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母题的解构——新历史题材小说泛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题材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本世纪末，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伐急剧加快。面对滚滚商潮中物欲横流、价值失落与文化失范的尴尬，越来越多的作家都有一种无力进入现实深处，无从把握当下生存本相的困惑与隔膜。当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令作家们无法把握与表达时，历史便成了填补现实空缺的补充。进入了作家的视界。于是，回视与解构历史，遁入历史的写作，复现“我心中的历史”就成为了一部分颇具实力又极富叛逆性格的青年作家表达世界的基本方式。他们对过往和历史母题进行了大胆的反思与解构，撩开了被传统历史观念的帷幕所掩盖了的另一幅之历史场景，从而给人们提供了别样的价值标准与审美观照。这样，有异于传统历史题材小说的新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就构成了当今中国文坛越来越炫人眼目的一大景观。
我国新历史题材小说以八十年代中期莫言的《红高粱》为发端。莫言对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以崭新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改变了战争历史小说的写法，对传统的抗日题材作出了全新的处理，通过对被战争硝烟遮蔽了的强悍的生命意识的张扬和久违了的民族精神的呼唤，为今天民族性格的重铸提供了一种参照，旨在对失落了的民族精神的衔接。可以说，《红高粱》对历史母题的解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着座标点的意义，它远远超出了新历史题材小说的既定范畴，标志着文学的真正转机。《红高粱》后，一批新历史题材小说应运而生，进入九十年代，已经形成了一大创作奇观。这种创作走势拓展了新历史题材小说的思维空间和艺术空间，叙述视角更为开放，创作主体对历史素材进行艺术想象，感知和表现的范围更为宽广，深化和丰富了艺术主体，为人们提供了陌生却又鲜活的历史文本，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历史和审美的参照。
二
过往的传统历史题材小说，如《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保卫延安》、《黄河东流去》、《芙蓉镇》等，是我国当代文学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代表作，自有其不可置疑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但是，这类作品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从两个阶级、两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去观照生活和构架情节，权威意识形态理性的、观念化的历史观始终主宰着作品的命脉，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权威历史话语和固定模式。离开了权威历史话语的阐释和因定模式的框范，任何关于这段历史的其它结论我们均无从得到。与中外文学史上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相比，这类作品失去的恰恰就是历史生活固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新历史题材小说在重新返观历史和思索历史的话语叙事中，摒弃了主流意识形态单一的政治视角，在审视、评价历史生活的眼光以及主题意蕴的阐发上，都不约而同地趋向了文化的层次，着眼于文化意味的复归与还原，力求用文化来涵纳社会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用文化来浸润宗法文化、伦理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使历史主体更富有原生态意义。在解构的背后，新历史题材小说重在对被权威历史话语所遗忘或弃置了的家族史和村落史的再现，把笔触从宏大的战争场景，从关注阶级的、民族的命运，从江山的改朝换代向微型社会组织的收缩，以昭示家族和村落这一特殊的文化单元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与作用。张炜的《九月寓言》、《柏慧》，李锐的《无风之树》、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等，是以一个村落的兴衰作为小说框架来展开叙述的。张抗抗的《赤彤丹朱》、张炜的《家族》、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李锐的《旧址》、成一的《真迹》，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则叙述了一个个家族历史变迁的秘密。这类充盈着民间意识作品中的“野史”、“稗史”和“秘史”弥漫着一种对权威历史观念的挑战和解构的精神。这无疑是全民族的文化反思精神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的具体表现。
在新近的中青年作家群体中、刘震云是较早向权威历史话语表示了异议的作家。他发表于1990年的《故乡天下黄花》将阶级斗争这一正统观念作了别样的书写与解构，对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这一历史轴心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深刻地揭示出了东方式权力斗争（家族斗争）的残酷性和原始性。他用“权力斗争”的法则消解了“阶级斗争”的经典模式。作品从普泛的文化心理层面艺术地再现出了“官本位”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怎样影响着、铸造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构成了人们对权力的畸形崇尚与膜拜，从而激起人们对民族文化中某些负面因素的思索。作品的时间跨度近70年，从民国初年到60年代末。为了一个小小村长的职务，竟然引起了同宗家族几代人的恩恩怨怨、仇仇杀杀。人们从作品中看到被权威历史观念所剔除了的另一种更为本真的历史事实：某些翻身后赢得了政权的农民，并不如理念中那般朴实与纯洁，那般无私与忠诚；相反，翻身后的狂热、低廉、短浅的实用主义，再加上一己私欲与流氓无产者品质依仗着手中的权柄得到了肆无忌惮的扩张，为权力的争斗上演了一出出人间悲喜剧。刘震云确实给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历史的特殊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以往经典文本中农民形象身上所没有见到的“假”、“丑”、“恶”。这是与通常教科书相距甚远的另一样的话语阐述。很显然，刘震云并不着意于人物形象的精雕细刻，他的全部用心放在了淋漓尽致地展示民族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惰性基因和负面价值上，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是个性鲜明的人物性格，而是对整体中国农民的体察和观照。
勿庸置疑，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中国文学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通过家族史来展现民族“秘史”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厚重之作。《白鹿原》的意义首先得益于它那丰富、厚实的文化内蕴。作品并没有回避本世纪上半叶关中大地上民族的、阶级的和党派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但聚集点始终对准了白鹿原上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把白鹿两姓的生存状态作为宗法文化的完整模型，在风雨纵横的历史变迁中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审视与剖析。
其次，《白鹿原》的意义还在于构塑了一批颇具文化性格的人物系列。作为构成白鹿两姓家族的几代人，如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白灵、鹿兆鹏、鹿三，以及与白鹿两族相关的朱先生、黑娃和小娥等主要人物，都是一定文化类型的代表，极具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文化价值。这些富于文化价值的人物形象，犹如一把把钥匙，可以开启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传统的库藏。其中，白鹿村族长白嘉轩无疑是作者的一大独创。“五·四”以来，文学作品对这类宗法家族制度及其思想的维护者总持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家族尊长的面目多少有些理念化和模式化，更多作品的重心放到了冲击牢笼的新生代身上，把家庭矛盾经常演变为新旧冲突，在“叛逆”的主题下充盈着革命性的情结，家族家庭本身丰富的文化内容及其繁复的历史进程被弃置或简化了。《白鹿原》作者写白嘉轩，则完全摒弃了单一的政治视角，摒弃了经典文本模式化拘囿，超越了简单化的批判层面，力求从文化根因上来构塑人物。作品中占有相当篇幅的家庭和家族的冲突，已不仅仅是一种新旧矛盾的冲突，而是融进了更多的表现为亲情、性格、伦理、道德以及权力、私欲等极具文化含量的因素。把宗法文化的正统人格代表白嘉轩有灵有肉、有性有情、有爱有怨地凸现于作品中。
苏童这位当年“先锋派”的头面人物，近年来皈依新写实后名篇迭出，名声大振，成了新写实营垒中后来居上的一员大将。在他的描写个人和家族命运的作品中（如《妻妄成群》、《罂粟之家》、《米》等），我们反复阅读到的是淫乱、性虐狂、饥饿、乱视、出卖、仇杀等等生存本相，完全消解了个人的生存意志和对彼岸的乌托邦追求。其中，《罂粟之家》把发生在刘家大宅里的日常性存在叙写得淋漓尽致，可悲可叹。刘家及长工陈茂的全军覆没同归于尽，与其说是阶级矛盾激化而导致的悲剧，不如说是情欲、私欲无法排遣无从调和的结果。诚然，家族的颓败和个人的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存在，是文学作品永恒的话题。但过往的文学作品多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两个阶级的斗争角度去揭示它的主题，过滤了不少不应过滤和舍弃的人生事相，使丰富复杂的历史人生变成了干巴巴的一条筋络。新历史题材则立体性地展示了历史人生的沧桑感和悲剧感，更具有着文化的意味，更贴近了历史本体。
三
在文化失范的时代，随着历史主体的位移和中心化价值体系的分解，理想主义的激情在消退，乌托邦受到了怀疑和拒绝，对“英雄”意识的反思已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对于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作家来说，理想主义的雄风已不复存在，作品中“大写的人”变成了“小写的人”，作家们对英雄的怀疑导致了对英雄的驱逐，对现实的抗争和超越转为了对现实的妥协与无奈认同。作为文化危机的表征，新历史题材小说恰逢其时表现了这一时代人们的美学趣味和认知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历史题材小说并不仅仅是“反英雄”，它从根本上偏离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轨迹，从审美观念到话语叙述等方面对经典文本进行着解构与颠覆。众所周知，经典文本中的“工农兵”并非为普通百姓，他们社会身份定位早已被主流话语所限定，他们是负有使命的，是人类进步力量的杰出代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作家必须使人物在故事与情节的展开中不断地得以升华，从而体现出人物的伟大、英雄与不凡。
因此，当新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们把对当下现实的感受与认识引向历史领域时，其关注的重心显然已经不在精神层面的乌托邦冲动上，也不再恪守历史人物的英雄性叙事和虚构，编织工农兵英雄谱系，而已更乐意于描述“我心中历史”的中的芸芸众生的日常性存在，小心翼翼地诉说着庸常生活的伤害与磨损，展示普通大众琐碎、艰辛的生存挣扎和生命体验。
被称为新写实主将的刘恒，早在一九八六年就写下了《狗日的粮食》这类隐匿精神需求，凸现当下的物质存在，专注于普通百姓最低生存欲求的作品，最先打开了疏离经典，悬置判断，向形而下层面掘进的通道。洪水峪单生独居的杨天亮用二百斤谷子买进了一个曾先后被人六次当商品出卖过的有“瘿袋”脖子的女人。为了明天“吃啥”这个最基本的需求，这个不幸、倔强却又奇丑无比的女人为它谋算了一生。最后因丢失粮证，断绝了全家八张嘴的生计，痛不欲生地吞服苦杏仁自尽。她因粮食而为人妻，因粮食而脏口凶心，变态畸型，又因粮食而含恨弃世而去。这便是“瘿袋”女人痛苦不堪，极具悲剧性的一生。为什么“吃”的问题竟如此困扰着共和国的农民们？为什么种粮食的农民偏偏为粮食而终日恐慌？这无疑触摸到了共和国农民生活的历史主题。刘恒通过对昔日农民苦乐相生、智愚共存、生死交迫、贫困饥饿，平淡而又惨酷的生存本相的展示，颠覆了经典文本“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创作模式，揭示了“民以食为天”这一朴素真理，刘恒的创作对新历史题材的创作无疑是有着开拓性的意义。
《你是一条河》是池莉“沔水镇故事”系列的首篇。作品给我们重新讲述了一个“过去时态”的有关母亲的故事。主人公辣辣三十岁守寡，突如其来的命运打击便她饱尝了人间的冷暖。她拉扯着8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不仅要在贫困线上艰难挣扎，还要承受社会政治运动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冲击。不让8个孩子饿死，拼命地活下去是辣辣真实而又具体的母爱。在这里，经典文本中惯常虚构的有关母亲的种种神话消遁了，展示给读者的是严酷的生存挣扎，是求生的欲望与本能，是一种顽强地活下去的体现着生命原初的韧性与活力。池莉写出了生活的贫困恶劣，写出了人性的倔强与坚韧。辣辣一家的命运显然无保留地折射出了那个年代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真实。
叶兆言在“夜泊秦淮”系列（《追月楼》、《状元镜》、《十字铺》、《半边营》）所描述的四个旧式家庭故事中，有意逸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冲突，拆解了主流话语叙述模式，对充斥于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类似主题作了反拨与消解，现代文学作品常把旧家庭作为传统保守或腐朽没落的符码象征，家庭矛盾经常被演绎为新与旧的冲突，在主人公身上寄寓着强烈的革命性情结。叶兆言对此却表现出了有意的忽略。在他的笔下，家庭冲突已不再只是传统与革新的矛盾，而是融进了更多的实在的个人利益，个体的悲剧性命运则更多地从亲情、性格、人性与宗法制度、伦理道德等方面表现出来，精神性的要求实际上被一种更为实际的日常生存所替代。叶兆言所关注的重心显然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思想层面，而是家庭成员的实实在在的日常性存在。
就我的阅读视野，新时期军旅文学中农民军人“英雄”主题的变奏与拓展，始于刘震云的《新兵连》。在十七年文学中的《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等以及八十年代中前期的作品序列，在军旅文学“社会化”和“人性化”的突破方面无疑有着其不容低估的创新意义，但是，冷静客观地加以审视，就发现其在审美理想、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势上与经典文本的某种模式仍有着深刻的相似性和重复性。作品主人公梁三喜、袁翰成依然是革命品质的化身和英雄主义的载体。刘震云《新兵连》的意义，就是率先向经典文本中的农民军人“英雄”谱系进行了大胆的解构，较早地体现出了回到民间，展示生存本相，表现生活本身的朴拙、硬度与质感的审美向度。一群凄凄惶惶、土头灰脑却又不乏天真、狡狯的参军战士，在短短三个月的新兵集训中，为了求“上进”，争“骨干”，充分运用和发挥了“农民逻辑”指导下的典型的农民化的手段、心计和思维，明争暗斗，权经迭出，灵肉分裂，最终陷入了生活的“怪圈”而不能自救。生活就是这般无情地捉弄着对明天充满着热望和信心的兵们。刘震云通过对“英雄”意识的消解，多少破译了人类本性和当下存在之间的文化密码。
进入九十年代，刘震云从过往作品的自传色彩浓厚的“烦恼人生”中超拔了出来，走进了民族荒远而又厚重的铁幕深处。新近发表的《故乡相处流传》是一个与过往作品面目全非的相对荒诞的长篇，更具有后现代意味。作品跨度一千七百余年，从曹操和袁绍争战开篇，中经朱元璋移民、慈禧下巡及太平天国革命，最后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三面红旗”终了。在这里，曾经笼罩在历史风云人物头上的神圣光环隐匿了，代之而起的是历史风云人物的平民化和历史事件的平面化，一切均被赋予民间色彩和民间意味。
四
巴尔扎克曾说：“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需研究偶然就行。”当然，说文学创作“只要研究偶然就行”有失偏颇，但巴翁这座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重镇，用其亲身的创作甘苦道出了小说创作的奥秘，说明了“偶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曾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长期来，由于对必然性的片面理解与强调，经典文本所欠缺的恰恰就是“在历史发展中起着自己作用”的偶然性，丰富复杂、五彩纷呈，变化无定的历史生活被理论奴役下的作家们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规律性演绎简单化了、模式化了、结果使文学创作变成了观念的载体，历史教科书的图解，就连三岁小孩都能预知故事的结局与人物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偶然就是特殊，是鲜活的个体存在，是文学艺术永无止境的追踪目标。因此，以远离意识形态中心，解构经典为旨归的新历史题材小说，表现出了对必然的不屑一顾，大胆地越出了必然的疆界，对偶然表现出近乎偏狂的热爱，使偶然大规模地侵入叙事范畴，自是题中之义了。
李晓是以表现当下人们生存本相的《继续操练》步入文坛的，近年来，在重新讲述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故事”话语叙事中，似乎对被经典文本遗忘和舍弃的偶然情有独钟。他近年的小说《相会在K市》，就是复述了一个因偶然而导致了人生悲剧的故事，旨在发掘革命历史故事中被遮蔽了的那些偶然因素，从而解构历史。上海华光大学热血青年刘东虔诚投身革命，只因一同前去投奔革命的另一青年（“小丽父亲”）出发前突然被捕，自己受到了革命队伍的误解，当作叛徒被处决。而“小丽爸爸”所以突然被捕，则纯粹出于房东丢失了一只手镯这一带有恶作剧意味的偶然插曲上，然而，一个小小的偶然插曲，一个荒诞的误会，竟使一个极富才华的青年学生成了牺牲品。这些偶然的，似是而非的情节、草率的决定，不得不使“革命史”布满疑点，疑难重重。
在陈斌源的《天河》中，偶然性对故事发展与人物命运的巨大主宰作用也极为明显。品学兼优的舅舅屡遭顽童的欺侮，一次偶然被路遇的伪镇长解围。镇长欲考考这位学童的功底，便让他抄录一份黑名单，抄毕深得镇长赏识，镇长遂又一时开心嘱他在名单后面的“书记”栏写上自己的名字。岂料这份偶然名单后的不经意的签名却成了日后舅舅被认定为特务的“罪证”，并因此而被打入另册而劳改专政，给家庭带来了无从弥补的创痛与灾难。
同样，对偶然性的关注和频繁设置也大量出现在其它新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作品中。周梅森“战争与人”系列之一的《国殇》中，师长白云森在功败垂成之际，意想不到地被手枪营营长周浩所杀，于是全局皆变。“谁也没有料到会议竟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谁也没有想到，周浩会在执行任务的途中溜回神庙，闹出了这一幕。”没有死于陵城突围战中的英武一世的白云森师长，因为会议中途的一泡尿而了却了悲壮的一生。余华《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则因一次偶然的赌博，输得倾家荡产沦为贫民，土改中便逃离了地主的身份，在其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坚守着一份沉甸甸的亲情而顽强地活着；而那个赢了福贵一百亩田地的龙二，却为实现发家的目的而在土改中被枪决。很明显，余华实际上在这里点明了人类生存的极终价值并不在任何“身外之物”，而是在生命的过程之中，在生命延续所产生的那份宝贵的亲情之中。
这就是新历史题材小说中偶然的效果，它以其突发性和不断转动故事轴心与方向的魅力，给人的命运提供了不可预知的结局，是那样的可怕又是那样的神秘；它使任何理论都显得无所适从，苍白无力，表现出了这个世界在终极意义上的不可知和不可把握，从而解构和颠覆了经典文本对世界的线性因果认知模式，还历史生活以复杂、多维、立体然而又难以描摹的面貌。
新历史题材小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景观，也许它还不是我们时代最理想的文学模式，但它无疑是目前中国文坛上最有希望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倡导并渐渐蔚为大观的，它把对当下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引向历史，使历史与今天对话，借历史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为人们提供别样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参照，从而给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述作了最好的注脚。面对社会“中心化”价值体系及其符号系统陷入危机，作为文化失范的产物，新历史题材小说的那些极富叛逆性的写作法则，对我们时代多元、多极的文学格局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