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改善了农业环境吗？
——基于耕地利用行为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检验
马贤磊，车序超，李 娜，唐 亮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研究目的：基于2007—2016年26省农业生产数据，测算“面源污染”和“碳排放”两类非期望产出下的农业环境效率，构建“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与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的传导路径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流转并未显著提高农业环境效率，但耕地利用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2）耕地流转有助于扩大耕地利用规模，进而在样本中对农业环境效率呈现负向影响。与此同时，耕地流转对农业环境效率也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正负效应基本抵消；（3）耕地利用规模主要通过改变化肥和机械投入强度进而负向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研究结论：农业环境效率受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和强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明显的传导路径，因此，为了提高农业环境效率，在积极推行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政策时，要注意结合地区农业生产力和地理环境，避免盲目扩大经营规模，同时鼓励规模经营主体引进农业绿色环保技术，注重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利用。
关键词： 土地经济；耕地流转；耕地利用规模；耕地利用方式；耕地利用程度；农业环境效率
1 引言
中国通过改良作物品种，推广化肥、农药等农业化学品的使用，显著促进了粮食产量的稳步增长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1]。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业劳动力稀缺日趋明显，农业生产方式逐步转变[2]。一方面，随着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土地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农业机械技术、节水灌溉技术、测土配方施肥等先进农业技术被大量采用；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要素（化肥、农药和机械）投入强度也呈增加趋势。然而，长期农业化学品过量投入，也容易引发土壤板结、水体富营养化和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3]，引起了政府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2018年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深入实施“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在有效保障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业生产改革，促进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分散的小农经济，向以机械化、规模化、集中化生产为主的现代农业经济转变[4]，该转变在保证粮食产量增加的情况下，也可能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生态环境产生显著影响。
已有关于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的研究多集中于耕地流转行为[5]、农业生产投入行为[6]、农户集约用地行为[7]等方面。普遍认为农户的耕地利用行为受到经济发展、政策制度安排等外部因素和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在耕地利用方式、利用程度和利用强度等方面产生行为差异[6]，进而影响土地质量和粮食产量[8]。学界关于耕地利用行为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学者应用评价方法或构建评价模型对某区域整体的生态安全和环境效应进行评价[7，9]；另一方面，学者采用化肥、农药使用量衡量生态环境，认为农业生产中化学品投入是农业碳排放和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10]。此外，随着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不同规模农户的行为动机、要素投入和要素配置对环境外部性存在显著影响[11-12]。但是，尚未有学者从农业环境效率的角度探讨具体耕地利用行为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无学者分析耕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耕地利用方式、耕地利用强度等耕地利用行为对农业环境效率影响的传导机制。
按实验方法，分别加入0～5mL 10g/L天然高分子表面活性剂阿拉伯树胶溶液、10g/L非离子表面活剂曲拉通-100溶液和10g/L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胺溶液作为增敏剂，考察3种表面活性剂对体系灵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阿拉伯树胶溶液增敏性好，当阿拉伯树胶溶液用量在1～2mL时体系吸光度最大且恒定，吸光度比用曲拉通-100溶液时提高达35%；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胺溶液对体系灵敏度影响较小。实验选取1mL的阿拉伯树胶溶液。
1.2 中药材的拉丁名 中药材的拉丁名通常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药用部位的名称(常见的有： 根Radi、根茎Rhizoma、花Flos等)；另一部分有多种形式： 基源植物的属名，或基源植物的种名，或兼用基源植物的属名和种名；或用基源植物和其他附加词，用以说明具体的性质或状态[3]。
鉴于此，本文选择水稻、小麦、玉米三个粮食产区涉及的26个省份① 由于北京、天津、上海、青海和西藏的数据缺失，故本文省份为不包括该5省（市、自治区）的26个省份。 （不含港、澳、治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在梳理耕地利用行为对农业环境效率影响的基础上，构建“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与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的传导路径，利用2007—2016年全国省级的农业生产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从面源污染和碳排放两个视角分别测算农业环境效率②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为化学品使用中化学元素的流失及残留，而农业碳排放主要为化学品生产、运输、施用过程的隐含碳排放量和柴油、电力等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虽然面源污染和碳排放均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境影响，但是同样的耕地利用行为可能对这两个环境因素存在差异化的影响。 ，检验耕地流转和利用规模、耕地利用方式、耕地利用强度对农业环境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以期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2 耕地利用行为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基于文献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耕地流转与土地利用规模既会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也会存在一定的环境负效应。首先，耕地流转使土地由分散经营的小农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专业化种植方向集中[5]。对于转入户而言，经营者具有较高的经营能力以及丰富的生产经验，在农业生产时具有环保意识，更容易采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和环保种植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治技术等），并减少化肥等化学品投入[14]。对于转出户而言，一方面由于土地规模较小，生产模式为“自给自足”型，基于食品安全的角度，农户更可能会注重环境的保护[15]；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短缺，农户更容易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加大化肥、农药的投入，增加环境风险。其次，发育不完全的市场流转行为往往伴随不规范和不完备的流转契约，使规模经营者容易产生短视化行为，只注重短期利益，如调整种植结构以及耕种方式和耕种强度增加收益，容易增加碳排放和面源污染[16]。此外，农业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关。在经济发达地区，耕地经营规模能够与当地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经营者往往能够更科学合理的使用化肥、农药与农膜等生产资料，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耕地规模经营则未必能促使经营者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17]。
由于研究数据为短面板数据，且重点关注个体效应，因此，本文采用引入区域虚拟变量的随机效应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测算的农业环境效率值在0～2之间，因此，存在双向截尾特征，因此使用面板Tobit模型估计。此外，估计结果采用温中麟等[28]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见表2。根据已有的研究，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变量和区域特征变量[13，24]，土地流转率数据来源于农业部经管司，其余数据均来源于2008—2017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相应年份各省市统计年鉴。
表3为利用规模为中介的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耕地流转率并不显著影响农业环境效率，但耕地流转能够显著扩大耕地利用规模。将耕地利用规模（人均播种面积）中介变量代入式（4），估计结果显示，耕地流转对两种类型的环境效率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中介变量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均为负① 耕地流转率与人均播种面积两个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为0.238，远小于临界值0.8，因此其共线性不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考虑利用规模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将其二次项加入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人均播种面积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利用规模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通过计算得到利用规模的转折点分别为0.034 hm2/人和0.041 hm2/人。样本中大部分决策单元位于转折点右侧，可见单独将利用规模变量进行回归估计时，呈现显著负向影响是合理的。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虽然耕地流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总效应不显著，但其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耕地流转通过将耕地从低生产率的兼业户流转到高生产率的专业户手中，可以提高农业专业化效应，专业化经营主体更加注重其管理、生产能力和资本投资水平，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此外耕地流转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间接影响，环境效率伴随经营规模的改变呈现倒U型趋势。
图1 “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与强度—农业环境效率”分析框架图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land operation size-land use pattern and intensity -AEE”
农户耕地利用行为实质是农户农业生产决策行为，其行为通过影响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进而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6]。本文根据农户生产决策过程，首先考虑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土地”，土地要素决定了农户耕地利用规模的选择；其次是“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决定了农户耕地利用方式的选择；最后考虑“生产多少”的问题，即农户耕地利用强度的选择[8]。图1刻画了“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与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的传导路径。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区域耕地流转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土地利用规模逐渐扩大，农业劳动力和资本需求发生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即耕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③ 现实中耕地利用方式与强度可能涉及更多的内容，如良种技术、有机肥和绿肥、农膜或者水资源投入强度等，但是这6项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且统计数据予以统计的，也是本文集中分析的内容。 ）随之发生转变，进而影响农业环境效率。
（2）耕地利用方式与农业环境效率。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根据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自身偏好等因素自主选择种植作物，同时作物种植方式尤其农业技术的应用也存在差异[18]，进而对农业环境产生影响。梳理文献发现，农业机械化短期内可以缓解农业生产压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但长期应用容易加重对农业环境的干扰，而且碳排放量也会随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19]。作物秸秆还田能够提高土壤肥力以及化肥利用率，减少农户的化肥投入，有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20]。相比传统农业灌溉，节水灌溉技术不仅有助于控制土壤系统中养分损失带来的面源污染，还可以适当减少电力资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21]。
药品由住院药房统一管理，即药品的申领、调拨、储存、养护工作在住院药房完成。对于药学部内部管理来说，减少了药品占用的空间；取消了PIVAS与药库之间的药品申领工作，由住院药房全权代理，将分散的工作集中处置，提高了效率；取消了PIVAS与住院药房之间的药品调拨工作，保障临床用药及时性；药品的集中摆放，降低了养护的人力成本，提高了药品的养护质量。总之，减少了无技术含量的重复劳动，解放了药师，让药师有更多精力开展更深层次的药学服务。
表1 耕地利用行为对农业环境的影响预期
Tab.1 The impact predi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behavior on AEE
传感器节点的总体结构由图4所示。主要包含感知模块、处理器模块、无线WIFI通信模块、电源模块。感知模块由传感器接口与AD模块组成,负责测点数据的采集和转换,处理器模块与无线WIFI通信模块通过串口连接,建立无线通信桥梁,与主控制器实现控制命令和数据的无线传输。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超效率SBM模型及变量选取。本文所研究的农业环境效率包含“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两个非期望产出变量，考虑选择TONE提出的SBM模型[23]，但该模型在测算相对效率时，有效决策单元效率值最大为1，在实证过程中可能存在多个有效决策单元，无法对其进行进一步区分。因此本研究最终选择突破有效决策单元效率值最大为1限制的超效率SBM模型[24]，计算省级农业环境效率。模型具体表达式如下：
HTK是使用最困难的工具包。建立系统需要声学模型训练工具的开发，这个过程费时且容易出错。基于HTK的语音识别系统的开发和集成需要开发者具有较好的专业语音识别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开发技巧。
本文将种植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土地、种子、化肥、农家肥、农药、农膜、农业服务① 此处的农业服务花费包括：租赁作业费（机械作业费、畜力费、排灌费），燃料动力费，技术服务费，工具材料费，修理维护费，其他直接费用及间接费用（固定资产折旧、保险费、管理费、财务费和销售费）。 、农业劳动力8项主要投入指标，其中除劳动力投入根据乡村从业人员进行估算外[25]，其余均为直接统计数据。农业碳排放主要为化学品生产、运输、施用过程的隐含碳排放量和柴油、电力等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本研究碳排放源主要包括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翻耕和灌溉② 各碳排放源排放系数为：化肥0.895 6 kg·kg-1；农药4.934 1 kg·kg-1；农膜5.18 kg·kg-1；柴油0.592 7 kg·kg-1；翻耕312.6 kg·km-2；农业灌溉25 kg·hm-2。 ，借鉴李波等碳排放测算方法计算碳排放量[26]。农业面源污染主要为化学品使用中化学元素的流失及残留，本研究选取化肥氮磷流失量、农药无效利用量和农膜残留量表征，核算方式参考王宝义等[22]农业面源污染测算方法，相关系数主要参考《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肥料流失、农药流失、地膜残留系数手册》，且考虑地域差异的影响。
式（1）中：sx -、sy +、su -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当其数值为非零时，分别对应投入过多、期望产出不足、非期望产出过多的现象。对于决策单元而言，当0＜ρ ＜1时，表明该决策单元是非有效的，当ρ ≥1且sx -=sy +=su - = 0时，表示决策单元技术是有效率的。
（2）计量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根据“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与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的传导路径发现，本文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存在两个中介环节，即耕地流转会通过耕地利用规模来影响耕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进而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针对本文研究问题的特点，具体检验方法分为两步[27]。第一步，判断“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农业环境效率”路径是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若存在，则进行第二步。第二步，判断“利用规模—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路径是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若存在，则“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与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传导路径成立。
具体研究过程设计如下：
首先考察“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农业环境效率”路径是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次考察“利用规模—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路径是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式（5）—式（7）中：Yit 表示农业环境效率；i 和t 分别表示第i 个省份和第t 年；transit 表示耕地流转率；scaleit 表示人均耕地播种面积
表示人均耕地播种面积的平方项，用于捕捉经营规模对土地利用行为和农业环境效率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MEDit 表征耕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主要包括机械化水平、秸秆还田率、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率、化肥投入强度、农药投入强度和机械投入强度；Xit 表示家庭特征变量和区域特征变量等控制变量；δ 、ε 为个体效应和随机误差项。
农业环境容易受到区域政策、农户生产行为、区域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耕地流转、利用规模、耕地利用方式和耕地利用强度4个方面分别探讨其与农业环境效率的关系（表1）。
（3）耕地利用强度与农业环境效率。现有文献在研究区域农业生态环境及分析土地利用行为时通常考虑土地利用强度指标[6，8]，其中农药、化肥和农业机械投入则是最主要的生产性投入要素。研究发现，化肥和农药等化学品的投入虽然可以改善土壤肥力，但长期过量使用，则会逐渐破坏土壤的耕种结构，导致土壤板结、水体富营养化和温室效应等系列环境问题，加剧农业面源污染[3]。农业机械化可以更好地替代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推动农业规模化、集中化作业，但伴随其投入强度的加大，石化资源的消耗以及碳排放量随之增加[22]，进而影响农业环境。
4 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
4.1 “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农业环境效率”路径中介效应检验
（1）耕地流转、利用规模与农业环境效率。耕地流转促使农业经营由兼业化小农向专业化大农转变，在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改善农业经营能力并改进农业种植技术，以期增加农业经济效益[13]。如图1所示，耕地流转与耕地利用规模扩大是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引致的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转变，但这种转变除了直接影响农业环境效率外，同时也通过影响耕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间接影响农业环境效率。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2 Variable de 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3 耕地利用规模为中介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3 Mediating effects test of the land operation size
4.2 “利用规模—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路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检验利用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总效应。表4汇报了利用规模对环境效率的估计结果。与4.1部分的结论一致，结果显示，人均播种面积对两种类型的农业环境效率的总效应均为倒U型，即人均播种面积在一定范围内促进农业环境效率，超出范围则会降低环境效率。根据计算发现样本中85%以上的决策单元位于转折点右侧，因此单独将利用规模变量进行回归估计时，结果呈现显著负向影响。将两种类型的环境效率对比发现，在一定规模下，利用规模对面源污染的改善作用大于农业碳排放，但超出范围后，利用规模越大，其对面源污染的加剧作用也大于农业碳排放，这与侯军东等所得到的“经营规模越大，农业面源污染越严重”结论相同[18]。
在社会诚信危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的今天，通过调解化解社会纠纷具有诸多优势和社会适应性。［9］法院调解因为既尊重当事人的自愿处分权，又赋予其合意结果与生效判决相当的效力，被视为三大调解当中的一种缓解司法压力、化解当事人矛盾的高效机制。要让法院调解的益处不仅仅停留在纸面，理顺其运行的整体规则尤为重要，其中调解书再审的启动由于构成了调解程序和再审程序之间的桥梁，所以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而在法院调解属性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是目前未受足够重视但是将来不能回避的任务。
其次，检验利用规模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表5是利用规模对中介变量影响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利用规模对秸秆还田、节水技术、化肥和机械投入强度存在显著影响，且均为非线性关系。伴随利用规模的扩大，秸秆还田的采用程度呈现U型变化趋势，但节水技术的采用则呈现倒U型变化。此外，化肥和机械投入强度也会改变，化肥投入伴随利用规模的增加呈现先减少再增加的趋势，而机械投入则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可见耕地利用规模对耕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均存在显著影响。
最后，检验中介变量（耕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的中介效应，根据温中麟等[28]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① 由于篇幅限制，具体估计结果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表6汇报了耕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为中介的中介效应Sobel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利用规模仅通过影响秸秆还田率、节水技术灌溉率、化肥和机械投入强度进而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影响。具体来看，在“面源污染型”环境效率中，秸秆还田和节水技术灌溉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但化肥和机械存在显著负向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10.1%和13.9%。在“碳排放型”环境效率中，仅机械投入强度存在显著负向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5.8%。因此，耕地利用规模可以通过改变化肥和机械投入强度进而改变“面源污染型”农业环境效率，通过影响机械投入强度来影响“碳排放型”环境效率。
表4 利用规模对环境效率的影响
Tab.4 The impact of cultivated land size on AEE
表5 用规模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Tab.5 The impact of cultivated land size on mediator variables
表6 耕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为中介的中介效应Sobel检验
Tab.6 Mediating effect Sobel test based on cultivated land use pattern and intensity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7—2016年26个省份农业生产数据，构建“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与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的传导路径，并检验了耕地流转、耕地利用规模、耕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对基于“面源污染”和“碳排放”两类非期望产出测算的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第一，耕地流转并未显著提高农业环境效率，但利用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第二，耕地流转可以通过专业化效应提高农业环境效率，但是同时也通过扩大人均耕地播种面积间接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第三，利用规模主要通过改变化肥和机械投入强度进而负向影响农业环境效率。
④资料来源于杏坛人民政府网：http：//www.shunde.gov.cn/xingtan/zjxt/。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环境保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政府应继续完善土地流转和土地抵押贷款政策，提高农业经营的专业化水平。第二，在促进耕地规模经营的同时，避免盲目扩大经营规模，应当根据区域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特征决定合适的经营规模，同时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例如，鼓励和支持规模化生产主体引入绿色农业环保技术，如绿肥和有机肥使用、精准施肥、喷药技术、节水技术、秸秆还田技术等，同时优化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结构，加强农业技能培训，减少规模经营主体的短视行为，加强对农业化学品施用的监管，合理控制化肥投入强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和碳排放。第三，虽然机械化作业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对于其投入强度也应当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尽量使用更为先进的低碳农业机械，以减少农业碳排放的产生，改善农业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数据为省级层面数据，存在一定局限性，后续研究可从农户微观层面具体探讨耕地流转与利用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路径。一方面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差异；另一方面，本文使用人均播种面积来衡量耕地利用规模，缺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或者经营主体（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规模数据，未来研究可以使用农户或经营主体经营规模数据来进一步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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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and Scale Operation Improved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 Empirical Test on Impact of Cultivated Land Use on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Ef ficiency
MA Xianlei, CHE Xuchao, LI Na, TANG Liang
(China Centre for Land Policy Research,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ata covering 26 provinces from 2007 to 2016,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alculat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EE) under th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undesired output, respectively, to construc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land operation sizeland use pattern and intensity-AEE”, and to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land transfer and operating land size on AEE. The research methods consist of super efficient SBM model and mediating effect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1)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has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EE, but cultivated land operation size ha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AEE. 2)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helps to expand the land operation size per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AEE in the research sample. At the same time,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has a positive direct effect on AEE, which is more or less offset by the negative mediating effect. 3)The land operation size affects AEE mainly by changing the intensity of fertilizer and mechanical input. It is concluded that AEE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land operation size, land use pattern and intensity, which exert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In conclu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AEE, it is suggested that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and scale operation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avoid blindly expansion of operation scale. Moreover, large-scale operation entiti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introduc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puts.
Key words: land economy；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land operation size； cultivated land use pattern；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efficiency
中图分类号： F30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58（2019）06-0062-09
doi： 10.11994/zgtdkx.20190603.091539
收稿日期： 2019-04-19；
修稿日期： 2019-05-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3127，71773054）；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20181037055）。
第一作者： 马贤磊（1981-），男，江苏宿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E-mail： maxianlei@njau.edu.cn
（本文责编：陈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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