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贫成因和反贫困对策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成因论文,对策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灭贫困，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必然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对我国尤其重要而又紧迫。多年来，我国政府进行了多方位的反贫困资本投入和政策投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展，但反贫困形势依然严峻：至今，我国贫困人口仍有4100万（含城镇下岗失业困难职工和重新陷入贫困的人口），贫困程度深、总量大。尤其是返贫现象突出，已成为我国反贫困的一大顽疾。
一、返贫现象产生的根源
贫困，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在当今世界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普遍存在着。贫困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即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既有经济的又有非经济的，既有人文资源的又有社会环境的。
反贫困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反贫困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回顾20多年的反贫困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阶段。7年中中国贫困人口从2.7亿减少到1.3亿；第二阶段（1986 ～1993年）是贫困人口稳定减少的阶段，贫困人口从1.3亿下降到1994 年的8000万人；第三阶段（1994～2000年）是反贫困攻坚阶段。1994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7年时间， 基本解决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力争2000年基本消灭贫困现象。至1999年3月， 中国城乡贫困人口已下降为4100万人，其中包括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体制转换中下岗、失业的城镇贫困职工和家庭。
20多年的反贫困历程表明，我国政府反贫困计划的实施是卓有成效的：贫困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经济结构开始由单一结构向多元化结构转变，财政收入明显增加，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要基本解决中国贫困人口问题，形势不容乐观。这里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一是剩下的贫困人口虽然越来越少，但解决的难度却越来越大，需要付出数倍于以往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取得相同的效果。二是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又重返贫困陷阱：那些虽已脱离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生活水平低、生活环境差的现象仍相当突出，走出贫困后的步伐依旧十分迟缓。
就第二方面问题而言，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贫困的本质内涵和政府的反贫困对策，真正搞清返贫现象的形成原因，调整反贫困对策。
贫困的内涵是什么？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贫困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经济现象，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由于人的素质养成程度低，使人们在长时期内不足以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贫困，不仅仅是静态意义上的绝对贫困，而且也包含动态意义上的相对贫困。无论是重返绝对贫困的现象，还是走出绝对贫困后步履维艰的相对贫困状态，都应引起我们对其形成原因的思考。
返贫现象产生的原因与贫困产生的原因相比，其根源更在于返贫人口自身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智力素质、能力素质、心理素质以及身体素质）的弱质性、低层次性，使其在同等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不能从社会获得足够的收入。外部环境是外因，是条件，自身素质是内因，是根据。寻找贫困和返贫的原因应把视角和注意力着重放到返贫的内因上。因为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应主动适应并能改造外部环境，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将较快地摆脱生活条件差、水平低的贫困状态。随着贫困地区生活环境的改善，经济的发展，已摆脱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市场竞争中，如始终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寻找不到进一步改善自身环境的途径、空间，其返贫就不能简单归结为外部不利的环境了。返贫人口自身素质在生存竞争中具有致命的弱点。
1.返贫人口的根本特征是人的素质差。素质差不仅表现在返贫者生理素质差，更表现在返贫者文化技术等社会素质方面。生理素质差的典型表现就是智力水平不高，甚至“弱智”，在贫困地区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当大，其形成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如水质、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又有社会因素（如近亲婚配、换亲、娃娃亲、买卖婚姻等落后的婚姻方式和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低劣的人口素质使贫困地区人力资源优势锐减，不仅不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还会单纯地消耗掉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既成为家庭的精神、经济负担，又给社会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条件下，通过给钱给物的方式，使这部分人口、家庭暂时摆脱了绝对贫困，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返贫人口素质的低层次性更主要表现在文化、技术等社会素质方面。由于经济贫困限制了教育发展，教育落后使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十分低下。据统计，1997年全国600个贫困县万人中文盲、半文盲数为2000 人，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4000人，这种文化低质状况在地处边远偏僻的贫困地区尤为突出。在秦巴山区智能低下的70万人中，70%左右是由后天造成的。东西部相比，文盲率东低西高，西部地区高出全国平均数20个百分点。如甘肃为43.92%，青海为51.61%，西藏更高达70.17%。西部地区人口这种低素质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依靠政府资本投入和政策投入，给钱给物，使相当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但脱贫者的素质未能得到提高，甚至落后省区的人口文化技术素质与过去相比，还出现了下降趋势（以青海省为例，1987年12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36.81%，1997年却上升到41.61%。尤其是年轻一代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不降反升，90年代出现了一批新文盲）。这导致许多人口、家庭重返贫困，陷入贫困——受教育少——人口素质差——更贫困的恶性循环。资源的富饶不等于富裕，资源的贫乏也不等于贫困。政府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离开了贫困者的素质的提高，终不是长久之计。返贫现象的产生关键在于人的低素质性。
2.返贫人口思想观念落后，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与低素质性紧密联系的是返贫人口绝大多数思想观念落后、保守，具体表现在：第一，等、靠、要。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反贫困主要是直接发放食品、衣物乃至现金，救饥不救贫，扶贫不扶志，这种“输血”政策弱化了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形成“等、靠、要”的自我积累机制，使一些贫困人口养成了依靠政府救济的习惯，形成无所作为的思想。教育、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要资金，贫困地区严重缺乏资金，其主要原因是自我积累不足，自我“造血功能”严重缺乏，极大地制约了人口素质，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第二，因循守旧。返贫人口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养成了一种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年复一年地固守着落后的生产方式，感受不到文化、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重大作用，排斥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轻科学，重传统，小生产意识强烈，思想狭隘，严重缺乏商品观念、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远远没有树立起求新、求变、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观念和竞争意识。第三，胆怯自卑。返贫人口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胆怯、自卑。他们害怕承担投资风险，害怕社会变革，不敢面对市场竞争，排斥竞争，“宁愿一起穷，不愿个人富”。这些严重束缚了返贫人口发展生产、自我创造发展机遇的信心和勇气。第四，目光短浅，温饱即安。返贫人口生活圈子范围小，信息闭塞，生活水平低，抑制了自我消费欲望，形成了“温饱而安”的心态，养成了无所作为的懒惰思想和习惯，懒于动脑动手，不愿在开发头脑资源、智力资源上下功夫，不选择以智力开发人力、物力、财力，并以物力、财力的增强来发展智力的开发模式，束缚了人们的进取心，经济难以发展，生活水平难以得到进一步改善，甚至下降。
因此，我们认为，返贫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返贫者自身素质养成低，思想观念传统、保守、落后。不利的外部环境，是形成贫困（包括返贫现象）的外因。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反贫政策、措施是否奏效，是否能减少并最终从根本上消灭贫困，杜绝返贫现象，其前提是对贫困和返贫现象的根源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构建和完善反贫困的“造血机制”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政府吸取发展中国和发达国家家反贫困问题的经验，结合中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特点，制定了长期的扶贫战略规划，对反贫困思路进行了调整，把对贫困者直接救济（称为输血机制）和加强贫困地区的综合开发（称为造血机制）结合起来，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开发，以尽快解决贫困人口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10多年来我国政府进行了多方位的反贫困资本投入和政策投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一大批贫困者比较快地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政策及其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不完善，我国政府反贫困对策本身及其具体实施还存在着种种缺陷或不足：首先，中央财政、银行的各种优惠资本投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给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注入启动资本，以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但各地区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第一是资本的投向问题，有些地区扶贫资本不是用于扶贫项目而改作它用，甚至用于炒作股票或房地产；第二是资本不能按时到位；第三是资本管理部门提前预收利息，用新贷抵旧贷或随意加收风险金、准备金；第四是对信贷扶贫资本投入项目缺乏科学论证，贷款回收率低等等。1994年，由中国农业银行集中统一经营管理各种扶贫信贷资金，有利于投入效益的提高，但处理得不好，就有与扶贫相分离的趋势。其次，“以工代赈”工程资本投入，其局限性也很明显，第一是每批以工代赈计划都要求地方政府投入相应配套资金，但在筹集过程中，地方政府或困难重重，或不愿投入，大多数不能筹集到符合要求的配套资金。资金不足，往往导致工程半途停工，或者即使勉强完成，但质量不能保证，“以工代赈”的效果受到了影响。第二是以工代赈实施的对象只能是局部地区，既不可能覆盖全部贫困地区，解决所有贫困人口的问题，又不可能持久地进行，项目一旦结束，这部分人所依赖的短期就业和收入来源就不复存在了。何况，一些大型扶贫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普通农民难以参加，建成后就更难以吸纳低素质的劳动力了。再者是政府各项反贫困措施更多地作用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外部环境，而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教育投入、科技投入则明显不足，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智力素质、能力素质的提高幅度远远落后于外部环境的变化。
反思政府各种反贫困对策，总的说来，这些投入都具有“粗放型”特征，还未能真正由“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政府各种反贫困对策，更多地作用于导致贫困的外部环境，短期内可以取得极大的效果，在相当大程度上帮助一部分人摆脱极端低下的消费水平，摆脱绝对贫困。但从长远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如不注重贫困人口自身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不可能杜绝返贫现象的产生，不可能使那些摆脱绝对贫困的人们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杜绝返贫现象的最根本出路在于提高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自身素质，这才是真正的“造血机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舒尔茨首先发展了过去传统经济学关于资本概念的内涵，认为资本不仅仅是理解为物质资本一种形式，而应该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生产能力并以劳动者的质量和数量来表示的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因而人力投资是对劳动者的健康和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发生作用的一种投资，它包括教育、卫生、保健等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支出。教育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叫知识性效应，即人们受教育后，获得了知识，提高了技能和文化素质，从而既增加了对新工作的适应性，减少了失业的可能性，又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种叫非知识性效应，即当人们受过教育后，可以改变人们不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纪律性，增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提高做好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此，舒尔茨得出的结论是：人力资源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应当摒弃那种把教育费用看成是纯消费性开支的陈旧观念，要把教育费用当作生产性投资。卫生保健事业的投资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也是一种对人力的投资。
舒尔茨等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理论对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杜绝返贫现象的发生和发展社会经济很有借鉴意义。因为现代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产生、应用和传播的知识经济。现代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源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战略资源不再是物质资源，而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开发会导致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更大范围内吸收和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以弥补本地资源的不足，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也是解决贫困问题、杜绝返贫现象产生的决定性要素。
我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人力资本存量的稀缺、人力资本投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落后，给经济增长绩效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尤其是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更少，人力资本存量几近于零，造成了社会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生活陷于长期贫困。我国政府反贫困对策长期集中于物质资本投入甚至简单到仅仅是物质救济，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严重滞后于物质资本投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这与人力资本自身的特点又不无关系。从资本的存在形式看，物质资本是有形的，而人力资本是无形的，物质资本的有形和好坏可以很容易观察和直接进行比较，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从资本的投资来源看，物质资本直接由传统意义上的储蓄转化而来，明显地具有积累性，而人力资本中相当一部分与日常消费有关，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直接消费，而不被看作是投资从而被人们所忽视；从资本的一般功能看，物质资本属于硬件，缺乏这一硬件，生产过程就无法进行，经济中便会出现失业，贫困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而人力资本属于软件，尽管低素质的人力资本与高效能的物质资本相结合会导致后者的低效率，但毕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从资本的形成过程来看，物质资本投资的形成周期短，见效快，而人力资本的形成周期长，见效慢，所以人力资本形成过程的缓慢性也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其重要性。
我国经济是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经济，同时，由于对人力资本的开发投入长期不足，又呈现出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不足的特点，这种劳动力过剩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不足的矛盾所导致的巨大社会就业压力和对经济增长的潜在“瓶颈”约束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障碍。特别是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质量更为低下，劳动者自身的素质远远落后于改变自身贫困境遇所需要的程度。据贫困地区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贵州、云南、宁夏、青海、内蒙古五省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分别为4.15、4.14、4.87、4.41和5.7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大学本科、专科文化程度人口占各省区总人口比重分别是0.89%、0.92%、1.86%、1.67%和1.69%；文盲人口比重分别为34.5%、35.0%、31.4%、20.4%和38.4%。如果按贫困县为单位计算，人均受教育的年限将更低，在贫困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有更大比例。城镇下岗、失业职工中，再就业困难者大多数属于学历低、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救急不救穷”，对临时性的、突发性的困难人口，社会可以帮助解决，以救一时之需。但对多种原因引起的长期贫穷、落后仅仅依靠外部通过物质救济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救济不能救一世之需。我国贫困问题的解决必须有待于贫困人口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舒尔茨把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学中，就是看到了人的素质上增加的投资，会引起收益递增，从而带来经济增长，最终改变自身的境遇。因此，实施反贫困战略，我国政府不应仅仅以经济短期增长为主要目标，而应充分注意到贫困人口素质低下的特点，采取以长期人力资本投资为主和其它方法，措施紧密配合的办法来逐步推进，把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反贫困的长期战略选择，以提高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素质，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反贫困“造血机制”。
第一，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开发投入，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借助教育、培训等手段，使劳动力，特别是素质较低者获取有关知识和掌握相关劳动技能，是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因此，解决贫困人口素质低下，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投资。我国贫困落后地区无论是升学率、教学设备配置、师资配备，还是教育水平都远远落后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力资本投入少，教育水平落后，导致贫困人口素质水平低下，由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存量很少。科教兴国应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发达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高、精、尖技术的发展，而且还应更重视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技术的普及，这对解决贫困问题，杜绝返贫现象尤为重要，尤为迫切。要改变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极低的状况，需要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这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希望小学”等形式有助于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状况，提高人口素质。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也已逐步走上轨道。解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人力资源劳动潜能的挖掘，强化对人力资源能力的培养、训练和提高，这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持之以恒予以足够高度的重视。
第二，采取引导和强制性措施，促使贫困者进行自我投资，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投资的前提条件是投资的预期收益的现值不小于支出的现值。对投资者而言，只有当贴现率大于或等于货币市场利率时，他才会投资。而实际上，在贫困地区现有劳动力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短期收益率极低，这就使贫困人口不愿把稀缺的收入用于自我投资。因此，政府在自身财力有限，不足以在较短时间形成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大量教育培训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情况下，除了动员社会力量加强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投入外，还应从引导和强制两方面促使贫困人口自我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完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提高教育水平对个人收入的贡献率，以引导、刺激劳动者个人进行自我投资，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同时，要强制贫困家庭支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自我素质。
总之，贫困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经济现象，没有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离开了贫困人口自身素质的提高，无论反贫困对策设计得多么完美，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者的贫困，杜绝返贫现象的产生。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贫困人口素质，乃至全民族的素质，已成为构建反贫困“造血机制”、切实解决贫困问题、杜绝返贫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长远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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