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商”从边缘到主流——基于“世界之中国”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浙商论文,边缘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余秋雨最近在《中华文化应选择的记忆》一文中说，历时400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按梁启超先生的话说，中国人开始产生了真正的国家自觉，进入了“中国之中国”的时代。而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遭遇到了来自“九州方圆”之外的另一种精神瑰宝，中华文化谦虚了，又因融合而强大了，从而使中国快速进入“亚洲之中国”的时代。等到马可·波罗和大量欧洲传教士的来访和郑和的远航，中国才开始漫长的“世界之中国”的路程。①从“世界之中国”的角度看，“浙商”作为当今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和一个商人群体，存在和需要经历一种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
一、起始：处于边缘的“浙商”
“浙商”开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地和大规模地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经济之旅。“浙商”虽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看可谓是处于“边缘”。
1.“浙商”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
中国文化传统，分大文化传统和小文化传统，大文化传统是学术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以儒家为正统或主流。历史地看，“浙商”不仅处于儒家这一主流文化的边缘，而且处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
首先，历史上的浙江长时间远离中国封建朝廷，受朝廷的影响较小、控制较弱，比较自在。春秋前，浙江更是“僻陋在夷”，民情物态与“中原上国”大异其趣，未有重大的政治联系。②浙江商人群体的独立性比较强，对政府的依赖和受正统文化的束缚较少，自主自为的倾向较强。其次，浙江的思想文化传统是重视个体的生活实践，通过个体的生活实践将内在道德表达于生活世界本身。③“浙商”的个私性比较强。浙江省的企业有95%是个私企业。浙江省个私经济注册资本、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上市公司户数等6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第三，浙江历史上的学术思想常常是经纶现实事务，重视经验事实，主张“事功”，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主流文化主张和强调“人伦”有很大差别。浙商不拘泥于人、人事和人与人的关系，不单纯强调做人，君臣父子的伦理意识比较淡薄，很多浙商在家庭中是儿子和弟弟或女儿、妹妹，但具有权威，父母和兄长听他（她）的，跟他（她）干。“浙商”重视和热衷做事，非常务实和讲实效，做的多说的少，功利性较强。第四，浙江历史上的学人有疾虚幻、倡实践的批判精神，重视文化解构，有清新洒脱之风。浙商不唯上、不唯书，敢冒尖、敢领先。“浙商”创造了许多第一，诸如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批民营上市企业等。第五，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是农耕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反对极端，追求稳定和有序，不喜欢远征。浙江具有重视商业和小手工业的传统，“浙商”更以商工为本，喜欢“经济远征”，敢于和善于“市场造势”。在浙江以外的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浙商有500多万，可以说中国的每一个城镇，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有浙商。第六，“浙商”的文化色彩比较淡，并主要来自民间文化。浙江省委党校陈立旭教授说，浙商已成为群体，与晋商、徽商相比，浙商的文化色彩并不浓厚，主要来源于小传统文化，即民间的传统文化。“浙商”主要来自于农民，他们在社会中普遍处于中下层，学历和文化程度比较低，普遍具有“土”、“野”、“活”以及吃苦耐劳、自发生存和广泛联系的“草根”特性等。端木赐香说，人是文化的载体。④“浙商”基本不属于孔子所说的“圣人”，而更多的是属所谓的“小人”。
2.“浙商”处于西方文化影响的边缘
自中国开始走上“世界之中国”的路程，浙江就受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传统文化随着其与中国的联系和对中国的影响而扩展其存在与作用的边界，特别是近代以来其经济和文化的扩张对中国东南沿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更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主动“走出去”和“请进来”，向西方学习、借鉴和吸收。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浙商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但也是处于其边缘。
首先，西方文化传统在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一贯重视和强调人的自由。在西方人看来，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能独立自主，不受外物和他人的支配，包括不受政府和特权的支配与控制，主张人是具有反抗不合理的现实的自由意志的存在者。⑤“浙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虽然比较强，但是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很多约束与限制，既有受自然人伦和亲情关系的限制，也有受地域文化和老乡关系的限制，还有受行政特权和政企关系的限制。“浙商”往往与家庭或家族的联系密切，家族化经营和管理比较普遍，血缘和亲情纽带既支持也束缚浙商的发展。“浙商”闯世界做生意往往是亲带亲、邻带邻，在外经商办企业往往是同乡扎堆、老乡抱团，这既形成凝聚和合力，也造成排斥和限制。“浙商”既反对行政特权和部门垄断，又受其限制和束缚，既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往往与政府的联系密切，甚至善于与官员打交道，利用官员和政府资源。
其次，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新教伦理强调理性主义。西方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持理性的态度，特别是其资本主义精神更加重视理性，不仅理性地看待客观事物，采取客观的探索态度和严格的论证方法，追求知识和科学，而且理性地处理利弊得失关系，较少受感情因素的影响。⑥而“浙商”虽然在国人圈子内算是比较讲理性的，比较客观和务实，追求个人利益和权衡利弊得失，但是情感性也比较强，感情因素影响甚至有时左右对人和事的看法，时常不自觉地以个人的好恶来判断和处理事情。同时，“浙商”的经验性强，理论性普遍比较欠缺，这既与重实务有关，又与缺乏教育和理论知识有关。
第三，西方文化重视和强调契约性与规范性。基于个人独立和自由以及利益最大化与理性主义，西方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成以契约为主，甚至可以说是契约主义，不要说是经济关系，就是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等也被看成是契约关系。相应地，西方非常重视规范性。如果说契约是关系的实质，那么规范就是关系的形式。无论是个体行为，或个人或组织之间，还是组织内部都讲规范，规范行为方式、相互关系和办事程序等。“浙商”也具有一定的契约精神，而且相对比较重视契约，通过契约把生意做到全国和世界各地。但是，“浙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比较深，缺乏制度和规范，对内和对外都存在讲人情的现象，人情不仅影响选人和用人以及对人的评价，而且影响工作安排和组织结构以及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情不仅影响管理，而且也影响经营。以人情为内容的关系，其形式是讲面子，感情用事和主观随意。
第四，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以契约为核心，而形成相应的道德标准，强调忠于职守，讲信用，认真、守时、合法，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新教伦理还强调勤奋和节俭等。⑥“浙商”的吃苦耐劳精神很强，很是勤奋和节俭。“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等，是“浙商”的生动写照。同时，相对来说，“浙商”也是比较讲信用和守时合法的。但是，“浙商”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公共空间或公共环境的重视不够，缺乏公共道德，更缺乏对公共道德的信仰。还有，勤俭节约主要是出于习惯和贫穷，而往往缺乏信仰，稍微富裕起来后一些浙商就不注意节约了，尤其是不重视对社会资源的节约，产生浪费和奢侈，甚至还有糜烂，以及把财富大量挥霍在死人身上等。
3.“浙商”处于现代经济文化的边缘
“浙商”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而20世纪80年代已经是现代经济文化充分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所以，“浙商”尽管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但也是处于现代经济文化的边缘。
第一，现代经济是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和知识经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和快速转变为生产力，为特定客户演示和提供效用的无形活动超过有形产品生产的规模与比例，每个人以个性化的方式参与其中并获得难以忘怀的体验以及体验价值得以弥留延续，⑦知识资源起主导和决定作用，边际效益不断提高。它是经济与文化、财产资本与人力资本，人的工作与人的生活在相当普遍的范围和很大的程度上融合在一起。而“浙商”虽然既拥有财产资本又拥有人力资本，也既反映人是手段又体现人是目的，但由于主要从事技术手段和方法比较落后的传统产业，以物质资源为主，所以往往是单纯的经济活动，缺乏文化内涵和品位，老板与员工差别很大，人作为目的与作为手段只有在少数人身上和某些情况下是统一的，而在普遍情况下和多数人身上是分离的，甚至形成劳资对立。
第二，现代经济是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资源，这样所形成的是价值最大化的产业链，或者说是全球性的价值链，各类企业普遍处于价值最大化的产业环节上。“浙商”虽然具有较强的国际性，但主要是产品销售的国际化，而产品生产基本是本地的；虽然部分地利用世界较先进的设备，但是整体的要素资源是本地的；虽然形成具有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的产业集聚，但是基本局限于一个小的地区，地域经济文化的局限比较大，不仅受要素资源的约束，而且受价格竞争的约束，仍然是低价值的。
第三，现代经济既采取和实行基于核心能力的竞争优势战略或“红海”战略，又采取和实行基于重建市场边界和超越现有需求的价值创新战略或“蓝海”战略，⑧两者相互交替和促进。它既强调从顾客出发和以客户为中心，又强调企业的主动性以及创造需求和顾客，实现企业与顾客的高度协调。“浙商”虽然以善于经商著称，具有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和很强的市场开拓能力，但从更高要求来看还是缺乏核心竞争能力，缺乏价值创新能力及文化力，主要还是依靠难以为继的低成本优势。
第四，经济与文化融为一体的现代经济文化，决定现代企业不只是利益相关者的契约组织，而且也是利益共同体的社会机构，不只是经济组织，而且也是文化组织或跨文化组织。在现代企业中，不仅是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权利与义务广泛协同，而且是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责任与信仰也高度协调。而“浙商”主要是老板企业，虽然也重视利益协调和社会责任，但是对普通员工、顾客、供应商和分销商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考虑比较缺乏，履行社会义务的意识比较薄弱，更缺乏信仰，浙商企业离社会机构和文化组织的差距较大。
第五，在现代经济文化中，以网络技术和民主意识等为主客观条件的现代企业，其组织形式是扁平化和无边界，并呈倒金字塔型。而浙商企业虽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可以利用网络技术来构建扁平化的组织，但组织绝不只是技术，而且主要不是技术，而是人、人的素质、人与人的关系，重要的是文化。“浙商”的等级观念也比较强，等级差距比较大，基本都采取金字塔的组织形式，老板具有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的双重权威。同时，“浙商”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也由于受小生产的、封建的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与观念的影响，部门与部门之间往往存在严重障碍，连流程化都比较难实现，更谈不上无边界。
第六，现代经济文化的企业控制方式，既有制度和财务控制，也有战略控制，更有文化和理念控制，制度和财务控制是基础，战略控制是导向和关键，文化和理念控制是核心和灵魂。“浙商”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已经开始建立和实行各种方式的企业控制，但是都还很欠缺、很薄弱。今天的“浙商”还比较多地实行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控制，老板往往掌握绝对的股份控制权，以及相应的财务控制权和人事控制权，甚至直接进行经营控制，制度和战略制订不够客观和科学，制度和战略执行缺乏严格和程序，老板的主观随意性比较强，企业文化还基本是老板文化，既缺乏对企业宗旨和使命的认识，也缺乏员工的普遍认同，更起不到控制与激励协同的效果。
二、目标：成为主流的“浙商”
“浙商”尽管既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也处于西方文化影响的边缘，更处于现代经济文化的边缘，但其目标是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群体，简称为“主流之浙商”。
1.“浙商”成为主流群体的前提与“世界之中国”的内涵
“浙商”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群体的前提，是因为即使是现代经济文化也存在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和以西方传统文化为源流的局限。西方传统文化以个人为本，重个人自由，重天人之别，肉体与灵魂分离为基础，虽然为知识和智慧的发展，为灵魂和精神的提升，为通向善和实现社会正义开启大门和通路，但是在这条路上充满争斗、破坏和罪恶，而且路程很长、很曲折，所付代价巨大。而且，即使发展到了现代，也仍然是个体（包括个人、企业和国家）权利至上，虽然在发达国家和企业内部有较多的公平和正义，但是对外的强权控制和巨额利润获取的欲望及行为倾向非常强烈。贝恩德·尼凯说，现在是资产“雪山”推动经济发展。这座资产“雪山”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会形成猛烈的雪崩。重要的事情只是为巨大的资产“雪山”找到一种适当的、能获得高额利润的使用方法。⑨
因此，“世界之中国”不是简单地与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现代经济文化接轨，不是简单地融入其中，而是根植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在与现代经济文化开展广泛交流和学习以及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充分发挥以“和合”为主导和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伟大的融合与创新。“世界之中国”的内涵，是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前提下，非常谦虚和极为包容，广泛学习和充分吸收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尤其是西方的文明成果，肯定认知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肉体与灵魂的适当分离，肯定个人合法的权力独立和自由，以及对利益、知识和智慧的积极追求，鼓励对事物的科学观察、分析和论证，对技术的有效发明、创造与运用；坚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协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重视对制度的合理设计、安排与变革，加强对伦理的自觉内化、拓展和信仰，发扬勤奋、刻苦和节俭的优良传统，增强对个人职业和社会义务的责任感，鼓励对他人的关心、爱护和帮助，实现社会公平、效率和正义，提高社会富裕、民主和文明，不断地使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更加和谐。“世界之中国”的内涵也反映“和谐之世界”的特点。其实，“世界之中国”的关键是和合与独立、人伦与自由、道德与利益等的统一。何德功说，《论语》催生“日本近代化之父”。日本著名企业家、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涩泽荣一，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执《论语》的企业家，以“论语加算盘”、儒家道德与经济合一的思想著称于世。他相信《论语》和算盘二者应该相伴随、相一致，所以把《论语》作为信条。更多的日本企业家是把儒家的思想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取其仁、义、和、诚、信的精华，用于经商谋利。⑩
2.“世界之中国”的国民性与“浙商”的“个众”特性
“世界之中国”的确立，虽然要有国家的地位与作用，也要有文化的内涵与影响，但是关键还在于国民的素质与作为。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确立和增强“国之为国”。文化的内涵和影响虽然不受国家和地区的限制，但因为是无所不包的，除了手里抓不住外，无处不在，所以缺乏确定性。更何况，文化还分为规范性文化和非规范性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等。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规范性文化、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它与民间文化和百姓文化有很大差距。正如端木赐香所说“人是文化的载体”，反映和承载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是普通老百姓或大多数国民，而不是少数精英。中国历史上绝不缺少精英，每一个阶段、时期和地方都有精英，当然也正是这些精英使中国文化和文明从古至今延续几千年，但少数精英和单纯的政府绝不可能使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世界之中国”的确立必定是“国民现代化”的实现。而正是“浙商”最具有国民性或民众性，“浙商”绝不只是少数商业精英或儒商。“浙商”是普通的“百姓商人”，大多出身农民，具有“草根性”，而且是成群或连片的，因此也可以说是“草丛商人”。据有的调查分析，浙江省每4个人中有1个在经商和办企业，有1000万个左右微观经营主体。(11)浙商除了人数多、分布广和规模小等特点外，更具有较强的个人独立性和自主性，对政府和地域等的依赖性较小等特点，是比较典型的民商，具有“个众”特性。(12)而其他省地的商人及企业则缺乏这种特性，而是具有“个合”特性，即少数精英商人或儒商带领一大批员工，形成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或者是参与和形成由外商所控制的大企业。而正是“浙商”的“个众”特性最能反映市场经济的特性与要求，最能反映中国现代化的规定及要求。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广大百姓拥有财产所有权和从事商业活动，市场经济不可能获得广泛和充分发展，生产力和人、经济制度和社会伦理、政治民主和意识形态不可能获得普遍和高度发展，那么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浙商’成为主流群体之时也就是‘世界之中国’的确立之日”。
“主流之浙商”的形成之时也就是“世界之中国”的确立之日，不仅因为“浙商”具有“个众”特性的基础，而且因为“主流之浙商”的目标与“世界之中国”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这正可能是人们会怀疑和否定的。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天人合一”，何以与基于个人权利独立的“个众”特性相吻合呢？其实，正如杨适所说，中国人诚然特别注重天人合一，但绝非不重视天人之分。作为一种思想或理论的天人合一，必定是以某种程度的天人之分的认识作为前提。各民族在进入文明时，都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产生出以天人之分为基础的自我意识。(13)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一说法的前提是君子具有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然就不会发生和成立。更何况，“浙商”的“个众”特性，是作为或体现中国国民的“个众”特性，而不是以强调天人分离为基础和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西方国民的个众特性。所以，“浙商”的“个众”特性是天人合一的“个众”特性，不过是比较突出和强调自秦汉帝国特别是宋明理学之后过分限制的个人独立和自主，而且正因为如此才真正与本来意义的或中国理想的“天人合一”和“君子和而不同”相吻合。
3.“世界之中国”与“主流之浙商”的主体结构
“世界之中国”是广泛学习和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的文明成果，使自己因融合世界而博大。而“浙商”正是具有基于“天人合一”的“个众”特性，以及务实、理性和开放，勤奋、好学和上进，追求经济利益，实行经济远征，走向和融合世界。这虽然会产生个私与公共、利益与仁义、自由与人伦、竞争与和合等矛盾，但正是矛盾促使和推动它们走向统一或协调。向中国学习《论语》道德与“和合”思想的日本已经确立《论语》加算盘和“义利合一”的思想与经济，何况“浙商”具有“义利并举”，以及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或“根植”与“远征”统一的历史文化传统。更何况，“浙商”是崛起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是一个由“单极”走向“多极”矛盾与协调的时代。
无论是“世界之中国”的目标，还是“主流之浙商”的目标能否实现，其关键都在于主体结构。主体具有三个维度，即客观性维度、相关性维度和自主性维度(14)，形成三维结构，这是最一般的主体结构。西方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主体结构，由于以强调天人分离为基础，以个人自由为核心，因此是突出自主性、客观性和私人相关性，并以个体（包括个人、企业和国家）自主性为基础和主导。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现代，西方的主体结构是三个维度都大大加强了，尤其是作为中介因素的科技和制度获得了巨大发展，使主体的三个维度都充分和高度发展，其自主性方面是提高到“自由意志”和超级能力，其客观性方面既扩展到全球和宇宙，又进入基因和纳米，其私人相关性方面则发展为强权制度，扩展到社会公正。这三个维度是统一于同一主体的。无论是西方的跨国公司，还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形成了和呈现出这样一种三维极端发展与统一的结构。但是，这三维结构表现在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上就可能产生尖锐的矛盾和严重的冲突，表现为超级霸权和“单边主义”等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不仅如此，离开德性而由规则决定的道德会产生分裂和破碎（麦金太尔，中译本1995）。这表明，即使是现代西方的主体结构也不能作为“世界之中国”的主体结构。“世界之中国”的主体结构，必须是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和范围内，形成和发展客观性、相关性和自主性的三维结构，“相关性”还包括和区分为公共相关性和私人相关性，而且首先是公共相关性。公共相关性直接反映和体现“天人合一”。这“天”不仅是自然之天，也是人伦之天。于是，也就有普遍的“和合”伦理，它包括和区分为人与自然的伦理和人与人的伦理，以及公共关系伦理与私人关系伦理。在这同时，形成和发展相应的自主性，包括自主需求、自主认知、自主能力和自主品行等。
“主流之浙商”与“世界之中国”是主体同构的，即具有同一种主体结构（见图1）。“主流之浙商”的主体结构所强调和突出的是在“天人合一”与“和合”伦理的基础上与范围内的“个众”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及广泛的私人相关性和制度相关性。正是也只能是“个众”独立性和自主性，才会产生普遍和广泛的张力，既广泛地驱使对知识、科学、技术和智慧的追求，又普遍地导致私人相关性和制度的发展，因而也就促使和导致“天人合一”与“和合”伦理的发展。伦理不仅包括公共或“仁义”伦理，也包括私人和权利伦理。正如政治是伦理的形式一样，制度也是伦理的形式，而技术既引起伦理的变化，又需要伦理的规范。所以，如果不包含、反映和体现“浙商”的“个众”特性，那么“世界之中国”的主体结构就不可能形成，就是传统的和保守的，缺乏张力和创新，不具有现代性和缺乏与时俱进的品质。同样，不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与“和合”伦理为基础和理想，“浙商”就缺乏中国的根基和土壤，缺乏中国的宽广和境界，也就不能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群体，不能形成“主流之浙商”的主体结构。
图1 “世界之中国”和“主流之浙商”的主体结构
三、过程：循着和超越发展
“浙商”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群体的目标虽然遥远但并非不可及，关键在于过程。
1.遵循中国传统的“和合”伦理和超越宗法人伦
中国传统文化既强调“天人合一”与“人伦”，又强调“中庸”与“以和为贵”，“和合”伦理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调、核心、灵魂和主线。但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形式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各种矛盾和冲突大量产生，特别是到了现代这些矛盾和冲突更发展到极端，普遍和强烈地产生协调的要求，“和合”伦理符合现在这个时代的普遍和共同的要求。所以，“浙商”无论是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要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群体，都必须继承或遵循“和合”伦理。遵循“和合”伦理，首先是在认知上用尽可能宽广的视野观察和分析处于相互联系中的人与事物。正如，圆越大，圆周越长，与外部的联系就越广，未知的事物就越多，对学习的激发作用和推动力也越大、越久。其次，是在价值观上追求个体和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个体和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不仅可持续和长久，而且减少浪费、破坏和损失。还有，是在品行上做到真诚、守信、进取、认真、负责、仁爱、互助和协调等。
遵循中国传统的“和合”伦理，要避免两种不良的倾向。一是因强调“天人合一”和“中庸”，而限制个人独立和自主以及进取性和创造性，使个人被关系所束缚和奴役而产生异化，使浙商已具有的个人独立性和自主性逐渐泯灭；二是因中国传统的人伦是宗法人伦，宗法人伦是一种异化的人伦，(15)强调传统人伦，会受亲缘、等级和特权的束缚或奴役，使“浙商”应该加强的平民意识、自主精神和创新能力落空。现实生活中的“浙商”，确实有许多在受各种关系的束缚，甚至受一些亲缘、等级和特权的奴役。所以，“浙商”在遵循中国传统的“和合”伦理的同时，必须对传统的“天人合一”、“人伦”和“中庸”等进行改造，清除陈旧和过时的因素，发展具有时代特性和现代精神的包含个人独立和自主的“和合”伦理。
2.遵循市场经济的“个私”原则和超越利益矛盾
“浙商”与市场经济有天然的联系。传统的市场经济基本都是以个体和私人所有为基础，经济主体也大多是个体和私人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代表性的经济主体是公众公司，但是仍然具有、包含和体现个私性。首先，一般的公众公司在市场环境和结构中都是个体；其次，不管什么样的公众公司都必须明确和落实个人或私人的权利与责任。“浙商”普遍是个私所有的，这既体现市场经济的“个私”原则，也反映市场经济的自然进程，即在市场经济的早中期采取个私所有是符合经济原则和市场规律的。但是，今天的浙商企业却一定程度地存在脱离市场经济的“个私”原则，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不明确，这是必须尽快改变的。
“浙商”在遵循和进一步落实市场经济的“个私”原则的同时，必须超越“个私”所产生的利益矛盾和人格异化。首先，“浙商”绝大部分都是劳动者出身，后来成了资本所有者或老板，现在有一些“浙商”已经成了单纯的资本的人格化，把员工作为赚钱的工具，甚至个别的还压迫和剥削工人，产生劳资矛盾和对立，即使劳动者异化，也使自己异化。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从事传统产业的许多浙商企业中，而且也发生在一些从事咨询服务和高科技产业的浙商企业中。其次，“浙商”通常都是资本权力和能力权力集于一身，对企业实行绝对的控制，使员工对其产生依附，使员工和自己都被控制和依附关系所束缚而异化。“浙商”应该要有和尽可能培育自我批判精神，也接受来自社会的批评，树立和加强公民意识。
3.遵循经济发展的“竞合”逻辑和超越过程约束
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是遵循从竞争到合作，以及竞争与合作结合的“竞合”逻辑。浙商也是遵循这一历史逻辑的，从开始到现在主要是竞争，体现以个体独立和个私所有为基础，以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产生和导致市场竞争的规律。竞争是市场经济铁的规律，“浙商”正是遵循这一规律才在国内市场上打破国有经济绝对垄断的格局，在国际市场上打破西方企业绝对控制的格局，才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使市场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是，市场经济从竞争到合作的过程很长，西方国家是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这期间，既产生巨大的创造，也产生巨大的破坏。“浙商”到今天还主要采取大量使用资源和低成本价格竞争的手段与方法，这不仅导致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而且过度影响人们的思想精神面貌和态度倾向，影响社会文化环境等。尽管改革开放才不到30年，“浙商”形成和发展的时间不长，还没有走过单纯竞争的阶段，但是中国的现实和时代的环境要求超越这一过程的约束。
4.遵循文化进步的“群体”规则和超越理性限制
文化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式与能力，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文化具有群体性，无论如何细分，也是群体的价值观、制度规范和风俗习惯，以及思想和行为方式等。戴逸说，人类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16)这充分说明文化的群体性。从文化的视角说“浙商”，一定是一个群体概念，即使是说到某个“浙商”，也反映这个群体。“浙商”要从边缘到主流，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群体，就一定要求和体现文化的进步，必须遵循文化进步的“群体”规则。
此外，“浙商”要从边缘转变和提升为主流，要推进和实现文化进步，还必须超越“人伦理性”限制。“人伦理性”其实就是人伦经验理性，不同于西方的科学理性。“浙商”应该加强和提高科学理性，除了自己加强学习外，还可以借用“外脑”，请参谋或顾问用科学理性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把好“科学理性关”，避免或减少经验的局限和感情用事的陷阱。同时，“浙商”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以提高“人伦德性”的同时，要重视培育科学道德观，以形成“科学德性”，并使人伦德性与科学德性结合起来。这样，“浙商”的主体内涵就更加丰富，主体结构更有跨度和更加协调，更具有自主性和协同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更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性能，更快地迈向“主流之浙商”的目标。
注释：
①余秋雨：《中华文化应选择的记忆》，《钱江晚报》2007年3月11日。
②③董平著：《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④端木赐香：《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长征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⑤(13)(15)杨适教授在《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对中西方文化和人伦作了简单、明了和透彻的分析，对我们分析和论述“浙商”处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的边缘是很有帮助的。
⑥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中所阐述的人文特性，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体现，并且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浙商”特别是温台商人具有某种类似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精神。
⑦［美］B·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吉尔摩著：《体验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0页。
⑧［韩］W.钱·金、勒妮·莫博涅关于“红海”战略和“蓝海”战略（《蓝海战略》，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的说法很生动，理论也很具体和具有操作性，对分析浙商是有启示的。
⑨贝恩德·尼凯在德国《世界报》（2007年3月5日）发表的题为“从曼彻斯特到疯狂的曼彻斯特”（《参考消息》2007年3月22日摘录转载）的文章，从一个特定地方的变化反映基于西方文化的资本权利追求利润的本质与形式的变化，以及可能产生猛烈的雪崩。
⑩何德功：《在日本感受〈论语〉影响》，《参考消息》2007年3月22日。
(11)刘吉瑞：《小企业、大市场——对浙江经济体制运行特征的描述》，《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
(12)吕福新：《论浙商的“个众”特性——具有中国意义的主体性分析》，《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
(14)拙作《企业主体性产权理论的构建——相关与自主统一的属性所有权》（《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10期）和《企业的主体性分析范式——基于“浙商”和中国企业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6期），提出和论述企业主体的相关属性和自主属性两个基本维度，而没有把客观性作为主体的一个维度，只是把客观环境和事物作为外部因素。
(16)戴逸：《代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载于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Ⅲ—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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