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治安和社会形势”专家评估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社会治安论文,评估报告论文,形势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首都北京的社会治安对于全国的形势历来有重要影响，为了深入了解和正确判断北京的治安状况和社会经济形势，我们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了一次凋查。所谓“专家调查法”亦称“特尔菲法”(Delphi method)，是社会形势等测评中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此次被调查的专家来自不同职业、专业、学科背景和工作背景，有些是对某一社会经济领域作过深入研究的学者，有些是在安全工作领域有着长时间工作经验的国家工作人员，有些专门从事安全信息工作等等，他们对北京公共安全状况的了解得比普通人更全面，信息量更大，故他们的回答对北京市社会治安综合评价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评估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所调查的问题涉及公共安全状况的评价和公共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专家调查通过面访填答、电话询问、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完成，所得数据结果运用SPSS做了定量分析，现将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如何进行公共安全状况的评价
要想正确评价社会治安或公共安全状况，首先遇到的是评估内容问题，即哪些方面或什么因素对于社会治安发生最重要的影响。通过前期与专家们的探讨共列出了7个方面，评价过程是要求专家们在限定全部因素权重之和为100%的前提下对7个方面的因素做出自己的权重分布判断，最后的数据处理是对专家们给出的各部分子权重进行均值计算，专家们对评估治安状况各项指标权重的看法是：违法犯罪严重程度占23%，居民安全感占17%，社会经济形势亦为17%，群体性事件15%，安全事故发生频率14%，公安干警工作效率11%，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但仅占3%。以上数据结果表明，“违法犯罪严重程度”是评价社会治安状况的核心问题，所占比例高居第一：“居民安全感”和“社会经济形势”分别以17%的比例并列第二位。这个结果说明社会治安状况评估既需要客观的指标，如违法犯罪率等，又应包括居民的主观安全感受；既应该包括直接指标，也应该包社会经济稳定形势等方面的间接指标。“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的反映，往往与社会经济形势是否稳定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也是反映社会治安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安全事故发生频率”虽然与违法犯罪率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但却会极大地影响居民的安全感。“公安干警工作效率”则直接影响到违法犯罪率和居民的感受，因此也是评估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从以上选择，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评估社会治安状况时指标体系的侧重点。根据我们对部分专家访谈结果的考察，发现各个指标之间的一些逻辑关系，其中，“违法犯罪严重程度”和“居民安全感”是评价社会治安状况的直接指标，即治安的好坏、公共安全形势的好坏，直接地通过这两方面的指标表现出来。这两个指标也可以看作是“产出指标”，即影响社会治安的其他因素都只是一种投入，而投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效果还是无效果？最终要表现为这两方面的产出，所以，它们也是“终极结果”型指标。而其他的指标则只能算作是间接指标，或投入型指标。比如，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就起着一种基础的影响作用，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会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而恶化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常常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群体事件，而公共安全控制手段的强弱则对于犯罪发生、群体事件的发生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总之，通过这样的指标体系，既可以对某一时期的社会治安状况做出直接的评价，也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指标，分析出影响社会治安状况的各种因素。
怎样评价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化趋势
针对现在和5年前的公共安全状况评估，在设计为“非常差”到“非常好”的9级量表（从“非常差”到“非常好”一共给了9分，“非常差”是1分，“非常好”是9分）中，专家们对2002年的社会治安状况打分均值为5.4分，而对5年前的评价是4.9分（参见下图）。 也就是说，总体上现在北京市社会治安状况处在一个中间略偏上的水平上，而5年前的北京市社会治安状况是在中间略偏下的水平上。换言之，经过5年的发展和努力，北京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是有朝正向发展的趋势。
从专家的具体评分看，对5年前的社会治安状况，60%的专家给了4分～5分的评价，而对2002年的社会治安状况，已经有48%的专家给出了6分～7分的评价。
通过对1997和2002年的专家评分比较发现，有42%的专家认为社会治安状况变好，36%的专家认为没有什么变化，而认为变坏的仅有20%（另有2%的样本缺失）。所以，专家总的评价是肯定的。
影响北京市社会治安状况的因素
本次调查就影响社会治安状况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治安防控措施征求了专家的意见。我们共预设了16项影响指标，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经济因素、人口与家庭因素、社会治安预防和控制因素、居民生活安定因素、违法犯罪感知因素等。
根据有关犯罪和安全感的研究，我们假定这些指标与社会治安的关系分为“正向因素”和“负向因素”两种。正向因素表示如果反映该因素的指标上升，则违法犯罪下降，比如邻里关系熟悉程度提高，社会治安状况就更好。负向因素则表示如果该项指标上升，则违法犯罪上升，比如，如果失业率上升，大批无业者游荡于市井，将会导致社会治安状况变坏。下面，我们就将这16项指标分组，并逐一地加以解释。
属于“经济因素”的指标有五项：第一，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本研究假设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于减少因绝对贫困而导致的各种犯罪，所以，它属于正向因素。第二，贫富差距，这是一个负向指标，贫富差距越大，越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增强，导致各种违法犯罪增加。第三，通货膨胀率，这也是负向指标，显而易见，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导致居民收入不稳定，降低居民安全感，也容易激发违法犯罪事件。第四，失业率，当然也是负向指标，失业导致经济收入绝对下降，以及社会排斥感，诱发反社会行为。
属于“人口与家庭因素”的指标有三项，第一，婚姻家庭稳定程度，婚姻家庭越稳定，减少犯罪，提高居民心理安全感，所以是正向指标。第二，外来人口规模，本研究认为，在户籍分割的背景下，外来人口对城市社区的认同度低，而且管理难度大，增加了治安控制难度，属于负向指标。第三，外来人口子女失学率，外来人口子女入学困难，失学率一般比较高，失学对于青少年的社会化不利，容易导致青少年犯罪增加，当然是负向指标。
属于“社会治安预防与控制因素”的指标共有五项：第一，公安干警工作效率，即对于犯罪的预防和打击越有效率，越有利于制止犯罪，有利于降低违法犯罪率，所以是正向指标。第二，警民关系，该指标对于居民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对于警务工作效率也有影响，警民关系越好，罪犯越无藏身之地，当然是正向指标。第三，司法公正性，只有司法公正，公安司法才会受到人民的信任，司法公正会增强居民保护自己、与违法犯罪斗争的积极性，也是正向指标。第四，居民安全保护意识，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居民有很强的保护自己的意识，就可以防范某些事件的发生，就可以通过消除违法犯罪发生的条件降低犯罪率，是正向因素。第五，居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也是正向因素，它可以增强居民保护自己的能力。
属于“生活安定因素”的指标有三项，都是正向指标。第一，邻里关系熟悉程度，如前所述，社区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社区安全，也可以增强居民的安全感。第二，居民自我生活满意度，它对于居民的主观安全感受也有很大影响。第三，社会保障覆盖面，该覆盖面越宽，越有利于减少因失业、贫困等导致的违法犯罪，同时也增强居民的安全感。
属于“犯罪感知因素”的指标仅设计了一项，就是媒体对违法犯罪的曝光度。该指标对于社会治安状况的影响比较复杂。假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对于犯罪问题进行铺天盖地式的报道，固然可以提醒居民注意保护自己，但是，却也增加了全社会的恐惧感，所以违法犯罪感知的增加，可能导致居民安全感下降，使全社会人人自危。有时候过度的曝光和犯罪的细节描写对于某些社会群体还会起到导向的作用，所以，暂且将它作为负向大于正向的指标。
针对以上16项社会经济因素，我们询问了专家对于影响北京市近几年社会治安状况的因素的看法。专家们的看法如下：
首先，“失业率”和“贫富差距”被认为影响最大，选择这两项的专家都占到了88%的比例。“失业率”和“贫富差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必然关系，其实，两者密切相关。1997年以后，北京的失业下岗问题开始凸现出来，一部分失业下岗的职工生活上陷入困境，这是北京正式居民中生活困难的群体。而北京又是财富高度聚集的区域，富商、富豪云集北京，所以，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距就显得十分巨大。根据以往的研究，在经济高度发达地区，贫富差距常常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威胁。有64%的专家认为“社会保障覆盖面”有重要作用，这也是解决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的对策。
其次，有80%的专家选择了“司法公正性”，有78%的专家选择了“居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关法律、司法的这两个方面因素也被专家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治安水平的提高，当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和法律，而司法的公正与否是司法和法律能够发挥作用的最核心环节。所以，如果司法能够公正，居民守法严格，社会的治安当然就会好转。
再其次，一些专家重视与治安直接相关的指标，强调“居民安全保护意识”的占70%，强调公安干警工作效率的占60%。
最后，还有一些方面对于治安有间接影响，这些方面以及专家的选择分别为：媒体对违法犯罪的曝光度(58%)，外来人口规模(54%)，婚姻家庭稳定程度(50%)，通货膨胀(62%)，居民平均生活水平(50%)，居民自我生活满意度(54%)，邻里关系熟悉程度(54%)。由此可见，影响治安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这样，改善治安状况也必须从多方面入手。
我们对专家们对于各项因素的看法做了具体分析。在询问了专家是否认为该因素对于北京市社会治安状况有影响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询问了专家认为该因素变化的方向。
在各因素中，我们将专家回答“上升”的比例乘以“1”，“不变”的比例乘以“0”，“下降”的比例乘以“-1”，然后根据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关系分别再乘以“+1（正向）或“-1”（负向），计算出各因素的影响系数。影响系数正数值越大，说明有较多专家认为该因素近几年变化有利于社会治安状况向好的方向发展，影响系数负数值越大，则说明有较多专家认为该因素近几年对社会治安主要是负面影响。
总体上看，经济方面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居民生活水平上升和通货膨胀率下降对于社会治安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是失业率上升和贫富差距加大的负面影响却比较严重，其影响系数分别达到了-0.84和-0.76（详见表1）。
表1
影响因素
未回答
上升 不变 下降
关系
影响系数
（无影响）
1.居民平均生活水平 50%
38%
10%
2%
正向
0.36
2.贫富差距 10%
86%
2% 2%
负向
-0.84
3.通货膨胀率
44%
6%
30%
20%
负向
0.14
4.失业率 10%
80%
6%
4%
负向
-0.76
人口与家庭方面，调查的三项因素对社会治安主要是负面的影响。外来人口规模上升的影响系数达到了-0.46，这说明流动人口增加对于北京市社会治安有着比较大的冲击。不过根据专家们判断，外来人口子女失学率已经得到控制，该因素的影响系数为0。婚姻家庭稳定程度有所下降，有轻微的负面影响，影响系数是-0.10（详见表2）。
表2
影响因素
未回答
上升 不变
下降 关系 影响系数
（无影响）
5.婚姻家庭稳定程度
48%
16%
10%
26% 正向
-0.10
6.外来人口规模44%
46%
10%
0
负向
-0.46
7.外来人口子女失学率 56%
14%
16%
14% 负向
0
在社会治安控制方面，也是喜忧参半。有相当数量的专家认为居民安全保护意识、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和公安干警的工作效率都有所上升，而且这几项因素这对于社会治安状况都具有比较正面和积极的影响。不过，在专家们的眼中，警民关系和司法公正性却有一定的下降，这对于增强居民安全感，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是非常不利的（详见表3）。
表3
影响因素
未回答
上升 不变
下降
关系 影响系数
（无影响）
8.公安干警工作效率 38%
28%
24%
10%
正向
0.18
9.警民关系 54%
4% 24%
18
正向
-0.14
10.司法公正性18%
16%
38%
28% 正向
-0.12
11.居民安全保护意识 30%
52%
14%
4% 正向
0.48
12.居民法律意识和
22%
48%
30%
正向
0.48
法制观念
在社会生活方面，居民邻里关系熟悉程度有所下降，这对于社区安全和居民安全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不过，社会保障覆盖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减少因为绝对贫穷而导致的各种违法犯罪（详见表4）。
表4
影响因素未回答
上升 不变
下降 关系 影响系数
（无影响）
13.邻里关系熟悉程度
46%
4% 8%
42%
正向 -0.38
14.居民自我生活满意度
46%
14%
24%
16%
正向 -0.02
15.社会保障覆盖面32%
34%
16%
18%
正向 0.16
16.媒体对违法犯罪42%
20%
30%
8%
负向 -0.12
的曝光度
综上所述，社会治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影响它的因素也是极其复杂的。本文通过建立一种模型和因果关系剖析了它们对于社会治安的影响，结论是，总体上看，专家们普遍认为，近几年影响北京市社会治安的社会经济因素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从整体因素比较看，不利变化还是多于有利变化的。这就向我们警示，北京的社会治安形势更加复杂化了，工作难度比以前有所增加。虽然与5年前相比，专家们对于2002年的北京市社会治安状况给予了正向的评价，但是，由于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中，负向的因素多于正向的变化，这说明北京的社会治安还潜伏着很多问题或者风险，我们要树立危机意识，从影响治安状况的多重因素入手，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