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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14 K207.8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而在世界社会主义曲折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辉煌成就，这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也越来越为国外学者政要所关注。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为我们拓宽理论视野、推进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同时要注意到，国外学者政要本身所持有的立场和局限，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就像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安全》主编所说：“这就好比盲人摸象，中国现状在各类盲人摸象中得到拼凑，也就是说，大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只看到了中国的一个局部，如果把这些局部拼凑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全貌”。①这些局部拼凑起来，也未必是一个完整的全貌。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中国2000年以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在他看来，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彼得·诺兰指出，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体系，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因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
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代表人物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中国人应当环顾世界，找出在实践中什么是最好的案例，在进入市场经济的同时，不要忘了有市场经济就有市场社会，而市场社会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要求中国解决许多发展中的不平衡，例如贫富分化和环境问题，解决“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使人们在面对这些损害时达到和解”。同时，“必须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为人们进行社会投资”。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介于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一种政策上的挑战，因为IMF以及WB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中有两个关键性的支柱要素，即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然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显然又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商务与亚洲研究系副教授利奥·刘(Leong Liew)在《中国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路径依赖、地理与党的自我改造》一文中认为，中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市场改革所采取的是“大爆炸”式的道路，它们照搬IMF以及WB的指示，与之相比，中国的更加紧跟市场的改革一直是渐进性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性原因是在中国不存在相似的用市场代替中央计划以及将企业私有化的狂热，相反，市场和私有企业只是对计划和国有制的补充。由于保留的各种制度有越来越多的回报，这使得中国的市场改革必然具有路径依赖，决策者们仍受现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限制。②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阿里夫·德里克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中国国内及国际范围内都引起了争论。争论的根源在于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硬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纳入人们设定的框框，套用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说它非此即彼。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已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原有概念提出了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应该在思考的框架上有所突破，即“跳出概念上的死框框”。无独有偶，日本学者天儿慧认为，按原有的概念已无法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阿里夫·德里克提出的新的认识框架和概念是“后社会主义”。他认为，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预示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原有概念陷入矛盾时，使人们能够以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
德里克坚决反对某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入资本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前途的论点。他认为：“现在人们往往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淡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其根据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任何妥协，都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同化。这实际上是一种武断的推论。只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才能证明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排除了资本主义前途为任何其他发展道路所取代的可能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永恒的。”他以关注中国社会主义的口吻说道：“西方一些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误解为资本主义和毫无约束的自由企业。我认为有些人不是误解，而是要以资本主义的理想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导向。”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对于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义，国外学者多数没有清醒的认识。在没有深入理解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以及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情况下，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偏差是必然的。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毛泽东著名研究专家布兰特利·沃玛克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改革家们仍然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洪流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凝结着上一辈领导人对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所作的努力，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④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属性和特征
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其理论属性和特征入手，也是国外学者的重要方法。但是由于置身事外，很多学者分不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区别，而是把一些政策层面的东西当成理论。
俄罗斯汉学家、历史学博士杰柳辛的文章在叙述了中国农村、城市和政治领域改革的过程和斗争之后指出，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为改革现有制度、打破无效益的经济关系和逐步改革政治行政制度做了不少工作。在中国进行的改革相当于一次革命，但不是采用革命的方式，而是采用演变的方式来实现根本改造。渐进性是中国改革的特点之一。⑤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在《中国特殊论：中国发展的困惑和路径》一书中认为，中国开创的这条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与文化之上的。
比如，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西方国家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国家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它是看得见的手(权力)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互相杂交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并受到中国的孔孟文化、政党文化和商品文化的三重影响，所以它有可能不是过渡的和暂时的，而可能是相对独立和持久的。
中国政治文化中尽管缺乏西方所固有的以外部制衡为特征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约，但自古并不缺乏内部制衡的传统，如天制衡帝、官制衡士、宦官制衡外戚等。同样，今天的中国政界因为博弈所产生的制衡和监督效应，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和轻视。其实，正是中国政治治理结构中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权与制衡，所以中国的核心领导层能够不断地调整，为中国的发展保存和延续了相当的潜力和活力。
洪朝辉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同。⑥
英国学者格雷厄姆·哈钦斯在题为《为什么中国仍然不受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影响》一文中认为，中国在其他国家都放弃社会主义之后还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是“中苏之间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比它们在社会主义的相同之处更为重要。中国受西方的多样化、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要比莫斯科晚得多”。他强调，除了文化和历史特点之外，“中国的特色有很多，如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可耕地贫乏、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低下、饱受贫穷和落后、历史悠久的儒家传统文化、辛亥革命的挑战、苏联经济模式的失败等。中国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现代化模式，无论是西方的、东欧的，甚至是日本的模式。中国就是中国，她只能走自己的路”。⑦
日本学者天儿慧指出，邓小平理解的社会主义除发展生产力之外，“第二个重点是把‘实现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与自主’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屡遭列强侵略、民族自尊心和国家主权被蹂躏的历史。共产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作为反帝民族解放的理论，受到这些地区的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这对于年轻的邓来说也不例外”。“邓小平对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的体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手制造的‘封锁中国’的冷战结构的形成，在认识上又加深了一步。由于后来中苏对立的日益严重，进而又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再深一步想，从他一直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和‘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背后，可以看到像这种中国自身受屈辱或受威胁的历史”。“今天，虽然中国在外国人眼中是确确实实的独立国家，是大国，但是据邓和其他领导人看来，中国依然处于‘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受威胁的状况。”在天儿慧看来，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富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观，邓小平理论以及邓小平的各种政策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方法。⑧
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认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对中共多年经验的总结”。中国今天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革，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革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以其独特的形式(在中国条件下)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从革命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总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复杂演变过程并最终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完善”。⑨
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在1991年第二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上认为，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应当强调指出这样一个论点：中共思想史实际上是探索中国革命进程的民族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中共历史上的各种派别和倾向的斗争，无论怎么说，都可以归到这个问题上。这种斗争无论用什么样的政治口号作掩饰，其中发生的冲突和出现的种种转折，究其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以此作为认识的出发点，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理论工作的中心课题还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的问题”。他认为，“中共的新方针，即后来称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就是在这种探索中形成的。他从哲学方法论上进行阐述，“东方国家革命进程的独特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给研究者提出了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难题。这些难题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这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问题。东方国家的现代史令人信服地表明，对这些国家现代史的分析不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不作出科学的理解，就不可能得出与东方国家社会进程完全相符的写照”。⑩
三、“中国模式”与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
所谓“中国模式”只是国外学者政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读，它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态势的高度关注，也表明中国探索的道路已取得了举世的公认，进而升华为“北京共识”。新加坡《联合早报》早在2004年就赞赏中国已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同年，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也发表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的文章，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
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的特点有：把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并在此基础之上，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把消除贫困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第三，实事求是，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第四，采用了比较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改革顺序，即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现在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难题，一个是贫困与发展问题，一个是和平与战争问题。迄今为止的经验证明，西方模式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而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则导致了世界动荡不安。中国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在解决这两个难题方面已经证明了自己独特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譬如发展中国家是否能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是否能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是否能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区分轻重缓急？是否能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他们认为，中国经验不仅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且从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世界眼光，甚至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更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模式。(11)
2009年3月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以《“中国特色”到了关键时候》为题的文章指出，整整30年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地试验和摸索，终于以经济和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事实，初步证明了“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但是，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对原本成功的“中国模式”构成了巨大挑战，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背后存在的重大缺陷，那就是还经不起外部冲击。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理应能够抵御和降低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12)
因此，美国学者德里克的观点就显示了某种先见之明。他指出，“中国模式”中被大力称道的“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等这些主题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悠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而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则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13)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回答“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时指出，“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这就道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同时，也应看到，西方学者和政要在谈“中国模式”时，在肯定中国的成就时，故意淡化“社会主义”的色彩，他们不愿意甚至很少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偏见造成的。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取得的，那就等于他们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而这是他们不愿意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宁愿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概念，试图剔除其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素。他们虽能比较客观地承认中国的成就，但对取得成就的原因讳莫如深。他们看到中国的成就并非按西方的价值标准取得，害怕因此而否定西方价值观的“普世性”。此外，国际社会仍有一些政要对中国怀有偏见，担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取代他们的地位，这是“中国威胁论”时常泛起的重要原因，也是在重大事件面前某些国外政要常常表示出对中国不友好的一个深层原因。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讨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其中涉及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她从西方学术界借用“权威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没有民主化的前提下，使用了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推进经济的发展。她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模式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背道而驰。可以说，持赖斯这种观点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并不少见，对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感到担忧在西方也相当普遍。福山最近主编了一本新书《出乎意料》，书中预测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七大“战略意外”之一是：“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2009年初也对记者说过：“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14)
注释：
①《世界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徐觉哉研究员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0期。
②徐觉哉：《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③马启明：《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
④李佑新、陈龙：《继承、创新与挑战——沃玛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
⑤杰柳辛：《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⑥徐觉哉：《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⑦冯雷：《海外人士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
⑧马启民：《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
⑨同上。
⑩同上。
(11)《世界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徐觉哉研究员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0期。
(12)杜平：《“中国特色”到了关键时候》，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3月6日。
(13)[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远山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14)《世界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徐觉哉研究员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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