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文献的拓展与国学研究的深入——兼论中国茶文化文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国学论文,中国论文,茶文化论文,专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研究是学术普及的基石，学术普及是学术传承的必需。但是，学术研究是需要科学的态度、人文的精神、踏实的作风、不懈的努力的。前辈学者们强调：“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正是治学的至理名言。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种种诱惑的干扰，国学研究如何深入？国学研究面临怎样的挑战？学术界必须作出理性的回答。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从文献入手，进行中国茶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有了更多的体会。①中国茶文化是国学的组成部分之一。②我们认为：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实践表明，专题文献的拓展有利于国学研究的深入。在新的时代，在新的学术环境和新的学术载体面前，学术界必须有新的思维、新的眼光、新的手段，以取得新成就，实现新突破，跨越新阶段。
一
2005年，“国学热”被学者列为人文学术热点的首位。③其热闹程度，可以用“热热闹闹，世人注目”来描述。其实，国学是有多个层面的，诸如：国学的普及，国学的研究，国学的保护，国学的利用，国学的创新。但是，热闹是表层的，是形式的，而缺乏的则是深层的，内涵的。
就拿国学的普及来说，国学到底在当代有何价值、作用、影响？国学知识的推广到底应该如何进行，达到何种目标？在少年儿童中，采用私塾式的读经和穿古装，是否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在青年之中，成立若干国学社，并且把汉服作为时装，是否就是最好的践行方式？在社会的精英群体，花高价听几堂课，飞机穿梭几趟，是否就能掌握国学的精髓？专家学者们开几次讲堂，滔滔不绝地把新名词与国学联系一下，是否就能使国学深入人心？这些，也许都是应该做的，在“眼球经济”的态势下，也是最能产生轰动效应的。不过，国学的普及需要“春风化雨”般的关爱，需要“润物细无声”式的深入，而不仅仅是“暴风骤雨”式的雨过地皮湿。当前态势下的浅薄，只是表明对国学理解的肤浅，对国学追逐的本末倒置。国学普及同样需要根基，需要研究作为肥田沃土。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研究员谈对读书的理解和经验时，举了几首耳熟能详的古诗，提出了新的见解。一首是李白的《对酒忆贺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杨先生经过考据认为：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诗和酒打破了官本位的等级制度，这种文明共享的情景在后世的唯官是崇，见钱眼开的世俗体制中是难以想象的。”一首是杜甫的《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大多数学者人云亦云地认定杜甫在讽刺花敬定，讽刺他僭越非分，在宴会上采用了皇家才有资格采用的礼乐制度。杨义先生依据史料指出：“杜甫是说这美妙的音乐是能在长安朝廷里听到，现在我居然在成都将军府里听到了。可见安史之乱后，皇家的梨园子弟都流散了，这是开了一种风气也就是中唐诗人用梨园子弟的流散来回忆沉没了的盛唐，别具一格地言音乐以怀旧。”还有王安石的赋《梅花》诗句：“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古今诗话》称：杜甫的母亲乳名海棠，为了避讳他不写海棠。杨先生列举丰富的资料说明：“在杜甫母亲取小名的时候，海棠不是诗的意象。因此，她根本不可能拿海棠当乳名。”④这些例证生动地说明，在极为常见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误读误解。只有国学研究深入了，才能在旧说中见疑，从疑问处发微，从发微者见新。只有新的准确的解释，才能使国学的普及给大众以正确的知识。
当然，国学研究也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这就是依赖于文献，依赖于新文献的解读，旧文献的新辨。由于文献的新发现，促进国学研究的发展，学术史上不乏这样的例证。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说得好：“古来新学问题，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以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效果不甚著。”辑佚学的出现和逐步完善，就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推动的。南宋王应麟辑佚郑氏《周易注》、《尚书注》、《三家诗考》；明代孙盙《古微书》，⑤存世的《删微》所收《尚书纬》十一种，《春秋纬》十六种，《易纬》八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论语纬》四种，《孝经纬》九种，《河图》十种，《洛书》十种，就促进了经学研究。清代辑佚贡献最大者有四大家，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收集经四百五十三种、史八种、子一百七十三种；黄奭《汉学堂丛书》包括《汉学堂经解》、《通德堂经解》、《原纬》、《子史钩沉》；严可均《全三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纯为集部；洪颐煊《经典集林》收集三十多种。这些辑佚之作给学术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成为学者参考和征引的重要资料。特别是二十世纪的四大发现，即甲骨文、敦煌写卷、简牍帛书、故宫明清内阁大库书籍档案，都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即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明清历史档案学。这些新文献的发现，给中国甚至世界学术界带来极大的震撼，有的研究成果甚至是颠覆性的。在中国茶文化研究方面，也不乏这样的事例。如日本汉学家布目潮讽的《中国茶书全集》，是取中国古代刊行的茶书善本与日本的和刻本影印合编而成。全书分上下两卷，各400页。上卷收入明末喻政万历壬子序《茶书》（通称《茶书全集》）的全文，与万历癸丑序刊本的增修部分，以及《茶书全集》未收的茶书，总计有唐、宋、明、清的茶书34部。下卷收录陆羽《茶经》的各个版本与注释本，以及除《茶经》之外的中国茶书的日本翻刻本。《中国茶书全集》几乎网罗重要的中国茶书，并且均为原本影印，省减了寻找原始材料的不便。《中国茶书全集》所收茶书版本务求精良，其中有些茶书在中国也是稀有善本，甚至还是目前仅见的孤本。该书既使读者了解日本收藏中国旧刊茶书的概况，又由于和刻本的收录，也让人们知道日本翻刻中国茶书的面貌。⑥这部《中国茶书全集》的出版，给日本学界提供了资料，也给中国学界带来了便捷。文献对于国学研究的意义，正如张显成先生指出的：“凡涉及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其研究价值往往首先取决于其研究材料的价值，因此，选择研究材料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材料选定的不好，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是在做无用功（例如伪材料）；反之，选择经过精心选择反复论证而确定的材料，则会事半功倍。也就是说，首先应该选定能客观地反映所研究时代面貌的文献材料，来作为研究材料，只有这样的研究才会具有科学性。”⑦这段话虽然是针对文献的真实性来说的，但同样适用于文献与国学研究的关系。
国学实际上是中国学术的省称，国学研究也就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统称。这是一个庞杂的体系。而学术研究要深入，除了宏观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中观研究，甚至微观研究。这些研究，除了大型的古典文献之外，特别需要专题文献资料。专题文献资料集中于研究的某一方面，也就便于竭泽而渔式的搜罗。近些年来，我国重视大型的文献典籍著作的出版，如影印出版《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编撰出版《传世藏书》、《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相对而言，专题文献的重视程度就相形见绌。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极为复杂：也许是除少数专题文献如《全宋文》、《全清诗》等由有关的学术机构与学者参与外，大多数是学者个人或两三学者一起搜罗，其受支持力度也就有限得多；也许是现在学术腐败之态，学术浮躁之风日益严重，而进行专题整理是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和铁杵磨针的毅力；也许是现在“金钱至上”逼迫着学术，到图书馆翻检典籍也得收费，复印、拍照更是在“保护”古籍的名义下费用昂贵，没有雄厚的资金作基础，往往使人却步；也许是专题文献受重视程度不够，有的单位又只认定课题，而课题又有成垄断之势，专题资料要列入更是难上加难。在中国茶文化文献整理中，也同样面临着种种窘境：一是花时的旷日持久，二是经费的巨额投入，三是人才的极端缺乏。我们编撰《中国茶文化经典》，花费近十年时间，有四五十位学者参加。好在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家埋头苦干，不计报酬，终成巨制。如果现在再做这一工作，不仅经费数倍增加，也难以聚集如此多的专家学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较为冷僻，发行量少的专题文献难于出版，毕竟当今出版社更讲究经济效益。但另一方面，重复出版者又大量出现。不用说那些长销的古代小说，有的已有几十种版本，甚至造成大量图书积压。就是唐代陆羽《茶经》，⑧仅就我们近几年所见，也已经有十多种版本问世。这些图书有的精心编写，但也良莠不齐，甚至有的草率成书，差错甚多，不忍卒读。究其原因，全都是利益在作祟。
二
我们所说的专题文献，与一般所说的专科文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专科文献应是某一专门学科方面的文献。而专题文献，则有多种情况：一是指跨学科的专题性文献，其范畴超越单一的学科。如《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⑨是全国各图书馆自1949年至1957年间所编的各种书目和索引的汇编，共2300余种。《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⑩系各种书目提要，都是按部、类序列。二是指在某一特定学科范围之内的专题性文献。如《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11)收入先秦至清末的部分著述，依时代先后排列，为研究中国美学思想史提供了部分原始资料。“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之一的《文学美学卷》(12)，根据美学学科若干分支，按照总系统和支系统列出纲目，然后分别辑入有关资料。三是指更为具体的单一方面的文献。如《唐宋八大家汇评》(13)，为古代著名散文作家群和散文流派“唐宋八大家”的总体评论，以及“八大家”所包括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中两家以上的有关散文方面的评论分析资料。《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14)则更为集中，包括散佚作品、生平（传记、事迹）、家人、交游、诗文述评、戏剧、其他作品述评、遗迹、以汤氏生平为题材之戏剧、著作版本等10个部分，提供了比较全面、翔实的汤显祖研究文献。
其实，将专题文献分列出来，并且进行细分，也是有文献学依据的。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除综合目录外，还有专科目录，如历史、文学等均有专科甚至范围更小的专题目录。但是，不论专题文献属何种状况，概括起来，都有三个方面的总体特征：学科的特殊性，资料的广泛性，整理的复合性。
所谓“学科的特殊性”，是指各个不同的学科带给文献的特质和特性。这里，既有单一学科与综合学科的不同，也有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的不同。正如王运熙先生指出的：“各门学科的文献和文献学，是有不少共通的现象和原理，但也有它特殊的情况需要着重加以探讨研究。当今高等学校中，文学、历史、哲学、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分学科学习。各门学科，都各自有其大量的文献资料，需要学习者分别深入钻研，吸取其有用部分。客观形势表明，各门学科都应有自己的专科文献学来系统介绍有关文献信息，以引导学习者在充分掌握本学科的已有成果后，推陈出新，把学术推向前进。”(15)就以中国文学文献学为例。“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以中国文学文献为对象，以目录学的原理为基础，并运用版本、刻印、校勘、辨伪、注释、编纂等知识和检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组织和检索中国文学文献的工作规律和方法的学科。它的内容核心是中国文学文献和书目，也就是中国文学文献的内容和目录学的结合。”文学文献学的特点是：阶级性，完整性和科学性，综合性和选择性。(16)与文学文献学相关的专题文献，就必须考虑其特有的性质。再以中国茶文化为例。“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几千年特有的历史文化的伴随物，处于多民族的生活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国体、国民性、伦理思想、意识形态和历史的独特发展，都是有它本身的特点。这就使中国的茶文化不能不有别于其他国家，不能不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是茶文化事象本身内在的属性所显示出的特征，另一方面是茶文化事象在时间、空间以及发展活动中展示出的特征。”中国茶文化具有综合性、民族性、地方性、传承性，以及社会性、集体性、类型性和播布性。建筑在茶文化事象上的中国茶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一门开放的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是一门当代之学。正因为如此，茶文化文献包括茶文化基本原理，茶文化分类学，茶文化历史学，茶文化信息学，茶文化的比较研究，茶文化的研究方法等一系列丰富内容。(17)
所谓“资料的广泛性”，包括时间和空间概念，既指资料跨越古今的历时性，又指资料涉及的典籍广泛，资料关乎的内容广泛，资料相关的学科广泛，还指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质料收藏地点既有海内也有海外。为什么一段时间内，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慨叹，原因虽然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也包括了由于资料的广泛性，而敦煌文献又大量地流失在海外。仅以简帛文献学而言，已知的简帛发现史最早的是在汉代，其主要发现阶段是从20世纪初至今，时间跨度达两千来年。“简帛文献内容涉及诸多学科，不仅涉及诸多社会学科，如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哲学、文学、法律学、军事学、书法学、民俗学等学科，也涉及不少自然学科，如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学等学科。”(18)再来看中国茶文化文献，唐代陆羽撰写的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本茶书——《茶经》，仅有七千余字的篇幅，就广泛地收集了中唐以前关于茶文化的历史资料，论述了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名、茶之图等许多方面。按照现代科学划分，一部《茶经》几乎囊括了茶学和茶叶生产的各个方面，包括茶树形态学、生物学，育种学、栽培学、制茶学、审评学、分类学、地理学、药理学等等。同时，还涉及故事、散文、诗歌、传说、寓言等各类文学作品，以及文字学、音韵学、审美学等。茶文化专家和历史学家王玲研究员认为：中国茶文化包括茶道、茶文化阶层分析、茶与相关文化。而茶道包括茶艺、茶仪、精神三方面，茶艺则有选茗艺术、名水鉴别、烹茶技艺、品饮，而品饮则含人品、器具、环境；茶仪包括宫廷茶仪、宗教茶仪、家庭茶仪、敬宾茶仪、婚礼茶仪；精神包括哲理、美学、伦理、意境。茶文化阶层分析包括宫廷茶文化、佛教茶文化、文人士大夫茶文化、市民茶文化、民间茶习俗。宫廷茶文化则有皇室茶仪、外交茶仪、翰林茶宴、赐茶礼节、贡茶方式、品种、鉴赏；佛教茶文化则有寺院茶仪、茶禅关系；文人士大夫茶文化则有茶与自然、茶与诗画、茶与人品、志向；市民茶文化则有茶馆、茶楼、茶肆、茶坊，茶与人际交往、文化生活、经济生活的结合。茶与相关文化则有：艺术、建筑、法律、经济、民族等等。(19)顺着这一脉络，还能细分下去。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她的分类，也许有不严谨和科学之处，却可以看到中国茶文化文献的驳杂，涉及学科的广泛。
所谓“整理的复合性”，就是说专题文献的整理涉及考据、义理、辞章、经济等诸多方面。单打一式的整理，虽然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根据各人的学养和专长，大多也只能就某一方面进行整理，而且关注于一点也容易较为深入。但是，从现代学术走向综合、边缘、交叉的趋势来看，进行文献复合式的整理显得越来越重要，有利于突破原有的学术樊篱，有利于建立新的学术规范和疆域。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学术盛事之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解决了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为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一重要成果的取得，是由于“这一工程集中了我国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学等学科门类的200多名老中青专家学者，并依照系统工程的要求，分别设立了9个课题44个专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以不同方法、不同方式对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问题进行了全面和全新的研究、考证。与以往千余年传统年代学研究所不同的是，这一工程采取了多学科联合攻关、交叉研究的方法，力求使每一个结论都得到多线索、多角度的支持。”(20)中国茶文化文献，也同样需要复合式的梳理。从考据之学来说，茶文化文献囊括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从词章之学来说，茶文化文献包括茶诗、茶词、茶曲、茶文、茶小说、茶传说故事等。从义理之学来说，茶文化文献涉及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学等。从经济来说，茶文化文献还有茶马交易、茶税、茶法、茶叶贸易、茶馆等。更何况，茶文化文献还有这些方面无法一一列入的内容，如茶画、茶书法、茶具、茶工艺品、茶建筑，以及中外茶文化交流等。
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之学术。诸如西汉之经学，宋明之理学，清代之考据学，概莫如此。国学是伴随着学术的进程而丰富，而拓宽，而发展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学研究的深入也呼唤着专题文献的拓展。这种态势，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海内外交流的便利，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而越来越引起关注的，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文字与文物
中国古文献虽然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但历来偏重于传世文献；虽然包括文字文献和器物，但历来却大体是以文字为据。不过，20世纪以来学术的发展，需要我们对于文字与文物的关系，进行新的客观评价和冷静的思考。江林昌先生在《考古发现与先秦西汉学术文化》中，有一段生动的论述：
晚清以来，由于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变革，于是有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要求对传世古籍进行交流的估价。这种趋势到了20世纪上半叶，便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疑古思潮”，在史学界和学术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学勤先生说这是“对古书的第一次大反思”。
疑古派审查古书的目的，在学术上是为了重建古史，在思想上是为了冲决经学罗网，打倒圣人偶像，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在方法论上，他们局限于从书面文献论书面文献，结果怀疑过了头，把许多反映夏商周文明史的真书都定为伪书，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考古材料的出现，使我们对先秦西汉传世古籍有了新的评判标准，尤其是从地下发掘出的大量我国秦汉的简牍帛书，使我们亲眼看到了未经后世改变的古书原貌，是前代学者见所未见的。这些材料可以使我们对先秦西汉古籍作出新的审查，李学勤先生称这是“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
江先生还进一步论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所说的地下材料，主要是指有文字的部分。而事实上，考古材料可划分为有文字与没有文字的两类。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如遗址、墓葬、建筑、服饰、器物等等，同样可以用来印证古书。”他还具体举例，说明考古遗迹遗物与古书新证，甲骨文、金文与古书新证，简牍帛书与古书新证，认为考古发现对先秦学术史研究的影响，表现为：简牍帛书的出现解决了许多学术史上的千古疑案；简牍帛书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弥补了许多学术史上的空白；考古发现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简牍帛书为一些古书的成书年代及其流传情况提供了新答案。(21)
在中国茶文化方面，也与文物有密切的关系。敦煌写本显然属于文物，其中就有一篇敦煌民间故事赋《茶酒论》。民俗学家和敦煌学家高国藩教授认为：“敦煌本《茶酒论》具有丰富的茶的民俗文化之因素。它采取幽默有趣的故事，显示扬茶抑酒的意图，它在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茶的民俗文化中的道家、佛家、儒家的风俗观与茶俗的融合诸多方面均加以弘扬，另又从茶的产地与茶的俗名方面而展示了中古茶业的繁荣与兴盛。”(22)这是文字性的文物。而器物类的文物，同样弥补了茶文化文献的不足。如1971年春发现的辽天庆元年（1116年）张世卿墓室的“辽墓点茶图”，生动再现了当时流行的点茶习俗，是唐代以来饮用末茶的宝贵形象资料。1993年河北辽墓出土的“辽张文藻墓竞嬉图”壁画，真切地反映了辽代晚期的烹茶方式和程度，尤其是对碾茶用具的描绘细致真实，补充了历史文字记载的不足。(23)器物同样是会“说话”的：1987年4月，法门寺地宫唐代茶具与千余件稀世珍宝一起出土。这套包括制、储、饮等流程的全套茶具，揭开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神秘面纱，将其真实面貌还原出来。(24)这些都充分说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不可偏废，出土的文字文献与出土的器物文献同样各有价值。特别是在传世文献难觅新材料的情况下，更要重视出土文献；在出土的文字文献受到青睐的情况下，更要慧眼识得“无字”的出土器物。
二是国内与海外
文献的存放处，大多是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研究机构。文献的存放地，有国内也有海外。在过去信息不发达，交流不畅通的年代，许多研究文献只能利用国内的，因为搜罗和阅读比较便利。只有少数海外的文献，才能被国内学者使用。
我们说的海外文献，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中国典籍原本流传在海外。如1899年发现的敦煌卷子，1907年被匈牙利人斯坦因盗劫了约七千卷左右，收藏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1908年被法国人伯希和盗劫了最菁华的部分，约有万卷，今存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二是中国典籍的海外刻本。如日本长泽规矩也编有《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1976年由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出版。三是海外人士编撰的关于中国文献的著作。如日本文部省编《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目录》，日本明治45年东京国家教科书共同贩卖所印行，元年再版。英国翟理斯（L.Giles）编《古今图书集成索引》，1911年英国伦敦博物院出版。瓦伯尔（C.Waber）编《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索引》，1907年圣彼得堡出版。海外的中国文献到底有多少？这是一个谜。但其数量巨大，则是无疑的。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1973年2月由该所印行。这本书内容包括古今中外出版的中文书籍，竟达1174页，收录相当丰富。书名、人名索引另行一册，共有446页，令人刮目相看。
茶文化文献在海外的，也同样有上述三种情况。如前所举日本布目潮编的《中国茶书全集》，就是取中国古代茶书善本与日本和刻本影印合编而成的。(25)陆羽《茶经》在海外也有广泛流传：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卡本特儿《茶经》本；另有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本；英国有大百科全书本；韩国有茶文化本、崔孔述韩国茶道本、韩国茶文化研究资料本、徐庭柱茶经刊本、金云学韩国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经刊本、金明培茶经刊本、韩国茶书本；日本的《茶经》藏本更多，达到20多种，早在元禄5年（1692年）的《广益书籍目录》就有《陆羽茶经》两册，这恐怕是日本刊行《茶经》的最早版本。(26)在如今海内外交流频繁的时代，充分利用当今的现代科技手段，正可以使海外文献为国学研究服务。
三是电脑与人脑
电脑的发明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由工业文明走向信息时代的先决条件。电脑在我们的科技、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互联网更使其如虎添翼。在资料搜索方面，借助互联网，电脑可以立即将远在千里万里外的文献，几秒钟之内就调集过来。输入关键词，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的文献资料尽收眼底。
电脑的威力虽然是巨大的，但是其影响也是有限的。在速度方面，在文献储存的数量方面，电脑显示出独特优势。然而，在逻辑分析方面，在资料辨别方面，电脑毕竟不如人脑思维的缜密和准确。中国茶文化文献的辨析，就有许多工作只能依靠人脑，而电脑明显表现出“低能”。茶的名号有六十种之多，如苦荼、荼盚、盜、荼、茗、盤、盦、茶盦、水厄、茗饮、茗汁、酪奴、花乳、茶茗、涤烦子、隽永、月团、甘露、瑞草魁、金饼、嘉木、盚、茶旗、旗、茶枪、枪、草中英、苦口师、蝉翼、片甲、鸟嘴、麦颗、泸茶、斗、水豹囊、不夜侯、余甘氏、江茶、冷面草、苍壁、苍龙壁、香乳、茶水、森伯、粉枪、清人树、酪苍头、漏影春、凌霄芽、蔚萌、葭荼、芽以、芽以结、芽以完、茶生、离乡草、渲老、茗柯，等等。这些名号，有俗称，有雅号，有誉称，有别号，涉及许多典故，没有相当的学术修养是无法一一辨析的。如果以为这类情况是个别现象，那就是对茶文化文献的误解。再如，茶人称谓也有许多：茶人、茶仙、茶役、茶神、茶盗、江贼、茶颠、茶癖、甘草癖、茶博士、茶工、茶户、园户、山户、茶匠、茶客、茶商号、研茶丁夫、茶夫、茶侣、茶卒、茶僧、螺司、茶师、茶官、茶贼、碧竖、茶头、茶农，等等。在古文献中，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甚至各种比喻也演变成固定的词，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正因为如此，电脑能够成为便捷的工具，却不可能替代人脑。人脑的智慧，是电脑代替不了的。在古文献领域，学者必须打好基础，才能所向披靡。
当前，国学研究正在寻求深入，文献拓展也正在探讨良策。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趋势。文献的字里行间凝结着人文精神，国学的兴旺将带来学术的全面繁荣。这是21世纪的召唤，也是中国学人肩负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从文献入手。我参加主持的中国茶文化文献方面的主要成果有：1陈彬藩任主编，余悦（常务）、关博文任副主编的《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2余悦主编的《中国茶叶大辞典·茶著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3余悦主编的《中国茶叶艺文丛书》（5本），分别是茶叶诗歌、散文、小说、歌曲和论文的专题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4余悦著《研书》，为古今茶书专题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5王冰泉、余悦主编的《清茗拾趣》，为中国茶叶传说故事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②参阅余悦《国学与茶文化》，载《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第137—144页。该文指出：“国学与茶文化是有一种内在的，一种血脉的联系。国学理应囊括茶文化，茶文化是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③参阅曾军《思想与学术在当代文化中合流——2005年人文学术热点扫描》，载《学术界》2006年第1期第290—300页。该文摘要指出：“2005年人文学术热点呈现出原发性热点少，延续性热点多，共同话题突破学科界限和思想与学术在当代文化中合流等重要趋势。这些特点在‘国学热’、‘亚洲作为方法’、‘通三统’、‘当代学术史’、‘超女’等热点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
④杨义《读书的启示》，载《光明日报》2006年7月27日6、7版。
⑤明代孙盙《古微书》共分四部，即：《焚微》、《线微》、《阙微》、《删微》，前三部已佚。
⑥详见余悦《研书》第194—203页，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⑦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第3页，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第1版。
⑧近几年出版的唐代陆羽《茶经》的各种文献资料，有权威性著述的重版，如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原于1987年出版，又于2005年3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再版；也被综合性的茶书中收录，如宋平生等著译的《历代茶经酒经论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民俗文化编写组的《饮之语》（华龄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唐陆羽等撰、鲍思陶纂注《茶典》（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还有大量的单本著作，仅笔者藏书所见，就有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著《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志文注译《茶经续茶经》，三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萧晴编译《茶经》，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叶羽晴川编著《茶经》，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民俗文化编写组编译《茶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唐）陆羽、（清）陆廷灿《茶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等。
⑨冯秉文编《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1958年中华书局印行。
⑩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1932年编者印行。
(11)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0年9月出版。
(12)吴调公主编“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文学美学卷》，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
(13)吴小林编《唐宋八大家汇评》，齐鲁书社1991年7月出版。
(14)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15)王运熙《<中国文学文献学>序》，见该书第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16)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第14－1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17)余悦《中国茶文化学论纲》，原收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的《茶文化论》第1－16页，当时作者署笔名“彭勃”；后该文收入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茶理玄思·茶论新说揽要》第9－24页。
(18)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第12－13页，中华书局2004年10月出版。
(19)王玲《关于“中国茶文化学”的科学构建及有关理论的若干问题》，见《茶文化论》第2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20)2000年11月，新华通讯社消息《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我国历史纪年向前延伸1200多年》，转引自岳南著《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第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21)均见江林昌《考古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文化》，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现收入邴正、邵汉明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回顾》下卷第18－3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22)高国藩《敦煌本〈茶酒论〉与茶的民俗文化》，见《茶文化论》第291－30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23)参阅陈宗懋主编《中国茶叶大辞典》第634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24)参阅韩生、王乐庆著《法门寺地宫茶具与唐人饮茶艺术》，长城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25)布目潮讽《中国茶书全集》，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12月出版。
(26)海外茶文化文献情况，可参阅余悦《研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