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礼物：社会交往的两种逻辑——兼论货币的真实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两种论文,起源论文,逻辑论文,礼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6-0052-10 一、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的不便？ 货币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宏观经济学或可称为货币经济学。①在处理货币起源问题上，经济学家们一致认定前货币时代的人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社会交换，由于以物易物存在着“需求双向一致性”的先天不足，而货币的出现才使复杂间接的市场交易成为可能。“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使得交易中不必存在‘需要的双重巧合’，比如经济学家与理发师在恰当时间才能巧遇在一起。”②从经济学经典著作到流行教科书，这一分析思路贯穿经济思想史的始终。亚当·斯密在论述货币起源时已经发现物物交换“需要的双重巧合”：“但是如果后者恰好没有前者所需要的东西，两者之间便不可能进行交换。”③马克思在探寻货币形态的起源时，认为货币形态是商品共通的价值形态，“最单纯的价值关系，明显是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不问是哪一种)的价值关系”④。作为一般等价形态的货币是单纯价值形态(如20码布=1件上衣)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论证方式甚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当今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依然秉承着两千多年前先哲的思路，如萨缪尔森：“随着经济发展，人们不再直接用一种物品与另一种物品交换。相反，他们通过出售商品获得货币，然后再用货币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⑤再如曼昆：“为了更好地理解货币的职能，试着想象一个没有货币的经济：物物交换的经济。”⑥以及多恩布什：“在没有货币的神话般的物物交换经济中，每一笔交易涉及双方商品(或劳务)的交换。”⑦从古至今，分析价值形式和货币起源的理论前提在经济学界看来毋庸置疑，然而不同的声音却越来越响地从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传来：物物交换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从未大规模存在过。 在诉诸物物交换时，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想象一个”(曼昆)，或者“作这样一个假设”(斯密)，例证中行为主体是没有时空设定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斯密)，缺乏真实的历史依据，确实如多恩布什所说“神话般的物物交换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安排这个幻想故事发生的时间以及地点：我们在讨论穴居人、太平洋岛民，还是美国的边疆居民？”⑧似乎都不是，事例的环境是虚构的某地，人物是假设的逻辑人。致力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真实情况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证伪了前货币时代物物交换的历史存在。人类学领域研究以物易物的权威卡洛琳·汉弗里(Caroline Humphrey)发现：“从来没有人描述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的例子，更不用说货币从中诞生的过程；所有可得的人种学的研究都表明，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经济模式。”⑨哈佛大学考古系长期关注货币和信用起源的研究成果表明：“货币和价格最初是源于公共领域和大型机构，而不是来自物物交换或个人主义。”⑩经济人类学家乔治·道尔顿(George Dalton)也表示：“从不涉及金钱交易的严格意义上讲，在任何过去或现在的经济体制中，以货易货从未成为数量上占优或者起主导地位的模式或交易行为。对此，我们有铁证。”(11)可见，在真实历史发展过程中，货币并非简单的为解决物物交换的难题而生，那么货币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呢？在考古学界，“一般认为，货币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巴比伦尼亚地区苏美尔人的寺庙和宫殿中……他们就以银为单位制定出主要价格：一谢克尔(Shekel)银币等于一蒲式耳谷子。”(12)货币的出现并不是为了便利商业贸易，而是当权者用以确立价格体系，记录资源分配状况，巩固自己的统治。故而，这种最早的货币是一套单位统一的会计体系的一部分，只具有价值尺度职能，并不参与到实际流通过程中。“古代近东和其他地区的许多例子清楚地表明一种商品，例如白银，被广泛地用作一种价值尺度，却并不用于支付。”(13)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论述时并未注意到这一点，如斯密引证道：“在原始时代，据说牲畜充当过商业的共同媒介。虽然牲畜肯定是一种极不方便的媒介，然而我们却发现在古代货物经常是根据交换时所用牲畜的数目来衡量其价格的。荷马说过：迪奥米德的铠甲仅值9头牛，而格劳克斯的铠甲却值100头牛。”(14)针对这一问题，德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劳姆非常明确地指出：“在古希腊荷马时代，当人们衡量一条船或者一套盔甲的价值时，总是使用公牛作为度量单位——尽管他们在实际进行物品交换时，从来不会真的为任何物品支付公牛。”(15)斯密在此混淆了货币流通媒介和价值尺度的职能，或者说在他的观念里，货币的几种职能是不可分割的。实际上，最早的货币只是一种价值尺度，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力都非常有限。 物物交换假说的尴尬状况源于逻辑推理与历史事实的背离，是货币逻辑对前市场社会交换状况的主观臆测。“在讲述货币史时，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现代的区别进行后向投射，并按照现行区别进行一些有关人性、自我、人生目的的假设：我们是离散的、离析的自我，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以便最大化我们自身的利益。”(16)实际上，直到现代社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陌生人频繁接触后，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才被广泛使用。“在历史上，以物易物主要由已经熟悉现金交易的人们使用——当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取得货币的时候，就会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17)反过来讲，在没有足够考古史实资料可资借鉴的情况下，逻辑演绎对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十分必要。斯密生活的时代，在苏格兰图书馆中根本没有北美原住民经济状况的信息记录，故而他设定早期北美的故事背景只能通过假设和推理。真实历史和逻辑推理在学术研究中到底孰轻孰重似乎难有定论，曼德维尔曾说：“若想追溯一般社会使用的格言或政治发明的起源，我不会费心去寻找最先听到它们的时间或国家，也不去搜集其他人的有关言论；但我却会直奔它们的源头，即人性本身，在其中寻找那发明所匡正或弥补的弱点或缺憾。若情况非常模糊不清，我有时还会利用推测找到出路。”(18)人性在社会活动及其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不弱于事实本身，抑或后者只是前者的外在表现。也许，“纠结于证据就错过了问题的关键。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并不是实际的历史论证，而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情景”(19)。斯密正是将易物交易看作人性中的一种必然性以及整个经济生活的基础。然而，即使从学理上讲，假设以物易物自身并无问题，但它终归遮蔽了人们对前货币时代交换方式真实形态的认知，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在货币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实际上，前货币时代以小型熟人社会群落为主，“虽然对原始货币的记载大都始于原始的以货易货，但在狩猎采集者中，以货易货仍然相对少见。礼赠才是经济贸易中最重要的模式”(20)。在现代契约社会之前的人情社会中，社会交换往往通过礼物赠送的方式得以实现。研究礼赠经济的权威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这样总结以物易物、货币和礼物之间的关系：“经济法的演进并不是从以物易物到买卖、从现金买卖到延期交割的过程。正是在有时间延搁的赠礼与还礼的体系的基础上，才一方面通过简化，使被分开的时间接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以物易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延期交割和现金交易的买卖以及借贷。”(21) 二、经济分析中被遮蔽的礼物逻辑 经济分析中的市场交换遵循“商品—货币—资本”的货币逻辑已为现代人所熟知，但是社会生活中同样重要的礼物逻辑仍被经济理论有意无意地忽略，其实它与市场交换的货币逻辑关系非常紧密。“财产的形式主要有两种：礼物和商品。但无论是商品还是礼物都不是完全纯粹的，一方至少要受到另一方的影响。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方占据主导地位。”(22)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看，社会交换的主要方式从古典人情社会(或礼俗社会)的礼物逻辑过渡为现代契约社会(或法理社会)的货币逻辑；从某一时刻的社会横向切面看，礼物逻辑与货币逻辑在社会交换中总是相互交错，并非界限分明，却代表着两种对比鲜明的交往方式。 “太初生礼：礼物产生于世界的本初原型中，产生于生命的肇始之时，产生于人类种群起步的阶段。”(23)从原始部落的按需分配到现代社区的邻里关系，礼物交往逻辑绵延其中。“礼物交换通常属于小群体经济，如大型家庭、小村庄、关系密切的社区、兄弟之间和部落。”(24)例如，中午临时发现缺2只鸡蛋，你敲开对面邻居家的门，既不会手持5元钞票去买，又不会用2个苹果来换，而是向对方借。当然，你不会再还他2只鸡蛋，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用其他方式加以补偿。这就是最简单常见的礼物逻辑，也许将吃不完的时鲜水果送给邻居更符合礼物的概念。“食物是生命的源泉，生活的必需，它是母亲以外，健康与家庭普遍的象征。和其他物品相比，人们更乐于或更需要与人分享食物：对于树皮布与珠串，人们更愿意把它们当做等价交换的礼物。”(25)因而，食物分享很可能是礼物的原始起源。人类学家通过考察现在仍存的原始部落还原人类社会早期的交往情境，在特里布里恩群岛各部落间的礼物交换仪式上，虽然礼物是贝壳项链和臂环，但“送礼者需要将礼物扔在地上，并喊到：‘这儿有些食物，我们吃不了’”(26)。在原始部落的礼物传递过程中，收礼者必须将礼物再送出去，如果想留下礼物，就必须送出同等价值的东西。否则，会受到礼物之灵的诅咒，如毛利人相信礼物是它的主人生命的一部分，收礼者通过送出一件礼物以避免礼物之灵hau的侵袭。(27)而且，收礼者送出的礼物并不是给送礼者，而是在一段时间之后送给他认为需要礼物的人。礼物在传递的圈子里向着一无所有时间最久的那个人传递，如果圈外的人更需要这份礼物，礼物就会离开原来的传递路径向着圈外的人传递。这样，礼物循环会一直持续进行，礼物的圈子会越来越大，涵盖整个部落、部落之间，甚至更远。礼物的不断流通是礼赠精神的核心原则，若有需要，可以使用它；若无需要，就应该将其传递出去。“个人因其慷慨而变得‘贫穷’，群体可能会因此变得富有。人们不会认为贫穷是个人的问题。整个部落都会对个人的贫穷感同身受，群体的财富会毫无争论地流向贫穷的人，就如同水会流向并填满低洼处一样。”(28)因而，礼物总是流向各个部落中最需要它的那个人。 礼物交换中有许多禁忌，大部分与理性计算和精确量化的货币逻辑相关，“通常，当某人在库拉活动中行为不当、决定轻率或不合礼节时，他们就会批评他‘把库拉弄得像易货贸易一样’”(29)。在礼物传递过程中，收礼者不可以计算礼物的价值，也不能讨价还价。回礼和礼物的价值是否等同由送礼者自己决定，众人可以议论，但不得干预。在礼物逻辑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人们拒绝计算借贷状况，甚至拒绝接受别人因亏欠而表达的感谢。一个爱斯基摩猎人这样说：“我们相互帮助。我们不愿意听到别人因受到帮助而表示感谢。在这里，我们认为礼物带来奴隶，鞭子造就狗。”(30)人们通过给予表现自身存在的价值，获得其在社会中的声望和地位。“社会地位来自于慷慨，慷慨触发了感激和义务。要成为领主或国王，你必须主持奢靡的盛宴，将丰厚的礼物赠予同僚和属下。”(31)社群的领袖如酋长等，往往是部落里最穷的，他们的作用既是管理和分发社会财物，实现物资调配，又维系了社群持续发展。 通过与其所禁止的货币逻辑进行比较，我们能够更好地发现礼物逻辑的特点，理解礼物逻辑所坚守和拒斥的是什么。其一，礼物精神强调整体性。礼物交换不仅是物品的流动，它还承载包括礼物循环参与者的精神以及所在社群赖以存在和运行的交往机制，即莫斯所谓的“总体呈现体系”机制。在礼物经济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礼物之灵确保了礼物交换的持续进行，参与者除了送礼方和收礼方外，其实还有各种神明等精神力量的存在，“人们相信，相互交换礼物并与‘同名者’(namesakes)和以各种精灵命名的人交换礼物，能够促使死者、诸神、动物以及自然界的种种精灵‘对他们慷慨大方’”(32)。这使礼物交换超越了双方商品交易的模式，因为“循环的圈子越小——尤其是当圈子里只有两个人时——人们就越会盯着礼物，也就越有可能开始以商人的思维思考”(33)。通过各种神圣仪式，参与者通过礼物赠送融入比自我更为重大的事件中，体现的是“我之增益，亦为你之增益”的互惠原则。多方参与的礼物交往更具有开放性和社会性。(34)礼物带有赠予人的特征，当赠送礼物时，我们也赠予了自己的某些特质，各参与方建立了持续的相互联系。礼物交换仪式是一种社会的微缩形态，不同于封闭的货币商品交换局限于交易双方而排斥其他人，礼物交往形成的人情社会更具有宏观和微观的内在一致性。 其二，礼物交换具有模糊性。不同于货币对商品价值的精确量化，礼物交换机制中起作用的是感性的模糊方式。对于上文中2只鸡蛋的回礼，“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要谨慎选择回礼和收礼的时间间隔；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不能以和鸡蛋成本完全相同的东西回礼，要么稍微高一点，要么稍微低一点”(35)。在一段时间里对方需要某种物品时适时合宜地送上礼物，意味着要花时间精力了解对方的性格喜好和日常需要，要与对方建立持久的关系往来。另一方面，礼物的送出方并不知道以后得到的回报是什么，这也是模糊和不确定的。“礼物是一件不需要我们努力就可以获得的东西。我们不能买到它，我们也不能依靠有决心的行为获得它。它是别人给予我们的。”(36)但我们相信，当需要某种物品时，别人会及时送上这种回礼。这种模糊性使我们更依赖别人，它并不会带来不安全感和缺失，相反，它更有利于消除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带来社会和个人的丰裕。 其三，礼物本身具有独特性。礼物既带有送礼者的私人特质，又带有双方的社会关联，甚至还有礼物之灵的参与。“在人性经济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无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和其他人关系的独一无二的纽带。”(37)因而，对人情社会中的人而言，礼物是独一无二的。礼物只能用于交换流通，而不能用于再生产，这意味着一种亵渎。有两种价值，一种是绝对价值(worth)，另一种是比较价值(value)。前者强调一种对人本身以及所处社会关系终极肯定的价值，是人作为社会动物所追求的确定性和归属感的有力保证；而后者则是可比较、可量化，因而也是可替代的。“商品具有价值(value)，而礼物是没有value的。礼物具有的价值是worth，但这两种价值的含义显然是不同的。worth代表的是那些我们十分珍视，却说‘你不能用价格来衡量’的价值；而另一方面，‘value’是基于两个物品之间的比较。”(38)礼物价值不是对所交换之物的一种衡量，甚至根本不是一种交换，而是一种承认和象征，象征社会交往中与其对等之物的独一无二。“礼物没有等价物，因而没有有限的‘价值’，因为价值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确定，与其他度量衡一样，金钱是一种比较的标准。”(39)礼物为责任之感赋予了实体之形，是感激的象征，这尤其体现在部落间通婚的彩礼上，很显然，彩礼不是对新娘价值的衡量，更不是一种交换。“实际上它代表一种认可，承认某人索要的东西是如此珍贵，以至于不可能存在支付的形式。想要得到一个女人，最合适的支付手段就是另一个女人；同时，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有承认这份无与伦比的债务。”(40)因而，彩礼所具有的礼物价值是对新娘不可估量价值的肯定，是一种亏欠和感激的表示。礼物价值的载体，如贝壳、羽毛、犬牙、鲸牙、珍珠和白银都是无用之物，它们的装饰性能远远高于使用性能，“用它们去交换具有效用价值的物品，只是为了方便礼赠——‘以有易无’(something for nothing)”(41)。这表明礼物的象征作用远高于实用效果，“这个象征之物意味着，‘我已经满足了其他人的需求，并赢得了他们的感激之情’”(42)。礼物是一种人情社会对慷慨付出行为的奖励，它能够提升获得者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在一定时期和一些地方，礼物的传递使人们成为了具有社会性的人，而名人都是那些拥有较多礼物在社会上流动的人。”(43) 三、两种交换逻辑的贯通及后果 作为社群基础的“礼物圈”的存在，要求其所处的社会成员人数不多且相对固定，相互间非常熟悉，有持久而稳定的交往关系，这样赠我礼物的那些人才能识别出我赠给别人的礼物。一旦这些条件遭到破坏，脆弱的礼物逻辑便难以继续。礼物馈赠和商品交换的两个领域之间存在某种界限，“若礼物越过界限，它要么不再是礼物，要么就是这条界限被废除了；商品却可以通过这条界限并保持其特性，甚至商品的交换还可以在原本没有界限的地方建立起界限”(44)。打破这条界限的，除了人性的自私和贪婪等主观因素外，战争暴力等造成的人员流动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更等都对人情社会造成了冲击，其中的礼物逻辑也不断遭到货币逻辑的侵蚀。 首先，战争等暴力手段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切断了普通人实现外在身份的相互义务和债务构成的关系网络，战俘成为奴隶，可供估价和买卖的物品。“如果一定要赋予一件物品市场价值，那么这件物品必须是可分离的或可转让的，这样它才能被衡量、被比较。”(45)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剥离，社会人成为孤立的个人是货币逻辑存在的一个根本前提。最先用经济眼光对房间里各种物品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的只能是战乱中的士兵、强盗或窃贼，“在战争的背景下，应处置战利品和供应士兵需要而生的交易更是两种面貌，因为此时最好不要询问所交易的物品是从哪里来，而且也没人有意发展人际关系”(46)。在不能借助社会友好交往实现自身需求时，只能诉诸物品自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 其次，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等导致的人员流动使得人情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参与其中，与陌生人的物品交换和社会交往并不具有熟人之间时空上的延续性，因而必须遵循立即结清、互不相欠的货币逻辑。《旧约全书》里有一条著名的双重法令：你可以向陌生人放高利贷；但你不能向你的兄弟放债，(47)这体现了对熟人和陌生人采取不同的交往逻辑。 最后，社会组织方式的变更，特别是从部落酋长的水平组织方式向官僚科层的垂直管理方式的转变，要求以更加理性和精确的方式分配社会资源。“很少有群体可以单单依靠情感纽带来维系；大多数群体，尤其是特别大的群体，必须有脱离情感、依法设立并运行的机构。”(48)社会成员数量剧增凸显出礼物逻辑的局限，个人的精力不允许其维持与数百上千人的亲密关系，庞大的社会需求也不可能通过邻里互助得到及时、有效地满足。“事实上，最早的货币出现在第一批超越新石器时代村落的农业文明中：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印度。传统的、分散化的礼物网络让位给集权化的再分配系统，而礼物流通的枢纽也变成了寺院以及后来的皇家宫殿。”(49)政府取代部落领袖，通过税赋征收和公共支出成为社会资源的管理者和分配者，赠予变成了强制和量化的纳贡。早期的农业帝国采取计划集权的方式管理货物流通，其税收以实物为主，但它的价值计量是通过货币完成的，因为最早的货币形态，如贝壳、珍珠项链、牛和银等是作为观念中的价值尺度起作用的。后来，政府规定只接受用其发行的硬币缴纳费用、税赋和罚金，导致社会交往中的货币需求急剧增加，日常的物品交换不再以赊欠、代币等方式进行。“货币不可能是商业交易的产物。它实际上是由当权者创造的，为了记录资源的分配，便于将物品在部门之间转移。”(50)因而，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在货币的出现和流通过程中起了根本性作用。(51)在充满陌生人的契约社会，我们很难再辨识带有私人特质的礼物，整个社会统一用匿名的货币表达感激之情。大约在轴心时代，“人们开采了大量的白银、黄金和铜：它们不再只是宫殿和富贵人家的宝贝，而是流入寻常百姓的手中，从原来的锭块变成了更小的金属片，开始在日常的交易中流通使用”(52)。 礼物交换或可成为考察货币起源的一条重要线索。已知的货币初始形态中，有不少是作为礼物在原始部落中传递的，最早的货币起源于寺庙也是与礼物有关的。“从苏美尔文明到希腊古典时期，金银作为寺庙的祭品用于供奉。在世界各地，货币似乎都是从最适宜供奉给神明的物品中诞生的。”(53)寺庙的职能就是通过祭祀仪式向神明进献礼物，神明等精神力量是礼物交换的重要内容，贝壳、珍珠项链以及寺庙里的白银等价值载体既是礼物，又是货币的原始形态。“通过对传统礼赠和支付形式的观察，可以发现，这些形式部分或有条件地存在物品回馈，彼此连续，接着就产生了交换模式，在交换模式中多少存在严格的对等，最终形成了实物的交易。”(54)货币起源于礼物，货币逻辑与礼物逻辑多有交叉相通之处。“领域间的界线是可以具有渗透性的。礼物增长(是不可以被计量的积极的互惠)可以转变为市场增长(是需要被计量的消极的互惠)。反之，与外邦人交易索取的借贷利息也可以进入圈子的核心，转变成礼物。”(55)其一，与货币借贷一样，还礼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在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和其他为数甚多的文明之中，交换和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表面上这是自愿的，但实质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56)而且多数情况下回礼要比所收的礼物多一些。这种强制性的多余回礼似乎就是利息的雏形，甚至在人情社会中就已经出现许多人因为回礼数额过大而陷入经济困境。其二，无论是收到礼物还是借贷货币，对于得到者而言都是欠下了一笔债：人情债或者财务债。“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债务的形式。”(57)似乎债是社会交往更为本质的内容，人们通过接受、回报和给予等方式实现物质交换、信息交流和情感表达，而债务，一种亏欠的状态，成为社会交往持续进行的推动力。其三，货币源于礼物，也经常作为一种礼物而传递，两者之间有时难解难分。“货币是作为一种便利礼赠、便利分享、促进慷慨的手段而产生的，至少它带有上述精神。”(58)当礼物过于贵重，受礼者则会以货币回礼；当债务人难以还清巨额债务时则可能获得债务的减免。可见，礼物逻辑的尽头是货币，而货币逻辑的尽头是礼物。 随着货币流通领域的不断扩展，礼物逻辑的作用范围被迫压缩，从先前的部落和村落缩减为现在的亲属、家庭，甚至个人的内心。“金钱的最初目的只是将人类的礼赠和人类的需求联系起来，使每个人生活得更加丰富。然而金钱没有导致丰富，却造成了稀缺；金钱没有形成联系，却导致了离析。”(59)对货币逻辑的分析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如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等大师都已经作过经典论述，在此仅就其与礼物逻辑的关联，分析货币逻辑的作用及其后果。 首先，货币衡量物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祛除了交换过程所依附的社会性和精神性，“给予和接受礼品的动机是多样化的；与这种多样化相反的是，在纯粹的金钱交易中我们都是相同的：我们都希望能得到最好的买卖”(60)。 其次，货币强调精确计算，马上兑现回报，交易双方不再有亏欠和瓜葛。货币剥去了所有的私人联系，它能够同任何人交换任何东西，对所有非货币的人际关系都漠不关心。在货币的作用下，未来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也被精细化为各种风险计算，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分担和转嫁。 再次，货币作价的过程是一个数量化的过程，任何物品都被转化为无差异的一串数字，没有东西是不可替换的。“私人物品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唯一性，而货币的力量则来自于它作为交易强加给商品的绝对抽象价值所体现出的同质性。”(61)所有价值被通约为经济价值，多彩世界被归约为冰冷的数据。 最后，货币完全不同于最初代表礼物的食物，也不同于终究要腐烂破败的任何商品。它是一种抽象概念，存在于纸上的符号和电脑中的比特位，是不朽的。礼物要一直处于流通状态，通过个体的给予实现部落群体的富足，而货币不同于自然界周而复始的循环法则，它不随时间衰减，故而使得价值囤积和累加得以可能，并通过利息迅速增值。社会产品以货币形式被个人贪婪地占有，造成了整个社会一直处于稀缺的状态，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礼赠的精神是一种自由、富足和信任的状态。积累的精神则是焦虑、稀缺性和控制的状态。按后一种方式生活的人是贫穷的，无论他拥有多少财富。”(62)货币逻辑解决稀缺难题的方式是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深化再生产过程，一方面向非经济领域渗透和入侵，其结果只能是扬汤止沸，导致社会的整体性贫困。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被商业化，先前通过互助或自己动手可以得到的物品现在得付费购买了，其实最稀缺的物品只有一件，就是货币。 结语：在货币化生活中保持礼赠精神 现代性的发育表现在社会交往层面就是货币逻辑对礼物逻辑作用范围的挤占和替代。用货币交换商品的经济行为扩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资源等非经济领域，将它们定价剥夺，再返销给我们。产权制度使大自然馈赠人类的土地、矿产和风景等自然资源成为一部分人的牟利工具，专利发明和知识产权使人类集体智慧的成果变成知识最后改进者的私人财产，我们不禁要问还有什么不需要钱？(63)“浸淫于货币的意识达两千年之后，对于每种事物都能被金钱所替代，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如果我们破坏了地球，我们只要买一个新的就好了’一样。”(64)即使在家庭这一礼物逻辑最后的阵地，其主要活动内容也越来越多地外包给了市场，如外出就餐、家政服务等，甚至抚育后代也有从代孕到保姆到家庭教师的一条龙服务。“货币比它所代表的众多活动、商品和能力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力量，它将自己浓缩进竭尽所能获取一切的欲望中。”(65)我们处于一个货币化生活世界中，对生活的体验越来越不真实。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陌生人，对熟悉的人我们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彼此使得社交聚会变得空虚无聊，感受不到对方真切的存在。“我们的贫穷源于我们无法购买不可度量的物品，而对于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我们已经买得太多了。”(66)贫穷不仅是东西少或者目标无法实现，而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贫乏。因此需要重新明确市场与家庭的界限，需要在货币化生活中重启礼物逻辑。 “家庭是亲密关系得以存在和维持的重要形式，是人的品格素养形成的重要环境。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只能靠自己参与，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劳动。”(67)不同于物品的使用价值，关爱与担当等会因使用和付出而更加充足。“礼物和爱情一样，满足之情令我们放松舒适，因为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源源不断的。”(68)借助于互助和给予，物质产品也会在整个家庭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货币逻辑对原子式个人来说也许是最有效的选择，但对整个社会而言绝对不是，社会整体需要的是礼物的逻辑。“与经济学、生物学、政治哲学、心理学、制度性宗教的假设相反，本质上，我们并不是拥有关系的、离析的个体。我们就是关系。”(69)一直关注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开篇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世界中，在一二百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剥削、贫困和压迫。”(70)虽然他将其归因于一系列自由权利的缺失，但本文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货币逻辑导致社会产品在整体利用上的无效率，是人为造成了稀缺，是一种生产越多越贫困的悖论。 货币逻辑广泛应用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的分离，现代人更迫切地需要解答社会科学的元问题：社会何以存在？礼物逻辑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和方向，“因为礼物而产生的责任、承诺、预期回报是将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71)。短时间内在整个现代陌生人社会重启礼物逻辑并不现实，而且很多方面也确实需要货币逻辑，但从家庭开始，在最需要礼物逻辑的社会交往活动中保持礼物精神并付诸行动非常必要。礼物是治愈欲望和短缺的良药，“商品仅仅能勾起我们的贪欲，却不能满足它。礼物在被消耗的同时，人们心中的欲望也被消除了”(72)。回归社群，获得身边人的联系、支持和感激才是获得安全感的可靠方式。 具体而言，要从礼物逻辑与货币逻辑交锋最为激烈的几个领域入手：其一，恋爱关系。恋爱的特别之处在于将两个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转变为熟人，甚至亲人。这一过程中，礼物逻辑应该取代货币逻辑成为交往的主要方式，替对方买单，送适合对方的礼物，花时间陪伴等是重要的交往内容。“爱情只能产生于这样两个人中间，这两个人都从他们生存的圈子里跳出来并互相结合，同时他们每个人都又能脱离自我中心去体验自己。”(73)而现在流行的AA制、婚介市场和电视相亲节目等则是将个人条件货币化为商品标签，完全遵循商品买卖的逻辑，距离合格的家庭生活十分遥远。 其二，器官捐赠。从献血到器官移植是否要收费是医学伦理讨论的重要内容。作为人的一部分，器官的价值不仅在于功能性使用价值，更拥有人的生命所赋予的礼物价值。捐赠者的生命会因器官的无偿奉献得以延续和升华，其意义是无价的。“捐赠的器官，在一些捐赠者及其家属看来，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携带了捐赠者(死者)的性情和人格特征，通过让渡获得了重生。”(74)器官捐赠者往往是匿名的，它并不是目标确定的你来我往，而是个体对整体的回馈与赠予，使礼物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流动。相反，如果收取高额货币而售卖，则生命被贬低为可供替换的商品，沦为彻底的死亡境地。“礼物与通往新生命的死亡紧密相连，所以对那些相信蜕变的人们来说，市场交换的观念是与那种无处可去的死亡相连的。”(75) 其三，寺庙运作。寺庙的古老职责既与神明相连，又与货币相关。就佛教而言，“佛教寺院所拥有并经营的当铺可以远溯到西元第五世纪。合会至迟到了唐代就已和寺院密不可分。圆寂僧侣的私人所有物在唐、宋、元各朝已在寺院中拍卖，而起源也许更早。元朝时代寺院也已发行彩券来筹取基金”(76)。在西方，圣经里有句话：“你不能既侍奉神明，又侍奉玛门”(77)。寺庙尤其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一方面，传递信仰和沟通神明需要诚心祈祷和物质付出以获得神明庇佑，这种带有不确定性的感性活动并不允许讨价还价和明确计算；另一方面，寺庙聚集了信众丰厚的香火钱，在任何朝代都可谓富甲一方，“它们甚至都把握住了资本主义规则的精髓，也就是持续增长；宝库需要扩张，因为根据大乘佛教的教义，只有全世界都皈依佛法，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78)，投资理财的需要甚至会使方丈成为一个CEO。这种张力的把握应回溯至寺庙的神圣天职，“佛教徒的化缘钵在托马斯·默顿看来‘代表了佛教理论最根本的内容，不仅仅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化缘的权利，它还传达了愿意接受所有人礼物的一种态度，在深层次上体现了所有人都是相互依存的’”(79)。就此而言，寺庙更应该如同部落的酋长，以礼物的方式获得的财物同样应该以礼物的方式将其回馈给整个社会，如此，才不会在货币逻辑的包围中迷失神明的启示。 ①梁小民在《货币理论》的译者前言里写道：“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学实质上就是货币经济学。”萨缪尔森应该算是其中之一，他认为：“20世纪世界上大部分危机重重的宏观经济问题都可以追踪到多功能的货币体系上来。”而且，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即以货币理论起家。参见劳伦斯·哈里斯：《货币理论》，梁小民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第1页；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②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范家骧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③亚当·斯密：《国富论》，谢祖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⑤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⑥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卢远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⑦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范家骧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⑧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⑨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⑩欧阳康、迈克尔·赫德逊：《货币·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关于现代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访谈》，《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 (11)道尔顿：《以货易货》，转引自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2)欧阳康、迈克尔·赫德逊：《货币·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关于现代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访谈》，《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伯纳德·利尔塔(Bernard Lietaer)在《货币的未来》中认为一种铜质的锡克尔(shekel)是已知最早的硬币，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但艾森斯坦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最早的硬币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大约同时出现在吕底亚和中国。参见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13)Richard Seaford,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Homer,Philosophy,Trage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325. (14)亚当·斯密：《国富论》，谢祖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页。 (15)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16)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7)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0页。 (18)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0页。 (19)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20)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5页。 (21)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22)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23页。 (23)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5页。 (24)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7页。 (25)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50页。 (26)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7页。 (27)新西兰本土部落毛利人“有一个词‘hau’：译过来是‘精神’，尤其是指送礼物的精神和能提供食物的森林的精神”。参见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5页。莫斯的书里这样描述礼物之灵起作用的方式：“接受了某人的某物，就是接受了他的某些精神本质，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魂；保留这些事物会有致命的危险，这不单单是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的占有，还因为该物在道德上、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来自另一个人，这种本质，连同食物、财物或不动产、女人或子嗣、仪式或圣餐，都会使占有者招致巫术或宗教的作用。”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22页。 (28)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00页。 (29)居住在靠近新几内亚东端南海诸岛上的马西姆人将部落仪式中的礼物交换称为库拉。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0-12页。 (30)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31)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84页。 (32)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33)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34)“马林洛夫斯基将库拉物品称为‘仪式上的礼物’，是因为它们社交性的用途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实际用途。”参见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0-11页。 (35)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02-103页。 (36)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3页。 (37)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38)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39)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40)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 (41)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7页。 (42)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43)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5页。 (44)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45)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46)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47)《圣经·申命记》xxiii，21，转引自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21页。 (48)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77页。 (49)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50)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51)同样，市场也可能是随着国家的运作而产生：“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硬币派发给士兵，然后宣布国家中的每个家庭都有义务把这些硬币再交还给国王，那么你将一举把自己的整个王国变成一台供养士兵的机器，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向士兵提供他们需要的物品，然后换取士兵手中的硬币。市场，则作为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出现。”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52)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 (53)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54)Malinowski,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22,p.176.转引自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23页。 (55)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42页。 (56)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 (57)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58)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9页。 (59)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xii页。 (60)Richard Seaford,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Homer,Philosophy,Trage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51. (61)Richard Seaford,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Homer,Philosophy,Trage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49. (62)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286页。 (63)自然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精神资本构成四大共有财富，它们曾经提供免费的物品，现在却需要支付费用了。 (64)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65)Richard Seaford,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Homer,Philosophy,Trage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72. (66)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67)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68)参见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69)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70)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颐、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71)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268页。 (72)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89页。 (73)艾·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74)余成普、袁栩、李鹏：《生命的礼物——器官捐赠中的身体让渡、分配与回馈》，《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75)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76)杨联陞：《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09页。 (77)《马太福音6》：25，玛门，意为金钱。参见查尔斯·艾森斯坦：《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彭哲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vii页。 (78)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79)刘易斯·海德：《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孙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1页。标签：货币职能论文; 以物易物论文; 货币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论文; 物物交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