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1925年“上海谈判”——兼论吴廷康、鲍罗廷的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鲍罗廷论文,兼论吴廷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右派的不同观点
鲍罗廷于1925年4月6日从北京向莫斯科发出一份题为《孙中山之死与国民党》的书面报告，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形势。主要内容有：其一，由国民党右派主动挑起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已经开始，甚至在“还没有来得及把孙逸仙送进坟墓”的时候。他们并不反对“孙逸仙主义”，而是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攻击他们认为已经“赤化”的左派。右派组织一个俱乐部，这“实际上是成立了一个新党”。其二，右派离开国民党，“只应当加以欢迎”。因为，右派“像重锤似的挂在国民党头上，不让它以中国整个客观形势所要求的速度前进”。其三，鲍罗廷“确信”：右派根本没有能力从事“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以至任何创举都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最后以争吵和对骂告终”。因此，在鲍罗廷看来就无须担心右派“退党后会联合起来进行什么工作，哪怕是反对我们的工作”。其四，面对这样一种情况，鲍罗廷表示，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国民党“彻底分裂的局面”的“延缓”。[1](P597-601)
与鲍罗廷相反，吴廷康并不这样轻视右派的力量，而是“小心谨慎地反对右翼”。[2](P141)。他于1925年3月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发表《中国革命运动的趋势和国民党》一文，警告说，虽然国民党右派数量上“不大”，但是它在反对革命的运动中“能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一旦分裂”，对于中国解放运动的反作用却是很严重的，因为在右派周围聚集着一批得到外国帝国主义援助的买办和官僚。因此，他建议“以脱党的形式（更确切地说，以开除的形式）”从国民党内部先清除一些臭名远扬的右派活动家。吴廷康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左派领导人将决心与国民党右派决裂，而不是和共产党人决裂”。同时，吴廷康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共产党必须向左派“作某些让步”以消除右派的反共宣传影响。[3]因此，对鲍罗廷的上述报告，吴廷康立即作出了反应，于4月22日从莫斯科致信正在中国的加拉罕。
吴廷康在这封副本抄送鲍罗廷的信中，不客气地指出，鲍罗廷最近寄来的报告，“并未使我们感到满意”，报告有关国民党分裂问题的论述，“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很不好的后果”。吴廷康指出了鲍罗廷在报告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说国民党右派广泛而积极地活动，利用孙中山的招牌分化国民党，以及如何与军阀合作、联合唐继尧等等；另一方面说右派之间，矛盾很大，吵来吵去，不成气候，但又说国民党右派已经组织了一个“新党”。鲍罗廷在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右派“最好也不过是像我们来到中国之前，即国民党改组以前那样工作。这种工作就是，他们自称是国民党人，偶尔集会、争论，整年整年地根本不参加党的活动，对国内任何现实生活表现都不做反映”。吴廷康则认为，现在中国所处的的情况已与数年前的中国不同，“鲍罗廷对国民党右派的评价，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乐观的”。“国民党人在5年前或3年前所做的事情，不能作为我们说明这些人在今天的政策和策略中毫无用处的证据”。在吴廷康看来，鲍罗廷“对敌人力量的估计不足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是不言而喻的”。很自然，对于国民党右派所应该采取的政策，吴廷康与鲍罗廷就不一致了。吴廷康批评鲍罗廷加速国民党分裂的做法是“机械的而不是战略性的”，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提出开除部分国民党员的问题，而不是党的分裂问题”。[1](P601,P605-608)。
二、国民党右派的活动
上述鲍吴对国民党右派的不同看法孰对孰错，有必要回顾一下国民党右派当时的分裂活动。
国民党右派从1924年6月开始在广州掀起的“弹劾共产党”风波，并没有酿成实际意义上的结果，右派的“分共”图谋没有得逞。1925年1月，“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亦称“拥护国民党同盟会”）成立。此会成立时称：“去秋广东方面同志，列举共党罪状，提出弹劾案，未蒙总理采纳，深以为憾”。因此，提出七项“挽救方法”：在中央党部及执行部共产党员一律撤职；与共产党有关之党内印刷所、新闻杂志、学校、宣传机关，一律停止；现在一切有关政治问题，由总理指定无共党嫌疑之纯粹党员三人以上，负责办理；派至各省国民会议宣传员，其有共产党籍者，一律撤换；最短期间内在北京召开二全大会，共产党员代表不得出席；各地党员去年提出之弹劾共产党各案，由纯粹党员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裁判之；本党一切大小事权，以后不准外国人干预。[4](P554-555)这是一个毫无顾忌的“分共”方案。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在1925年3月8日与彭养光、覃振等人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打出反共和分裂国民党的旗号。他们在成立宣言中指称：“共产党欺矇总理，佯称归顺国民党，实则利用本党名义，自图发展，为祸本党。”因此，“欲言救国，必先有国民革命运动，欲言国民革命运动，必须拥护三民主义，欲拥护三民主义，则同志之意见疏通，实为急务。本此旨趣，爰有同志俱乐部之组织。”[4](P555-556)
西山会议派的形成则表明国民党右派分裂统一战线的活动已经形成一股潮流，势成组织分裂之险。此前，国民党内部的冲突主要是党内弹劾、会议争执、文章交锋，至多就是成立一些小规模的学会、俱乐部等小团体。
1925年8月，林森、邹鲁借参加“外交代表团”离开广州北上之际，在上海、南京、九江、汉口等地联络右派分子分赴北京。11月16日，林森、邹鲁等发出“铣”电：“……现委员等已于本月铣日在总理灵前集会，决定于本月梗日（二十三）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开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除分电外，特此电知，务希到会”。[5]电末署名的有：林森、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张继、谢持、茅祖权、吴稚晖、傅汝霖等。签名人数之多，声势不可谓不大。11月23日，所谓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会议为期一月余，共开会22次，到1926年1月4日才结束，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案》、《顾问鲍罗廷解顾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等决议案。
邹鲁曾经对参加西山会议的情况做过一番叙述：“计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除胡汉民被逐在俄，熊克武被捕在狱，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本身系共产党不许列席外，计实际委员只有十八人，此十八人中列席西山会议的，计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戴传贤（按：戴季陶声明与会，但实际上没有出席，引者）、沈定一、邵元冲、叶楚伧、邹鲁等十人，李烈钧虽未列席，却来电赞成；没有列席并没有赞成的，只有汪精卫、谭延恺、柏文尉、王法勤、于右任、恩克巴图、丁惟汾七人。监察委员五人，列席西山会议的有谢持、张继二人，吴稚晖召集西山会议，并于西山会议第一届预备会议出席，且做主席的，所以吴稚晖说，他是西山会议派，就是这个事实。邓泽如虽没有到会，却暗中助过钱，监察委员五人中，只有蔡元培尚在国外，与西山会议没有关系”。[6](430)
邹鲁所言，李大钊等四人不能出席会议于法理不符，实属无稽之谈。而出席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人数也不及法定的二十四人的一半，此次会议之非法性质，也不容置疑。但是，如果将无法出席会议的胡汉民和不能出席会议的熊克武除外，在其余的二十二名中央执行委员中，竟有九人出席，戴季陶虽然没有出席，但参与其事。会议的召开以及叶楚伧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西山会议的通电、宣言、决议的推波助澜，国民党大有分裂之势。（注：当时，反对西山会议的文电也多不胜数。1926年12月前后，计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第四分部、国民党虎门市党部、国民党江门市党部、国民党上海市第九区第一分部、国民党佛山市党部、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国民党汉川县党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分校干部执行委员会、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区党部、国民党广州市特别市党部、国民党郑州市党部、国民党湖南耒阳县党部、中国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政治部、国民党江苏青浦县代表大会等等。文电指称西山会议乃“荒唐可恶之至”、“万恶发源之地”、“丧心病狂之举”，“查办西山会议派”。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19，案卷号110。）这足以说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并非鲍罗廷所说的那样：右派根本没有能力从事“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以至任何创举都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最后以争吵和对骂告终”。[1](P601)
既然不把国民党右派的力量放在眼里，鲍罗廷和广东共产党地方组织采取了“进攻策略”：在国民政府人选问题上，将当时的左派汪精卫推上国民政府主席的高位，而右派胡汉民则从代帅的位置上降为没有实权的外交部长；林森、邹鲁等则被派参加“外交代表团”北上；利用处理廖促恺被刺案的时机，又将胡汉民派使俄国，许崇智也被赶离广州。于是，所谓的汪（精卫）蒋（介石）合作的“革命专政”宣告建立。张国焘称，这一切活动，大多是在“权威日隆”的鲍罗廷左右之下展开的。[7](P50)
可是，这一系列的“进攻政策”不仅在国民党内部引起混乱，以至在上海就有了不少谣传：广州将实行共产统治[7](P63)，莫斯科也大加反对，表示“绝对无法理解”“胡汉民事件以及随后强行撤销国民党活动家的职务”和“解除许崇智的武装”，认为这样做就是在“不停地撤毁连结共产党先锋队与民主群众的各种桥梁，要完全孤立中国共产党”，批评鲍罗廷发往莫斯科的“每一条新消息”都“证明广州因左倾而在陷入孤立和毁灭”，指斥鲍罗廷“把自己装扮成拿破仑”。为此，莫斯科坚持吴廷康亲自或者派“一位完全可靠的人”去广州纠正业已存在的路线。[1](P704、744)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演了“上海谈判”的一幕。
三、“上海谈判”
吴廷康早就指出：“广州这次政变后上台执政的完全是国民党左翼”，把权力集中在左翼手里未必是件好事，“这就党、就整个国民党说来多少缩小了政府的基地”，它无异于壮大敌对势力。[8](P86、87)在1925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上，吴廷康曾经说过：无论群众目前多么左倾，事情“还没有严重到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裂的程度”。“现在不应该混淆两种现象：一是极右的国民党分子已经把自己置身于党外，同他们已无法搞统一战线了；另一种现象是一部分国民党元老担心群众走得太远了。”对于前者，应该“使他们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以便开除他们，但对于后者，即“以戴季陶为代表的重要的中派”，“则需要协商，以保持国民党的统一”。因为，他们毕竟同老右派有所区别。（注：转见杨奎松著：《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87页。事实上，西山会议派内部本身并非铁板一块，西山会议之前的预备会议上，吴稚晖就主张“对共产党的同志宜作切实的协商，而不要导致片面的分裂”，对于吴在会议上的这种观点，戴季陶等“表示赞成”。参见王更生：《孝园尊者——戴传贤传》，第47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版。）就如对于胡汉民的处理，吴廷康“大伤脑筋”。他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表示，如果胡汉民真是刺杀廖仲恺的主谋，就应在广州依法惩办；至少也要将他的阴谋公布出来，以揭穿他的真面目，否则就不应软禁他。现在鲍罗廷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所科去，只能使共产国际难于处理。（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64页。1925年9月23日，胡汉民——“从不属于鲍罗廷周围的人”——离粤赴俄。而近乎被放逐的胡汉民，在莫斯科却得到了隆重的礼遇，以至1926年元旦邓演达在国民政府为欢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举行的宴会上还说：“胡先生之在莫斯科，实受俄国民众热烈欢迎”。参见存萃学社编集：《中华民国史事日誌》(1922-1926)（第三册），第236页，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版；［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165页；［加］巴雷特：《从胡汉民访苏看共产国际如何重视国民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译丛》第176-189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邓演达：《关于游欧和返国过沪之报告》（1926年1月1日），见曾宪林等主编：《邓演达历史资料》，第13页，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对于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吴廷康主张“不要实行打掉牙齿的政策，而要实行更加谨慎的策略”，如“要揭露、批评，但不要把他们当反革命看待”。[8](P88)
在此类问题上，陈独秀与吴廷康观点一致。例如，陈独秀将胡汉民列入中派人物，认为他是国民党的正统，在党内的势力颇具根基；汪精卫不免软弱，虽具清誉，究无实力；如果硬将胡汉民从代帅的地位上拉下来，是会出乱子的。[7](P60)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提出国民党内部只有左右两派并没有中派之后，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又将胡汉民称为“左派”的领袖。[9]陈独秀也主张维护国民党的统一而不至于分裂，对广州的做法自然就不满意。他认为，在广东的同志忽视整个反共阵线的力量，企图以一部分革命军人、省港十几万罢工工人和二十几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班反共势力，显然是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后的结论是：无论广东发生了什么事情，国民革命在基本上仍应建筑在广泛的民族战线上，因而不能忽视联络中派的策略；绝不能因为五卅运动和广州的种种事变而改变初衷。在西山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急起商讨挽救方案”，认为西山会议派的活动，“将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广州现在的局面可能因而垮台”，因此决定采取具体步骤来分化西山会议派。[7](P64-66)
既有莫斯科的支持作为尚方宝剑（注：据中山舰事件后随胡汉民赴莫斯科的朱和中说：“自西山会议发生，俄国共产党内部……大多数深怪鲍罗廷，谓中国革命可望成功，岂可令其分裂？”朱和中：《与胡汉民先生游俄八个月之回想》，《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二册，第157页，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又与陈独秀意见相合，所以，1925年12月23日晚，吴廷康邀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至上海俄领事馆，“对党务谋所以调解”。吴廷康首先就问孙科等对孙中山在世时确定的联俄和国共合作两大原则“有无怀疑或动摇之点”，并表示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异议，“则一切支节皆在可讨论之列”。孙科等回答说，对这两大原则“仍承认之”，只是“基于一年余以来事实之困难，故不得不有此次澄清党籍之工作”。既然在这两大原则问题上没有不同看法，吴廷康提出第二天可以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再作详密之协商”。第二天上午，又是在俄领事馆，在吴廷康的主持下，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晤面详谈。在“国民党对CP、对苏联、对共产国际”等方面，双方并没有大的分歧。陈独秀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吴廷康则保证“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8](P88)孙科等则相继发表简单的声明，称爱护广东的一切，只要情况许可，都愿意去参加在广州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二大”。孙科等还提出鲍罗廷须离开广州，吴廷康则表示暂时无法做到，因为“现时香港攻鲍（即鲍罗廷，引者）甚剧，若此时令鲍罗廷行，则恐适以坠彼辈之策”，“而对于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则以为恐妨碍职务之进行”。因此，吴廷康、陈独秀等认为这“两点暂行保留”。双方决定由孙科等人致电“精卫等暂停文字上之攻击以及展缓第二届代表大会”。吴廷康也“照此意电鲍罗廷”，陈独秀则通知谭平山。[10](P223-224)[7](P66-67)[8](P88)，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国焘为代表赴广州，纠正“以往过左的偏差”。这一政策始终得到吴廷康的支持。[7](P68)
之所以维护统一战线不至于破裂，吴廷康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1926年第2期的《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的成果和前景》一文有一解释：“国民党中左右翼之间经常和现在还进行着斗争。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都主张国民党团结统一的策略，反对分裂，并揭露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效劳而竭力分裂国民党的右派首领”，“共产党人所以认为维护并巩固反帝统一战线特别重要，是因为现时帝国主义者的活动开始比以往表现得更为猖獗，……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英帝国主义在南方开始发起进攻，不久前中东路冲突发生是日本人在北方进攻的表现，天津和山海关间各矿同盟歇业是英帝国主义积极活动的表现；南方，香港总督不与香港商人继续对话，这是英帝国主义积极活动的又一例证。……无疑，帝国主义者希望利用目前中国民族运动重点问题，或组成统一战线，或分别在不同地区发起进攻。”因此，吴廷康说：“从这样的背景看，统一战线必不可少。维护国民党的统一是绝对必要的步骤”。
“上海谈判”后，中共中央给广州方面的共产党组织和鲍罗廷发出了关于国民党“二大”的指示。但是，广州方面“极为不满”，并于1925年12月27日给中共中央回电：“戴季陶辞职和承认自己无能，胡汉民虽被驱逐出广州但仍公开宣扬左的方针，北京会议（即西山会议，引者）失败，左派在代表大会上占居多数，广东反革命分子的被粉碎，北方国民革命的必然高涨，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必须在党中央机关排斥共产党人。”电报同时提出了国民党中央的组成人员两个设想方案：一个方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30人，三分之一为共产党人，而在国民党中央的候补委员中，一半为共产党人；另一个方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40人，20人为共产党人，国民党中央的候补委员中共产党人同样要占据一半。[11](P448-449)即使不考虑方案中非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人数，这两个方案也是与“上海谈判”的精神不一致，与莫斯科一直主张的共产党人“不要发号施令”的精神相矛盾。
鲍罗廷的观点比较强硬，指出：“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五条件地拥护国民政府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因此，他对吴廷康操作的“上海谈判”气愤不已，质问参与谈判的张国焘：“为甚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他还讥讽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达成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7](P70、71)联想到即将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强迫中派追随左派”的设想多么主观！张国焘的一席话是比较现实的：“中共还在幼龄时期，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中共党员还没有任高级军官的，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多系负担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视为军中的附属品，未能直接掌握军队。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7](P78-79)鉴于广东方面的不同态度，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未让广州的同志彻底实施他们所制定的由左派和共产党人不断进攻和占据国民党（当然还有国民政府）的方针”。[11](P450)
四、并非机会主义
此次“上海谈判”，被蔡和森后来视为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发端：“到底从什么时候起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出现了机会主义呢？在三月二十日稍前一点，即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更确切地说，是出现在前任中央和当时的前任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主张同国民党右派合作，并同其首领孙科会谈，邀请他回广州的时候。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的开始”。[12](P82-83)
事实并非如此。
一方面，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弹劾西山会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根据不同性质和程度对西山会议派分子分别给予制裁，宣布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大会决定将“奔走联络”、“发起西山会议”的首要分子谢持、邹鲁二人“永远开除党籍”；对于西山会议的附和者居正、石青阳、覃振、傅汝霖、石瑛、茅祖权、邵元冲、叶楚伧、张继、林森、沈定一、张知本给予书面警告处分。对于戴季陶，虽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至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但于此次西山会议始终未与会，离京之日曾函吴稚晖同志表示悔悟”，所以，“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对列名北京俱乐部者，给以两个月期限，促其脱离；对西山会议派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桂崇基、周佛海、刘启明、沈仪彬、刘庐隐、马超俊、郎醒石、袁世斌、黄季陆等九人也给两个月期限，促其声明脱党。[13](P151-153)
另一方面，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影响仍然巨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十六名委员中有八名是中共党员，分别是：李大钊、林祖涵、吴玉章、谭平山、恽代英、杨匏安、于树德和朱季恂。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三分之一，为林祖涵、谭平山、杨匏安。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一处（秘书处）八部（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外事部、商业部、妇女部），组成中央党部。在这个中央党部的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七以上。[13](P210、226-227)上述人员中还不包括非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左派在内。
一方面对直接或间接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的分子给予不同处分，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影响仍相当大，我们不能说这是对国民党的“大让步”。（注：美国人罗伯特·诺思和津尼亚·尤丁评价说：国民党二大“给曾经强烈要求‘弹劾’共产党的极右分子带来了失败，而给赞成广州和莫斯科合作的那些人带来胜利”。罗伯特·诺思和津尼亚，尤丁编著，王淇等译：《罗易赴华使命》，第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至多就是为了国民党的统一，分化西山会议派，将叶楚伧等人拉回广州方面而已，这并没有违背统一战线原则。孙科、邵元冲、叶楚伧、戴季陶等纷纷声明，指认西山会议派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非法，为分化、瓦解西山会议派起到了作用。[13](P440-442)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上就说：“希望诸位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不要因为一、二人的私见便争意气。……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所以我竭忱的希望诸位要大家合作”。[13](P198)鲍罗廷自己在会议上也说：“我们所有的问题只是内部的问题，现在我们都明了了解的了，我们只知团结起来是对的。……纵或有些小问题，我们也可以讨论”。[13](P186)
吴廷康力求保持国民党的统一而不至于带来大的破裂的观点，在1926年2月北京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得到贯彻。会议通过的《国民党工作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与反动军阀帝国主义醒狮派等更反动的势力斗争中，对于右派采用联合战线的政策，去取得他下面左倾的分子，去分散右派下面的群众，去暴露右派首领的罪恶”。[14](P60)这一政策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在1926年1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一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之前的东方革命问题》的社论就这样说：“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人民党，为了取得革命民主政权，它必须容纳城市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主要阶层”；“对于民主革命的发展非常有害和危险的是国民党队伍中的极左态度，它竭力模仿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结果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重要阶层推向了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在国民党右派不可避免地组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时，一定要把小资产阶级留在革命阵营里”；“面对着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必须一方面通过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以对付这种危险；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利用资产阶级的各阶层，以进行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斗争”。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国民党中的“左”的做法，理应受到批评；统一战线非常重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团结的对象；甚至在国民党中也要容纳资产阶级。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代表国民党右派是可以团结起来的，至少其中的右派的群众。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问题通过决议。决议肯定地指出：“暂时聚集在国民党周围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近一年来离开了它，因而在国民党右翼中形成了一个小集团，他们公开反对国民党密切联系劳动群众，主张排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并反对广州政府的革命政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谴责了这个右翼，肯定了国民党必须同结成战斗联盟，从而确定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革命活动方针，使国民党保证得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支持”。[15](P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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