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照[1]2010年在《林纾小说翻译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林纾翻译小说的研究。本文简要回顾了国内外一百多年来林纾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林纾小说翻译方面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林纾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林译的操纵因素、林译的成功原因、林译的贡献以及林译的不足和缺陷。本文没有单单从文化角度或者语言角度来讨论林纾的小说翻译。有关操纵林译的因素,采用了勒费维尔(Andre Lefevere)的操纵理论进行描述；有关林纾小说翻译的忠实性方面,主要从语言角度加以阐释。本文重点考察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重印的“十大林译小说”的翻译,兼及其林纾的其他一些翻译小说。本文对林纾的小说翻译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揭示了林纾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林译小说产生的历史原因,探索了林译成功的原因和不足。本文共分九章。绪论部分介绍林纾译作的总数、本研究的目的与内容、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方法。简单介绍了艾蒂安·多雷(Etienne Dolet)、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道安、玄奘、徐光启和严复的传统译论,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卡特福德(John Catford)、奈达(Eugene A. Nida)对翻译的定义,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和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勒费维尔的操纵理论。如果从中外传统译论的“忠实”角度来看林纾的小说翻译,那么林纾的小说翻译问题很多；如果采用勒费维尔的操纵理论分析林纾的小说翻译,许多文化方面的问题虽然可以迎刃而解,但无法说明林纾小说翻译中存在的语言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了综合研究法,既不忽略对林纾小说翻译文化层面的分析,也不忽略对林纾小说翻译语言层面的探究。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对林译作了许多研究,不过不少论文常常局限于一两部译着的研究,即使是一些研究林纾的专着,对林纾翻译小说的研究只是在某个章节中作一些探讨,因而缺乏系统性。一些林译研究只是从中文到中文,没有认真对照原文进行研究。林纾翻译小说的研究既不能完全对应原文,也不能完全脱离原文,有必要从小说原文的角度、甚至从林译原文的原文作一些探讨。第二章回顾了一百多年来国内外林译研究的基本情况。从晚清到民国,对林纾的翻译有过论述的有邱炜萲、寅半生、郑振铎、寒光、朱羲胄等。总的来说,他们对林纾翻译小说的评论,有的比较片面,有的有失公允,但是有的比较客观。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期间大陆对林纾的关注并不多,主要研究者有阿英、孔立、钱钟书等。阿英对林纾的小说翻译研究不多,但是对林纾翻译小说中的一些序言和跋文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孔立对林译的观点同郑振铎的很相近。钱钟书对林纾的小说翻译研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代表了这一时期林纾研究的最高成就。香港学者曾锦漳的对林译书目的研究错误较多。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初,人们对林纾的研究逐渐升温。学者薛绥之、张俊才、曾宪辉、孔庆茂、韩洪举等对林纾的研究作了大量的工作,把林纾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对林纾小说翻译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国外也有一些研究林纾的学者。研究过林纾的汉学家有阿瑟·威利(Arthur Waley1、内田道夫(Uchida Michio)、罗伯特·威廉·康普顿(Robert William Compton)、樽本照雄(TarumotoTeruo)等。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对林译的研究贡献很大,他的研究推翻了郑振铎的文章发表后近百年来对林纾的一些误解乃至冤枉。在国外,有一些华人学者对林纾的翻译小说作了不少研究,主要有李欧梵(Leo Ou-fan Lee)、马泰来(Tai-loi Ma)赵毅衡(Henry Y.H.Zhao)、胡缨(Hu Ying)、高万隆(Wanlong Gao)、吕立(Lu Li)等,海外华人学者的林译研究从新的角度探讨了林纾的翻译。第叁章主要讨论林纾的翻译思想,包括林纾对翻译的看法、态度以及翻译的功用、目的等等。林纾对翻译的认识很难称之为理论,所以本文采用思想两字加以概括。林纾的翻译思想散见于《译林·序》(1901)、《译叹》(1913)以及林译的百余篇序文、跋文、识语、译余剩语、小引、短评,还有书信等文献中。在这些文献中,林纾谈到了自己译书的目的和功用,归纳起来有翻译救国、开启民智、励学明耻、昌兴西学、了解夷情、学盗之学等等。总之,林纾翻译外国小说,目的非常明确,往往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目的功能。在这些文献中,林纾对翻译小说中碰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林纾的翻译思想,尽管有时前后有点矛盾,但是总的来说一以贯之。对于翻译的艰难,林纾从翻译之初就有充分的认识,他知道有些西方书籍,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完全翻译成中文。对原作的改写是林纾经常使用的翻译手段。为了使译文内容更加适合译文读者,林纾常常对译文的文化作一些改写,甚至加上“忠”、“孝”之类中国文化固有的观念。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增删和改写,林纾的翻译小说基本上忠于原作。对于译书和着书的区别,林纾有充分的认识；不过,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他有时会忘记这种区别。对于外国名词和术语的翻译,林纾在1915年就提出要成立专门机构并由专家来统一外国名词和术语的汉译工作。第四章探讨林纾在小说翻译中所采用的策略：语言策略、归化策略、异化策略和注释策略。林纾在小说翻译中使用的语言是文言文,之所以采用文言,一是因为用文言翻译是当时翻译界的风气,二是因为文言在当时是官方语言,用文言翻译可以提高翻译小说的地位,叁是因为当时的读者绝大部分是传统读书人。而且,林纾翻译小说中的文言和他撰写的古文中的文言不同,林纾翻译小说中的文言和自撰小说中的文言也不完全相同。林纾的小说翻译主要采用归化策略,其翻译语言高度归化。林译小说的书名同传统中国小说的书名很相似,有的甚至是模仿或者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书名。在林纾的小说翻译中,他对对外来文化作了一定程度的归化。与此同时,林纾的小说翻译也采用了适当的异化策略。小说中人名、地名的翻译全部采用异化策略。林纾音译了一些外文称谓语,保留了一些异化的结构和句子,也保留了原文中的一些外国文化现象,从而使他的翻译小说带上了一定的异国情调。此外,林纾的小说翻译还采用了注释策略,包括括号内注释、改原文为注释、改注释为译文、译者直接介入等等。第五章从勒费维尔操纵理论的角度讨论操纵林纾小说翻译的诸多因素。操纵林纾小说翻译的第一个因素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同当时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有关。操纵林纾小说翻译的第二个因素是诗学。译入语伦理、译入语文化以及当时流行的翻译策略操纵着林纾的小说翻译。除了意识形态和诗学,赞助者是操纵林纾小说翻译的又一因素,这说明林纾的翻译决策有时受制于出版商和读者。此外,还有林纾及其合作者对林纾小说翻译的操纵。在小说翻译过程中,林纾既受到操纵又实施操纵,林纾小说翻译中的有意误译、删节原文、增补原文、文化误读、文本选择、叙事角度的改变受到作为译者的林纾的操纵,其中许多现象是林纾为了迎合小说的目标读者故意为之的。第六章分析林纾的小说翻译在清末民初大行其道的原因,认为林纾小说翻译的成功得益于林纾深厚的国学功底、正确的翻译策略以及对时代需求的迎合。不懂外语的译者具有精通外语的译者所不具有的优势,因为他能够充分摆脱原文的约束。有的文学家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行文非常流畅,文采斐然,驾驭语言游刃有余,但是在做翻译的时候由于没能摆脱原文的约束,就像受地球的引力影响一样常常受原文干扰,被原文约束,译文往往不够流畅。从这个意义上看,林纾不懂外语的劣势反而成了他摆脱原文约束的优势。第七章讨论林纾的小说翻译对中国文学、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林纾小说翻译的贡献在于改变了翻译小说乃至中国小说在中国文学系统中低下的地位,使小说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主流。其次,林纾的小说翻译推动了中国小说的革新,催生了中国新小说和现代小说,影响当年一代乃至几代人,甚至连“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林纾的小说翻译也有很大关系。再次,林纾的小说翻译引入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冲击了封建观念,对中国人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等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中国社会带来一阵清新的西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化。此外,林纾是较早对中西文学作比较的学者,他不仅比较中西作者、中西作品,也比较中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林纾开启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先河。第八章讨论林纾小说翻译的缺陷与不足。尽管林纾小说翻译的成就前无古人,但是瑕瑜互见,其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林纾小说翻译的欠缺主要在于译者本人不懂外语,造成误读误译之处颇多,可见不通晓外语既有其优势,又有其劣势。本文通过一些例子证明林纾小说翻译中的许多错误其实是合作者造成的,与林纾没有关系。林纾小说翻译中的有些注释不够正确,甚至有谬误；有些应该注释的地方偏偏没有注释,有的注释往往语焉不详。即便是注释中的错误,也非尽是林纾的过失。此外,用古老的文言翻译外国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文言基本上是单音节语言,词汇量有限,在表达近代的事物、思想、心理活动方面有难以逾越的缺陷。第九章总结全文的主要思想、研究方法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并力图对本文的研究作一归结。与此同时,指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局限,并对以后的研究作一简单的展望。
赵纪萍[2]2015年在《创造性叛逆视野下的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研究》文中认为文学翻译对我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是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以及其译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由于不忠实于原着而遭人诟病。这种评价和待遇之于译者以及其作品并不公平。要公正客观地评价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把注意力从文本比较转向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化诉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择以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中形态复杂的“创造性叛逆”为基点,关注清末民初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制约,试图回答这一现象背后更核心的问题。诸如“为何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如此普遍?”,“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种种选择?”,“这些文学翻译作品为何能在译入语文化里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白不能仅仅通过文字或文学价值来评判一个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及其翻译作品,而是要综合考虑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活动的限制和需求。有鉴于此,论文着重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用现代翻译理论的视野和比较文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系统的梳理、描述并探寻其背后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论文共分六部分对该问题进行论述。绪论部分包括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文献综述,该文的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以及该选题的意义和创新点。第一章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做一概览,分析这次文学翻译高潮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总结出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叁个特征,并指出该时期文学翻译的叁个特征最终都指向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第二章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缺乏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这使得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呈现出杂多的形态。这一时期的译者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直接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文进行增删甚至改写,借助翻译文本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该时期的文学翻译显示出明显的创造性叛逆特点,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文学翻译言说自我。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形态各异、纷繁复杂的创造性叛逆不仅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表征,而且揭示了清末民初翻译者面临的两难处境：翻译者试图借助域外文学达到某种目的,但是当域外文学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与本土文化与意识形态发生碰撞与冲突时又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抵御。在这一悖论中出现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则记录了清末民初的译者在国家民族命运遭受巨大挑战和挫折时的思想、信念、行动等各种体验,揭示了两种文化交融与发展的种种可能性。本部分在梳理总结清末民初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辅以个例分析,主要对林纾译作中在意识形态影响下而造成的对原作的误读和创造性叛逆、《哀希腊》清末民初叁个译本中呈现出的创造性叛逆予以描述和分析,并对狄更斯 林纾译本与张谷若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个案进行考察分析,以期厘清意识形态是如何对译者进行操纵并施加影响从而造成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第叁章从诗学的角度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入语文学系统对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其诗学规范对文学翻译的规约得以实现。原语文学体系和译入语文学体系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诗学规范。在译介过程中,这两种不同诗学相遇,译者不可避免地会用自身的诗学观念来理解他者,从而造成对异己诗学的误读,这种误读便会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中呈现出来。译入语文学系统通过其诗学体系对文学翻译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文学翻译活动的反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文学翻译是推动整个译入语文学系统发展的强大动力。以中国的民族文学为例,文学翻译是滋养现代作家成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对我国文学的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加快了中国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步伐。本部分主要考察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诗学规范是如何操纵清末民初的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对原语文学体系中的诗学规范进行误读从而造成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对译入语文学系统现代化所起到的作用。第四章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中国文学由古典到现代的嬗变正是在清末民初开始而到五四时期基本实现的。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的勃兴对这一转型过程不可能是毫无影响的。事实上,该时期文学翻译活动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及融合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文学在文学观念、文体格局以及文学规范方面带来了异质因子,进而拉开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序幕。结论部分总结了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极富时代气息的叁个主要特征,分别归纳了受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下创造性叛逆的类型和意义,并从文学观念、文体格局和文学规范叁个方面分析了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肯定了该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许兰[3]2007年在《意识形态操纵下《牛虻》译本中信息的失落与还原》文中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翻译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即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层面和审美层面，而达到了文化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反思。从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一大批学者开始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译问题，传统的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定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使翻译研究这门新兴学科获得了理论深度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领域。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主张把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注重研究译作，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勒菲弗尔指出翻译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翻译技巧的研究是不会有成果的，文学翻译的研究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研究，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会出成果。他一再强调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对文本的一种摆布，是为权力服务的。翻译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而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人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当原作的文化与译者和赞助人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或赞助人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原作进行改写，就要配合这一意识形态为原作树立某种形象。同时，译者通过对文本的改写，可以巩固现存的思想意识，也可以破坏现存的思想意识。这样“原作中心论”受到了原则性的质疑，以“译语为中心”的理论基础被确立了下来。本文正是按照勒菲弗尔的观点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来对《牛虻》进行研究，对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它们分别是1953年由李良民翻译、中青社出版的译本和1995年由庆学先翻译、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译本)。选择这两种译本是因为两者相距的时间跨度较长，所处的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较大，对原作信息的处理也各不相同，因而更能体现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操纵作用。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开展研究，我们首先要了解译者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因为译者在翻译中的策略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语言知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李良民的译本对原作的改动较大，除了有大量的删节外，还存在一些误读的现象。其中有些情况虽然在前人的研究中有所提及，但是信息是否发生失落和变形、原作与主人公形象是否有所变化等情况却没有得到重视，在庆学先的译本中，原作中的信息与原作和主人公形象是否被还原，这也是现今研究所没有触及到的领域。本文力图借鉴意识形态理论和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在认真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发现：50年代的中国政治意志高度统一，文学必须突出政治倾向，强化政治意识，以满足社会主义文化的需求，因此李良民的译本对原作中的文化信息的处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相吻合的，并且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文化意象的失落。九十年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所扮演的政治教化的社会角色开始退位，翻译作品更加忠实于原作，因此庆学先的译本比较忠实的再现了原文，这使我们看到这些信息背后隐藏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些发现都是前人的研究没有触及的领域，也是该选题的意义与独特之处。
李静茹[4]2016年在《论《离骚》的翻译及其文化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文学有两大根本源头,一个是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北方文学代表《诗经》,另一个是浪漫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以个人抒情和述怀为主旨的南方文学代表《楚辞》。惟其如此,《楚辞》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进入19世纪之后,《楚辞》的翻译引起了中外译者的热烈关注,迄今为止,其译本达十多种。本文以《楚辞》中的《离骚》为例,试比较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英国着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和中国着名学者许渊冲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叁种《离骚》英译本。分析可知,这叁个英译本分别是直译意译相结合、意译、直译翻译策略的典型译本代表,其译本凸显的不同翻译方法和策略代表了《离骚》英译的叁种不同倾向。笔者试图从翻译的民族性、意识形态和个人化叁个方面结合具体译本探究不同译本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文章结构如下。第一章前言部分包括了对屈原其人及作品《离骚》的简介和对《离骚》翻译情况的简介,并具体阐述本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围绕翻译的民族性问题,以中西文论的比较为例,结合具体译文,探求民族性问题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第叁章涉及到作为文化学派倡导者之一的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本章以其中的意识形态为核心,从时代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意识形态叁方面来研究分析叁个译本的异同之处。第四章主要探究的是翻译的个人化问题,本章联系人格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点,试图比较叁个译者的各自成长经历、人生阅历、学习背景等,并结合具体译本,探究译者的个人差异与不同英译本的生成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前文的研究和探讨,得出第五章的叁个结论。首先,对一般翻译来说,翻译就是一种语言转换。然而,文学翻译与一般翻译不同,它是一种跨文学、跨文化的对话,在文学领域内任何一种翻译都是一种篡改。最后,诗的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还可被看作是文化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在文本中,而且还与作者的修养、所处环境、所受教育等有很大的关系。总之,通过对不同译本的详细比较和分析,不难得出当涉及到诗歌、文学和文化的翻译问题时,是很难用语言来转换的结论。因此,翻译就是一种再创造。
谢华[5]2010年在《翻译美学的文化考量》文中研究表明翻译,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哲学活动,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行为,皆可称之为哲学活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哲学活动。和其他文学创作活动一样,翻译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哲学活动渗透于整个翻译的过程。美学是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是研究美的科学。文学与美学有着不解之缘,而中国的美学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尤甚。一部中国的翻译史堪比一部翻译美学史。翻译美学是美学与翻译的结合,是用美学的基本原理,剖析、阐释和探究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包涵审美客体(原作品,译文作品)的审美构成、主体(译者和读者)的能动作用、审美主体和客体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翻译中审美再现的手段和类型、翻译美学的标准等。语言历史与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语言翻译的过程也是文化翻译的过程,文化翻译的辩证法就是从文化客体的翻译到文化自我的构建。中国传统的译论映射出哲学、美学与翻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论文综观中国翻译美学与语用学翻译美学的哲学—美学思想,探索语用学翻译美学的审美主体和客体、审美的认知图式与审美再现原则、文化美学与文化传真、灵感翻译美学、语用学翻译美学综观,提出中国语用学翻译美学正走向动态的理性的语用意义、语用价值与语用美学的高度统一。在美学的熏陶下,中国优秀的翻译家们不遗余力地译介外国优秀作品,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文学作品推向世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本论文讨论了历代译者对中国美学的传承与开拓,从中提炼出中国翻译美学的精华,即要保持译作之美应达到务忠实,求畅达,重神韵,创意境,并以此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译例分析。许渊冲、郑振铎、冰心译的诗词力图保持原文语言之美,尤其是意美,音美,形美,接近其神韵,重构其意境,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本文作者欲借助总结的中国翻译美学理论精华,以许译诗词为例,分析翻译中的美学特质,研究赏析翻译之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翻译中重构语言神韵。根据翻译美学的原理,从美学视角分析杨宪益、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本,比较郑振铎和冰心的泰戈尔诗歌译本,探索译者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再现原文的艺术美,即文学美、音乐美。文学语用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特殊的审美过程,在这个审美过程中,译者要想把原文的审美价值转化到译文中去,应站在读者的审美立场,认真考虑文化传统、语言表达和灵感创新这叁个方面,从而让读者真正地体会到原文的审美价值和语用价值。人的审美属性使人的审美体验无处不在,然而,人的审美体验又各有差异。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不仅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不同的审美取向产生不同的审美结果,针对文学作品的两个关键属性——语言和文学的审美视角,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译者的审美取向对其风格的影响。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哲学和文化视角来看,译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个体,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会在从选择原语文本、制定翻译策略、解决翻译困难、到追求翻译目的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体现。译者作为个体在某些时候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译者作为一个群体在译介原语文化和丰富译语文化,从而推进人类文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在翻译理论中有关于译者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深厚的体系。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翻译技巧还是翻译评论中较为关注的话题,而较深入的探讨则停留在译者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建构和颠覆文化的作用这一层面。本论文就译者的主体性因素如态度、动机、文化价值观念、偏见、目的和其本身的历史性等对翻译过程、译文和译语文化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希望能够较为深入地描述译者及其主体性的工作机制,从而推动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进一步理解。从哲学与文化视角探讨译者的制约因素是本论文的最大论域,近几年来,随着翻译主体性、主体间性以及与译者风格批评相关的学科理论的迅速发展、风格批评手段的先进化、科学化,使译者风格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水到渠成。论文第一章探讨了中西方翻译美学的渊源与发展历程;第二章从语用学视角探索翻译美学再现和转换过程,对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创造、文化转译、文化信息熵化和文化补偿作了深入研究;第叁章从文学翻译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转换与超越层面对文学翻译与接受进行考证,笔者还尝试搭建了一个译者风格批评的理论框架。包括:翻译目的与译者风格、译学意识形态与译者风格、风格可译性与信达雅的再认识、译文的接受者与译者风格、译者的审美取向与译者风格。在译学意识形态与译者风格中,首先探讨了译学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此明确译学意识形态的内涵以及与译者风格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证了译学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文化认同和主流审美取向对译者风格和译文接受的制约与影响作用。从理论上厘清了翻译思想与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的关系,探究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对译者风格的直接制约作用,最后以着名翻译家严复、林纾、傅雷、朱生豪、鲁迅、余光中为例,从实践上进一步阐释了翻译目的对译者风格制约作用,译者的翻译思想与译者风格的关系,本章还梳理了翻译目的论的代表性观点,列举了翻译史上翻译目的左右翻译实践的事实,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翻译目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论文还讨论了几组核心的人际关系,即译者和赞助人,译者和作者,译者和接受者以及译者和译者自身之间的关系。译者在处理这些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立场、视界、态度、目的、能力、经验和历史局限性都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表现。笔者发现,翻译是译者有意识地实现完善自身和完成身份认同的一种手段。译者通过翻译实现情感、文化和自身追求的实现。第四章从语言哲学观层面对翻译审美批评、审美批评标准、审美批评共识、翻译批评思潮转向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指出了中西语境下中国翻译批评发展策略。文章最后是结论部分。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笔者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规律是个美丽的神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立足于中国传统译论,并对之进行现代转换,吸收西方译论的研究和论证方法,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翻译研究学派,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翻译美学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体现着中国译学的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翻译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罗承丽[6]2009年在《操纵与构建：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翻译永远不可能在真空里产生,也永远不可能在真空里被接受;翻译的产生与接受都是在一定语境下进行的,这个语境就是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把作品从一种文化系统翻译到另一种文化系统,并不是一种中立的、单纯的、透明的活动,而是一种带有强烈使命感的侵越行为;文本与文本之间、作者与作者之间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绝少平等可言;翻译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塑造和左右目标语文化的一股势力。这是英国着名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的核心层面,我们简单称为“操纵”论和“文化构建”论。正是这两论奠立了巴斯奈特文化派翻译研究领军人物的地位。所谓“文化翻译”,它包含二重涵义:一指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二指从宽宏的文化层面来审视和阐释翻译。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涵盖了以上两个层面的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其文化功能对等论上,后者主要体现在“操纵”论、“文化构建”以及与“操纵”论和“文化构建”论一脉相承的后殖民翻译观上。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的讨论是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的“实践”篇。诗歌翻译部分主要围绕“种子移植”论进行阐发,戏剧翻译部分则以“可表演性”原则的“守”与“弃”为讨论焦点。作为文化派翻译研究的一面旗帜,巴斯奈特的“操纵”论和“文化构建”论对当代国际译学界产生了“革命”性、“颠覆”性的影响。本论文全面关注并立足于巴斯奈特的理论文献,采用文本细读与理论概括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图把握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的全貌及核心构成,同时将之引入中国语境加以检验。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首先概要介绍巴斯奈特开阔的学术研究视阈及其主要的翻译研究着作,并对国内外译学界就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进行研究的现状进行综述,最后指出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讨论为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提供理论营养的各种资源,其中包括比较文学学科提供的独特研究视角;多元系统论的深刻启示;解构主义的强力冲力以及文化研究的全面影响。第叁章首先厘清“文化翻译”的两种含义以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涵盖的两个层面,随后对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的第一个层面,亦即其文化功能对等论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我们还将引进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将二者进行比较并提出批评。第四章讨论翻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巴斯奈特认为,一方面,翻译必然受到目标语文化语境的制约,亦即“操纵”论;另一方面,翻译一经产生又会对目标语文化的演进产生巨大影响,亦即“文化构建”论。这两论是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的核心构成,因此将得到重点阐发。第五章是关于巴斯奈特的后殖民翻译观的讨论。在本章中,我们首先总结了巴斯奈特有关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叁种论点,并对巴斯奈特针对劳伦斯·韦努蒂异化论的回应进行了详细讨论。最后涉及中国语境对巴斯奈特“归化”立场的严重误读。第六章是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的“实践”篇。它包括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两个部分。在诗歌翻译部分,我们将围绕巴斯奈特的“种子移植”论展开论述;在戏剧翻译部分,巴斯奈特对戏剧翻译的重要原则——“可表演性”原则前后迥异的立场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在结语部分,我们将指出巴斯奈特翻译研究的不足,并对翻译研究的范式更替进行总结。
李菁[7]2008年在《翻译行为的操纵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向,跳出语言学的藩篱,转而关心其文化机制,这种变化被称为“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在这个过程中,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的观点,并提出翻译操纵的叁因素说,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系统,翻译的“操纵学派”由此诞生。然而在对操纵理论的进一步阐释和应用中,研究者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认为操纵理论过于强调译者“受操纵”的一面,而忽视了译者自身对翻译行为的能动性。为了研究译者在翻译操纵行为中的地位和角色,本文试图从译者角度出发,研究操纵理论的讨论中很少涉及到的一点,即目的语文化之外,译者自身文化是否也参与操纵了翻译过程。本文拟以操纵理论为指导,从目的语文化和译者文化的双重角度,对特定文本李渔《夏宜楼》的两个译本,茅国权1975年译本和韩南1992年译本进行分析和比较。主要从目的语文化的审美意象缺损、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译者文化中的社会时代标记、伦理观、诗学观和翻译目的等角度来研究翻译行为的具体操纵机制,从而得出不仅仅是目的语文化,译者文化也是翻译操纵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得出了译者在操纵行为中,不仅仅是“受者”,同时也是“施者”,操纵行为具有两重性特点的结论。
李钢[8]2012年在《和而不同》文中认为中国典籍《论语》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重要影响。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论语》已被译成六十余个外语译本,其中以英语译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自1691年开始《论语》的英译,到2010年3月林戊荪先生翻译出版的《论语》译本Getting to Know Confucius-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和2010年10月,宋德利先生翻译出版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论语》英译已跨越五个世纪,历时叁百余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少有人对《论语》英译进行历时描述性研究。本文采取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从译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入手,对《论语》英译进行系统的历时研究,为《论语》英译研究贡献绵薄之力。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论语》英译经历了一个从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语境向文化多元化历史文化语境嬗变的过程。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译者,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在《论语》英译时采取的翻译策略大体上经历了从“求同”到“存异”,从“归化”到“异化”的历史进程。早期《论语》英译时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文化语境。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方汉学家英译《论语》时以西方的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翻译过程,千方百计归化原文中的中国文化因素,以使自己的译文符合西方的文化规范；这一时期的华人译者英译《论语》时,考虑到“西强中弱”的时代背景,为了使自己的译文符合西方读者的接受习惯,达到传播中华文化之目的,‘也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采取译者走向读者的归化翻译策略。总之,“求同”是这一时期《论语》英译的突出特征。当代《论语》英译时处“文化多元化”历史文化语境。此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慢慢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沼,开始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并注意学习和吸取他种文化中的优质成分。此时,西方汉学家英译《论语》时能够尊重“异质”的中国文化。具体到翻译实践过程中,他们尽量采取能够保留原文异域文化色彩的异化翻译策略。而当代中国翻译家英译中国典籍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传播未经过滤的中国文化,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译文中尽力避免以前西方译者译文中经常出现的有意无意误解、曲解中国文化的弊端,尽可能在译文中保留中国的“异质”文化。总之,“存异”是这一时期《论语》英译的突出特征。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将简单论述本文选题的缘起、本文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研究内容。第二章首先将简单介绍孔子和中国典籍《论语》,然后将梳理《论语》英译的历史及译本介绍,最后将回顾国内外《论语》英译研究情况。第叁章将阐述本研究的理论工具,即翻译操纵理论、翻译目的论和描述翻译学。第四章将讨论“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文化语境下《论语》英译。首先将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论语》英译作一概括,然后选出马歇曼、威妥玛、辜鸿铭、翟林奈、林语堂等人的《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翻译过程中的“求同”倾向。第五章将论述“文化多元化”历史文化语境下《论语》英译。首先将对“文化多元化”历史文化语境下《论语》英译作一概括,然后选出庞德、黄继忠、安乐哲和罗思文、森舸澜、林戊荪等人的《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翻译过程中的“存异”倾向。第六章将在前面几章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论语》英译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从“求同”到“存异”。第七章首先将总结本研究的内容与创新发展之处,然后分析自身存在的不足与研究可拓展的空间,并进一步展望21是世纪中国典籍外译将会呈文化“和而不同”的态势。
林宁[9]2013年在《从David Copperfield的两个汉译本看翻译的操纵》文中研究指明David Copperfield是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本文基于安德烈·勒菲弗尔的叁要素操控理论,以1908年林纾的译本《块肉余生述》和1980年张谷若的译本《大卫·考坡菲》为研究对象,在汉译本与原着间以及两个汉译本间进行对比,旨在探讨译入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对文学译介的制约和操纵。为了对同一文学作品在相同目的语内不同译本的产生原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法,从历时角度对比两位译者所处的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两个译本在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层面上所受到的操纵,由此证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因素会通过影响译材的选择、涉及意识形态内容的改写、译文风格、选词、句子结构和叙事方式等语言层面的改写来影响翻译活动和译作的出版发行,并且译者对于原作的改写程度与源语和译入语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的对应程度有关。本文通过运用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来解释不同时期译者的翻译行为,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不仅回归到文学翻译的文化研究方向,对今后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朱健平[10]2003年在《翻译的跨文化解释》文中认为诠释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从特殊诠释学发展到普遍诠释学，再由普遍诠释学上升到了哲学诠释学，从而使这门古老的学科在二十世纪的人文学科领域再度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接受美学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在文学理论中的进一步延伸，与诠释学，尤其是哲学诠释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翻译研究成果可为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提供有力的例证，另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则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本论文运用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基本原理探讨了翻译的本质、翻译标准和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翻译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具体地说，我们紧紧围绕“翻译即解释”这个命题，对“翻译即解释”的基本内涵、翻译解释的基本特征、翻译中理想的解释度和现实的解释度、翻译中解释的结果(目的语文本)与解释的对象(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讨论。 我们将努力证明，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但翻译是有限度的解释。正是由于翻译解释的有限性，翻译才需要一定的标准。翻译的标准体现为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对理想解释度的期待。决定理想解释度的不是原作者，也不只是源语文本，而是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与源语文本之间的视域差，正是这种视域差决定了翻译中理想解释度的大小。但在实际的翻译中，由于译者与目的语文化之间以及与源语文本之间视域差的存在，加上译者的能力和性格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的解释度常常会偏离理想的解释度。正因为作为翻译的解释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有限性，所以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才呈现出一种既同且异、交叉互补的关系。 本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阐述翻译研究与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之间的本质联系，简要介绍诠释学派的研究现状，说明本论文将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拟采用的主要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二章分别从两个视角考察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首先，我们从翻译研究流派的划分入手，分别从研究层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和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的认识等几个方面考察了翻译研究各个流派的情况。 我们认为，从研究层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语文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哲学学派;从研究对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源语文本和重目的语文本两大类;从研究方法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规定和重描写两大类;从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来看，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其实是个伪命题;从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对等派和非对等派，其中对等派中又可进一步分为绝对对等派和相对对等派，而绝大多数翻译理论其实都是介于主张绝对对等和主张根本不对等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的相对对等派，而相对对等派又往往会在翻译应该在何种程度、哪个层次、哪些方面对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 由于这种划分的结果常常会使翻译研究各流派互相交错，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因此，我们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各个流派之间的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并且纠正了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偏见。比如，我们指出，并一‘·是所有的传统翻译理论都是重源语文本，而所有的当代翻译理论都是重目的语文本的:‘样，重规定的研究方法并不只是传统翻译理论的专利，当代翻译理论中有很多流派其实沁祥也在使用。 接着，我们从翻译研究由从属走向独之的过程入手，指出翻泽研究走向独立主要经历了两条途径:一条是从零散的语文学研究脱式走向系统的语言学研究模式，再从狭隘、静态的语言学研究模式中独立出来;另一条川是摆脱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而独立出来。翻译研究分别从这两个模人中独立出来以后，在文化这一更高的层面汇合，形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学派，从而几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然后，我们集中探讨了翻译研究的哲学学派，认为哲学学派虽然至今尚未正式命名，但它实际上已经存在那儿了。我们认为，以下两个事实足以证明哲学学派在翻译研究中的存在:第一，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哲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致使许多当代着名的哲学大师都十分关注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翻译问题.发表了很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第二，这些哲 学家的翻译思想己经渗透到了翻译研究之中，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的影 响下，翻译理论家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从哲学的高度讨论翻译问题的论文论着，这些译论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显得非常独特而又突出，但它既不属于语文学派，又不属于语言学派， 也不属于文化学派，因此，我们建议称之为哲学学派。只是这个学派并不像其他学派那样 有基本相同的观点或立场，因为它本身似乎还不是十分的成熟。 第二章是基本原理的评述部分。首先，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哲学淦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发展历程，目的是想从整体上对诊释学和接受美学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但主要还是为了说明哲学诊释学作为一门诊释学哲学与传?
参考文献：
[1]. 林纾小说翻译研究[D]. 刘宏照.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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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意识形态操纵下《牛虻》译本中信息的失落与还原[D]. 许兰. 安徽大学. 2007
[4]. 论《离骚》的翻译及其文化比较[D]. 李静茹. 海南大学. 2016
[5]. 翻译美学的文化考量[D]. 谢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6]. 操纵与构建：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研究[D]. 罗承丽. 北京语言大学. 2009
[7]. 翻译行为的操纵性研究[D]. 李菁.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8]. 和而不同[D]. 李钢.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9]. 从David Copperfield的两个汉译本看翻译的操纵[D]. 林宁.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10]. 翻译的跨文化解释[D]. 朱健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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