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

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

晋重文[1]2003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在围绕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理论之争中,尽管双方争论的焦点和论证的角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有所不同,但是综观该问题的理论渊源可以发现,从五十年代的弗里德曼和米德,到六十年代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再到九十年代克鲁格曼的“叁元冲突”,浮动汇率制的支持者们均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具有其独立性,这也是迄今为止相当部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识。但是,本文认为该共识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未能充分考虑货币替代这样一个因素,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五、六十年代,整体经济结构呈现出“正叁角形”的态势,即以实质经济为主,金融经济只占很小的比例,外汇市场上的货币兑换主要是为国际贸易服务,国际资本流动尚不具备很大的规模,因此在这一时期,货币替代还不是一种经常性的、普遍性的大规模现象。然而在当前阶段,随着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不断扩张,世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倒叁角形”的态势,即以金融经济为主,实质经济只占很小的比例,外汇市场上的成交量远远大于国际贸易的交易量,有相当部分的外汇交易来源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需要。而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较强,微小的利差、汇差就可能导致大范围的货币兑换和套利行为。因此,在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替代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严峻现实。那么,在考虑货币替代的前提条件下,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得出的结论对于中国未来汇率制度的选择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目前实行的汇率制度虽然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在外汇银行、企业、居民不能意愿地持有外汇的前提下,中国的汇率生成机制具有封闭性、管制定价、交易品种单一和波幅较小的特征。故中国目前名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一种与美元挂钩的固<WP=3>定汇率制。这种汇率决定方式具有诸多弊端,既缺乏效率又面临重大风险,且成本太高,因此存在着汇率制度重新选择的必然态势。从长期来看,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浮动汇率制度。但在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如果直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货币替代的存在也将使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大削弱。然而对于中国而言,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尤为重要。如果不能独立的运用货币政策来干预宏观经济运行,那么,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必将受到相当程度的扰动,诸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将受到极大的约束。可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是保证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的重要手段,是中国进行汇率制度选择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汇率制度呢?本文的逻辑结构和主要观点如下:首先明确货币替代的含义及其影响因素。所谓“货币替代”(Currency Substitution),就是指一国居民根据相对机会成本的变化,调整其持有的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历史经验证明,许多西方国家在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之后,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货币替代。于是,人们开始探究是什么因素在影响货币替代,以期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替代风险的措施。货币替代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水平、政治与政策风险、市场的发达程度、体制的变迁等。然后给出货币替代条件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相关模型。由于Miles(1978)的理论模型是一个简单而经典的模型,而Rogers(1990)的模型推导严密且适用性强,因此本文主要分析这两个模型,作为一般理论框架。Miles的货币跨国流动模型表明,在货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一国货币供给的增加——不论是一次性的增加还是保持固定的增长率,都会因共同的货币替代原因导致两国的货币跨越国境的流动。这种货币的跨国界流动对两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就本国而言,增加的货币供给大量流出境外,致使预先制定的货币政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若要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WP=4>则需更大力度的政策措施,而这无疑又会加剧政策的波动性,打击公众的信心,从而进一步妨碍货币政策效果的发挥。就其他国家而言,在货币替代条件下,外国货币的大量流入会导致相应的本国货币供给被动增加,致使原本紧缩的货币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该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时期的外国货币政策。Rogers的通货膨胀传递模型研究了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较高的外国通胀率对于本币的实际需求、本币的流通速度、特别是本国通胀率的影响。他指出并分析了本国经济中影响浮动汇率制“隔绝效应”(或者说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功能)的两个变量:外币实际余额的初始存量以及对外币实际余额的需求弹性,结果发现:对于一个实行浮动汇率的小型开放经济而言,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浮动汇率制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对外国价格冲击的阻隔效应,外国通货膨胀被传递到本国。国内外币实际余额的初始存量越大,传递效应(正或负)越大;对外币的需求弹性越大,传递效应越大。因此,本国货币当局在政策制定?

刘颖[2]2012年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下货币政策独立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的今天,GDP、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额等名列世界前茅,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然具备了大国的经济特点,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却屡遭质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货币政策与稳定汇率的几次冲突。那么事实是否真如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制度存在两难境界并且货币政策独立性已逐渐变弱?还是如某些学者所说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保持着,本文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展开的写作。本文首先根据叁元悖论理论指出固定汇率制度、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叁者之间不能共存。而易纲在叁元悖论的基础上得出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资本流动这叁个政策目标不是只能选择其中两个,更多的情况是叁个目标之间相互制约。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资本管制的现象,但对资本的管制越来越松,而汇率制度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却并不一定如此,因此在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之前应该首先分析中国的汇率制度究竟是否如官方所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本文利用fankle文章中的模型通过观察人民币参考的一篮子货币中各种货币的权重来判断人民币汇率在各个阶段中的状态,并且在传统的估计一篮子货币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变量来描述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压力,进而判断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如果一篮子货币中某种货币的权重非常大,甚至等于或超过1,并且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很小,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一时期的汇率制度是传统盯住汇率制度;如果一篮子货币中某种货币的权重明显在下降,而其他货币的权重有所提高,并且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较大,那么可以判断这一时期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结果显示在1994.1-1997.6、2005.6-2008.9、2010.5-2011.10期间,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1997.7-1998.12、1999.1-2005.6、2008.10-2010.5期间,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传统的盯住汇率制度。之后本文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行了研究,首先分别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内生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在加强,并且由于构成货币乘数的主要因素受到微观经济主体等行为的影响,而非货币当局的主动调控,因此货币乘数的内生性也在增强。本文通过对外汇储备与各层次货币数量做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判断中国货币政策是否保持了独立性.结果显示中国货币政策在1996.1-2011.10期间保持了较好的独立性。最后本文对得出的结论作了分析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陈媛媛[3]2006年在《汇率水平决定因素的作用机制及货币政策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在1994年实行外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由过去的双轨制变为单一汇率,即由过去的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同时并存,改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单一浮动汇率。在十多年的经济运行实践中,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货币政策独立性等都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传统的货币政策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开始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性。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长期顺差的状态下,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中国政府在对当前的形势做出准确判断之后,于2005年7月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正式拉开新一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序幕。 本文针对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一热门经济问题,从理论上对汇率水平决定理论作了较深入地分析,结合中国经济结构中人民币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配套实施效果的实际情况,联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选择的经验教训,系统完整地分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论文一方面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它的适应程度,另一方面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上分析了汇率制度对它的推动作用。对于前者,本文先从分析内外均衡产生冲突的原因入手,进而阐述内外均衡的实现途径,即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配合。对于后者,本文在传统汇率水平决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亚洲国家和地区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实证分析,较深入地阐述了现行汇率制度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制约,随之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几点建议。

谢嫒嫒[4]2017年在《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金融开放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选择,资本项目全面开放的趋势也不可逆转。自1996年我国完成经常项目全面开放以来,我国的资本项目也开始逐渐放开。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加速金融市场的开放,资本项目的开放度也逐渐增加。2003年我国正式提出将逐渐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2013年进一步提出"加速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长期来看,金融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资本项目的全面开放是我国金融体制转型和宏观货币政策改革的必然选择。另外,全球化趋势使得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对货币政策赖以操作的金融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国的中央银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渐开放,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贸易量逐渐增加,国际间资本流动规模也急剧上升,全球经济周期出现了趋同现象,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我国资本项目的全面开放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削弱将客观存在,我国应当对此有充分的准备、研究及积极应对之策。本文将根据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与趋势,应用叁元悖论的基本理论,对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汇率稳定性等叁元情况进行分析论证。本文主要试图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我国是否存在叁元困境,以及叁元悖论在中国应用的可能性和实际操作性。第二,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应用叁元悖论研究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定量分析。第叁,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因素研究。通过论证和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当前确实面临着叁元困境问题,即我国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叁者之间具有相互制约、此消彼长的线性关系。第二,汇率稳定性、资本项目开放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叁者之间的作用明显不同。一方面,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增加以及汇率弹性的扩大都将削弱我国货币政策对外独立性。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对外独立性的变化对汇率稳定性和资本项目开放的影响并不明显。第叁,长期来看,资本项目逐渐开放将会限制一国实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使其更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本文论证发现:长期来看,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提高,将会降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项目开放度每上升1%,我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下降1.98%。第四,汇率稳定性的变化对货币政策对外独立性产生明显影响。本文论证已经发现:汇率的稳定性,将对货币政策对外独立性产生较大的影响。汇率稳定性每变动1%,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将反方向变动4.36%。综上所述,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资本项目开放也是大势所趋。关键看我们的对外金融开放的时间进程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的重要性。在我们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和适应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加大资本项目的开放力度。反之,如果我们在我国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仍然十分重要的情况下,就必须适当放缓资本项目的开放。中国在叁元悖论实际应用中的政策选择将是未来中国金融政策和金融改革的重要参考。

任思远[5]2017年在《基于“叁元悖论”框架的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加剧,几乎各个国家都处于开放经济的状态。在开放经济下,对于宏观经济调控,兼顾内外两种均衡是必不可少的,各国经济都需面对这两种均衡的严峻考验。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末之前我国曾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然而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世界经济中。我国经济开放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体现在加强对外贸易、提高国际资本流入、高外债和外汇储备积累经常账户可兑换和资本账户可兑换的逐渐放开。而且近年来政府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更意味着我国正在构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强,我国内外均衡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中国也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叁元悖论”难题。本文主要研究“叁元悖论”框架下,在我国经济开放的过程中汇率制度改革、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以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叁方面的经济政策,进而探究这期间政策搭配的变化,对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果实,协调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既能使外汇管理起到防火墙的作用,降低国际金融动荡的不良影响,又能对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有启发性效果。本文选取的模型是MS-BVAR,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从理论发展过程阐述“叁元悖论”原理,借鉴前人构建的“叁元悖论”政策指标体系量化叁个政策目标,通过回归研究我国不同阶段的政策组合搭配的特点,得出汇率制度稳定性是我国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实证部分具体是用MS-BVAR模型检验,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得出国内利率对国外利率、国内外因素的反应,进而探究我国不同阶段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出2010年以后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所提高,国内利率的变动主要由于对国内因素的政策选择。最后结合“叁元悖论”理论对汇率制度改革、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提出相关的建议,认为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应该谨慎有序进行,汇率制度应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增强汇率弹性。

刘志立[6]2005年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文中认为汇率制度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当的汇率制度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之一。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趋于钉住的固定汇率制度,这为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加入了WTO之后,中国经济正在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但同时国内经济将不可避免的面临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各种冲击。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钉住的汇率制度的有效性会受到更严峻的考验。对钉住汇率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革与调整显得非常紧迫与必要。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但是改革才刚刚开始,人民币汇率机制还不太完善,并没有达到汇率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制度今后还会发生调整。本文主要基于经济开放的背景,着眼于固定汇率制度与中国经济的不适应性,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实施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改革的基本方向。 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并评价了关于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学术争论,以及汇率制度理论的新发展。第二部分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应该遵循的基本的原则,分析了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基本因素。第叁部分描述并评价了中国汇率制度的发展历程,第四部分运用改进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中国固定钉住汇率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第五部分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完全的固定汇率制度或浮动汇率制度。第六部分提出中国过渡期间应该选择汇率目标区制度,阐述了实施汇率目标区的理论依据、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探讨了建立汇率目标区制度需配套完善的措施。

孙华妤[7]2005年在《人民币汇率平价可持续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汇率制度的选择和汇率水平的保持两个角度,分析阐述了当前人民币处在升值压力下汇率平价的可持续性,指出保持汇率平价是符合中国现实经济条件约束、符合学理逻辑的合理选择,并且给出了化解升值压力的金融制度改革和政策干预建议。本文首先简要地回顾了国际汇率制度的历史、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和现状。根据IMF的汇率制度分类,作者将汇率制度归纳为“制度维持的硬钉住”、“政策维持的软钉住汇率”和不加任何限制的“独立浮动”。1998年以来的人民币基准汇价的月平均值波动的上下界从未超过0.02%的事实,指出目前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传统的钉住汇率安排,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五章,第叁十叁条)》中官方公布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本文有关中国汇率制度的分析是建立在这一实际汇率制度分类基础上的。本文总结了有关支持和反对固定汇率制度或浮动汇率制度的争论,指出争论<WP=4>是围绕两种汇率制度各自的优缺点展开,由于缺乏统一的经济系统理论支撑,这些争论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无法肯定哪一种汇率制度是最优的。在经验证据上,由于有的研究者根据各国政府官方公布的汇率制度进行研究、有的研究者根据IMF公布的汇率制度进行研究、其他研究者根据自己设计的汇率制度分类进行研究,使得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也没有一致的答案。但这种不一致却恰好支持这一事实,即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实行“中间汇率制度”,对汇率既不僵硬地固定,又不放任自流,而是实行各种各样的“管理”浮动。为了克服传统的固定或浮动汇率制度优异性的争论缺乏统一的经济系统理论支撑的缺陷,本文借鉴现代开放宏观经济的经典模型,从两种汇率制度下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性和政策调控效果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提高了汇率制度评价的系统性。在自动稳定性方面,本文依据开放经济总供求模型(AD-AS model),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在同样的经济结构、同样的外生冲击形式和规模、没有政策干预的条件下,根据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下的经济体系中产出和物价波动,比较经济体系的自动稳定能力。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国际资本市场相对广阔、国内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相对狭小的情况下,当经济系统中出现外生的货币需求冲击、总需求冲击、总供给冲击时,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分别在产出稳定和物价稳定方面有不同的优越性,没有一个汇率制度在所有情形下都表现得最好。但对中国的转型经济结构特征和外生冲击来源的可能性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相对于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更可取。在政策调控效果方面,本文给出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两种汇率制度下的完全均衡一般解,和固定汇率制度下短期均衡一般解,对比了固定汇率制度和浮<WP=5>动汇率制度下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效果。指出在短期,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下运用宏观财政、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一般情况下都有效果;在长期,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可以保持;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虽然失效,但汇率政策可能代替货币政策维持物价稳定,使得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依然满足“丁伯根法则(Tinbergen Law)”的要求。所以,在政策调控效果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依然难分仲伯。针对国际、国内普遍流行的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依据 “不可能叁角”命题,作者一方面指出“完全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自主和汇率稳定不可兼得”是一条“铁律”,另一方面,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形和资本完全不流动情形下的特殊解,以及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动态扩展-多恩布什汇率超调模型,作者指出那种放弃完全的资本流动就可以保证货币政策自主和汇率稳定并存,或者放弃汇率稳定就可以保证货币政策自主与完全的资本流动兼得的简单推理,实际上是“把真理向前推进了一步,结果使真理变成了谬误”。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进一步指出一国货币金融制度选择不是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与完全的资本流动的“叁难选择”,而是面对只要是开放经济,就会有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缺失的“开放经济两难选择”,所以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能作为汇率制度选择的参照标准。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种长期安排,不能依据短期的政策表现来决定取舍,而应该考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发育远未成熟、金融机构内在的脆弱,目前显然不是退出钉住汇率安排的好时机。本文根据1994年1月到2004年9月的季度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葛<WP=6>兰杰因果方法检验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利率不是货币数量的葛兰杰原因,否定了钉住汇率制度制约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假说。这说明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存在人为或自然的樊篱,以及中央银行的冲销操作是有效的。在对产出(real GDP)和物价(CPI)的影响方面,本文发现货币政策的效果主要由货币数量工具M0发挥,货币数量M1和利率的政策效果不显着。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人民币汇率存在严重低估、钉住汇率?

孙佚[8]2005年在《汇率理论演变与趋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汇率理论作为国际金融理论研究的核心课题,是国际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贯串着整个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始终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新理论层出不穷。汇率理论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汇率的决定。浮动汇率制度下剧烈波动的汇率不仅影响到微观主体的利益,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内外均衡。汇率的决定、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成为国际金融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二是汇率制度。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日渐衰落,对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进行比较的研究日益繁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更是引起了国际金融理论界的浓厚兴趣。本文从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汇率理论发展的原因,分析汇率理论从产生以来的演变背景,评述各理论更替时的扬弃关系,全面深入地认识汇率决定理论以及由汇率决定理论发展衍生出的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结合中国目前直接资本管制的现状和人民币最终实现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目标,在充分研究汇率理论演变和发展趋向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制度选择进行探讨,分析存在的难点,提出个人对于选择适合中国现实经济特征汇率制度的看法意见。

刘爱文[9]2005年在《两极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文中认为本文以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危机和“人民币升值论”等当前国际经济学中的热点问题开篇起笔,详细讨论了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文章根据国际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和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发展趋势,引出了“两极论”汇率制度假说,并论伪了其理论适用性;笔者进而提出了汇率制度“并存继起”假说,认为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动态相互转化的过程,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具有条件依赖性的。紧接着文章转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分析了决定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主导因素;由于深受两极论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制度实际上已演化成实际钉住美元制(de facto peg dollar)。 在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背景下,维持这种汇率制度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汇率制度有重新选择的必要性。在国际金融日益全球化和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前提与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关系重大,既要有充分的理论思考和探讨,也必须紧密结合国际汇率制度的演变趋势和中国的现实情况,特别要着眼于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论文重点分析了在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实施固定汇率制不利于发挥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而实施浮动汇率制的条件又不具备,只能选择介于固定与浮动两极之间的“中间汇率安排”。汇率目标区是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比较合适的汇率制度,它兼具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优点,能协调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也符合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发展道路。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并考虑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针对汇率目标区的一些固有缺陷,笔者又对汇率目标区模型进行了分层改造,提出了一个新的汇率机制模型: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该模型有两个主要优势,一是可以使“蜜月效应”得以重现,从而避免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二是该模型是一个自稳定系统,能够进行自我调整,使实际汇率同长期均衡汇率保持一致,从而避免实际汇率的长期错位。这些优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金融的更加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使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良好运行,论文还就相应配套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措施作了探讨。最后得出结论,按照汇率制度“并存继起”假说,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都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合意选择,另外,它也可作为人民币汇率制度向独立浮动制过渡的桥梁。

付琼[10]2011年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文中提出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GDP在过去的30多年中保持了年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被誉为“中国奇迹”。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和人民币升值开始成为世界性关注的话题。经济崛起体现在对外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化是我国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失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焦点从增长速度转移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尽管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累计升值23%,弹性明显增加,但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指责汇率操纵的声音不绝于耳。可见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回顾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我国走过了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迥然不同的道路,与新兴经济体汇率制度被迫退出和频繁调整形成鲜明对照。从演进趋势看,虽然呈现向更为灵活汇率制度转变的趋势,但具体演变路径具有明显特异性。本文站在全球化开放经济视角,在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从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这一角度对经济崛起过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全景式研究,探寻有中国特色的汇率制度模式,以明晰未来改革方向。论文首先从理论上研究美元霸权的形成及影响,人民币主权与美元霸权之间的关系,提出人民币汇率制度研究的关键问题。然后通过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其与我国经济崛起的良性互动,说明坚持人民币主权是我国汇率制度的根本特色。接下来通过对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汇率制度困境的深入分析,指出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的冲突是造成现实困境的根源。最后得出结论,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货币主权理论,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坚持国家干预和政府管理原则,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并创造条件推动人民币最终成为比肩美元的国际本位。基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现实,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关系。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与长期美元霸权密切相关。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巧妙地借助黄金的威严确立了美元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商品世界中的上帝,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上帝。美国牢牢把握住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也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去除了美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美元由本位货币发展为霸权货币。通过美元霸权,美国放任贸易收支逆差,攫取他国资源;大量举借外债,控制债权国;主导汇率制度窃取别国货币主权,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元霸权与本国货币主权的冲突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经济崛起使我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不是金融大国。维护本国的货币主权和经济利益,势必与美元霸权形成冲突。我们需要承认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是弱势货币。面对冲突,既要认同和接受美元霸权,同时要利用美元霸权来制定人民币货币战略。那就需要建立一种既要以美元为本位,又能保证我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汇率制度。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汇率制度可以概括为:1.汇率变动以我国利益为基础;2.从我国的利益和相关国家利益出发管理本国货币供给;3.对资本流动加以管理和限制。坚持这一制度才能够保持货币主权,抗拒美元霸权。在我国经济发展各个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相应阶段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状况、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目标等相适应,因此既实现了平稳转型,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对外经济交往几乎停顿,贸易盈亏由国家统一承担,汇率实际退化为计价核算工具而失去本来的经济意义,1955-1971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保持不变。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高估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实施重工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人为高估本国币值,实行低汇率政策,保证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也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变内在地要求汇率制度做出调整。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同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相适应,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模式,而是通过双重汇率制度并行,逐步消除原有制度带来的汇率高估扭曲,渐进式改革特征十分突出。人民币不是通过扩大波动幅度,而是由央行直接调整中心汇率,逐渐退出固定汇率制而转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这一模式是在汇率形成机制中逐渐增加市场决定的比重,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保持汇率稳定可控。在体制转型的客观要求下,汇率制度对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可以概括为:改革开放→外贸、物价、税收、金融等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进出口、外商投资→对外经济交往扩大→进一步推动开放。转轨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通过对名义汇率缓慢、不规则的调整,逐步向市场均衡汇率靠拢,比较平稳地解决了旧体制下汇率高估问题。我国没有出现很多转轨经济或发展中国家曾经历的汇率大幅贬值伴随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通过制度创新和相关政策调整,人民币汇率回归到与经济基本面相适应水平,为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和推动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奠定基础。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基本形成,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外部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经济迎来高速增长时期。理论上短期一般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清晰地解释了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为研究汇率制度与我国经济成长的互动以及汇率制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全面视角。对于汇率制度和宏观经济绩效(performance)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没有形成所谓最优汇率制度的一致结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资源禀赋、发展模式、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等不同,只有符合本国国情和维护本国利益的汇率制度才是合适的。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经过两次重大变革:1994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实际转变为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汇率制度演进是在政府主导下主动展开的,体现了政府政策目标的权衡,演进过程平稳、有序、可控。从理论上讲,汇率制度目标既可以是维持经济增长,也可以是充分就业、维持币值稳定(控制通货膨胀),或者是以上几种目标的组合。我国政府通过汇率制度调整和资本项目管理,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独立有效、金融安全、币值稳定等目标的协调。从实际表现来看,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人民币汇率制度在促进出口增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崛起和进出口的高速发展引起世界关注,人民币升值压力从2002年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这一压力是多种因素复合的结果: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是升值的内在趋动力;长期国际收支顺差、巨额外汇储备、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等因素使升值具备了内在基础;全球经济失衡则造成升值的外部压力增大。但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和以上各种经济因素都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上升到国家利益之争。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是维护美元霸权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客观来看,升值压力下内外经济失衡使得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成本逐渐增大,要求相应做出调整,2005年汇改即体现了这一思路。人民币升值压力集中体现了美元霸权与人民币主权的冲突,使得我国维护货币主权的难度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地位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提高,资本流动日益频繁,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现行汇率制度下出现了宏观经济内外失衡加剧,通货膨胀形式严峻,货币政策空间受到挤压等诸多问题,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增无减。深入分析当前汇率制度面临的困境,我们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债权国的“高储蓄两难”困境,货币错配所导致“浮动恐惧”,还是人民币出现的内外价值背离、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的冲突困境等等,深层原因是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美元霸权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动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货币与美元之间的联系,弱化了本国货币主权和利用宏观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中美之间的经济失衡实质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债权国,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的冲突必然最为突出,因此汇率制度面临巨大困境。国内外众多研究建议通过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加速扩大汇率弹性、实行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汇率制度来解决宏观经济困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严重谬误。走出当前宏观经济和汇率制度的政策困境关键在于我国如何能够更好地坚持货币主权原则。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促使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反思,呼唤凯恩斯主义的回归。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货币主权、人为调节取代自然规律、政府干预和管理的经济思想对于中国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凯恩斯提出的以国家本位为标准的汇率制度理论应该成为未来改革的理论依据。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灵活协调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之间的关系,谨慎开放资本账户、长期内创造条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成为国际本位。这是在未来经济崛起过程中,我们始终应坚持的“中国模式”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 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D]. 晋重文.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2].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下货币政策独立性研究[D]. 刘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2

[3]. 汇率水平决定因素的作用机制及货币政策的选择[D]. 陈媛媛. 昆明理工大学. 2006

[4]. 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D]. 谢嫒嫒.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5]. 基于“叁元悖论”框架的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计量研究[D]. 任思远. 吉林大学. 2017

[6].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D]. 刘志立. 武汉理工大学. 2005

[7]. 人民币汇率平价可持续性研究[D]. 孙华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5

[8]. 汇率理论演变与趋向研究[D]. 孙佚. 复旦大学. 2005

[9]. 两极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D]. 刘爱文. 河海大学. 2005

[10]. 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人民币汇率制度[D]. 付琼. 吉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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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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