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的反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延长的根本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本论文,反作用论文,封建社会论文,中国论文,根本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长期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它曾对中国古代社会稳定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民本思想也对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和工商业的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变革又起着十分巨大的阻碍和延缓作用。正是民本思想的这些反作用才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延长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长的问题研究和发表了许多观点，如邓拓的“三位一体说”、范文澜的“人口压力说”、傅衣凌和徐旭生的“权力干预说”、刘旭的“非封建化和外族入侵说”、白钢的“所有制不稳定说”等等，分别从阶级、人口、政治、经济、国家周边关系等方面的特点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延长的原因。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上述特征的形成和长期不能改变，其自身原因就有待于说明，欧洲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意大利半岛旧称“火药库”，是欧亚战争和欧非战争的必争要地，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延长的“外族入侵说”更难令人信服。所以，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延长必然有其更深刻的历史原因，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社会意识——禁锢中国古人思想达数千年之久的民本思想和圣贤崇拜心理——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巨大反作用。故本文拟对此作一具体分析，以与学界同仁取得共识。
一、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意识
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意识，其内容十分广泛，不仅涵盖了以“仁”为本的儒家精神，而且涵盖了以“道”为宗的道家精神，还结合了“折民惟刑”的法家精神。其本质是农业社会君主专制制度的理性化，核心是对圣贤政治的追求。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经历上下五千年，是中国古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共同的政治追求。其于君，是为内圣外王之道；其于臣，是为重民固本之术；其于士，是为经世致用之学；其于民，则表现为圣贤崇拜。这种经久不息的全民族的共同追求，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和推动力，从而使中国古代社会走上了一条十分独特的发展道路，如奴隶制不明显、所有制不稳定或非封建化、生产力长期徘徊停滞、“三位一体”难分化、政治上高度集权、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和农民战争频繁、旧制度在反复震荡中不断复辟等。可是，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形成了民本思想这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呢？概括地说，这主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造成的。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农业文明过早地形成了统一的雏型国家。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一广大地区。一方面，由于这一地区处于暖温带和亚热带，降水量充足，沿江沿河冲击平原辽阔肥沃，动植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因此，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并在劳动中掌握了气候变化和动植物生长的规律，开始了驯养动物和“播时百谷”的定居生活，从而为形成统一的雏型国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地区西部和北部多高山和沙漠，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交通阻塞，东临大海，无舟楫可通，南隔五岭山脉和云贵高原，而中部则为辽阔的平原和丘陵。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基本隔断了我国祖先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往，为华夏民族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广阔而优越的自然条件，而且易于实现这一广大地区的内部交往和兼并统一。《史记》记载：“轩辕氏之时，神农氏世衰，诸候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战炎帝，杀蚩尤，代神农氏而为黄帝。此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从而使中国之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由此可知，我国早在轩辕和神农之先，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统一的雏型国家。
（二）低下的生产力和淳朴的氏族遗风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圣王贤佐。中国古人对圣贤的崇拜，是因为中国上古和中古社会确实产生过许多在生产上有所发明和贡献、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个人生活上吃苦耐劳的圣王贤佐和英雄典范，如传说中的女娲氏、燧人氏、有巢氏、夸父、后羿，史书记载的神农氏、轩辕氏、嫘祖、仓颉、歧伯、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皋陶、后稷、大禹、成汤、伊尹、武丁、傅说、文王、周公等。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夏王朝以前的上古社会，为什么产生了那么多圣王贤佐和英雄典范呢？一是这一时期正处于生产力十分底下和文明发端的阶段，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发展和谋求民族的安定统一，必然涌现出大量的创造发明家和进步的政治家。正如韩非所总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害……民食果葩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五蠢》）二是这一时期的氏族组织尚未完全瓦解，阶级尚未明显分化，氏族社会的淳朴风气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还很大，各尽所能为氏族和民族谋求利益仍然是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如《史记》记载，尧以二女妻舜，舜贵为帝婿，而“居妫纳”，“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禹奉命治水，“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礼记·礼运》更盛赞当时社会之道德风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在这种淳朴民风和社会道德影响下，必然产生许多劳动英雄和政治精英。三是当时的统一雏型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自我约束为主的加盟式组织，无论氏族的首领或雏型国家的国君都必须“以德服人”，才能受到氏族成员和加盟者的拥护，武力征服还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如前述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大禹，皆因劳动功绩而王天下。黄帝亦赖“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然后得其志。”（《史记》）所以，老子总结说，由于圣人“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韩非则更直接地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遂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五蠢》）
（三）人民的圣贤崇拜和反抗精神孕育了成熟过早的民本思想。如果说，农业文明的第一个结果是人民的定居和雏型国家的形成，那么它的第二个结果就是私有制、阶级和正式国家的产生。农耕技术的方面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人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为了获取等量劳动产品，却需要比采集和狩猎活动付出数倍乃至十倍以上劳动代价，无论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大大地延长与加强了。所以，私有制作为一种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手段，就逐渐被采用了，阶级和作为阶级统治暴力工具的正式国家也随之产生了。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上古社会“竞于道德”的加盟式政治制度的结束和暴力统治为主的政治制度的开始。这种制度的急剧转换，一方面导致了人民对上古社会制度和圣王贤佐的怀念与崇敬，另一方面则激起了人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相继灭亡和其间某些诸侯国兴废的历史，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证明了统治者治理国家“有德”与“无德”、“重民”与“轻民”的不同历史结局。因此，这期间的一些进步政治家和思想家经过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就逐渐酝酿成熟了我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意识——民本思想。
我国的民本思想主要形成和成熟于尧至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其基本思想可见于《尚书》和先秦诸子言论。《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同时也是先秦诸子民本思想的主要渊源，记载了我国尧至西周若干政治家的言论和某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其中含有极丰富的民本思想。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典》）“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谟》）“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人无于水监，当以民监。”（《酒诰》）“惟欲至于万年，惟于子子孙孙永保民。”（《梓材》）“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无常心，惟惠之怀。”（《蔡仲之命》）“天惟时求民主”。（《多方》）可见，我国民本思想，早在西周以前就已基本形成。
嗣后，由于先秦诸子较其先驱们经历了东周以来长达数百年的诸候兼并的社会动乱，看到了众多统治者因其“无道”、“失德”、“非礼”、“不仁”而致人民涂炭和使自身遭到覆灭的结局，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仁人志士，如管仲、老聃、孔丘、孟轲、荀况等杰出代表人物，在继承了其前驱们的思想的同时，又形成了各自的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学说体系。如管子提出了“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的思想，老子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道德政治学说，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本位的伦理思想体系，孟子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尽心下》）、“治民之产”、“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的思想，荀子则把君民关系视同舟水关系，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天论》）、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可见，我国民本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发展成熟了。这种早熟的社会意识，由于正好适合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因此得到了汉以后历代统治阶级的推行利用，从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和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民族魂”。
二、民本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延长作用
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和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共同追求，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之深，是任何其他社会力量都无可比拟的。具体说，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延长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
（一）民本思想的影响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庞大的士阶层，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前所述，圣贤崇拜是民本思想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而民本思想的形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强化了中国古代社会君民上下“选贤任能”的要求。一方面，为了适应“重民”、“安民”的民众要求和巩固自身“子子孙孙永保民”的地位，统治者在封官任吏方面不得不比较注重选用人才，或者至少要在表面上走走尊重人才、“选贤任能”的形式。中国历史上选用人才的理论、实践和传说十分丰富，典型事例如尧用舜、舜用禹、成汤用伊尹、武丁用傅说、武王用太公望、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争夺战，尤其是汉以后形成了荐贤制度，隋以后更推行了科举制度。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大规模选用人才，并且对出仕者给予了很优厚的待遇，所谓“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以及个人待遇方面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从而吸引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和“学而优则仕”、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现象。结果，从好的方面说，是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使中国封建社会某些阶段得到了较好的治理。从坏的方面说，则造成了中国社会极大的损失：一是食禄寄生的士阶层越来越庞大，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二是政治集团内部人才过于集中，权力斗争往往十分激烈，使得政治更加腐败和混乱。三是科学技术受到社会的冷落，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浪费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能出仕的终究为极少数，大多数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出仕的知识分子，由于自幼所读无非“圣贤书”、“经世致用之学”，到落第或受到排斥打击时已别无选择，最后只好走隐士、骚客的道路，吟诗、作文、饮酒、发牢骚，或者一般等而下者则只好以举人、秀才自居而阿Q乡里。这样，科学发明的重任则仅仅留给了极少数有志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那些缺乏知识准备、长年劳动于作坊中的工匠们。所以，中国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为缓慢，即使有某些较重要的技术发明也难以得到推广应用和深化改造。
（二）民本思想“重本抑末”，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重农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以食为天”的古谚是民本思想的重农思想最精辟的概括。中国文化起源于农业文化，工商业从来只居于农业的从属地位。西方文化则主要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某些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邦，欧洲中世纪下半叶地中海沿岸的商贸业也远较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贸业发达。这是两种文明经济基础的根本区别。反映到思想意识上，就产生了重农、轻工、抑商与鼓励工商发展的意识和产业政策的巨大差异。民本思想的重农思想跟民本思想一样，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各家所论，如“食哉惟时！”“黎民饥沮，汝后稷，播时百谷。”（《尚书·舜典》），“君子所其无逸，其知稼穑之艰，则知小人之依。”（《尚书·无逸》）“治人事天莫若啬（穑）”，“圣人为腹不为目。”（《老子》）“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牧民》）“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传诸后世，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以致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策略和产业政策。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始终难以得到发展、地主、高利贷者和工商业者的“三位一体”也始终不能分化。尤其明朝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以后，由于重农思想的影响，官僚制度的腐败，统治阶级对蛮夷及倭寇的惧怕心理，明朝统治阶级在郑和七次下西洋以后重新采取了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因此，刚萌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快就消失在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了。以后由于明朝统治集团愈益腐败和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社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清王朝前期的统治者仅仅满足于对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征服，政治策略和产业政策则基本沿袭了以往的旧传统。所以，当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前，中国仍然沉睡在圣贤崇拜和农业帝国的古老梦境之中。
（三）民本思想既催化了频繁的农民革命战争，又巩固延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旧体制。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欧洲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较大的区别。从经济上说，就是奴隶制不典型和土地私有制不彻底，或曰土地王有制、非封建化，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政治上是单纯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未产生过欧洲社会的民主政体和政教合一的制度，其特点概括起来就是经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自身区别来看，前者为分封制，经济、政治权力相对分散；后者为郡县制，经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但这种区别又是相对的，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实际上也是以王权的取得和经王权的授予为基础的。所谓“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尚书·益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所以，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土地王有和君权至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是四千年不变，郡县制只不过比分封制权力更集中些而已。
那么，中国古代社会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什么能保持四千年不变，以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大大延长了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本思想的反作用。从起源上说，民本思想乃是民生主义和君主专制主义的矛盾结合。但从根本上说，民本思想又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历代相传的统治思想，其实质在于维护王权至上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民本思想披上了“重民”、“施仁政”的民生主义外衣，适应了人民百姓圣贤崇拜的心理，所以，王权至上的君主专制主义同时也被中国古代人民默许接受了。此外，民本思想在肯定民生主义的同时，又否定了王权为一家一姓所永保，成了农民革命的理论。如“有夏多罪，天命殛子”（《尚书·汤誓》），“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附厥命。”（《尚书·召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孟子·梁惠王下》），“道得众则得国，道失众则失国”（《大学》），这些言论及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民革命战争的合理性。因此，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人又养成了一种顺来顺受、逆来逆反的心理。每当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严重腐败，人民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他们就会高举起“均贫富”和“潜天行道”的起义大旗，为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进行战争。然而，中国古代人民从心理上拒斥的终究只是那些昏君、奸臣、贪官、酷吏，所向往的也仅仅是那种在圣君、贤臣、清官、廉吏治理下的“太平盛世”。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君主专制制度本身的缺陷，也不可能提出变革传统体制的要求。农民革命战争的领袖和将领们，由于缺乏先进理论的引导，自身还受到至上权力的引诱，也根本不能摆脱旧的思维模式和自觉变革中国封建社会的旧体制。他们在革命成功以后，都只是满足于在土地和赋税政策方面作一些小改小革，对农民适当作些让步，使饱受剥削压迫和久经战乱之苦的人民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宁，社会生产暂时得到恢复，就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们的帝王将相之乐了。某些农民革命的领袖们，甚至在革命尚未成功、大敌仍然当前的时候，就自以为民心所向、天命所归，飘飘然称孤道寡、筑宫纳妃、或者互相争权夺利火并起来，最后导致失败，让旧的地主势力重新掌握了政权。因此，在民本思想影响下，中国封建社会不仅农民战争频仍，而且这些农民战争又一次次地变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就陷入了腐败、革命、复辟、再腐败、再革命、再复辟的历史怪圈之中。旧体制在这种震荡中反而得到了巩固，中国封建社会也随之大大地延长了。
（四）民本思想成熟过早和长期占统治地位，中国封建社会里不可能产生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理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先进生产关系和新兴阶级的产生、形成和壮大，三是先进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和革命阶级的觉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或者明朝中叶以后，这三个条件显然都不具备或者很不充分。然而，以明朝中叶的社会条件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条件相比较，两者又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最终在意大利和欧洲发展起来了，明朝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却夭折了呢？我认为，除知识分子官本位、社会生产农业本位和农民战争阶级局限性三个具体原因外，第四个具体原因就是理论思维无法突破民本思想的束缚。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可以说，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产生、形成到最终确立，每前进一步，都是以新兴资产阶级的理论思维及其与旧的社会势力的思想斗争为前导的。而中国明朝中叶以后，尽管产生过不少类似于《十日谈》那样的文艺作品，明清之际还产生过唐甄、王夫之、黄宗羲等具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理论家，但是，民本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人民的思想影响太深刻了，圣贤崇拜几乎完全束缚了人民的思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状况是，知识分子读圣贤之书，走仕宦之路，人民群众守圣贤之礼，盼圣贤之治，官逼民反的时候，则为圣贤理想而战。这样，中国封建社会里根本不可能产生西方社会那种旨在追求个人独立人格的人道思想和民主思想，即使唐甄、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进步思想，也仍然是包藏在民本思想的厚硬外壳之中的，人民群众方面更缺乏接受和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所以，在失去理论引导和群众基础的条件下，明朝中叶产生的稚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于受到旧势力的摧残，仅昙花一现就消失无踪了。
总之，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它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和抵抗外来民族的入侵，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但是，从辩证的观点看，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和工商业的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变革，又确实起到了十分巨大的阻碍和延缓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它同时也指出了社会意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存在的巨大反作用。本文开头提到的几位研究者，力图从社会存在的方面去探寻中国封建社会延长的原因，忽视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相关性、连续性，所以未能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延长的真正原因。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发展都各有其特殊的轨迹和原因，这种原因不仅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事件中去寻找，更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从中国的历史出发，正是她独特的社会意识即民本思想，把中华民族的长期追求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贯串了起来，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轨迹。所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国封建社会延长的原因，必须把她的巨大社会精神动力即民本思想联系起来。在历史发展中，社会意识不是决定因素，然而却是先导因素。试想，中国近代社会以来，要是没有维新运动，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没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中华民族什么时候能真正走上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呢？
收稿日期：1996－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