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评估与对策(1961-196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武器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3-0086-09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在罗布泊地区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同时声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
对于中国进行的核试验，美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反应。1964年10月18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电视讲话中说，“中国这次核试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并不感到惊讶”，但“没有美国人会对此等闲视之”。他认为“这次爆炸是不幸的和严重的事实”，“对此，我们不能、没有、也决不会忽视”(We must not,we have not,and we will not ignore it.)。可见此消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极大重视。[2]
本文试图利用美国政府最新解密材料，分析美国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评估和对策。
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55年初，美国政府便密切注意中苏在核技术上的合作，认为如果中国向苏联要求提供核技术上的援助，苏联在未来的几年中是很难拒绝的。[3]不久，苏联政府果然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准备向中国、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东德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帮助，包括设计、供给设备及建设具有达5000千瓦热能的实验性原子堆和原子微粒加速器，还向这些国家提供必要数量的原子堆和科学研究用的裂变物质。[4]
20世纪对于中国核技术的进展，尽管美国比较关心，但是仍然显得不屑一顾。国务卿杜勒斯认为，除非苏联向中国提供核弹头和设备，否则中国还需要许多年才能具有运载核能力。就算中国在未来3-5年的时间里掌握某些核技术，但也不能发展到制造运载核武器。[5]
1.时间和地点。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已经认为中国进行核试验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中国何时进行核试验成为美国政府相当关注的一个问题。1959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5913/1文件中明确肯定共产党中国将在1963年以前拥有核武器。[6]1964年4月16—17日，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北，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他提及共产党中国很可能在1964年末或1965年初进行核试验。对此，蒋介石并不在意，他说根据国民党所掌握的情报来看，共产党中国在未来的3-5年内根本不会进行核试验。[7]对于台湾情报系统的不可靠性，美国再清楚不过了，腊斯克把美国的预测透露给台湾，只不过是给台湾打了一针预防针，让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措手不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U-2侦察飞机密切注意中国核基地建设的进展情况，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根据这些俯视照片来看，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认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但是最有可能发生在1964年末或更晚的一些时候。[7](P,30)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却认为：“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中国没有足够的裂变材料进行核试验，所以中国核试验可能将发生在1964年末以后的某个时间”。[7](P,43)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惠廷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已在罗布泊建立了一个325米高的发射塔，如果中国的核试验不是迫在眉睫的话，他们不会费力建造这样一个塔的。他预测中国核试验可能在1964年10月1日进行。[8]对此，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虽然怀疑，但还是认真对待此事，他们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了大量的分析。1964年10月15日，也就是中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前一天，负责科技情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助理张伯伦在给中央情报局局长卡特的备忘录中全面推翻了他们以前的预测，认为大量情报表明罗布泊正处于建设的活跃期，中国核试验将可能发生在未来的6-8个月内的某一时间。[7](P,56)
美国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时间的预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通过美国U-2飞机侦察情况预测的时间往往与通过对中国拥有核材料状况的分析的预测时间并不一致。1964年8月26日，中央情报局通过俯视照片认为，“中国西部罗布泊地区令人怀疑的设施是准备在两个月内使用的核试验基地”，另一方面，又有足够迹象表明“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中国没有足够的裂变材料进行核试验，显然，今年年底以前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不大”。[7](P,43)10月15日，中央情报局估计：“中国可能在10月左右进行核试验”。但是，中国“仅有所知的钚原料生产基地，在1964年初反应堆才可能开始运转，这表明拥有足够钚原料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大约会在1965年中期，而在兰州的铀原料工厂仅部分完工，不可能在将来为核试验提供足够的裂变材料”。[7](P,56)虽然美国从两个不同的来源来预测中国核试验的时间出现有差异，但是并不影响他们对中国核试验时间的整体预测。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大致认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应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的某个时间。
美国对中国核试验基地的了解也是通过U-2飞机的俯视照片得来的。美国最初一直不能确定罗布泊是否就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1964年4月，他们通过俯视照片发现了中国在罗布泊基地建造了一个铁塔。8月，围绕着铁塔的核试验基地的各种工事已经完成了60%，而且在铁塔附近建造了许多地下工事。这时，美国政府断定罗布泊肯定是核试验基地。[7](P,43)1964年10月，他们再次通过俯视照片发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准备工作基本全部完成，这包括一个高达340米的铁塔（注：数字与前面有冲突，但原文即如此。），以铁塔为圆心在9800米、16000米、23000米和33000米的圆弧处分别设置的实验仪器，在9800米圆弧处还建立了两个小塔，它们之间相距905米，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将在近期进行核试验。[7](P,56)美国U-2飞机俯视照片的总数究竟有多少，我们虽然还不能确定。但是，就美国政府已经解密的部分而论，中国核试验基地的绝大多数建筑物被美国侦察的清清楚楚。
2.核原料和运载能力。
美国对中国核原料的特性和来源一直比较关注，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的核原料进行分析，认为中国核原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美国认为，中国核原料的来源决不仅仅限于一地，不仅仅限于中国国内。在北京的原子能研究所拥有一个小规模的重水反应堆，很明显是苏联的一个仿制品；在包头拥有一个每年能生产10公斤钚的小型冷气反应堆，这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个反应堆；在兰州可能有一个气体扩散厂，这将是一个大型冷水反应堆；在甘肃玉门附近还有一个令人怀疑的石墨—冷水反应堆。这个反应堆，最早发现于1962年，再次发现于1964年2月，但是后来这个反应堆不再运行了，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改变燃料和提高效率而被关闭的。当然，美国还怀疑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有一些没有被侦察到的反应堆，特别是四川的一些地方。除此之外，美国还认为：中国有可能从国外获得核原料，但苏联不可能把适合制造核武器的核原料给中国，与中国保持关系的一些国家几乎肯定不可能向中国提供完备的核原料。[7](P,43、58)
其次，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核试验处于初级阶段，水平比较低下。由于中国与美国在核能力上的差距非常明显，美国对中国的核力量是瞧不起的。他们认为：包头的钚反应堆最多每年只能制造一个或两个比较初级的核武器，而且还是一个小规模的冷气反应堆，其他几个反应堆大多数都没有完工。如果中国要进行核试验，只依靠包头反应堆是不够的。包头和玉门两个反应堆加在一起，每年即使能够生产40-45公斤的钚，也才足够6-7个初级的核装备使用。[7](P,43)中国为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物质准备，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都是初级的和不足的。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将使用“炮筒”引爆技术和钚—239裂变材料，然而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就使用了更加先进的内裂引爆技术和浓缩铀。[9]从已解密的材料来看，美国情报机构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国的钚反应堆上，对于中国使用铀—235裂变材料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美国只是在兰州发现了一个铀—235工厂，但认为这个工厂还没有全部完工，在2-3年内运转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在没有得到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所使用的裂变材料进行分析之前，只是认为中国核武器的成分“可能是”、但“不能确定”就是“钚”。中国使用钚—239的几率要远远大于使用铀—235。[7](P,60)
中国核武器威力的大小，不仅与使用的核燃料有关，而且还和运载能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美国政府认为：在战略轰炸机方面，当时中国大约拥有290架能够航行600海里，载重能力约6000磅的伊尔—28飞机、2架图—16中程喷气式轰炸机和约12架图—4轰炸机。在陆基导弹方面，中国正在研制中程弹道导弹。这种系统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可能就是改装的SS-4导弹。到1967年或1968年，中国将拥有几枚装有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至于海基导弹，中国有一艘在外表与苏联“基辅”级极为相似的，当它浮出水面时能发射350海里弹道导弹的潜水艇。但不能确定这艘潜水艇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还是由苏联提供的，也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建造更多的这种类型的潜水艇。[7](P,58、77)因此，与战略轰炸机相比，中国显然对中程弹道导弹更加感兴趣。战略轰炸机虽具有灵活性强、精度高、再选择及重复使用等优点，但它的缺点——易受攻击、复杂的警戒过程、受持续警戒能力的限制以及很难通过对方的防空系统——似乎显得更突出。弹道导弹却具有突出的优点。[7](P,30)虽然美国政府注意到了中国在运载能力上更加关心弹道导弹的发展，但认为中国拥有足够成熟的运载能力还需要许多年，更不用说洲际导弹技术了。[7](P,58)
3.中国核试验的影响。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将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就公开表示过对中国核武器的担心。古巴导弹危机一结束，他就对国会领导人说：“我们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俄国那里不再有什么威胁，未来几年的威胁来自中国”。[10]1963年1月10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在讨论有关中国核武器问题时重申肯尼迪总统的立场。邦迪说：“总统感到中国拥有核武器可能是当今世界最糟糕的事情，且暗示中共在核领域的进展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11]当时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罗斯托认为：“60年代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中国进行核试验”。
美国对中国拥有核武器抱有强烈的恐惧感，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前，美国政府就做出了许多危言耸听的预测。例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事务办公室曾写了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已经开发大约有10年了，现在他们准备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当完成全部设施建设以后，他们每年能制造30-50枚原子弹，但并不适用于导弹的运载。可是第一次核试验后能够跟随不断的核试验，以提高其核武器的设计能力。到1968年，中国可能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带有弹头的短程弹道导弹也将随后被制造出来。到1970年，中国将会拥有对准亚洲城市的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到1975年，中国将会掌握洲际弹道导弹能力，他们有能力摧毁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随着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的增加，他们能够威胁欧洲全部，包括驻欧洲的美军。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事务办公室描绘了一幅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极为可怕的蓝图，尽管他们同时认为以上所预测的时间可能有些变化，但如果中国按照以上步骤进行的话，或早或晚一定会实现。[12]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也将给周边地区带来巨大的压力，最大的显然是台湾。如果中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话，海峡两岸之间军事实力将失去平衡。[7](P,62)如果中国向周边的友好国家（越南和朝鲜）输出核技术，必然造成核扩散，从而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抵抗中国，尤其是日本和印度。当然，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政治心理影响要远远大于其直接的军事影响。就算中国的中短程核运载能力得到飞速的发展，也很难通过袭击驻亚洲的美军基地来削弱美国。中美之间在核能力和易受攻击性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只是希望其核能力将削弱那些试图反抗其意愿的国家，阻止这些国家寻求美国的援助，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施加压力，试图寻求对其大国地位的支持。[7](P,30)美国政府的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自身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二
面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现实，美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态度强硬毋庸置疑，但是又不能过分刺激中国，把中国逼上一条绝路，与美国及其盟国进行公开的核抗衡，这个“度”掌握的好坏，决定着未来的美国对华关系，甚至整个东西方关系。当时在美国政府内部有如下几种意见：
1.直接军事打击。美国军方最初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虽然态度强硬，但仍然采取谨慎的对策。1961年6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共获得核能力将会给美国和自由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安全地位带来巨大的影响，但美国可以通过政治、心理、经济以及军事手段来抵制这种影响。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制订一个由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总署的联合行动计划，以确保采取准确、及时的行动应付将来所遇到的问题[11](P,36)。随着中国核能力的日益加强，美国军方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日益强硬。1963年7年31日，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威廉·邦迪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备忘录中，要求制订一个对中国核武器制造基地进行常规的军事打击，推迟中国核试验的计划。12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国防部部长麦克那马拉的备忘录中指出：采取常规的军事打击是可行的，但是建议考虑使用核武器进行军事打击。[7](P,14)
2.与苏联合作限制中国研制核武器。由于军方对采取军事打击的呼声很高，甚至叫嚣要采取核打击，国务院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意见，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限制中国核能力的发展，与苏联合作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手段。1963年1月的一次白宫会议上，肯尼迪对核禁试谈判以及他同赫鲁晓夫的通信作了一番回顾。其中提到中国可能拥有核武器的问题。肯尼迪指出，如果签订一项核禁试条约有助于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应与苏联合作。如果一项核禁试条约只涉及美苏两家，意义并不大；如果能够影响中国，价值就大了。美国政府在以后几次讨论与苏联谈判核禁试条约问题时，都倾向于利用中苏分歧、与苏联合作、共同制止中国拥有核武器。7月15日，美国、苏联、英国三国在莫斯科准备草签有关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的核禁试条约。肯尼迪在致美国谈判代表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的信中指示说，“我赞成只有美苏两国才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但是，像中共这样的国家即使拥有少量的核武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你应试图引出赫鲁晓夫在限制和防止中国核能力的发展的看法”。[11](P,180)
美苏在共同努力限制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上虽然绞尽脑汁，但收效甚微。正如后来人们评论的那样：“如果要使这个条约完全有效，就必须把现有的和潜在的所有核国家都包括进来。这就给赫鲁晓夫提出了促使中国签字的问题，同时也向肯尼迪提出了促使法国签字的问题。这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任务。无论北京或巴黎，都不同意华盛顿、伦敦、莫斯科的看法，把这个条约的签订看成是一种代表人类利益的高尚的无私行为。不管怎么说，美国、英国和苏联都已拥有自己所需要的核武器。现在他们实质上是建议关闭这座武库。在毛泽东和戴高乐看来，这个条约更像是核垄断者搞的一套伪善的阴谋，以便永远保持他们的核优势，不让新的国家进入核俱乐部和对他们操纵世界事务的地位提出挑战”。[13]中国政府态度一直非常坚决。周恩来总理早在1960年4月就发表声明，中国不受它未签字的条约束缚。196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对部分核禁试条约痛加驳斥。
3.援助亚洲国家限制中国研制核武器。在美国国务院内部还有一部分官员主张援助某些亚洲国家，以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1961年9月1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麦克基在给国务卿腊斯克的备忘录中谈到，如果中国进行核试验，那么它的影响首先是心理上的，其次才是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阻止中国的核能力在亚洲的影响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可以采取预先的行动把它减少到最低限度。麦克基认为，如果在亚洲另外一个非共产党国家首先进行核试验，那么中国核试验的影响将大打折扣。根据估计，印度的原子计划是相当先进的，他们不需要过多的援助，就能储藏足够的裂变物质进行核试验。麦克基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应该限制有核国家的数量，但在没有能力这样做的情况下，宁愿印度是第一个进行核试验的亚洲国家，而不是中国。
但是，要想使印度在中国之前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无论在印度政府方面，还是美国政府方面，甚至许多技术问题上都面临许多困难。尼赫鲁曾多次表示“反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核试验”，这样使尼赫鲁在将来以任何借口进行核试验都是很困难的。美国政府的许多官员对此提出了许多的保留意见。他们认为：(1)印度先于中国进行核试验将需要得到许多重要的技术援助；(2)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提供这样的技术援助都有着法律上的障碍；(3)美国不善于进行保密，但是印度的核试验必须被作为印度的成就；(4)使印度采取实际的、和平利用核能，将会面临许多困难。(5)巴基斯坦将强烈的反对印度核试验，对任何外来的援助，无论是已知的还是猜测，都会引起强烈的愤慨；(6)印度核试验将给中共提供一个要求苏联增加提供核计划援助的借口。[14]
另外，还有部分国务院官员主张援助日本开发核技术。由于日本是至今为止惟一受到核攻击的国家，让它接受美国的核援助和先于中国进行核试验，更是困难重重。以华尔街日报的律师、前助理国防部长吉里帕瑞克为首的小组曾经对核扩散问题进行研究。在给约翰逊总统的报告中，他们认为：“对印度和日本的核计划进行援助，并不能抵抗中国的核计划；印度和日本的核计划可能产生另一些国家的连锁反应，如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指望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不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5]美国总统约翰逊最后否定了对其他国家进行核援助的想法。
面对以上几种不同的意见，美国国务院加紧研究对策，试图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1964年4月14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开宗明义，该报告就指出：根据现在中国的核能力，美国为此卷入巨大的政治投资和军事冒险是不合适的；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直接军事打击，最多能使其瘫痪几年（也许是四五年）；如果中国采取首先核攻击，那么对其采取威胁性的手段是合适的；袭击中国核设施的行动与另外一些袭击中国的军事行动一起进行，比直接单独袭击中国核设施更为可取；同样，阻止中国行动的威胁，也不要单独指向核设施。即使不通过武器控制领域的谈判，我们也能够发展足够的政治资本来抵抗中国核设施。苏联也未必会真的同意美国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或与美国合作为这些行动铺设政治基础。但是，武器控制谈判能够更加孤立中国，能为通过其他手段和其他领域反对中共核设施准备政治基础。秘密行动能够提供政治上最可靠的行动。如果对于中国入侵采取部分反应的话，秘密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最大。[7](P,25)
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认为，如果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话，无非是以下几种方法：(1)公开的常规武器打击（主要是美军）。这种相对比较强烈的打击将摧毁中国的核设施，问题是中央情报局情报的准确程度令人怀疑。如果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而一些核设施被漏下，中国还继续制造核武器的话，那么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2)由国民党军队进行轰炸。这种办法的好处在于可以假借中国内战的形式，避免国际社会对美国政府的指责。问题在于国民党战略空军能力不够，因而也是不切实际的。(3)与中国大陆的叛乱组织合作、进行秘密的军事打击。但由于缺乏资金，这种方法也是不可行的。(4)空投国民党部队。在中国核设施附近，空投国民党部队100人，击溃核基地的保安部队和摧毁核设施。毫无疑问，这种设想等于是白日做梦。总而言之，这四种方法每一种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对使用武力慎之又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并没有对使用导弹、轰炸机或颠覆组织运载核武器进行军事打击去讨论。由此可见，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并不主张使用军事打击来对付中国研制核武器，更不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虽然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反对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研制核武器无动于衷，它提出的结论也留下了许多伏笔。例如：如果中国首先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话，美国可以采取常规军事行动。另外委员会还对采取秘密行动比较欣赏，因为这可以避免过分的刺激中国。[7](P,30)这样，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认为：既可以采取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限制中国研制核武器，另一方面又不作茧自缚。这实际上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既可以对中国起到威慑作用，同时也可以不过分得罪鹰派。
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出台以后，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广泛征求其他有关部门的意见。1964年9月15日，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与约翰逊总统一起讨论中国核武器问题。一致认为：“(1)我们不赞成现在就无缘无故的单方面的军事袭击中国核设施，如果为了其他原因，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和中国在许多方面保持军事敌对的话，我们应该对有可能采取的、更合适的军事袭击中国核设施行动给予进一步的关注。(2)我们相信：如果苏联政府感兴趣的话，采取联合行动是有相当可能性的。包括：对于中国的核试验提出警告、放弃地下核试验、鼓励中国在核问题上承担责任，在预防军事行动方面，制订一个采取联合行动的条约。(3)我们同意：对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高空侦察是比较合适的”。[7](P,49)应该指出，上述结论大量沿袭了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思路，别无新意。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它定下了今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政策的基调。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面对意料之中的核试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再一次对中国的核能力进行商讨，但并没有对其政策进行调整。10月19日，总统约翰逊约见国会两党领袖，并且请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和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分别介绍了中国的核试验情况。麦克恩主要介绍了中国核试验的一些细节，麦克那马拉侧重论述了在中国核试验以后美国的战略地位问题。他认为，美国现在拥有约2700枚原子弹，其中800枚对付苏联，其余对付中国是足够的。美国有能力抵抗中国的核威胁，从而给国会官员吃了一颗定心丸。[7](P,60)
中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后，美国密切注意中国的动向，五角大楼立即宣布他们已经事先在关岛美军基地部署了大量的B-52飞机。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一个能够发射导弹击中中国重要军事目标的北极星级潜水艇也抵达了太平洋。1965年1月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备忘录中认为，中国现在的核武器还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军事平衡。当然，现在在前线继续保持和使用常规部队和核战术部队，对盟军和对中国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防御是牢固的。显然，美国的这些行动，其威慑意义要大于进攻意义。[7](P,76)
总之，美国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对策实际上分为两类：军事打击和外交施压。前者弊多利少，所以后来被放弃。美国国务院一直对美苏共同限制中国研制核武器比较欣赏。苏联在拒绝向中国核计划提供援助和接受核不扩散原则这一点上，迎合了美国的战略要求。除此之外，苏联对美国的建议反应冷淡。军事打击风险太大而与苏联合作效果又不明显，在以后的岁月里，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在不放弃军事威慑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采取外交手段来遏制中国研制核武器。
三
从整体来看，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评估与对策是建立在过分夸大中国核威胁的基础之上的。当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时，肯尼迪政府就极为恐慌，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当今世界最为糟糕的事情，美国和西方是难以容忍的。甚至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腊斯克也说“美国目前的对外政策主要问题是如何对付中国……手中有了核武器的问题”[16]。美国高层官员的夸张之辞虽然各有特色，但都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
事实证明，危言耸听者大错特错了。1964年10月，中国爆炸的低当量核武器产生的政治影响比华盛顿预料的要小的多。它没有预示中国将要大规模生产核武器，更不表明中国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10](P,360)就连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后来也承认：中国发表的声明与以后的行为是一致的，除了准备应付核攻击以外，中国从没有进行过核威胁，中国的核部署也是有节制的。他还认为：中国时常说要利用自己的核力量为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提供保护，实际上中国的真正兴趣在于使自己不受核威胁。[17]
应该承认，中国在1964年的核试验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在拥有原子弹后不久就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试验。随着中国核技术的不断突飞猛进，中国与美国在核军备控制领域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本来，在苏联拥有核武器以前，美国政府始终奉行核垄断政策。1949年苏联爆炸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美国政府开始转向谋求“核不扩散”。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美国政府在“核不扩散”的基础上，开始构想“反扩散”战略。1993年12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阐述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政策的意义，同时美国防部公布了拟订的“反扩散计划”。实际上“反扩散”并不是对“核不扩散”的否定，“反扩散”是建立在“核不扩散”的基础上，通过反扩散的行动支持不扩散的努力。[18]
展望21世纪，核问题仍然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它不可能轻易解决。回归无核世界遥遥无期，有核国家如何更好的利用核资源，减少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威胁、不恐吓、不扩散，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收稿日期]200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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