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倒U”曲线迷失与中国经济运行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运行论文,曲线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6-0014-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进入新世纪以来，似乎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在此情况下，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对于中国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从目前来看，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观点或三个主要的研究视角。
第一，要素分配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存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马克思在其鸿篇巨著《资本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参与分配，在资本家不断榨取剩余价值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就是收入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1]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根本指向就在于重建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在这个大的方向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逐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目标。自然，在市场经济中，要素参与分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种要素的贡献是“更好的承认和保证劳动创造价值实现”[2]的条件。但显然，人们对从按劳分配到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接受，是基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一种取舍，换句话说，是把收入差距扩大、对公平的损害当作获取效率的一种代价，这从几次党的报告中有关效率和公平的阐述可以看出端倪，而在学者中，相关论述亦不鲜见，如有学者将“正义原则优先于效率原则和福利原则”[3]作为分配原则的排序，这其实也是相关思想的体现。
第二，历史发展阶段论。这种理论主要存在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作为此类观点的开山之作，库兹涅茨的收入差距演进的“倒U”曲线假说开创了人们研究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全新视角。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要呈现扩大的趋势，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差距又将不断缩小。[4]
值得关注的是，库兹涅茨的研究对象和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尽管两者同样都存在着发展问题，即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问题。与之相比较，中国还是一个转轨国家，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因此，库兹涅茨的经验理论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在此情形下，国内的学者试图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来探讨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陈宗胜的公有制收入分配“倒U”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尝试。他认为，公有制经济中同样存在收入差距的“倒U”曲线规律，具体而言，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同时推进条件下，收入差距呈现阶梯型“倒U”曲线特征。[5]
第三，发展模式说或者增长模式说。这种理论观点主要出自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林毅夫通过对赶超战略、比较优势、自生能力等关键性概念的分析，建立起自己对中国经济体制演进的系统分析框架，他认为，赶超战略带来的对比较优势的偏离，政府对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干预和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6]
与之相似，冯子标也从资源配置、经济增长方式角度来考察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他认为，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决定了增长方式，而不同的增长方式则对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影响。在他看来，1998年至2003年的历史发展阶段，或者说是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方式是外延性的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下，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彼时的收入差距扩大具有生产上的客观性，而人为去改变这种情况，只能是否定要素相对稀缺的客观性，造成资源配置失效。[7]
以上是关于收入差距问题主要的研究视角或观点。对于收入差距研究而言，其不仅是纯理论的研究工作，更是指导具体实践、带有应用性质的对策研究。基于此，收入差距研究必然是针对具体的历史和具体的制度背景。本着以上原则，我们选择2003年以来的历史来探讨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之所以这样处理，主要源于2003年以来的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殊性，关于此我们会在后面阐述。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我们着重探讨两个问题，一是造成当前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二是中国收入差距是否具有自动收敛的特性，即是否具有“倒U”曲线的特征。
二、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解与收入差距“倒U”曲线逻辑验证
关于2003年以来的收入差距曲线是否具有“倒U”特征，并不能简单地从历史经验得出结论，在这里，我们只能利用逻辑推理来进行分析。判断收入差距曲线的走向，关键在于深入分析影响收入差距曲线走向的各种因素，并以此来进行严整的逻辑推理。为此，遵循国内较为经典的理论模型的大体结构，并做适当的适应当代经济现实的修改，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以此来分析当前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并对中国收入差距曲线是否具有“倒U”性质进行逻辑上的验证。
陈宗胜(2008)通过两个“倒U”曲线假说的对比，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双重背景下的分析框架，[5]模型如下：
形成的收入差距曲线在两次分配体系的变革中是可以实现“倒U”曲线特征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分析。那么在200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现实中，这是可以预期的逻辑推理么？
分析2003年以来中国资本积累的影响，我们需要分析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考察资本形成的特点，即在对两类不同资本类型加以区分的基础上，探讨中国资本积累的特征及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从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来看，长期以来，中国资本严重不足，其解决方案就是减少消费，增加积累。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积累是以国家资本、社会资本的形态为主要形式的积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总储蓄一定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则存在着明显的供给不足。与此同时，为了服从国家的赶超战略，国家资本、社会资本总的投向往往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那么在此情形下，广大居民的就业就只能由私人资本来匹配，但是由于私人资本供给的相对不足，其边际生产力相对较高，因此在功能性收入对比中，资本的收益则相对放大。显然，源于此的收入差距扩大并不能在两次分配体系中得到解决，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问题是否可以迎刃而解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解释，本文会在后面补述，这里的回答是否定的。
另一方面，国家资本、社会资本收益为垄断集团所有或者成为公共权力的租金，相关收益为个别群体所独享，同时，这些收入或体现为灰色收入，或表现为权力寻租的腐败收入，二次分配的税收调节往往无能为力。
由此可见，在当前的历史时段，资本积累因素的引入并不具有自动的“倒U”曲线特征。而在两次分配体系中，收入差距调节的逻辑失效也反映出，在2003年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现实中，资本要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或者说是要素参与分配的影响，与理想状态中的资本收益形成的影响并不相同。
其三，二元经济以及劳动供求变化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本段论述对应模型中的
以及
)。二元经济结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部门内部收入差距，二是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三是部门间人口的转移。与一般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差距，同时又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收入差距表现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农村与城市、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因此，我们重点分析部门间人口流动以及劳动供求等因素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
按照陈宗胜的分析，随着农村人口的移动和劳动异质性的逐步降低，二元结构的消除过程将使收入差距呈现出“倒U”特征。但是在我们当前的城市化模式下，这样典型的纯理论模型是失效的。事实上，在我们现行的城市化模式下，农民获得城市的房产和社会服务的过程，就是其交出一生的积蓄并透支了所有的未来收入的过程，这等于农民为了获得城市化的生活缴纳了一笔不菲的“城市化税”。在现行的体制结构中，二元经济结构消失的过程就是中国实际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在后面论述虚拟经济以及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模式中进行更为具体的阐释。
当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会对劳动供求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会对工资性的收入差距产生“倒U”曲线的作用。但问题在于，当前的总收入差距的主体部分，并不是工资性收入差距，而更多地表现为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其他收入。
其四，零劳动与生计收入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本段论述对应模型中大括号部分)。零劳动者，即不能劳动者，包括丧失劳动能力者和失业者，他们只能获得维持生存的收入。可见，生计收入体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再分配能力，二是失业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就社会再分配所实现的社会保障问题，其表面看是一个可逆的问题，但当前的经济现实却并非如此，社会再分配的不完全可逆性，不仅源于管理者的不作为，其实更多源于其所存在的客观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当时的体制、模式；而失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城市化模式所意蕴的投融资体制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归根到底，它们是特定的运行模式问题。显然，这样的收入差距不可能具有“随着时间演进而呈现倒U特征”的特性。
其五，虚拟经济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将虚拟经济的发展纳入分析，是对现实的考量，这也是我们将2003年作为一个历史时点的关键因素。虚拟经济的纳入，有助于我们揭示收入差距扩大背后逻辑的全貌。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消失过程不是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城市化模式。而理解这个模式，就必须要深刻理解虚拟经济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2003年以来，中国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这里的虚拟经济不是指资本市场，而是指房地产。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在房地产的价格膨胀问题上可以获得融资便利、财政收入、GDP膨胀的政治收益。无疑，地方政府就是隐藏在房地产商、投机者、金融机构背后推动房价刚性膨胀的幕后推手。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狭义的房地产，即服务业范畴的房地产业，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对社会既有财富的再分割，而不是财富创造。这个既有财富，不是来自他处，其更大程度来自于城市化中的农民。大量农村人口在转向城市时，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服务的水平极差以及缺乏“完整的土地转让权，”[8]农民的住宅以及土地使用权并不能变现为农民走向新生活的消费基金或是积累基金。另一方面，农民在走向城市的时候，高昂的房地产价格又使他们不仅花去毕生的积蓄，还要透支整个未来。当然，本文这里的农民是个泛指意义上的农民，即由农村转到城市生活的人群。尽管，这些人在城市中可以获得较之以往更高的收入，但这和其住房支出并不成比例。与此同时，虚拟经济还为房地产商、投机者、银行等相关利益集团提供了虚拟资本收益。简言之，房地产的刚性膨胀提供了一种将整个社会既有财富，尤其是农民的既有财富进行再分配、动员的机制。不难看出，一方面，虚拟经济强化了整个社会储蓄的国家资本的形成方向；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膨胀还促进了私人资本的非生产化倾向。显然，以城市化为主要标度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上述机制不断强化的过程。由此可见，当前的经济发展并不能改变私人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
其六，体制转轨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体制转轨问题本质上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当前的收入差距，其并没有在上述模型中直接体现出来，但是对它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把握。体制转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价格双轨制、国企改革隐性双轨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双轨制的实施成就了原有计划权力拥有者、体制外新富阶层资本的原始积累，奠定了收入差距的基础。但是这些原始资本积累的差距，和当前的收入差距扩大并无直接的联系，关键在于放大这种差距背后的因素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将这个因素纳入分析的原因。显然，当了解历史后，有助于我们找到现象背后的根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总收入差距各影响因素中，只有劳动差异和劳动供求具有“倒U”曲线特征。但与此同时，劳动供求又多为要素市场所扭曲，[9]这阻碍了收入差距收敛的进程。最为关键的是，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并非是收入扩大的主因，由此，我们逻辑验证的结果是一个迷失的“倒U”曲线，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验证中，并不存在必然的收入差距的“倒U”曲线。
三、收入差距研究视角的学术反思与相关理论析辨
首先来看要素分配说。要素分配说是分析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视角。在一次分配过程中，市场经济中任何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是通过要素分配的方式发挥作用。这是要素分配视角的科学性所在。但是，另一方面，单纯将视线停留在要素分配上，停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对劳动价值的侵占上，又往往会遮蔽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简单地说，资本对劳动价值的侵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按贡献分配的现实之义，即一次分配中为了追求效率而对公平的暂时牺牲。但是当我们放眼二次分配中，我们会发现，由资本侵占劳动价值的收入差距是可以通过二次分配中的税收机制来调节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收入差距在分配体制内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但是，逻辑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中国收入差距在分配体制内是不能得到彻底地解决，换句话说，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主因，不是资本对劳动价值的侵占问题，而是源于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和运行机制。显然，面对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讨论按劳分配、按要素贡献分配乃至于公平与效率的取舍等问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事实上，在本阶段的经济发展中，公平和效率并不是此消彼长的权衡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性的统一，关于这个问题，文后详述。简言之，要素分配论、公平与效率的权衡说并不能解释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
再来看历史发展阶段说。历史发展阶段说，以动态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收入差距，具有新颖的视角，它丰富了我们看待收入差距的视野。事实上，在收入差距变动的各种影响因素中，的确存在诸多随着历史变迁而改变的因素。在我们的分析中，如劳动差别、劳动的供求关系等等。对这些事物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收入差距中的一些合理的成分。但是值得提出的是，以历史发展阶段说来解释收入差距尽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有着不小的贻害。在我们的逻辑推理中，由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者说工资性收入并不是收入差距的主体，所以收入差距并不能随着经济的发展、二元经济结构的消失而自动缩小。显然，历史发展阶段说只会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持现有体制模式的托辞，它极易麻痹我们对收入差距扩大应有的警觉性、贻误改革发展的战略时机。
最后看经济增长模式说。经济增长模式说，从战略、体制、资源配置以及增长模式角度来解读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将其应用到2003年以来的历史。但是相关学者的一些研究工作仍需要我们加以辨析。首先，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它揭示了就业对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样的观点还是停留在对工资性收入的讨论上，很明显，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的主因不在于工资性收入的差距；其二，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决定了增长方式，而不同的增长方式则对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观点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误解，那就是和特定增长方式相联系的收入差距具有客观性。事实上，要素的稀缺性只决定最优的增长方式，与既定的要素稀缺性相联系的是一国战略、体制的具体选择，而这些选择又在短期表现为运行方式，承认增长方式的体制性是避免上述观点滑向收入差距的历史发展阶段说的前提。
当然，对于相关学者所阐述的增长模式，也有进一步加深认识的必要。在短期中，或者从机制的角度来看，增长模式寓于运行模式之中，因此，本文余下的工作就是厘清中国经济运行模式的本质，并以此来探讨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四、经济运行模式与收入差距“倒U”曲线的迷失
1.中国经济运行模式
中国经济运行具有一套整体逻辑，它揭示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模式，见图1。
图1 当前宏观经济的整体逻辑
在上图中，虚线箭头表示弱而不强，这里主要是表示现有产业结构对就业的贡献不足以及政府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供给的不足。黑实线箭头表示其代表的逻辑关系在整个逻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连接“居民”和“房地产”的黑色夹心箭头表示居民财富通过刚性膨胀的房地产进行再分配，夹心线段意在说明该环节在整个逻辑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持续性。
其一，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主线。从上面的逻辑图中，“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以及刚性膨胀的房地产表征的“城市化—地方政府—重工业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循环(黑色箭头表示的部分)，它们居于整个逻辑体系的核心。由此可见，城市化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线，是中国宏观经济逻辑的核心。显然，理解中国宏观经济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模式具有自身的特点：第一，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总体上表现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刚性膨胀的虚拟经济”互动的基本模式；第二，当前中国城市化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虚拟经济对社会财富的动员能力，城市化的形式在于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公共资本形成，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三，政府在城市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第四，城市化的内容表现为转移而不是互动，表现为农村对城市单向的劳动力与资本的输入，这样的模式高度依赖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膨胀的基础是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因此，这套逻辑决定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是偏重大中城市、偏重发达地区的人口转移模式而不是互动模式，城市对农村、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反哺功能弱，农村、落后地区的后续支撑不足。综上，中国城市化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以虚拟经济动员为主要动力，以公共资本形成为主要形式，以城乡间、地区间利益输送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与刚性膨胀的虚拟经济互为循环”的城市化模式。
其二，工业化从属于城市化，产业结构失衡与产业空洞化隐忧并存。在当前的中国经济中，服务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核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中国的工业化从属于城市化。与此同时，中国当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城市化的资本形成提供储蓄，其本身也是一个地区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逻辑下，中国新时期的产业结构失衡日渐凸显。与改革开放前的产业结构失衡不同，此次产业结构失衡伴随着产业空洞化的隐忧，当前房地产业成为很多地方的支柱产业，但房地产业不吸纳技术创新，其只能作为短期的增长引擎，从长远看，其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支柱产业房地产化意味着产业经济的空洞化，意味着该地区产业对外依赖性的增强。如果这种趋势扩大到整个国家，则意味着该国经济对外依赖的增长，经济自主性的丧失，经济安全的丧失(见图1中虚框中的内容)。
其三，城市化、工业化特征是特殊的投融资体制的结果。在上面，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逻辑的城市化特征和工业化特征，这些特征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特殊的投融资体制的结果(见图1中实框中的内容)。第一，政府推动的虚拟经济是主要的融资手段。从落后地区、乡村转向城市的人口通过虚拟经济将社会既有储蓄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即由私人储蓄转化为公共储蓄。膨胀的虚拟经济扮演着“城市化税”的角色。第二，取得财政收入的政府将其收入再次投入到城市及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服务上，从而人为地提高上述地区房地产的稀缺性，进而推动房地产的膨胀。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经营具有行政化色彩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形成配合上述机制的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可见，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特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以城市化税为收入来源，以城乡、地区非均衡服务为投资方向”的投融资体制的结果。
其四，投资的自我膨胀与发展的不可持续。上面主要介绍的是当前宏观经济逻辑图的左侧部分，这一部分表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投资的自我循环的特征。一方面，刚性膨胀的房地产为政府投资融资；另一方面，政府又将收入投向城市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重化工业，而这样的投资结构又进一步推动房地产的膨胀。现在，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整个逻辑图，则可以发现这种发展同时具有不可持续性，这种不可持续性表现在：第一，产业结构的失衡。轻工业，尤其是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二，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供给上的不足，社会服务非均等化，产业结构就业贡献率低下，与特殊的投融资体制相关的权力寻租、利益集团分配，城市化税等因素使广大居民的最终需求严重不足；第三，城市化税是针对特定群体社会既有财富的动员与再分配，但是特定群体社会既有财富是有限的，不是可以无限攫取的，即使是消费信贷的方式使其透支未来，但其同样不能改变这个来源最终的有限性。
2.中国经济运行模式与收入差距“倒U”曲线的迷失
以上我们探讨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模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收入差距问题的几个关键词，那就是权力寻租、公共资本收益的集团化、私人资本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不足与社会服务的非均等化、城市化中的财富转移。下面，我们来看中国经济运行模式在两次收入分配中的具体表现。
首先，我们来看初次分配的情形。在初次分配中，在现行的经济运行模式中，占有优势地位的是与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相关的国家资本和公共资本，而与之相对应的产业类型则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且以垄断的市场形态出现，即具有行业特征。[10]在这种情况下，从分配的人群上看，相关分配属于少数利益集团利益归属的分配形式；而从性质上看，相关收益则是早已超越了资本正常收益范畴的、由于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由此可见，在初次分配中，占有优势地位的分配导向主要表现为利益集团分配和垄断利润。
在现行的经济运行模式中，占有次优势地位的分配导向主要是私人资本收益。私人资本收益受国家资本和公共资本的排挤，无法获得垄断利润，但是，由于整个社会资本向国家的集中，致使私人资本供给不足，在此情况下，私人资本的相对边际生产力被制度性地提高，因此，私人资本尽管只是按照其边际生产力获得其收益，但在劳资关系中，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普通劳动者的收益，其一方面受制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11]另一方面，它还要遭受要素市场不完善对劳动供求的扭曲以及资本供给相对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普通劳动者只能获得一种向下扭曲的劳动收益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在初次分配中，对资源配置起关键性作用的，是无处不在的政府权力，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是广泛的租金，而不是资本的利润。
一句话，在初次分配中，国民收入在经历了权力租金(腐败收入[12]或灰色收入[13])、利益集团的垄断利润、私人资本收益分割后，最后才是普通劳动者收入。显然，初次分配显示了显性收入、隐性收入、合理收入、非合理收入、合法收入、非法收入[14]等众多收入差别对国民收入的分割。
再来看二次分配。在上面对生计收入的分析中，笔者曾说，“尽管社会保障具有可逆性，但是当前的社会保障不足却具有客观性”，当深刻理解中国的经济逻辑或经济模式，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基础就是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政府充当经济发展主体的另一面，自然是社会管理与服务功能的弱化和缺失，而这个弱化和缺失当前则更多地表现为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或者说城市倾向。[15]在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的不公平是较为显性的因素，而更为隐性的因素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财富转移问题，简言之就是上面我们所分析的，由虚拟经济实现的、对“农民”征收的“城市化税”问题。
以上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模式下的两次分配情形，再联系到转轨历史过程中双轨制导致的人们财富占有的非均衡状况在当前经济模式下的放大效应，中国收入差距拉大就不再是难以理解、可以众说纷纭的问题了。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差距“倒U”曲线的逻辑迷失源于当前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
五、结束语
从上面我们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套模式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如冯子标(2003)教授所言，其源于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中国公共资本的大量积累，资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从纯粹意义上讲已经不再稀缺，而劳动力也将不再是无限供给。[7]因此，要进一步保持中国经济的效率，遵循中国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客观要求，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必然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效率和公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由此可见，面对当前的经济现实，以公平和效率来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已经不大合时宜。
尽管要素相对稀缺性决定了发展方式，但是两者并不是历史的自然的统一，这里就有人的认识因素和选择因素。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对发展模式转变有深刻的认识。那么这个模式转变，其本质是什么呢？是外延扩张与内涵增长之争，抑或是资源投入型经济与科技创新型经济的发展之争？这些论述似乎都对，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却没有抓住本质，笔者以为，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模式，关键在于理解政府主导，即如何由政府主导型经济真正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经济。
说到市场，人们在谈论收入差距时，会对其具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并且具有很强的不可逆的性质，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我们在资源配置上的市场的不足。这似乎又回到了体制改革的话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城市化中的农民之所以在二次分配中存在城市化税问题，其本质就在于农村改革的滞后致使农民的相关权益无法对等变现。一句话，转变经济模式，其根本之义就在于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在城市化大潮中加快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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