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特色歌圩整体性开发模式研究——以广西田阳县布洛陀文化歌圩的建构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阳县论文,整体性论文,广西论文,个案论文,布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1)05-0025-05
歌圩是壮族传统歌唱活动的特定形式，也是壮族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习俗之一，它具有扎实的民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广西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资源之一。众所周知，标创特色、展示个性，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中寻求资源和突出优势的一种新趋势，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所产生的文化力也开始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引擎[1]。因此可以说，壮族歌圩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走区域特色化建构路线是结合壮乡文化背景和迎合时代发展趋势所作出的积极选择。因为只有立足地方特色、彰显区域魅力的歌圩才能在歌圩文化流布相当普遍的美丽壮乡里赫然崛起，从而更广泛地凝聚壮族民众、吸引中外游客，最大限度地发挥歌圩的文化效应与经济效应。
本文所论及的“区域特色歌圩”是基于上述背景所提出的概念，是指在考察区域资源条件的基础上，以区域特色文化为支撑，承袭传统歌圩格局并融入适当创新元素的歌圩形态。本文拟以广西田阳县布洛陀文化歌圩的建构为个案，对壮族区域特色歌圩整体性开发模式进行相关论述。
一、考察区域资源条件
自古以来，壮族地区都有以歌代言、以歌传情的习俗。歌圩是壮族及其先民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经过长期衍变而逐渐形成的传统文娱活动形式，在唐宋以来的史籍中就频繁出现“歌圩”的记载。而今步入现代社会，在现代经济与传统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歌圩依旧生机勃勃，盛行于被誉为“铺满琴键土地”的美丽壮乡。然而，尽管歌圩在壮乡的流布相当普遍，但并不是所有存在歌圩的区域都适合进行特色歌圩建构。开发特色歌圩的首要前提是要对特定区域的资源条件进行一番考察调研，具体如下：
(一)探寻特色文化。特色歌圩需要区域的特色文化作支撑，因此，一个区域只有存在特色鲜明、可供挖掘的特色文化才有可能进行特色歌圩的建构。在田阳县，布洛陀文化发祥地的确认和布洛陀文化的挖掘为当地特色歌圩的建构开创了文化机缘。过去由于缺乏遗物佐证，一直未能确定布洛陀文化的具体发祥地，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亚洲民族学会、广西壮学会等地的专家学者深入考察后一致认定：敢壮山是布洛陀文化的发祥地，是壮族人民的精神家园。经专家考证，敢壮山除了有大量如蛙纹石础、雷纹女像等古壮族文化遗迹外，还存在诸多特色鲜明的民俗活动，千百年以来从未间断。一直以来，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布洛陀文化的挖掘与研究，2003年，《壮学丛书》编委会组织编纂出版了《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8卷本。近年来，《布洛陀寻踪》《百越僚人的始祖图腾布洛陀》《布洛陀与敢壮山传说故事》《布洛陀与敢壮山祭祀歌》等研究著作先后出版，使布洛陀文化研究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特色歌圩的建构需要当地特色文化的支撑，而敢壮山布洛陀文化就是地道的本土特色文化。
(二)考察艺术根基。民歌文化是歌圩的主题文化，相应地，一个区域的民歌艺术也就是该区域特色歌圩的文化根基。如果一个区域没有深厚的民歌文化基础作铺垫，那么特色歌圩即便是建构起来了，也无法实现长远的发展。因此，在建构特色歌圩之前对特定区域的民歌艺术根基进行深入考察是非常必要的。田阳县之所以具备建构特色歌圩的基本条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地存在着丰厚的民歌文化资源。县内的民歌按内容分有情歌、绣球歌、问巾歌、挂鞋歌、哭嫁歌、结义歌、孝义歌、末伦歌、娘衷歌等；按民族分有壮族山歌、蔗园(汉族)山歌、瑶族山歌；按地域和方言划分，有田州山歌、古美山歌、巴别山歌；按句式分，有五言、七言和长短句。每类山歌都各具特色，如田州山歌，曲调为微调式，一调多用，句式结构和押韵较自由，以抒情见长；古美山歌分段基本是双句，押韵一定是按照上句的尾韵，曲调宫调式，有自然的二部和声，演唱时男女各二对唱，等等。丰富的民歌艺术为当地特色歌圩的建构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基础。
(三)勘察场所环境。建构特色歌圩需要有特定的场所作为打造平台，这一特定场所应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具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壮族歌圩是一个集交际性、观赏性、竞技性、娱乐性及商业性于一体的大容量文化空间，只有开阔的场所才能充分展示多姿的文化，并容纳八方的歌手和各地的游客。其二，具有优美的自然景观。人与自然的融合是壮族歌圩的文化价值体现之一，而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壮族民歌世代承袭的重要主题，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环境既迎合歌圩的背景文化，又可以让歌者才思泉涌、让游客流连忘返。其三，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历史上，壮族原先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但却盛行着自幼习歌、以歌代言、以歌传情的习俗，生活的歌唱化和歌唱的社会化构成了他们社会人生的基本特征。因此，壮族许多民族文化都依靠歌圩和民歌得到了有效的传播，而歌圩也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承载壮族文化的重要平台。基于上述条件考虑，经过实地勘察，田阳县的敢壮山就具备建构特色歌圩的场所条件。敢壮山坐落在广西田阳县百育镇六联村那贯屯，是布洛陀文化的发祥地。山高326米，由于周边一马平川、视野开阔，敢壮山在这里颇具几分王者之气。敢壮山体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山中的树木分布很有规律，远远望去，就像一处处天然的盆景。传说山上是布洛陀、姆六甲居住的地方，有布洛陀、姆六甲居住的岩洞姆娘岩、布洛陀守护神居住的岩洞将军岩、祭祀布洛陀的场所祖公庙、布洛陀为一对恋人点化而成的鸳鸯泉、姆六甲的圣乳池、布洛陀关锁蝗虫的蝗虫洞、望子台等多处遗址。
(四)评估经济实力。我国不少地方虽然拥有相当丰富的区域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将区域文化资源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能力还不强。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资金不足，文化产业基础薄弱。投入不足一直以来都是制约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也是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对地方经济进行详细的考察、评估也是建构特色歌圩必不可少的前期工作之一。经过深入了解分析，田阳县基本具备建构特色歌圩的经济条件。近年来，田阳县实施“农业名县”、“工业强县”、“经营城市”的发展战略，重招商引资，抓重点项目，使其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2010年，田阳县重新修编了敢壮山景区总体规划，完成了那戈屯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引进了专业旅游公司和知名赞助企业参与2010年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的组织和运作，进一步提高了旅游节的举办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与此同时，田阳县还投入1 000多万元完成了敢壮山景区大门前广场一期工程、山顶供水工程、景区音响工程等的修建工作，使景区配套设施建设日趋完善[2]。这些均为布洛陀文化歌圩的建构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锁定特色文化支撑
特色歌圩的建构需要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作支撑，但不是所有的特色文化都可以融入歌圩，特色歌圩所整合的特色文化除要求特色鲜明外，还必须满足以下三个特点。
(一)存在明显的文化契合点。锁定特色文化，其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特色文化与歌圩文化之间必须存在文化契合点。文化契合点是将特色文化和谐融入歌圩的前提条件，是二者有效对接的纽带桥梁。经分析比较，我们不难得出布洛陀文化与歌圩都和壮族民间信仰文化存在密切的关系。历史上，壮族地区曾盛行一种壮语叫做“麽”的民间宗教，其从教人员布麽把布洛陀奉为麽教的祖神，使布洛陀在壮族民众心目中成为了集创世始祖、麽教创始人、麽教至上神于一身的角色，是一个专为人类驱神赶鬼、消灾除难、化解冤仇、保佑赐福的至尊至上至圣神。因此，浓厚的宗教色彩是布洛陀文化的重要特色。而歌圩文化也与壮族民间信仰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我们可从以下材料中洞悉一二：“其一，关于三月三歌节的来历，有的地方传说是为了纪念特屈举行的。特屈是一条短尾五花蛇，是壮族某个部落的图腾；其二，关于歌圩的功能，各地普遍的说法是为了祈祷丰年，如百色歌圩、龙州歌圩均有此目的；其三，不少歌圩的地点仍和宗教仪式的地点相同，如龙州地点在伏波诞日的特定地点，东兰、凤山的地点是传说中的祭蛙地点；其四，有些地方的歌圩仍伴有祭神、抬神像游行、抢花炮等宗教活动”[3]。这一切无不说明歌圩与民间信仰文化曾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布洛陀文化与歌圩的自然融合提供了理想的契合点。
(二)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根据经济学的说法，“品牌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能将产品与消费者的认可迅速连接的时尚文化；是一种能引起消费者情感共鸣、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多重财富”[4]。在民族传统文化产业领域，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品牌效应，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可以迅速吸引文化消费者的眼球，最大限度地为文化开发经营者创造利润。广西田阳县敢壮山布洛陀古居遗址于2005年被发现以后，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2006年，布洛陀文化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布洛陀文化发祥地——广西田阳县设立了文化研究基地，使田阳县成为我国五大民族文化研究基地之一。专家们指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多在江河流域，布洛陀文化遗址的发现，填补了珠江流域无始祖的久憾之缺，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一个早期文明的生长点。自2004年以来，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在百色市田阳县已经成功举办7次。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广西电视台、《广西日报》等多家媒介先后对旅游节的盛况进行了追踪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1年旅游节持续举办3天，与往届相比，其内容更丰富，亮点更多，前来祭祖和游乐的乡民、国内外游客更多[5]。由此，不难预见，将布洛陀文化融入歌圩将会是一项具有一定社会效应的明智开发举措。
(三)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的开发潜力与文化的内涵密不可分。缺乏丰富内涵的文化即便是区域独有的资源，纵使引进了再精尖的开发人才、实施了再先进的开发方案，其产业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之所以说田阳县建构布洛陀文化歌圩是一项具有可行性的开发举措，其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所融入歌圩的敢壮山布洛陀文化是文化底蕴丰厚、内容层次分明的区域特色文化。布洛陀文化由始祖布洛陀文化遗存(作品信息源)—布洛陀创世史诗(口承文学作品)—敢壮山(作品传播场)—敢壮山歌圩(作品传播活动)等四大元素共同构成，包含着口承文学、宗教信仰、民俗活动等多种独具特色的内容。布洛陀创世史诗是布洛陀口承文学中的典型代表，其形象生动、情调壮丽，被称为壮族的历史和百科全书。布洛陀信仰是壮族的民间传统信仰，是南方少数民族信仰中比较典型的宗教文化。在壮族传统社会，在布洛陀宗教信仰的影响下，敢壮山歌圩形成了诸多颇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民众的布洛陀祭祀仪式和“布麽”的道场仪式。在敢壮山歌圩中，人们在唱歌、对歌之前都要先到敢壮山姆娘岩和祖公庙烧香祭拜布洛陀，每人一束香，一路插香一路登山，从山下到山上，约一公里长的曲折山道，两侧都插满了香火，场面颇为壮观。布洛陀信仰在古壮字诞生后，由民间口耳相传的古代神话变成了麽教经书和法事活动中所喃诵的经文，在壮族传统文化理念中具有为人消灾免祸、赎魂驱鬼、驱邪祈福、安定社会、匡正伦理的神奇效力，具有深厚的民众根基。
三、承袭传统歌圩格局
当前，一些地方在开发技术和创意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招徕游客，盲目投入重金将传统文化改头换面，重新包装，使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神韵，有些甚至还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种没有保护的掠夺式开发，无异于竭泽而渔，不但降低了文化消费者的审美水平，而且还使人们对真实的文化失去了一种自我维护的抵抗能力，最终必然导致文化资源的枯竭。因此，建构特色歌圩的首要前提之一就是尊重歌圩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主题，具体做法是承袭传统歌圩的文化格局，以引导人们体验真实的歌圩文化内涵，用真实的文化情境推动特色歌圩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以歌唱为主导旋律。歌圩是壮族地区定期聚会唱歌的活动，又称歌节。显而易见，歌唱文化是歌圩的主导文化，对歌是歌圩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形式。近年来，在田阳县举办的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中，组织者为了更大限度地吸引游客、增添节庆的热闹气氛，在歌圩中设置了名目繁多、异彩纷呈的民间文艺表演、游戏竞技及商品贸易活动，这些项目开展得热火朝天，大有喧宾夺主的气势，相比之下，对歌活动则显得冷清。我们必须意识到，长此以往，歌圩将会被集市或庙会所取代，而歌圩的文化内涵也将被扭曲和淹没。因此，建构特色歌圩，开发策划者应适当控制商贸活动的规模或另设商贸活动的场所，可考虑与对歌地点分离；同时减少民间文艺表演和游戏竞技活动的数量，且举行民间文艺表演和游戏竞技活动的时间段应与对歌时间错开，这样既能为对歌者、节目表演者及游娱活动参与者创造良好的环境，又使八方来客不错过任何一处精彩。
(二)设立聚会交际场所。歌圩不仅是壮族青年聚会唱歌、谈情择偶的地方，也是广大民众会亲访友、交流叙旧的场所。在壮族传统社会，具有一定规模的歌圩，如农历正月二十七日的德保足坎歌圩，农历二月十八日的龙州下冻歌圩，农历三月初三的都安棉山歌圩，农历四月八日的田阳山老坡歌圩等，一般其参加者都不下万人。老百姓之所以热情高涨，一方面是由于对唱歌听歌的热爱，另一方面还因为对会亲访友的期待。在那个热闹的时刻，歌圩附近的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扫房设铺，蒸煮五色糯米饭，备好酒菜，热情接待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都安棉山还有这样的习俗：各村各户拿出自家染织的新布条，联成杂色彩帐，在村头旷野搭起“歌棚”，设置桌凳、茶水，让来赶歌圩的人们歇息、聚谈。为此，特色歌圩的开发策划者可以在歌圩中设立老百姓聚会交际的场所，不但便于赶圩的人会亲访友，凸显歌圩文化原貌，而且便于外地游客休息交谈，体现壮族人民热情好客的性格特征。
(三)融入适当的民间游娱。周去非《岭外代答》云：“上巳日(三月三)，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驼。男女目成，则女受驼男婚已定。”[6]这是史籍资料对壮族传统歌圩中“抛绣球”活动场景的描写。民间游娱活动是壮族歌圩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除“抛绣球”外，壮族传统歌圩中的许多活动都颇具特色，如“舞狮”、“搏扇”、“放花炮”、“斗蛋”等。这些特色活动是特色歌圩建构的宝贵资源。将民间游娱融入歌圩应严格遵循适当原则。所谓“适当”，首先，应控制好活动的数量和规模，切忌影响对歌活动。其次，圈定恰当的活动项目组成。活动项目应以本地传统歌圩中的特色游娱活动为主导内容，以壮族其他歌圩的特色游娱活动为辅助要素，重在凸显“区域本位特色”。
(四)整合相关集市贸易。歌圩在广西壮族民间称谓各不相同，百色市靖西、德保一带，一般叫“巷单”(壮语汉字译音)，意为圩市之开头；南宁市来宾、横县一带则叫“圩蓬”(壮语汉字译音)，意为欢乐的圩日，等等。“歌圩”是汉族对壮族这一传统文化活动的称谓。顾名思义，歌圩的“歌”指的是歌唱文化，“圩”即集市贸易，它们分属人类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领域。由此可知，歌圩是以歌为主、定期聚唱、歌与圩结合的节日，它与壮乡的经济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7]。为此，组织者应在歌圩中整合相关集市贸易活动。整合集市贸易活动应注意以下三点：首先，所设立的集市贸易活动应控制好数量、规模并落实好相应的场所，以迎合歌圩的主导旋律；其次，选入歌圩的商品应具备区域特色或民族特色，以迎合歌圩的特色建构；最后，以书籍和音像、影像制品等为形式开发与当地民歌以及支撑歌圩的特色文化有关的文化产品或纪念品并将其融入歌圩贸易，以迎合文化的保护传承需要。
四、融入适当的创新元素
传统文化资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文化资源的动态性特点要求我们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应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应牢牢把握其发展变化规律，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看待它。因此，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整合适度创新元素是非常必要的。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一)宣传对策创新。对外宣传是特色歌圩赢得社会各界关注，进而和谐融入现代社会的重要举措。20世纪60年代，电影《刘三姐》的诞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通过它了解了壮族歌圩、欣赏到壮族文化，这是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典型成功范例，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的今天，它显示了对文化进行创新化宣传在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因此，对于特色歌圩的开发，应突破传统的宣传思维定式，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开展。如关于田阳县布洛陀文化歌圩的建构，我们可以在宣传内容上，组织专家学者对壮族歌圩文化、敢壮山布洛陀文化、田阳民歌文化等有关内容进行更进一步的挖掘与研究，使宣传内容丰富多样；在宣传方式上，通过“艺术创作”、“启动名人”、“走进社区”、“融入校园”、“亮相会展”、“组织论坛”、“申报名录”等形式多样化地开展；在宣传介质上，可以将宣传内容转化为文字、图片、影像、音像等形式，以纸质与电子为介质进行双管齐下的宣传。
(二)建构模式创新。一是经营主体企业化。采取“公司+政府”的协同运作式和“公司+剧团”的独立运作式两种模式。二是投资体制多样化。建立政府投入为导向、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投入为支撑、外资和民间投入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投资机制，确保特色歌圩建构所需的资金。三是形式发展链条化。一方面，应对本区域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评估，将特色歌圩与本区域相关文化资源打包，优化组合当地优秀文化资源；另一方面，特色歌圩建构还应与当地的地理资源、生物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捆绑，与旅游业、节庆业、出版业等链接，以产业发展的综合优势，成就特色歌圩文化经济循环链条，最终实现联动化发展。
(三)管理方式创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关乎整个国家建设、民族发展的大事。因此，凡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传承、开发、研究等工作都应以政府为主导。由于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是一项集多种要素于一体的综合化行为，因此，建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在管理操作中，政府应实现从“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职能转变，主要的具体做法是政府把握好大方向，落实并处理好政府管理部门与特色歌圩经营主体之间的协调、特色歌圩建构和宣传教育之间的协调、特色歌圩建构的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协调、歌圩文化保护传承与歌圩文化开发利用的协调、外来投资收益与当地社区利益之间的协调、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协调、区域之间特别是行政区划之间的协调等问题。
(四)展演策划创新。为满足受众多样化的视听需要，特色歌圩的展演应是原生化、风情化、时尚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综合性展示，基本应实现四个“链接”：一是现代舞台链接自然田野；二是专业艺人链接民间歌手；三是流行歌曲链接传统民歌；四是现代乐器链接民间伴奏。特色歌圩应突破传统歌圩单纯以自然田野为展示平台、以民间歌手为展示主体、以传统民歌为展示内容、以民间伴奏为展示点缀的局限，将现代元素、流行元素、时尚元素融入歌圩，让受众既可以深入感受自然田野中民间歌手、传统民歌、民间乐器的魅力，又可以充分领略专业舞台上专业歌手的实力、现代民歌的魄力及各类潮流乐器的演绎风采。
(五)保护机制创新。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是实现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建立有效的歌圩文化保护机制是开发歌圩文化资源、建构特色歌圩至关重要的步骤。对于歌圩文化资源，应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强调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理念，在开发的同时，创建起“立体化”的保护机制。首先，在保护对象上，应落实“人—歌—圩”相结合的保护方案，兼顾歌手、民歌、圩市三者的同步保护；其次，在保护方法上，应采取抢救性保护、传承性保护、研究性保护、机制性保护和法律性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开；再次，在保护成果上，静态成果(如分类归档的文字、音像、影像等资料)与活态成果(如建立的歌圩生态博物馆、歌圩生态保护区等)均应兼顾；最后，在保护人才组成上，应走“官—学—民”相结合的路线，充分调动并合理整合行政人员、专家学者和广大民众三方面的力量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