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文献与中共党内话语的转变
——以二十二个文件为中心的考察
麻省理
提要： 中共成立之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王明等人，在中共党内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遵义会议之后，已在中共党内逐步确立领导核心地位的毛泽东，为了扭转这种情况，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其间，全党通过对二十二个整风文件有组织的系统学习，逐渐实现了中共党内话语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具体表现为：在话语生成上，以学习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为主；在话语对象上，以中共自身和中国问题为中心；在话语权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完全掌握了中共党内话语权。中共高层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是二十二个文件发挥作用的政治保障；切中时弊，鲜明的问题导向，是其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中共自身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和一元化领导体制，是其发挥作用的组织保障；共产国际的解散，从外部加快了这一转变的实现。
关键词： 毛泽东；二十二个文件；延安整风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扶和指导之下成立的。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从中共成立之初及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党内一直存有相当浓厚的俄化色彩，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不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意见和决议。在这种背景之下，党内话语的领导权要转移到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征的中共领导人之手，不能不经历一个过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和逐渐成熟，如何实现中共自身的民族化以及作为中共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党内话语权上的转变，就成为中共急需解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从中共建党初期即已开始。不过中共真正实现自身在革命年代的转型，以及党内话语领导权的转移，还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论述，借助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全党自上而下对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整风文献的学习，这一目的最终得以实现。在这些被称之为整风文献的历史资料当中，影响力和知名度最高的是由中共中央指定的整风必读二十二个文件。本文所要探讨的即这二十二个文件在中共党内话语转变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为什么能产生这种作用。(1) 对二十二个整风文件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学界现有研究并不充分。目前仅查阅到一篇学术论文，从整风文献文本源流角度，探讨了整风文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黄亚玲：《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文本考释——基于<整风文献>文本源流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第57-62页。
一、整风文献的界定与二十二个文件的由来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实现党内思想上的统一，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作风，开展的一场由延安开其端，进而在各个根据地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分为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与普通干部整风两个层次，经历了准备阶段、普遍整风阶段和总结历史经验三个阶段。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分别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上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全党整风的开展。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延安整风运动结束。一般意义上的延安整风运动，即指1942年之后长达三年的全党普遍整风。
在整风运动准备和普遍整风阶段，为了配合高级干部思想观念转变以及学习和讨论党史的需要，根据整风的进展情况，由中共中央先后指定了一批整风学习材料，如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结论和闭幕词，六大以来的86个文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的指定内容，《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2) 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等著作。这其中，《简明教程》无论是对中共还是毛泽东本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讲话中指出，“研究马列主义，又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为辅助材料。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与总结，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3) 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订正本)，新华书店发行，1949年版，第56页。 。在同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到：“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4)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毛泽东对《简明教程》的高度评价和重视，以及该书在整风运动中与中共自身意识形态建构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三套历史文献，即被称之为“党书”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在高层干部与全党整风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谈到《六大以来》在高级干部思想转变中的作用时，指出：“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5)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9页。 在1943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从纠正党内错误路线的高度，对《六大以来》这部党书在整风运动中的作用，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和充分肯定。他指出：“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的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9页。 由此可知，这些学习材料为高层和全党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些学习材料在整风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而言，虽然并没有明确称之为整风文献，但将其归属为整风学习文献，在理论和事实上都有充分的理由。
《绿野仙踪》中对场景的描写十分细致，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而立局命意、遣字措词无不曲尽情理，也与《水浒传》相似，带有明显的借鉴痕迹。例如，第八回冷于冰打跑了女鬼，救了段诚之后，又给段诚银子。书中写道：
而在这些整风学习材料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二十二个文件的整风必读文件。(7) 二十二个文件由中央宣传部分两次公布，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了整风学习的十八个文件：(1)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2)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3)康生两次报告；(4)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5)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6)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7)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8)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9)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10)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11)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12)《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13)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15)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6)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17)宣传指南小册；(18)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4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中又增加了四个整风学习文件：(1)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2)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3)斯大林论平均主义；(4)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1942年9月，这些文件以《整风文献》为名出版。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后来又相继增加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甲申三百年祭》等几个整风文件。
综上所述，整风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整风文献，即在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推动全党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实现全党的思想解放，最终促成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由中共中央制定，高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进行学习的具有代表性，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正反两方面的相关著作、重要人物的论述等文件。从对中共党内思想转变，以及对中共自身塑造的影响来看，《简明教程》和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书，效果最为显著，三部党书中又以《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影响最大。
(3) 在数值模拟静力计算中，对于收敛解而言，滑坡孔隙水压力场与应力场是同步进行的。而实际水库型滑坡演化过程中渗流场与应力场的耦合作用具有时间效应，实测位移波动相比库水位波动、降雨等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些将导致数值计算位移与实测位移难以同步变化。
狭义的整风文献，即二十二个整风文件。不过，二十二个整风文件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提到延安时期的整风文件，单指这二十二个整风文件。广义上的整风文件也包括后来陆续收入由解放社以《整风文献》为名的编辑出版的整风文件集，此外还包括虽然未被列入《整风文献》中，但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指定为整风学习文件的两个文件。本文重点所研究的整风文献，即单指具体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
二、二十二个文件与中共党内话语的转变
正是在对党内历史问题的认识上，有这样的共识，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全党整风和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工作中指出，“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没有搞好还得重搞，要搞彻底”，甚至表示“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26) 《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4、416页。 可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心非常之大。在这样强有力的领导和政治保障之下，全党对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情况如何，不难得知。
首先，从二十二个文件的组成来看，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居于绝对多数。在最初规定的18个学习文件当中，与毛泽东直接相关的有12个文件之多。毛泽东的著作以及由毛泽东起草的共有9个，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依次为1929年12月的《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1937年9月7日《反对自由主义》，1941年3月的《农村调查序言二》,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8月1日《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2年2月1日《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8日《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决定》(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第362、366页。根据年谱中提供的信息，1942年2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时，毛泽东提出了四点修改补充意见。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为毛泽东起草的第三次草案修改稿。 。经过毛泽东修改补充的有2个，即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第342、346页。根据年谱中提供的信息，1942年12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草案时，毛泽东指出了其中存在的缺点，指出了草案的修改意见。同年12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由毛泽东修改之后，公开发表。毛泽东在该决定中重新加入了两段文字。 ，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1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第342、372页。 。另外1个即康生的两次报告，是对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进一步阐释说明。随后补充的四个文件中，其中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民主中也有两段取自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此外，加上由王稼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在最初公布的18个文件当中，出自中共领导人之手的达到15个之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十二个文件当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虽然在文件当中有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直接引用，但对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极为强调思想正统性和传承性的中共而言，这种情况显示出中共在党内话语中出现的重大变化。
巩俐之所以能被叫做“巩皇”，不仅是她的长相或是气场，最重要的是她在职业上达到了别人毕生所求却难以攀到的高度。从1987年出道至今，巩俐共参演了三十多部电影，虽然不高产，但她的每一个角色都堪称经典，她说：“当我接下一个角色时，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准备过程，不会应付。”“不应付”才配得上演员的称呼，在做准备的过程中，演员要慢慢地和角色融为一体，最后才能成就角色。正因为全情投入，所以巩俐才塑造了那么多至今都很少有人能够超越的经典角色，这也成就了她辉煌的一生。
其次，文件本身的理论性及其明确的问题导向，是其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7)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中-12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 毛泽东对二十二个文件的评价十分之高，他说：“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28) 《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6-417页。 从毛泽东后来于1942年11月21和23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共自身历史与现实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来看，这一评价并非毛泽东有意夸大，而是其内心真实感受，至少说明毛泽东在当时的确是这样认识的。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这就需要从二十二个文件所针对的问题入手。
二十个文件在全党整风和中共党内话语方式的转变上，之所以能够发挥出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并非偶然，有其内在缘由。中共高层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是其发挥作用的政治保障。二十二个文件切中时弊，鲜明的问题导向，是其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中共自身从上而下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和一元化领导体制，是其发挥作用的组织保障。此外，共产国际的突然解散，从外部加快了这一转变的实现。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这篇报告中，对那种单纯为了学习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这些人“引证马、恩、列、斯的成语是很会的，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与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现状与中国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则是不会的”(13)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整风文献》(订正本)，第51页。 。这种脱离具体问题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对正处在抗日战争环境当中面临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具体问题急需理论指导的中共而言，实在是缓不济急。然而这篇针对性和意图都很明确的报告，其影响如何呢？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报告“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14) 《毛泽东传》第2册，第638-639页。 。用毛泽东的话来讲，称之为“毫无影响”(1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第469页。 。说“毫无影响”未免言过其实，带有情绪化色彩，不过这篇精心准备的报告没有达到毛泽东的预期效果，则是不争的事实。可见要实现党内在思想理论和话语对象关注点上的彻底转变，真正做到“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16)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3-764页。 ，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必须采取更为系统与全面的办法。二十二个文件，无论是其中的单个文件，还是作为一个整体，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要让全党认识到，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所有的理论都是为了解决中共和中国的实际问题，以此为依据来检验理论的真理性。
最后，在话语权上，突出体现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两条鲜明的特征：一是严密的组织性，二是理论的严谨性。尤其重视和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7)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中-12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一条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作为党的领导人，其在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不仅仅需要在政治方面的贡献，而且特别需要在思想理论上的突出贡献，能够对全党的发展举旗定向。其结果就是，作为党的领导人，是政治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三种角色的有机统一体。党内最高领导人的改变，直接关涉到党内整个指导思想和话语的延续与调整。这种党内政治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尤其是在革命战争的特殊年代，对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这样，“理论先行，以理服众，事实上也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内部政治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18) 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第20页。 作为中共党内一场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全党整风运动，哪些领导人的著作和文章成为全党学习的对象，并不是随意取舍，是内在政治考量和反复选择比较的综合结果，这本身就是其在党内地位、实力和所拥有影响力的反映，预示着党内话语权的变化与转移。中共中央通过全党对二十二个文件的普遍学习，以这种方式，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内化为全党的普遍共识。从而让全党认识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内话语的阐释者、继承者、创造者。
首先，中共高层对党内历史问题认识上的一致，为其发挥巨大影响力，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力保障。中共中央系统推出二十二个文件的时候，整风运动已经进入普遍整风阶段。在此之前，经过毛泽东的持续努力，成立新组织机构，以及高层人事变动等一系列整风措施的实施，高层整风按照毛泽东的规划有序进展。中共高层在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定性上，已经达成共识，即王明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路线错误。虽然王明对此持不同意见，并消极抵制，但也只是其个人态度而已。这样全党在对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中，就能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希望和所提出的目标有序进行和开展。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20) 《毛泽东传》第2册，第639页。 。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作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题的报告，集中体现了他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指出党内那些自称为“国际路线”派所理解和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在理论上，“要使得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1)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373、374页。 相比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里在理论的创新性和话语的自觉性上，更进了一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强调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点，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22)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1页。 。而这里提出的“要使得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更加强调的是，中共的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不单单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而是对建构中共自身的话语体系的自觉和高度重视。中共党内存在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理解和应用，就其实质而言，是中共党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两种不同话语模式之间的争论和冲突。
中共自其成立以来，直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逐渐成为党内的领导核心，在此之前一直未能建立起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对这段历史，邓小平有过一段评论，他讲到：“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19)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298页。 这种党内领导集体迟迟未能形成，有复杂的内外原因。就其在党内话语的表现上看，没有形成一整套正确解释和论证中共革命的话语体系与话语规范，则是其共性。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核心地位逐步确立的过程，从中共党内话语权转移的角度来看，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问题上的理论主张，也就是以毛泽东思想统一了之前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中共党内的话语权完全转移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中。虽然此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机构的共产国际和苏共，对中共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甚至在一些情况和问题上还有着比较大的影响。但在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中共对自己的内部事务，特别是对党内意识形态的掌控上，已经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决定权。
三、二十二个文件为什么能促成中共党内话语的转变？
该方式应用的条件为，在实际设计方案与通用造价在主变容量、配电装置行式等方面不一致时，可应用相似的基础方案，经由基础模块的更换对基础方案做出改进。结合基础方案造价与基础模块的整合形成与实际方案相似的工程概算，并对实际工程造价的可行性做出综合分析[3]。
(1)激发民众情绪。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焦点事件以负面消息居多，而新媒体平台上人们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利益观念空前高涨，对负面事件敏感性高、批判倾向强，因此焦点事件极易发酵为影响政策认同度乃至政府公信力的危机事件。如2015年9月博主“赵孟2010”在微博上曝光了一起“云南楚雄强制引产”案，获得19 383个点赞，评论数达30 000，转发数达16 021，产生了极强的轰动效应，激发了网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强烈不满。
前文已经提及，二十二个文件只是整风文献中的部分资料，并非全部，中共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翻译和学习，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系统和完整。但是，作为影响最大，全党整风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这种文件组成结构上的精心安排，还是向全党传递出了一种信息，即中共自身的建设，党内争论的解决，中国革命的开展等问题，将由中共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自己决定中共的政策和策略，不再唯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中共党内的话语权将完全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而在二十二个文件公布，全党展开学习的时候，中共依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在组织原则上仍旧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河流湿地包括河槽、河漫滩和河洼，淮河干流中游段长490 km，仅河槽水面就有1.45万hm2,两侧支流众多,较长的有20多条，绝大部分在下游段或入淮口处扩展成宽阔的河洼。另外，还有濛河分洪道、淠河总干渠、茨淮新河、怀洪新河等人工河渠交织。分布在淮河干流两侧的湖泊湿地绝大部分为永久性淡水湖,面积较大的有17个，河流、湖泊是沿淮最重要的湿地类型。数量众多、面积大小不一的水田、库塘散布在沿淮市（县）境内，水田总面积可达53.56万hm2。
其实，在1940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党的历史的讨论中，毛泽东在发言中就已经指出第三次“左”倾错误为路线错误。他讲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2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第237页。 不过针对毛泽东的论断，党内高层还存有一定的分歧，并没有在此问题上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直到时隔大半年之后的九月政治局会议，才“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24) 《毛泽东传》第2册，第645页。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彭真，在晚年的谈话中就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他讲到：“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一直有路线争论，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基本解决问题，大多数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承认了错误。”(25)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中共党内话语的转变，完成于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二十二个文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党内话语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在话语生成上，整风运动以学习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为主，二十二个文件则为其代表；在话语对象上，实现了以中共自身和中国问题为中心的转变；在话语权方面，突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完全掌握了中共党内话语权。
其次，在话语对象上，其关注点实现了向中共自身和中国问题的完全转变。这种转变，就整个中共党内而言，开始于遵义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之前，中共党内话语的突出特点是对共产国际决议的简单模仿，甚至直接照抄照搬，脱离中共和中国实际情况。对此党内虽然有不同声音，但并不起主导作用。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会上，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11)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页。 即从遵义会议之后，中共党内已经在政治、军事和组织上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其关注点紧紧围绕中共自身和中国的问题展开。不过，中共党内这种实际上的变化，要完全在思想路线上反映出来，还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才能实现。这正如毛泽东在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会上，所总结的那样：“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8页。 正因为遵义会议虽然在政治、军事、组织方面扭转了之前的路线，但并没有从思想理论高度，统一全党这这些问题上的认识。从而造成中共一方面在面临外部和内部分裂的双重生存危机压力之下，全党更加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另一方面，在这种统一之下，又酝酿着新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王明归国使得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话语中一度式微的影响力又重新彰显。1937年中共十二月会议上，王明与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以及抗战战略不同方针上的争论，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争论，就其实质而言，在于如何看待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过，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基本得到解决。经过抗战初期的这场争论，以及后来皖南事变的发生，让毛泽东对中共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主观主义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对党自身的危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下定决心彻底改变党内这种“言必称希腊”的状况，以及这种空洞教条的话语氛围。
二十二个文件之所以能在全党整风和实现中共话语的转变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的语境和抗战的具体背景之下，恰恰在于二十二个文件本身所具有的理论说服力，及其所针对的种种现实问题，正是中共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二十二个文件，除服务于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总体目标之外。针对的问题还包括党性不纯，党组织的建设，对调查研究重视不够，延安干部学校在教育上与实际脱节，干部培养的要求，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如何更好进行宣传工作等方面的问题。问题的涉及面相当广泛，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能想到的党内所有需要处理的问题。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抗战开始以后中共党内出现的极端平均主义要求和自由主义倾向，文件中对此也有明确的回复。抗战之初，毛泽东即提醒全党在思想战线上对自由主义倾向的斗争，但是并没有很好解决。1942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从历史的角度，对党内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危害性，作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2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第412页。 正是需要解决这样的现实问题，所以二十二个文件中的《反对自由主义》《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民主》，即专门针对此一问题，用意十分明确。从中也可以看出，二十二个文件的取舍有着明确的问题导向。
再者，中共自身自上而下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和一元化领导体制，是其发挥作用的组织保障。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使得中共在下决心采取重大决策的时候，能更好集中全党力量，统一步伐，有序推进，贯彻落实中央的意图。这样，全党上下对二十二个文件的系统学习，也是中共自身强大组织力量的体现。其预期效果，可想而知。加之，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全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集中学习指定文件，并要求写出相应的笔记以备检查，这样的做法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对这一点，毛泽东在1942年4月20日中央学习组会议的报告中，即指出：“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来看，全面的、全党的、由中央领导进行的干部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七月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现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和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30) 《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2页。
在“四三决定”中，对如何学习文件，做了详细的规定，要求“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31) 《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194页。 同时还规定了严格的检查制度，这样就将对文件的学习和个人自身情况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深入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称“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有计划的领导这一学习运动”。同时，根据延安的经验，特别提出两点要求，“一切干部学校凡能阅读文件者，暂行停止一切其他课目(军事学校则暂行减少军事课目)，专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时期中，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32)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42年6月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326、327页。 停止其它的日常工作来集中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就足以说明对二十个文件的学习已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经过这样严格的有组织的学习，效果很快显现出来。1942年6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到二十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的功效，“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33) 《毛泽东关于联防司令部成立及整风学习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6月1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331页。 。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同样提到这一点，“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34) 《毛泽东关于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致刘少奇电》(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5页。 。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干部对二十二个文件学习的功效，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期，这正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之后一直苦心追求的结果。从时间上来看，毛泽东这两封电报距“四三决定”的公布，不过两个多月时间，其功效却如此明显，正是得益于中共中央在政治、组织方面的强有力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5月，当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如火如荼进行之际，突然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虽然在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人之后，经过皖南事变和苏德战争，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正如有论者指出：“自1941年以来，共产国际的存在除了方便向莫斯科申请援款以外，对于中共已经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了。”(35)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的成功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3页。 不过，中共与共产国际至少在组织形式上的隶属关系，让中共领导人在处理双方关系的时候，还是不能不采取较为慎重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的这种潜在影响，对中共党内话语的转变，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的解散，实在出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在发给各支部电报中，给出的理由是：“这个集中的国际联合组织的组织形式已不符合各个国家作为民族工人政党的共产党的今后发展的需要，甚至是其发展的障碍。”(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发表给各支部的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4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页。 当时任毛泽东俄文翻译师哲将来电内容告诉他时，毛泽东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37) 师哲口述，李文海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在收到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召集政治局会议，表示赞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提议，并于5月2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同日,毛泽东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做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共产国际解散的必要性讲得很明白。他指出：“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同时,他更进一步指出整风运动的目的：“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38)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2页。 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共党内话语的彻底转变，无论从理论指导，还是实践需要，都势在必行，条件也已经成熟。中共为此采取的整风运动以及全党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集中学习，完全正确。既然已经没有了共产国际从外部施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二十二个文件能在中共党内话语的转变中扮演如此关键的作用，也就顺理成章了。
全国层面，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销售额整体不断提升，由1987年的110.1亿元逐步增长至2017年的133 701.3亿元。如图6所示。
总之，二十二个文件在中共党内话语的转变过程中，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中共为此所采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步骤。在毛泽东的强力领导和精心安排之下，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彻底扭转了党内“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传统，改变了中共自成立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较为浓厚的俄化色彩，达到了党内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彻底统一，实现了党内话语方式的完全转变。这一转变过程，正是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逐步主导党内话语权，中共自身转型以及全党思想统一的真实反映。以二十二个文件为重要标志的中共党内话语的转变，为中共在抗战中的不断壮大，抗战胜利后，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Rectification Documents and the Conversion of Discourse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22Documents
Ma Shengli
Abstract : After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Comintern and its Party agent Wang Ming and others in the CPC have occupied the dominant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party.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Mao Zedong who has step by step established the position of core leading status in the party after the Zunyi Meeting, mobilized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arty gradually converted the mode of discourse by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especially through organized systematic learning of the 22 rectification documents in the whole party. The conversion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 the aspect of discourse generation, it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studying the works of CPC leaders. In the aspect of discourse object, it focused on the party and China issues. In the aspect of discourse power, it was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the leading group with Mao Zedong as its core. There were sever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effect of 22 documents. The Party leadership's general consensus about the Party's historical issues has provided the political protection. The clear realiz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 orientation has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The strong organizational power and the centralized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have provided the organization guarantee. The disbandment of the Comintern has also accelerated the conversion process from the outside.
Key words : Mao Zedong; the 22 Documents;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DOI :10.16623/j.cnki.36-1341/c.2019.05.008
作者简介： 麻省理，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责任编辑：毛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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