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和意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基因论文,合理性论文,意义论文,公众参与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 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91X(2007)Z－0573－03
转基因食品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产物。它是在现今社会中引起公众较多争议与忧虑的众多科技产品之一。这主要是由于许多不确定性问题并未解决，例如，转入的新基因在生物目标体内的作用机制尚不明晰，新基因介入传统作物是否会产生新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特性？公众对此缺乏了解。于是，公众从不同立足点出发对其予以多角度的评价。
1 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现实性背景
1.1 公众和科学家间的鸿沟(社会性距离)扩大
传统观点认为根源在于公众对科学的无知，科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超越了公众的理解力范围。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论思维逻辑，按照这一逻辑，只有生物学家和基因技术专家才有权发现和发明，转基因食品知识只能是通过出版物由专家到公众的单向度流动和传播。笔者认为，这种逻辑正是鸿沟加大的原因之一，它妨碍了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双向沟通，妨碍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对转基因技术知识的无知固然是一种重要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还应看到其它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等内外因素，比如反科学思潮的影响。而更重要的障碍在于：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过于关注经营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利润，不情愿公众对所生产和销售的转基因食品进行评价和产生怀疑。法国哲学家福柯反对将权力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反对将它看成压制性的外在控制，主张权力是生产性的实践，作为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建立新的相互作用线[1]。而公众参与技术评价有助于在转基因食品评价过程中形成这种公众和专家之间新的相互作用线。
1.2 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特大风险
转基因食品会不会带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体健康和伦理道德等问题？会不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呢？社会和公众成了风险的承担者，却不是利益的享受者，而一小部分个人(例如研究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家)或团体(诸如开发转基因种子的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和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大农场主)成了收益的获得者，收益的获得和风险的承担不对等。公众希望通过参与转基因食品的评价和决策对其发展进行社会控制，并了解转基因食品的决策会带来哪些公共意义。这种关注是必要的。贝尔纳也认为，科学需要也应该有充分的群众批评背景，公众对科学的批评并不出于个人兴趣的自发行为，而是由于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自觉需要，这种需要来源于公众对科技的发展和自身利益密切关系的感受[2]。这种对高科技的社会风险和由此对自身利益影响的关注成为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内在动力。
1.3 大科学时代的科学高度社会化、体制化
作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科研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转基因食品也是一个高投入的生物开发领域，这些投入是由社会和公众来承担的。他们有权知道经费的使用去向，使用这些资源产生的效益如何，转基因食品能带来什么切身利益，为什么资助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开发，会不会给社会、环境和公众生活带来恶果等等。这种利益关系是直接和现实的，而公众只有通过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和决策，才能让其知情权受到尊重和得以体现，才会知道这些决策为何做出，怎样做出，为谁做出，怎样为大家所接受，又怎样对某些人产生伤害。
2 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前提
2.1 公众的参与有助于缓解公众和生物技术专家之间的紧张局面
但在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时我们不能将这种“鸿沟”简单地看作为理性的科技工作者与非理性的公众之间的冲突，而要看到其实质是不同的价值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是社会中基本价值冲突的继续，也是利益冲突的重要体现。比如：管理者不信任公众的能力和不屑于给予公众参与评价的正式机会；专家、企业家和销售者的私人利益和公众社会利益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相应的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例如转基因食品技术本身对环境价值，转基因食品的经济利益对健康风险。要想权衡不同价值体系的力量对比，就必须提供公众开口的渠道，让公众实质性的参与到转基因食品的评价和决策中来。
2.2 公众有权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发表意见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也可能对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公众个人或整体有权利对其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单独的个人几乎不可能对整个社会进行重大改变，但公众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和政府、专家进行交流、协商、实现对话，从而对转基因食品做出评判。我们应正确看待公众在权力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重视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相关性和系统性，“权力是在精密复杂的机器一样的系统中实施——起作用的是人在系统中的位置，不是他的本质，这无法依赖单独的个人”[3]。整体不等于简单的部分之和，公众能够成为和国家力量相抗衡的社会力量，摆脱个人的狭隘利益，站在社会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对转基因食品的发展提出客观公正的意见，并提出相对合理的管制模式与方法。
2.3 杜兰特认为科学日益进入公众的社会生活
生活领域的科学与研究领域的科学并立，这一概念使公众在科学面前的地位提高了，公众对生活领域的科学不仅应该具有发言权，而且很有必要。这个体系的范围、局限、应用和影响总是可以让公众来审查、讨论，并接受公众的批评[4]。转基因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其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让公众降低了对技术的信任。缺乏信任意味着加强对话的需要。目前的科普模式侧重于单向传播，提高公众的科技素养，比如，让公众了解什么是转基因食品，基因是如何转移的。这种初衷是良好的，但问题在于仅仅让其了解一些肤浅知识对转基因食品的健康发展是不够的，未必能提高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风险的理解程度，未必能让公众很好的理解转移基因目标和后果的差异性。公众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因素，不理解他们的想法，不取得他们的支持，要想顺利的发展转基因食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公众参与评价和决策是达成这种双向交流和理解的有效途径。
3 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意义
3.1 公众参与有利于协调不同团体的利益冲突
在转基因食品商业化过程中，跨国公司与中小公司之间，种子公司与农民之间，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客观存在，而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可以为受转基因食品影响的社会参与者，包括利益集团、消费者和普通大众，以及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直接、互动的交流平台，呈现不同的偏好和价值观。政府、专家和公众共同发现利益冲突的解决方法，提供可能的协调和替代方案，使不同的利益个人和集团之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健康效益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3.2 公众参与有利于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较之专家和政府，公众在现实的生活领域中评价转基因食品因其独到的视角更容易摆脱工具理性的枷锁，会体现出一种更为直接和鲜明的切身感受，为新的解决办法的形成和提出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公众的感性和“无知”在某些时候是有用和必要的。在真理的发现过程中，专家经常戴着“前见”或“有色”眼镜去观察和分析理论，可能被本学科的已有智慧蒙蔽了双眼；而公众的这种无知可能有助于他们无视、越过这些“前见”所设下的障碍，从而产生专家不能发现的新“发现”。比如，包括爱因斯坦、玻尔在内的很多著名人物是业余出身，但凭着“无知”有了重大科学发现。公众系统的参与有利于破除技术决定论的研究框架，有利于带来更多的真实、有效信息，有利于客观、公正地对转基因食品的真正和潜在影响进行识别和分析，从而提高转基因食品决策的质量和效率。
3.3 公众参与有利于恢复专家的“知识分子”身份
在实践中，专家系统主要是进行转基因技术原理的构思、转基因技术标准的制定、转基因技术方案的设计、检测技术的提高和安全性评价，向管理机构或决策系统献计献策，而忽视了要反映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心声或要求。这种现象或多或少体现了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向专家的蜕变。用利奥塔的话来说，“专家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智力应用之目的并非是在其领域尽量体现普遍主体，而是在其领域尽量达到最佳的运作状态”[5]。专业主义使基因技术专家在转基因食品本身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一个特权地位，从而拥有建立在对转基因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垄断、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丧失了知识分子独有的超越自身利益、充当社会普遍良心的特性。然而，这种局面如何得以改变呢？本文认为，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可以对专家们包括研发在内的“特权”行为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必要的抑制作用，让专家系统的成员不得不倾听、了解和考虑到公众的想法；而通过分析和提炼，有利于弘扬知识分子传统的批判精神和科学技术内在的人文精神，促使转基因技术专家和转基因食品研发者自身的觉醒，自觉地将“为民请命”作为共同的目标，更多地考虑到价值理性，重新审视和附着工具理性的人文性。
4 结语
我们还应认识到，公众系统的构成是复杂的，这导致公众系统作为主体对转基因食品做出评价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往往以个人的切身体验、心理感受、自我理解为契机而发动。当然，在对转基因食品评价的过程中，公众评价的缺点也会在适当的时机表现出来，如可能造成时间、金钱或资源的浪费和行政效率的降低，但这些只是我们在具体操作中需注意的事项，只要运用得当，是完全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