就业的比例以及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认为真正需要重点提供就业和生活帮助的只是400多万人，在目前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是随着大量富裕人员不断下岗，加上每年新增劳动力和其他失业人员，劳动力供给压力越来越大，而就业位置远远跟不上就业需求（孟灿文、张志斌，1998）。解决失业问题，无非是扩大劳动力需求或者压缩劳动力供给。他们主张通过扩大教育压缩劳动力供给。扩大教育推迟就业年龄是当前许多研究共同的对策建议，李培林认为，“不能把教育仅仅看成一种消费或一种完全需要政府支出的事业，要把教育看成一种产业，而且是后工业社会中的主导产业之一”（李培林，1998）。其他研究者也提出各种减轻就业压力的方式。在降低劳动力的参与率的建议中，有人提出实行男女有别的就业政策，具体讲就是在妇女生育至孩子上学期间退出就业位置（王金法，吴峰，1998）。这一论点和对策曾经数次引起争议，近期的一次争论发生在学术界(1994-1995)，一次发生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1997)。值得注意的是，争论涉及的实质是在各种利益格局的变动中，两性的利益向哪一方面调整的问题。
（四）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1998年维护社会稳定的重点主要是反腐败、反走私。从1993年党中央作出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决策以后，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犯罪案件，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一直作为司法部门工作重点，大案要案不断曝光。但是反腐败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进入1998年，中纪委和国务院相继召开反腐败会议。提出新的反腐败措施：各司法机构作为反腐败执法机构的同时反司法腐败，自查自纠自身的违法违纪问题；认真查办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中发生的侵吞、挥霍公款，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犯罪；认真查办基层干部欺压百姓，侵犯群众利益构成犯罪的案件。同时，为了减少和消除滋生腐败的条件，今年的重点是：结合金融改革，严禁任何部门和单位非法设立金融机构和非法从事金融业务，严禁金融机构在法定的会计账册以外另立会计账册从事账外经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所有党政机关都要执行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作出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要求立即同所属单位办的一切经营性公司彻底脱钩。江泽民说，军队、武警部队要全部“吃皇粮”，政法机关也要全部“吃皇粮”。必须把这项重大而复杂的工作抓得很紧很紧，务必达到预期目的。
有研究者指出，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乏力也是导致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因素。目前人治的因素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监督的重要前提是公开，没有公开就谈不上监督。凡是办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凡是能公开的用权行为，在不涉及失泄密的情况下，都应向社会公开。有课题组提出，不能把具有互相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以避免权力过大和过于集中，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机会。还有人提出对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实行定期轮换的思路。
走私活动猖獗是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走私活动范围之广，走私货物品种之多，数额之巨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据有关方面估计，每年走私进来的商品价值高达千亿元。而愈演愈烈的走私活动是利用假批文、假单证、假印章的走私和瞒报、夹藏等瞒骗走私，以及利用加工贸易和保税区变相走私等。这方面的问题不可忽视，今年上半年加工贸易出口已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4%。而1月5日，全国查获利用加工贸易走私大要案157件，案值10.1亿元，占查获走私总案值的45%。有关方面认为，大量的走私活动，加剧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困难。当前一些企业开工不足，生产经营困难，下岗人员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与走私商品挤占部分国内市场有关。
走私与腐败密切相关，腐败保护走私。因此，国务院决定，今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截止8月，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大要案1043起，案值54.24亿元。其中查获海上走私大要案案件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25%，案值增长32%；加工贸易走私大案382起，案值21.19亿元，分别占同期查获大要案案件数的37%，案值的39%；查获成品油走私大要案102起，比去年全年查获总量还增长了82%。
（五）社会心理学研究及方法问题
近一年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集中于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心理的独特性研究，并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出现了跨学科的应用研究。如对中国人社会行为中的“自己人”、“势”、“关系”“信任”问题等的研究。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推进中，遇到了方法论的问题。有的研究者明确指出：“成熟的亚洲社会心理学的标志，在于它用来创造关于社会行为的一般性知识的特殊方法，而不是它获得的有关亚洲人的知识本身”（何有晖、彭泗清，1998）。鉴此，他们提出了那些有关亚洲社会心理学的“关系问题”的方法论，即关系取向和关系支配性反映了儒家文化传统中社会行为类型的基本特征，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支配性、压倒性的影响。这种行为方式是与一种注重关系和整体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的，它使人们习惯于从关系的角度，而非个体的角度来感知世界，思考问题。这种从关系出发的思想方法即被研究者视为方法论的关系论。
下一步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仍将以探索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心理的独特机制为主流，逼近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性知识建构的目标——社会心理学学术前沿。这种基于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仍将会使研究者在两个层面上拓展，深化既有的研究：一是方法论层面的深化，完善及体系化理论性建构；二是在操作化层面上对中国人典型社会行为的拓展、丰富及理论提炼。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基于哪个层面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研究者的学术定位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心理学对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性知识的独特价值以及贡献。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明确强调的，对获得中国乃至亚洲社会行为知识建构独特方法的认识，较之于获得有关中国人以及亚洲人的知识本身更为有意义、有价值。
（六）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1998年3月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建，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从分散化走向统一，并向全国统一的、多层次的、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方向迈进。然而，制度建设中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仍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养老保障。1997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落实《决定》就成为1998年的中心任务。全国大部分地区制定了统一的实施细则和主要的政策规章，基本的管理程序调整完毕，从而进入按统一制度实际运行的状态。针对《决定》的核心——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方针，有学者提出：从统一制度、改善管理的角度看，《决定》比多种具体实施方案并存的状况有所进步，但从基本的养老制度模式看，要实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以有效方式解决对老职工的隐性负债。对于这一旧体制遗留的问题，只能由政府统一承担债务责任（葛延风，1998）。
关于医疗保障。1998年“统帐结合”的医改试点工作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全面推行，但由于相关的政策尚未出台，今年有可能在广泛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框架性方案，其制度建设的目标体系和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低水平、广覆盖、统帐结合、多层次”。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成为“九五”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曾被列为“农村民政工作的头等大事”。但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任重而道远。针对目前正在全国推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结合方案实行中的一些问题，有关研究者认为：目前在农村开展社会保障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要正确理解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任务和目标。这一目标并不是要求在全国建立同一项目和同一标准的保障体系，而是着重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至于保障的模式、保障项目和标准则可因地制宜、自主选择、量力而行（朱勇，1998）。另有学者从分析我国现行的城乡社会保障的二元结构及其弊端入手，提出社会保障“从二元到三维”的改革思路，以期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参考（王国军，1998）。
（七）住房制度改革
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的住房出现了多元化状况。自1998年7月1日起，随着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使住房问题成为1998年最为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社会学者一直致力于住房制度改革的研究。“果断终止福利分房，加速住房商品化、社会化进程”的政策建议（陆学艺，1997）受到中央领导和决策部门的重视，并在今年的改革方针中付诸实施。1998年房改的核心就是要停止福利分房，推行货币化住房分配。纵观目前的研究成果，有关住宅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尚不多见，研究的视角更多注重应用性的对策研究。
如何把房改推向深入是研究者讨论最多的问题。有人认为近几年房改成效之所以不显著，主要是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政策，职工对单位仍有较高的期望，且房价过高、租买房比价不合理等原因。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生活质量研究组1996年所做的“北京市区居民的住房与房改心态”调查也可以看出，多数被调查者对购房缺乏强烈的意愿（在被调查的498人中，希望租房的比例为52.8%，希望购房的比例为33.1%）。其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因素的制约，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房价与职工的收入相差甚远。根据国际房地产商品化的经验，只有当房价相当于月租金100倍之内时房屋商品化才会有吸引力（卢淑华，1997）。故此，有研究认为终止福利分房，理顺房价是房改的关键。对此有研究者从更深层指出：改革住房体制仅从房价入手是不够的。价格因素之所以并非关键，是由于人们对住宅商品化、产业化面临的使命与难度缺乏足够的估价。首先要与国有资产的优化组合起来。多年来，我国国有资产以部分居民住宅的形式存在，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因而，要改变国有资产的高负债投资局面，引导居民的金融资产大幅度地转化为住宅等不动产。其次，致使房价过高的原因主要是以往我国住宅是由单位出钱建造、购买，住宅成本与利润的定位就无法受居民有效支付能力的约束。第三，从商品房开发结构看，公款开发和公款消费是造成投资经营风险低、高档写字楼与高档住宅的投资增长居高不下、利用职权超标购房与占房的主要原因。为此，要推进住宅商品化的进程，就要实现三个转换，即“公”对“私”资产结构的转换、“公”对“私”市场结构的转换、“公”对“私”经营结构的转换（王元京，1997）。
目前我国城镇并未完全终止福利分房，而是住房福利化分配与住房商品化分配并存的状况，这种住房体制上的双轨制必然成为启动住宅市场的最大障碍。即使是许多单位在第一步商品化改革中已经按成本价或标准价“出售”给职工的住房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对所售房屋的种种售后限制，致使产权不明晰，权利、义务不明确，制约了房屋的交换价值，从而抑制了职工买房的积极性、强化了职工与单位的附依关系，也给第二步改革带来了难度。
住房制度改革可以带动相关体制如金融体制、税收体制的改革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住宅建设能否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对于政府在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作用，研究认为：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前提应该是顺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并根据我国国情制定出适宜的住房政策、住房体系和有效的住房市场调节措施，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陈星，1998）。
（八）婚姻家庭热点问题
1998年婚姻家庭领域的热点，继续集中在《婚姻法》的修改上，与1997年不同的是大量传媒的参与，将研究界的争论推向了社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
1.修改草案增加了离婚的难度。修改者的理由是，近年离婚率的上升说明部分人的婚姻家庭态度不端正，影响家庭的稳定，需要用法律加以约束。这就涉及这样几个问题：怎样评价目前中国的离婚状况？反对者认为，中国的离婚率近年尽管升高，但是比起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是相当低的。调查证明，中国人对婚姻的态度是很谨慎的，绝大多数离婚是不得已而为之，草率放任的只是少数人。怎样看待家庭稳定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反对者认为，世界上离婚率高的国家，社会不一定不稳定，离婚率低的国家，社会也不一定稳定。离婚率与社会稳定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人为限制死亡婚姻解体，结果可能是加剧紧张，反而影响社会稳定。
2.修改草案明确强调了夫妻间有相互忠诚的义务，将婚外恋和婚外性行为判为非法。这里涉及到婚姻当事人之间以及法律与个人之间的基本原则的问题：所谓“相互忠诚”，实际上暗指性行为的专一。反对者主张性权利应当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属于配偶或其他人的。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如果夫妻间性行为成为义务，可能推出另一方有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发生性行为的权利，这是不符合现代法律意识的。也有人提出，这又涉及到敏感的“第三者”问题。如何确认是否是“第三者”？这在法律上几乎是无法操作的。
3.对婚姻和家庭加强控制是不是保守的倾向？有人认为不重视人的幸福，只维护刻板的制度，是一种保守的态度。但是，有人认为，目前，支持婚姻稳定在国际上已经形成潮流，这是激进的做法，而不是有人认为的“保守”。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上述各项分支研究的热点及难点表明，我国的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仍将集中在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社会保障、城乡二元结构变化之后的人力、财力与物力的流通，以及阶级阶层的变化与社会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从研究国家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主观感受者的文化机制和心智出发，探讨社会诸关系的文化基础。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学者中也出现了一种经济至上、市场万能的思潮，认为市场完善了，社会制度自然会好转。事实上有很多研究已经表明，物质上的进步并不能证明人们良知的进程，在这里，社会学家考虑的是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这些研究均提出了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而且逐渐出现了学理层面的理论化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对策化势头。它将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炒作”之后的沉思。人们将会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重返古典仍将成为主要议题。
2.由于国内其他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社会学将在方法论和基本概念上与相关学科相互弥补或碰撞，争论的焦点可能在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之间的问题上。这一争论将推动学术反思并提高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对话能力。
3.包括政策和应用研究在内，随着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深入，提出概念以及有关它的体系化将有所发展。
与此同时，反思并改进我们的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我们的研究命题往往不是来自学科内部的长期思考，致使研究流行于日新月异的问题（现象）研究而不能提炼理论，丰富人类的知识体系。学科建设过程中的理论性建构促使社会学者逐步认识到：如果认为将新闻记者和政治家、评论家的工作加在一起就等于社会学研究的话，那将是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误解。社会学家需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斟酌研究命题，在方法上要讲究基本的分析单位和作为分析工具的概念（体系），然后给出理论性分析，这一理论性思考又给后人铺垫了一个分析的平台，其中的学术脉络、连贯性都将构成某一具体经验研究在学术中的定位和理论特点。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地阅读和系统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只言片语地引用。
2.方法。目前国内有两种现象：一是既定分析模式前提下的计量分析；二是在既定意识形态下的经验研究。这两种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在既定理论框架中的实证分析。有学者也发现同样的问卷在不同国度之间的差异以及在具体实证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这就需要我们在大量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说服力的概念体系，以此来呼应计量社会学中的指标体系。
3.实践。社会学者应该在改革的实践中创新，深化立足于经验研究的悟性和创造力。然而，由于科研内部以及外部的切磋不够充分，研究比较分散，有画地为牢的倾向，这意味着我们“科学验证与验证科学”之间的互补关系尚未完善。我们知道：政策的基础应当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而经验研究的前提则是实事求是，实践是验证科学的标准。验证科学有助于科学地验证这一良性循环是否能够建立，同样也是摆在社会学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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