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资本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近代论文,资本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中国，白银充当着本位货币的角色，因此国际资本流动主要表现为白银的流入与流出。以1931年为界标，近代中国白银的国际流动表现为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1931年以前，世界金融市场总体呈金贵银贱态势，白银因此大量流入中国。1931年9月以后， 随着世界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中国白银对外币相应升值，国外银价高于中国，白银开始外流，但速度较慢。1934年美国白银政策实施后，国际银价被人为地大幅度提高，中国白银外流速度加快，中国金融由温和通货膨胀一反而为通货紧缩。无疑，1931年前后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不同阶段和特征，对近代中国的金融、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等都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对金融的影响
中国白银在1931年前后国际移动性变化，在金融方面的反映也随之不同。1931年以前，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通货供应量不断增加，中国金融呈温和地通货膨胀态势，由于是硬币通货膨胀，因而负面影响较小。世界经济发展的无数事实证明，温和地通货膨胀不仅不会损害经济发展，反而会促进经济发展。
在温和地通货膨胀时期，中国金融业日趋发达，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白银流入中国高峰期，中国金融业异常繁荣。这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银行存款、库存猛增。 “华商银行最初存款不过一亿元，而最近已增加至20亿元”（注：《银行周报》，第18卷第14期，1934年4月17日。）；上海各华商银行库存， “增加之数殊甚巨”，从1929年至1933年平均每年库存银计有3.2亿元， 较1928 年之数约高1倍有余，与1919—1928年10年平均数相比，则高2／3以上（注：《银行周报》，第18卷第10期，1934年3月20日。）。第二，银根宽松， 市面资金丰裕。库存白银的增加，具有创造通货的正向乘数效应，因此在白银持续内流的年月，中国的资金供应益见宽松。1929年银拆平均率最高为二钱五分六厘，最低为五分六厘；1930年最高为一钱七分九厘，最低为一分七厘；1931年9月以前，最高为二钱，最低则为无利拆借。 至于银行存款利率，1930年及1931年，上海、天津、香港各埠大银行均相率减低1—2厘。第三，债市交易繁荣。1930年政府发行新公债4种， 总面额达1.74亿元，扣除到期还本付息的数额，计增发约5600万元。公司债及股票等发行额合计约3000万银两。1931年政府公债增发3.8亿元， 全年公债成交总额共37.57亿元（注：《银行周报》，第18 卷第10 期，1934年3月20日。）。第四，钱业公单收解数迭创新高。 上海钱业公单收解数1929—1930年增加27%，1930—1931年增加25%（注：《银行周报》，第18卷第10期，1934年10月30日。）。
1931年后形势急转直下，白银开始外流，至1932年中国白银由入超变为出超，又因“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金融业形势逐渐趋紧。“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一度银拆飞涨，银根奇紧，1931 年9月18日，上海银拆为100，至11月底，涨为308（注：《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1号，1936年1月。）。“一二八”事变， 对上海金融业的影响更大。1931年度总结算，被迫一再展期。为防挤兑风潮发生，银钱业临时决定，所有票据，实行汇划，使同业之间尽量节省现币支付。外国银行也积极合作，答应不乘机收受存款。由此上海市面节省了许多现金筹码，金融恐慌得以安然度过。但就总体而言，从1932—1934年上半年美国购银法案实施以前，由于白银外流趋势尚缓，加上白银外流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尽管全国银根已在收紧，内地金融已由趋紧而枯竭，但上海金融业还没有通货紧缩之感，这与上海在中国白银外流扮演的特殊角色分不开。白银外流的路线是由内地流往都市，由都市集中上海，再由上海流向海外，上海是中国白银外流的最后一站。由于有新的增量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上海，补充存量的流失尚有余，因此，中国白银虽然自1932年后开始出超，然而截止1934年8月， 上海市场的白银存量不但没有减少，还比1931年以前要多，内地金融枯竭与上海游资充斥并存，成为1932—1934年中国金融发展独特的现象。
对于内地资金大量流入上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陈光甫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内地不安全，战火遍烧，资金纷纷逃往上海。二是信用紧缩。“通商大埠收缩内地各城市的信用，各城市收缩各村镇的信用，所以内地资金，只有流出，通商大埠只有流进，集中一处，呈露了一种分配极不平均的现象”。三是银行的立场。一方面银行以存户的意志为转移，存户纷纷提现运现，“银行只能听其驱使，收缩放款”；另一方面社会信用大不如前，银行贷款常常不能如期收回，贷款风险增大，银行不得不收缩信用（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 第410—411页。）。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内地对上海贸易的入超。 在战争的破坏下，农村经济破产，出口锐减，进口猛增，1933年以农立国的中国农产品进口竟高达5.67亿元，占总进口值的42%强（注：《银行周报》，第18卷第42期，1934年10月30日。）。出口之值，不足以抵补购入之值，差额结算不得不用现银。上海为中国贸易中心，于是，内地现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1932—1934年，当内地金融枯竭、内地及上海经济逐渐衰退时，上海的金融却众枯独荣。
到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中国金融出现全面恐慌。1934年6 月以后国外银价高涨，运银出口有厚利可图，于是白银外流速度加快，数量增大。据中国银行统计，1934年1—8月全国出超白银竟达1.47亿元，其中上海1.17亿元，占总数的80%，而以运出白银最多的8月来看， 全部为外资银行（注：《银行周报》，第18卷第42期，1934年10月30日。）。1934年底，内地金融已山穷水尽，上海华商银行再也没有新的增量资金来补充了，1934年11月29日的上海存银量与上年11月30日相比，银两减少1.06534亿两，银元减少469万元。1935年2月1日的上海白银存量仅3.12亿，与1934年6月底的5.44亿相比，减少了2.32 亿元（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白银是中国的货币， 市面上一下子减少这么多通货后，流通筹码顿感缺乏，通货严重紧缩。白银不仅是中国的通货，还是银行的发行准备，在这次白银风潮中，外流的白银主要是银行库存，如果说1931年前库存的增加，具有创造通货的正向乘数效应，那么现在，库存的减少也同样具有收缩信用的负向乘数效应，因此这时的通货收缩也就更加严厉。银行存底日趋空虚，人民对银行信用发生动摇，相率挤兑提现，于是金融恐慌随之而起。
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金融恐慌程度尤为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银根极度紧张，1934年底1935年初，新年结算只有平时的一半，因为银行深恐如果压迫过甚，将导致更多的企业倒闭。“在这个时候可能造成广泛的崩溃。”因此，尽管银行自己也有很大的困难，不得不允许企业借款转期，“即令有些是濒于破产的”。为了松动银根，维持新年结算信用，政府不得不以很高的代价（19%的损失）从香港进口小量白银（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银根奇紧， “使得银行放款几乎不可能”（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第二，银钱业大量倒闭。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到1935年10月，上海共有40家银行、钱庄倒闭，其中银行达 30家（注：《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1号，1936年1月。）。第三，拆息高涨，拆息高低一直是银根宽紧的晴雨表。1934年底上海拆息突然飞涨，10月为0.14元，11月涨至0.40元，12月高达0.60元，划头曾抬至0.66元，黑市则突破0.70 元，1935年1月仍高达0.55元。2月3日因年终结账期已过，有所回落， 徘徊于0.10—0.11元，4月又涨至0.20元。1934年底拆息涨至6角，这在上海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可见当时银根奇紧到空前的程度。 第四， 利率高升。1934年上半年，钱庄利率一般为年息六厘，至1935年1月1日上升到二分六厘，上涨了4倍多。“为了供应新年结算， 国家示范开了较低的利率行情”，但有行无市，“这并不代表真实的好转，因为不管用什么抵押品，按任何利率，借款几乎是不可能的。银根奇紧的结果，便导致出售外汇以期得到现金，远期的还须贴水。……便造成了昨天（1935 年1月31日）一月期借款的年利率达到二分七厘四毫”（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17—118页。）。第五，地产、股票及其他信用证券价值狂跌，跌幅多在50%以上，金融资产严重缩水，其中跌得最早、跌得最多的是地产，因为上海地产的主要托盘者是外资，外资银行库存大量流失，必须导致地产价格下跌，再加上前期地产炒作最狂热，泡沫成分最大，因而缩水的要求也最强烈。第六，金融恐慌此起彼伏。从1934年年底到1935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就发生了3次金融恐慌。 第一次发生在1934年底，适逢年终结账，拆息飞涨，一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因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倒闭事件时有所闻，而永安银公司、通易银行等相继倒闭，更使市面风声鹤唳。为救济市面，安定人心，由银钱业领袖出面，向中、中、交三家国家银行接洽大额抵押放款，银行钱庄方面提供的抵押品多是市值大幅度下跌已成呆滞资产的道契、公债、栈单等，利率每千元日息3角5分，大大低于市场利率。得此接济，一场金融风险化险为夷。第二次发生在1935年4月。起因是4月底长期贷款到期，但借款企业无力偿还，于是金融业风险陡增，不良资产大幅度上升。永兴、同泰二汇划庄相继清理，金融局势顿趋紧张。中央、中国、交通、四行准备库等共拆出2000多万元，救济市面。银钱业对于工商业贷款，也尽量通融，予以展期，利率较前增加1厘—1厘半。经过银企各方合作，4月金融风波总算也安然度过。但喘息未定，第三次金融恐慌在5月底6月初端午节（旧例商业年中结账期）又旋即发生。 这次金融恐慌首当其冲的是钱庄。钱庄经营以信用放款为主，在市场安稳的年月，一般尚可相安无事，一旦市况变动，则坏账、呆账必相继发生，周转困难，无法维持。钱业全体向财政部呈请救济，财政部当即答应拨给1935年金融公债2500万元，8折向银行抵借现金， 钱业提供的房地产契约等为第一担保，财政部拨给的金融公债为第二担保，担任借放事宜的除3 家国家银行外，还有南三行、北四行等。此救济办法的出台使停滞已久的房地产契约，多了一条出路，逐渐恢复以往流通筹码的功用，市场人心因此大定。有55家申请救济的钱庄获得了资金融通，金融恐慌得以化解。这三次金融恐慌能够顺利化解，华商银钱业的团结、联合图存是主要力量，国家银行、政府及时援市也功不可没。但中国的金融危机远没有过去，最终导致了中国银本位制的崩溃。1935年11月4日法币改革出台， 才基本终止了白银大量外流的局面。
二、对工商业的影响
通货膨胀或紧缩必然在物价上反映出来，通货温和地膨胀，物价也随之上涨；通货紧缩，则物价下跌。虽然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格变化对工商经济的影响并不相同。但总体而言，物价上涨有利于拉动经济发展，而物价大幅下跌则不利于工商业的经营和生产，1931年前后国际资本流动对近代中国工商业经济的不同影响，物价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为了更正确地反映中国物价的走势，我们特意编绘了一幅图表，表明在整个世界物价体系中中国物价的起落情况。
1884—1931年的47年，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物价的起伏较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物价较稳定，物价指数在69—86之间小幅波动；1915—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物价快速上涨；1920—1924年战后物价由下跌向上升波动；1925—1928年恢复金本位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物价比较稳定；1929—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物价纷纷暴跌， 如以192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31年英国跌至66，下跌44；美国跌至73.3，下跌26.7。与1928年相比，英国下跌了28.8，跌幅30.4%； 美国下跌23.3，跌幅为24.12%。
1884—1931年，正是中国通货呈温和地膨胀时期，因此中国物价虽稍有起落，但总的趋势是徐徐上涨。特别是1929—1931年，当世界物价暴跌时，中国物价不但不跌，还上涨了很多。1926年批发物价为100，1931年上海批发物价指数涨至126.7，比英国高92%，比美国高72.9 %；华北批发物价指数1931年涨至122.55，比英国高85.68%， 比美国高67.2%，“当世界各国物价暴跌时，唯有中国一国批发物价指数尚能维持不坠”，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物价不下跌的国家，也成为唯一不受世界经济危机波及的国家，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受金贵银贱的保护。
但是，1931年9月以后，中国通货逐渐紧缩，物价逐渐下落， 上海批发物价指数1935年较1931年下跌30.3，跌幅为23.91%， 华北批发物价指数1935年较1931年下跌27.04，跌幅为22.1%。 而世界物价走势正好相反，英美二国物价不断上涨。英国自1931年9月放弃金本位， 英镑贬值后，物价开始上涨。美国自1933年停止金本位后，物价已止跌回升，1934年初美元贬值，美国物价上涨更快。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世界物价、银价、中国物价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变动。银价与世界物价正相关。白银对世界而言是商品，世界各种商品的价格下跌，白银当然也不例外。反之，当世界物价上涨，白银当然也随一般物价而上涨。1934年美国之所以在实施美元贬值后，还要通过提高银价来刺激国内物价上涨，就是鉴于银价与世界物价关系密切。
中国物价与世界银价负相关。世界银价跌，中国物价涨；世界银价涨则中国物价跌。因此，中国物价与世界物价、银价的涨落正好相反，1925—1935年表现更明显。造成中国物价与世界物价、银价反向变动的重要原因是白银国际移动。世界银价下跌，白银纷纷向中国寻求出路，中国白银持续入超，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货温和膨胀，物价随之上涨。世界银价上涨，中国白银奔向国外，国内通货供应量减少，通货紧缩，物价下跌。
通货温和膨胀，金融安定，银根松弛，工商企业筹资、融资方便，企业生产、销售两旺；又因物价缓缓上涨，实际利率低于名誉利率，企业还贷负担相对减轻，债务偿还能力较强，金融机构放贷也相对安全；还贷负担相对减轻也有助于中国企业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工商业发达，社会就业机会增多，人民收入增加，社会购买力也随之提高，整个社会经济良性循环。
1931年9月以后，世界经济危机侵袭与民族危机同时发生， 银价上涨与白银出超、贸易出超并存，中国社会动荡，民族市场缩小，金融恐慌，通货紧缩，物价下跌，中国经济发展由此转入逆势。但在1931年下半年和1932年，一则由于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有滞后效应。二则由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三则美国尚未放弃金本位，美国物价还在下跌，特别是农产品和原料价格很低，大量低价原料的进口支撑了中国企业生产。因此，中国经济虽受到冲击，但还能勉强发展。1933年开始，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和日货压迫的问题开始变得尖锐化，中国经济步入衰退阶段。在不景气的市况中，一些基础薄弱、经营不善、成本较高的企业便纷纷陷入困境，以中国第一大支柱产业棉纺织业为例，截止1933年底，中国纱厂完全停工的锭数约60万枚多，占华商工厂总锭数的1／3左右。当时民族工业总的状况是，沿海比内地严重，大城市比小城市严重，北方比南方严重，其中原因是内地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状况略好；北方直接处于日货的压迫之下，处境比南方还艰难，生产不景气，市场交易也很冷淡。以前每年3月，上海的棉纱交易每日达3—4千包，1933年3月每日仅100—300包。1934年，世界经济已开始走向复兴，但中国情况却相反，自1934 年6月美国公布购银法案后，中国的经济局势“更惊人地恶化”，“商业倒闭在各处蔓延，包括许多重要工商行家”（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18页。）。
经济环境的转劣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变坏，直接影响银行放贷的安全性，“盖中国多数工厂大都资本不足，向恃银行贷款为运行资本”（注：《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第2200页。），鉴于安全性能的降低，银行对工商业的贷款较前更谨慎，银行资金因此苦无稳妥的运用途径，而企业由于得不到银行资金的滋润，经营更不如前，于是银企关系步入恶性循环。
由于物价大幅度下跌，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还贷能力下降，金融机构呆账、坏账上升，一方面影响金融机构的再放款能力，另一方面使金融风险陡增，银行不得不收缩信用。慎贷、惜贷行为造成银根普遍紧缩，不少工商企业陷入资金周转不灵的绝境， 因此早在1934年底以前，尽管上海市面游资充斥，金融业畸形繁荣， 但全国尤其上海的经济已先于金融步入萧条阶段。因缺乏实体经济发展为依托，上海金融业的繁荣似空中楼阁，金融恐慌的发生遂指日可待。1934年底以后，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互激荡，中国经济发展跌入谷底。生产停顿，商业萧条，经济衰退，失业增加，社会购买力下降，经济更不景气，金融危机愈加严重。因此金融危机常常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进一步加重金融危机。经济萧条，通货紧缩，物价下跌，政府财政收支大受影响，“税收，特别是关税，感受到目前趋势的严重威胁”，建设计划也受到阻碍，“例如接通上海和宁波铁路的重要桥梁的债票就不能发行，虽然工程是包出去了”（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可见，通货紧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是灾难性的。
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国际资本移动对一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很大，其于对外贸易的影响一般远没有汇率大，但近代中国国际资本移动与中国通货供应量的多少、物价走势紧紧相连，如金贵银贱与通货温和膨胀、物价上涨相伴而生，银贵又与通货紧缩、物价下跌相连，于是近代中国国际资本移动对国际贸易也有了相当的影响。国际贸易有多少受国际资本移动的影响，又有多少是汇率变动的结果，往往很难分清，因此我们只能将二者合在一起进行讨论。
金贵银贱即中国汇率（银汇）下跌，以银计的出口商品成本降低，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进口商品以银计则显得昂贵，因此金贵银贱每每能鼓励出口、扩大出口，抑制进口，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反之，银贵，即中国汇率上涨，将刺激进口，阻碍出口，使中国国际收支恶化。
银贱对近代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很多。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关税几无屏障可言，无法起到保护民族产品的作用，但银贱在汇率方面对进出口起了反向调节的作用，抵消了关税的部分不利因素。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尽管经济竞争力总体较弱，但在1931年以前，中国的出口贸易也能不断地价量齐增，国际贸易有逆差，但尚可控制，就是得银贱之赐。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史表明，银价与出口贸易呈反向变动趋势，银价跌，出口增；反之， 银价涨， 出口减。1912—1932年，出口贸易与银价的相关系数为－0.1414（注：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中国白银问题致美国来华经济考察团备忘录》，第10页。），即银价下跌，出口贸易增加。但1912—1923年是个重要的例外，银价与出口贸易数量同时上升，即使如此，1919—1920年，银价与出口贸易也呈反向变动趋势，1919、1920年银价创1874年以来最高价，分别高达57又1／32便士、61又1／2便士， 出口贸易无论数量还是价值均比其后10年间银价低贱时期更少。1924—1932年，银价逐渐下跌，中国出口贸易持续上升，银价与出口贸易表现为负相关更明显。
银贱也有不利的影响。第一，提高了进口设备的成本。1929—1931年是中国机械及机器进口的第二个高峰，1929、1930、1931年的进口值分别为59821561、71267907、69267356海关两，不仅在绝对值上没有超过1921、1922年，这两年的进口值分别高达89527536和76388743海关两；由于银贱，白银购买力降低，因此在相对值上更远低于1921、1922年。第二，不利于中国政府偿还外债。中国作为债务国，还本付息必须用黄金。银贱意味着还债需要偿付更多的白银。1929—1930年金价暴涨，银价暴跌，中国政府偿还外债的支出特别高。银价暴跌，增加了中国政府偿还外债的成本，据雷麦估计，仅克利斯浦借款、英法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延期两年还本付息，中国就多付了250 万银元（注：雷麦：《外人在华投资》，第116页。）。中国大部分外债用关税担保， 鉴于银价暴跌严重影响中国外债偿付能力，中国政府被迫于1930年2月1日将进口关税改征关金，以确保外债偿付不受世界银价下跌的影响。关税改征关金后，抵消了银贱的部分不利影响。
当然，银贵与银贱一样，也有利弊两方面的影响。银贵之利有三：一是提高中国白银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有利于我国进口外国设备和原材料，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经济落后，发展国民经济所需的设备多仰赖进口，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和半制成品也多从国外进口。因此，汇率上涨有助于中国减轻进口成本。二是有利于偿还外债。以关税担保的外债已征收关金，不能享受银贵之利，但以盐税和铁路收入为担保的那部分外债的还本付息因为银贵，无形中可减轻。三是国内物价下跌，钱更值钱，消费者可从中受益。银贵之弊则有四：一是关税收入减少。海关关税自1930年2月1日起，改征关金，银贵，以金或被贬值的外币折算为银，将大大减少。二是刺激进口。中国本为入超所苦，银贵即汇率高涨，外货倾销更容易。三是阻碍出口。汇率提高，出口成本增加，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弱。四是白银外流，导致通货紧缩。银贵利弊互见，但就总体而言，是弊大于利。
银贱抑或银贵都有利弊两个方面，但从近代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显然银贱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要大得多，证诸当时世界其他国家，也纷纷以贬低汇率作为摆脱困境，复苏经济的良策。这是不是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启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随时调整本国汇率，制定适度、适宜的汇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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